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偏向、政府税收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王 燕 陈 欢

(南开大学1.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2.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GDP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但作为其重要构成的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5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45%左右，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5个百分点。这种经济快速增长与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背反现象，一方面与“促使经济发展逐渐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转变”的增长方式相抵触，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主要分布于低收入阶层，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Daudey，et al，2007)。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种下降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特征呢?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第一，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偏向决定资本－劳动比率与工资租金比例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影响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Romer(1996)的“要素分配理论”认为，要素的分配份额和要素的技术偏向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黄先海和徐圣(2009)、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张莉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寻找中国技术进步偏向的来源，认为导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由此进一步对要素份额产生影响，从而降低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第二，市场垄断的影响。Blanchard等(1997)、Giammarioli等(2002)认为，垄断性和垄断利润会对要素收入份额产生一定的影响。白重恩和钱震杰(2008，2009)、伍山林(2011)的研究表明，国企整改和市场垄断势力的增强通过“垄断利润”的渠道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陈宇峰(2013)通过构建生产决策模型综合考察了垄断利润和技术偏向的作用，发现引起劳动收入份额短期变动的原因是垄断利润的变化，而劳动收入份额长期水平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进步偏向。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中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第三产业次之。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却增长较慢，因此，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采用结构分析法，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划分为产业影响和结构影响两方面，分别表示产业内部劳动收入比重变化和各行业产值变化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3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5.48%，其中，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分别为3.36%和2.12%，结构影响起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其主流观点认为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这些研究大都是以传统的厂商理论为基础，没有充分考虑政府征税的影响。近年来，虽有少数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政府征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基本都停留在经验描述上，缺乏严格的模型推导和定量分析。实际上，生产税率的提高是中国税收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政府税收又通过两个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发生作用:其一，作为收入法下GDP的构成部分，生产税额的提高将直接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挤占①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其二，生产税通过商品出售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因此，本文将尝试打破传统微观经济分析的限制，从技术偏向和政府税收的双重视角，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的决定模型进行重新分解，并利用1990—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拓展经济转型期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研究范畴。

二、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表示为劳动者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设劳动收入份额为m，w 为劳动者的人均实际收入，L 为劳动者人数，PGDP为人均产出，则有:

为了进一步考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和动态特征，可以将式(2)表示的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分解为乘数部分、资本深化率、技术进步偏向和生产税率变化率四部分之和，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1.人均工资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计算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K(t)、L(t)分别表示企业在不同时点投入的资本和劳动，而t 表示时间，代表技术进步的一个指数。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规模报酬不变，政府征收的生产税税率为φ(t)。则企业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其中，r(t)表示资本的租金率，w(t)是劳动的工资率。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并令ε(t)=1－φ(t)，可得:

其中，FK和FL分别表示资本边际产出和劳动边际产出(下标均表示关于变量进行求导)。

将w(t)=ε(t)FL两边关于时间t 求导，可得其中设则有:

其中:ELL是劳动边际产出的劳动弹性(绝对值)，表示当劳动投入增加一单位时所引起的劳动边际产出的变动幅度;ELK是劳动边际产出的资本弹性，表示当资本投入增加一单位时所引起的劳动边际产出的变动幅度。假设资本和劳动是互补的，则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有ELL＞0，ELK＞0。

当取任意固定时点t*时，式(3)所表达的生产函数就变为静态生产函数，在新古典假设下，静态生产函数满足欧拉定理，即:

式(7)关于L 求导，可以求出ELL=ELK，代入式(6)得人均工资的增长率:

同理，对式(3)两边关于t 求导并除以Q，并将式(5)代入，可得:

将式(5)代入式(7)得:

联立式(9)和式(10)，则得人均产出的增长率:

2.技术进步偏向的衡量

希克斯(1932)给出了技术进步偏向定义，即当资本－劳动比不变条件下，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劳动边际产出比的变化情况。Diamond(1965)给出了技术进步偏向指数的方程为:

进一步，对式(7)表示的静态生产函数两边关于t*求偏导，表示在某一时间点，当资本和劳动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K和L 相当于常数)，由技术进步变化引起的产出变化情况。为了便于描述，仍旧用t 代表t*，则有:

