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欣一
检讨大陆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称得上经典的虽不多,但变化及进步则有目共睹。曾几何时,那种把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矛盾简单地概括为阶级矛盾,把一切法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著充斥学界;以论代史的现象极为突出;使用的资料较为单一,以传世的文本文献、特别是各朝律典和正史中的相关记载为主;研究范式基本上是教材式的单一研究;视角宏大,但论述和分析粗糙,观点浮泛等等。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出现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法律史研究有了相当的改观,变化可谓无处不在,特别是新史料的运用和方法的更新两个方面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如若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变化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和讨论。譬如,将来源不同的文献置于同一平面简单地加以利用,缺乏对史料本身的辨析;用一些非传世文献脱离典章制度独立地阐释法律现象;同类型史料重复使用,史料典型性不够,史料堆砌严重,不忍卒读;过分依赖现代科技手段,如通过搜索关键词的办法借助互联网查找史料,缺乏对史料的必要研判和整体把握;在档案的价值还未被真正认识,运用还远未充分的当下,又有“档案迷信”之论。再譬如,简单片面地理解研究内容的现实意义,如有学者强调法史研究应注重与现实问题的联系,但观其研究,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模仿现象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