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陈功文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陈功文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经学；两汉；赋论

汉初，经学昌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212，定儒学为一尊之后，经学逐渐走向极盛。在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扬雄《法言·问神》云：“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2]167《法言·吾子》云：“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2]74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创作也自然摆脱不了经学的桎梏，“中国文学形式的真正确立正可溯源于儒家传道言志的活动，而中国文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主流，显然也是由儒家思想所规范。”[3]受经学的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表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儒道结合的司马迁赋论

汉人论赋，较早可追溯至司马迁。司马迁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先后从孔安国习古文，从董仲舒学《公羊》。但司马迁并非一个纯儒者，道家思想对他影响也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