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关爱充盈这个世界

2015-01-29 17:38傅永吉
中国德育 2014年24期
关键词:梁先生现代性人文精神

这个世界会好吗?

当然。

我们行走在向好的路上,尽管每一步都不尽完美,甚至有重大的曲折和起伏。这就是现实生活,真实的世界: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这是我们基于进化论而秉持的乐观主义世界观。

最近在细细地重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潄溟晚年口述》,忽而心情会沉重得像头笨拙的巨象,忽而又轻巧得似只欢快跃动的小鹿。书中记载了1893年梁潄溟先生出生到1980年梁潄溟先生接受美国著名作家专访整整88年间的事情,跨越了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展现了梁潄溟先生独特的个体视角中的当代中国史。

许多年前便曾读过先生的《人心与人生》,薄薄的一小本;后来又发现时,却变成了厚厚一大本。这是先生最著名的学术遗产,所载所述,其实是梁先生毕生上下求索的生命体验和心得。

梁先生以佛学居士自况,虽娶妻生子,但自二十出头开始茹素而持守终生,且不饮酒,对人和善,尤对基层民众富菩萨般同情心,堪称一位慈悲的释子。然梁先生又是一个儒者——立马横刀、冲锋陷阵的儒将,恰如先生所崇拜的先哲王阳明,以活泼泼的生命力阐释着儒者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将一切奉献给自己所钟爱的国家和人民,我们由先生的人生实践,大可以对“大爱无疆”有生动的觉解。或者,先生貌似简约的精神世界,其实就是儒学操持与佛学信仰的复合体。其实,先生何尝不是一介道徒,一个“即入世即出世”的超然隐者。1953年9月后,先生在公开场合不再高谈阔论式地发表言论,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细细地打磨他钟爱的《人心与人生》。先生在几十年中,以倔强的沉默,表达着他的文化坚守。在二十世纪或只有鲁迅,或只有那句“一个也不饶恕”的临终宣言,才有资格诠释同样的士君子情怀与风骨。先生以其顽强的身体力行,鲜活生动地演绎着中国传统士人(大丈夫)的活法——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践行。

先生仙逝于1988年6月,距今整整26年了。就经济发展而言,华夏古国发生了某种惊天动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这头与儒道释三家核心的文化理念似乎水火不得相容的异域怪兽,已经顺利在这块热土上软着陆,并且根须俱全、芽枝繁茂,大有安土重迁之意味。这种景况,在四十年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而在那之前,是更加惊天动地的政治变化。帝制轰然崩塌,数千年的典章制度几乎是一夜之间被放逐——被整个华夏族群弃之如敝屣。随后,在“德赛”二先生引领下,这个有五千年或更其久远的古老民族凝聚起来,攥紧巨硕的铁拳向东西方列强全面宣战,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打扫出了一统的天下。

20世纪初叶,梁先生之父梁济以及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投水自尽,为五千年文脉、道统的突然中断而欣然(痛然)殉葬。梁先生自己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先讲学于北大,复乡教于山东,经过数十年的奔走呼吁,最终演变成职业革命家——或者确切地说,先生只是革命派中的保守派。他当然赞成政治革命,也赞成现代工业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化的涌入,这一切,先生统统做乐观之评估。但在文化之根本、根基处,先生却认同中华本土之固有传统,并认为未来拯救中国与全人类的唯有这个中华本土的人文精神之发扬光大。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先生不赞成民主制多党制,反倒赞成某种温和的君主体制。

先生仙逝时,改革开放正从乡间漫延到城市,工业经济向商品化延展已成定局。我相信先生是极坦然地长逝的。在他那双眯眯的妙目中必看到了中华的锦绣未来。

26年后的今年,我们蓦然回首,这百年中华狂热地拥抱现代性,却自内心深处油然生出一阵阵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难言酸楚,某种言说不清的刺痛。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政治革命,又经历转型市场经济的洗礼,从某一视角看,经济与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换另外一个视角看,中华人文精神则遭遇着另外一番变异。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哪一个视角看,这场百年大革命并未完成,仍处在中途半端,目前更处在变异的关键期。向上还是向下,这是个问题,天大的问题。