对式(13)两边同时除以产出F，并将式(10)代入，可得:

由于ε(t)＞0，Sk＞0，可知λL－λk与λL－λN符号一致，所以在资本－劳动投入比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也可以用λL－λN来检验技术进步的方向及大小。

3.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的分解

进一步，将式(8)和式(11)代入式(2)，可得:

从式(15)可以看出，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率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乘数部分;二是资本深化率;三是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四是生产税率变动的幅度。乘数使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效率效应。资本深化通过增加劳动边际产出，提升了人均工资(w)水平，并通过ELL的作用得以增强或减弱，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二是分配效应。资本深化通过作用于资本积累使人均产出增加，并在资本收入份额和生产税率变化二者的作用下，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的影响。因此，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总效应由乘数的大小决定。技术进步方面，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税收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生产税率的上升会直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反之则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生产税率变化通过影响乘数大小作用于资本深化。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区间是1990—2011年，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3—2004》。

劳动者总收入:选取收入法下的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数据，以劳动者报酬作为劳动总收入，并采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①GDP平减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求解得出，并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了处理。，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04年的数据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3—2004》中各省份劳动报酬数据相加得到，2008年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计算。

劳动就业人数(L):选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的年底总人数来表示。

人均实际工资(w):由劳动者总收入除以劳动就业人数得到。

人均产出(PGDP):将各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平减指数(1990 =100)进行平减，并除以劳动就业人数就得到人均产出。

资本存量(K):由于中国并没有公布各年份的资本存量数据，因此需要对各年份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估计。本文选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表达式为Kt=Kt－1(1－δt)+It，其中，Kt和K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资本存量，It、δt分别表示第t年的新增资本投资(不变价)和资本折旧率。按照张军(2004)的做法，当年新增投资It采用当年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表示，并选用199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各年折旧率δt取9.6%;初始资本存量K0利用初始年份的新增投资除以10%表示。

资本劳动比(K/L):用上面测算的各年度资本存量比各年末的劳动就业人数表示。

生产税率(φ(t)):将各省份的生产税净额相加得到全国的生产税净额，用GDP平减指数处理得到实际生产税净额，再除以实际GDP即得生产税率。数据主要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3—2004》。其中，2004年的生产税净额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3—2004》，2008年的生产税净额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处理。

(二)劳动边际产出的劳动弹性的测算(ELL)

从式(15)可知，要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进行分解，必须先估计出劳动边际产出的劳动弹性。本文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R)考察变量间的长期关系，从而测算出弹性ELL。

本文选用劳动者实际工资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劳动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对二者分别取对数并表示为ln w和ln labor。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变量为时间序列，因此，在估计弹性之前，应该首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考察，并按照信息准则(SIC)确定滞后阶数。如表1所示，劳动实际工资和劳动就业人数都是非平稳序列，取一阶差分后变量变为平稳，所以ln w和ln labor 都是一阶单整(I(1))的时间序列。

表1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变量都为一阶单整序列，本文选用Johanson统计量考察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VAR模型中选取恰当的k值，能够尽可能避免误差项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因此，应先依据信息准则对VAR模型的结构进行考察，然后再进行协整检验。经过检验最大滞后期k的值为2，因此，可以建立滞后阶数为二阶的非限制VAR模型①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是估计弹性，即只需要估计实际工资和就业人数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VAR模型的具体形式在这里就不予给出了。。表2 为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实际工资和就业人数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从式(16)可以看出，劳动边际产出的劳动弹性(ELL)为0.941。

(三)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分解

按照希克斯(1932)对技术偏向的定义，技术进步必须在相同的资本－劳动比(K/L)下进行比较。而现实中资本－劳动比一直在变化，但只要能保证在某一时点上资本－劳动比不变，就可以对技术进步的偏向进行衡量。根据黄先海和徐圣(2009)，本文选取每年年末的资本存量比年末就业人数来表示各年度的资本－劳动比，则在各年年末这个时间点λL、λN面对的就是相同的资本－劳动比，这样(λL－λN)实际就衡量了从年初到年末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大小。

根据式(15)以及上面测算出的弹性ELL，就可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率进行分解，如表3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出:

(1)在研究期内，除1994年、1995年、2008年和2009年四个年份以外，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均为负值，说明研究期间劳动收入份额呈明显下降趋势。1994年、1995年劳动收入份额短暂提升，可能是由生产税率降低引起的。1994年，中国开始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改革，作为过渡时期，1994—1996年增值税征收率一度从54.5%下降到45.8%，而增值税是中国最大的税种，其征收率的下降直接导致税收份额的降低;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投入迅速下降，导致2008年和2009年资本收入骤减，从而使这两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减弱，资本投资逐渐得到恢复，劳动收入份额又开始下降。

表2 Johanson 协整检验

表3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的分解

(2)第三列乘数部分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乘数部分大于0，说明劳动边际产出的劳动弹性大于资本收入份额与税收变化率的比值，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二是乘数部分都小于1 且呈递减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资本收入份额和政府征收生产税率的逐年提高，二者共同作用导致乘数不断下降。这说明乘数效应弱化了资本深化对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正向拉动作用，而且随着乘数的降低，这一趋势逐渐加强。

(4)在研究期间内大多数年份生产税率的变化率大于0，表明生产税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1990年的12.81%提高到2011年的17.24%。一方面，税收份额提高挤占了劳动者在要素分配中的份额，降低了劳动收入比重。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张杰等(2012)认为随着税收的增加，采用要素收入法核算的劳动收入比重会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认为1995年后劳动收入份额的逐年下降与政府征收的生产税增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生产税率的提高，通过降低乘数部分的大小，减弱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提升作用，进一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5)技术进步偏向(λL－λN)在大多数年份的数值都是负的，说明在研究期间中国主要发生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促使资本收入份额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为了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国际贸易、招商引资等方式，盲目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中国复制了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方向;其二，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投资的重点领域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而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

(6)从资本深化、税收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率(符号表示影响方向)来看，尽管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作用，但是难以抵消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生产税率提高两者的负向影响，在三者共同的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进一步，通过比较技术进步偏向和税收变化率的贡献率大小，发现大多数年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大于税率提高的影响，说明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按照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作为劳动收入份额，并根据希克斯关于技术进步偏向的核算标准，通过修正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把政府税收引入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模型，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研究。并通过选取1990—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深化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是乘数效应倾向于减弱资本深化的影响，且这一趋势逐年增强。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和生产税率的提高，都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的拉动作用，其中，生产税率的提高通过两个渠道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一是通过降低乘数大小从而减弱资本深化的正向拉动作用;二是税收份额的提高直接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挤占。最终在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和生产税率负向作用的共同影响下，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通过比较二者贡献率的大小，发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最为关键因素。

以上结论丰富了转型期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经济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涵义:

第一，生产税偏高将会挤压劳动收入份额，制约消费需求扩大。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政府税收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劳动者收入份额不断下降，本文构建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这里讨论的虽然是生产税率，但生产税率的提高必然抬高企业成本，企业特别是众多的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润摊薄，必然挤压劳动收入空间。当劳动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时，就会导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由于消费增长是劳动收入增长的函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又会对拉动内需构成阻碍。因此，必须调整税收政策，降低生产税率，这也将是为劳动者收入释放空间的一条途径。

第二，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随着资本深化放缓和劳动边际产出弹性的减小而不断弱化。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资本深化无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在资本深化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现阶段的发展趋势看，一方面，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单纯依靠资本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劳动边际产出弹性的降低将会导致资本深化乘数不断减小甚至变为负值，资本深化将步入边际报酬递减阶段。因此，要想提高劳动者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必须积极寻找新的使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源泉，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从主要依靠丰裕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投入向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方向转变。

第三，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致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很多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共同特征，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创新发展是根本出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但不能因为出现这种现象就依据要素分配理论简单得出回归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结论，因为中国的劳动红利已经不再。当旧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且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之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唯一出路。东部沿海地区要主动进行产业转移，腾出空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利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上存在的优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人力资本和知识的边际生产率，在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中实现产业持续升级和内生增长;同时，对于中西部地区，应该在科学承接产业转移以及技术进步扩散的基础上，激励和引导产业集聚、完善产业配套、构建产业体系，加快落后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只有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的转变，才能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更大的潜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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