如今我们重拾中华本土经典,重读《论语》《道德经》《坛经》,重新向儒道释传统叩问、开掘优质的精神文化资源,以期重塑中华人文精神。在我的文化视野中,重归经典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现代进化,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寻求现代性的重重磨难中、在盘旋(螺旋式)上升进程中、在另外一个台阶上,与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不期而遇。我们绝不可以在复古和倒退的意义上理解经典的回归。我有时就想,也许我们在文化上是在邯郸学步,进而就想到那个可怜的忘记自己原本走路方法又未曾学会邯郸人走路之法的哥们的惨状,他最后只好爬了。再进一步,我就想到这样一句话:就算要爬,也要向前爬将去。中华人文精神的现代复兴,只能走现代性路径,而没有其它任何现实选择,倒退只是死路一条。中国的希望只在前面,只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绝不能倒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青春常在。何以如此?最大的优势并不是凝固,不是“法先王”式的倒退,而是不断革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是中华人文精神之核。直面现代性挑战,中国也只有向前,才有唯一的也是真正的希望所系:凤凰涅槃,浴火而重生。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这一浩大的文化再生的历史进程的一个小小片断,在现代性情境下重塑族群文化生命之光华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复旧复归、复辟。质言之,我们今天重弹传统文化的调调,却不在任何的意义上指向复旧。它只是在形式上显现为某种向固有的旧形态的回复、复归,而在本质上则是漫漫百年的文化革命的某种初步完成态的悄然抵达的前奏。在恣情沐浴了欧风美雨之后,我们的心灵中悄然纳入了许多的异域情愫,这并不能让我们异化为非中国人,而只应(只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更地道的)中国人,成为兼容中西文明之优质的现代中国人。这是当代中国人最为重要(最为渴求)的文化期许。

先生的事迹有许多,最为人记忆的是乡村建设。

先生最得意或最看重的却是《人心与人生》这本书,这是先生晚年全部精神、全副身心的投入、转化,先生认为这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直接介入实际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既已不可能,只好退而求其次,凭借自己名望的最后价值,写出一本足以影响后人的传世之作。

尝试读懂梁先生,读懂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拥有异常强大生命力的古老而年轻的东方民族,也借机读懂我自己。然而,收获的却是更多的迷茫。这些年的思考似乎有了许多的进展,一些问题似乎清晰了,找到了比较准确的答案,这三五年中也写了不少文章,出版了几部专著。重读梁先生的书籍,却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冰消瓦解的痛感。甚至不复再能找到那个曾经鲜明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

文化的出路在前面。

核心价值观是个好消息。我特别重视这几个美妙的范畴“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在我的眼中,他们错综排列,一切的一切,都与当代中国政治建构的未来期许(愿景)密切相关。虽然它们分散列置着,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体化的。这一切都与人们的文化修养、生存理念相关,是当代文化上的重大突变的征兆,自新文化运动我们恭迎“德先生”(民主)以来,在观念上这将又是一次系统性的突破,“德先生”(Demongcracy)“厉先生”(Liberity)“伊先生”(Equality)“楼先生”(Rule by Law)联袂而来,大有登堂入室之意。我们作为主人或可热烈欢迎并拥抱之。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足以载入共和国史册,更足以载入华夏之五千年史册。这当然意味着制度将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纳入新一轮改革的日程。

当然,对于中国人而言,这里更为要紧的还是文化观念的改变。

法律要保护的首先是弱势群体。在现代政治理念中,平等观念的普及和畅行及其对等级特权的消解,是最重要的文明变化,也是当代中国一直在发生的最大的文明进化。

向前走,就有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大有希望。这个世界在一天天好起来,而且会越来越好。

好礼,不是弄虚文,而是重归人之为人必不可少的规矩世界。礼不是外在的彬彬有礼的形式美,而是内在的规矩意识、规则自觉以及对规则的自觉遵守的能力的养成。重归于对真正文明生活的一种普遍期许——责任感的普遍觉醒,或道德义务感、意志力与践履力的混一——道德意识、意志与能力的统一,是对中国悠久、宏大、厚重的道德理性(实践理性)的再激发。

我们今天重拾传统经典,聆听老祖宗的教诲,首要的自然是儒家经典。因为我们要采取的是积极入世而淑世济人的路径。虽然道释二家,自唐宋以降都采纳了与儒家调和的思路,“即出世即入世”,主张在家修行即“居士”文化的勃兴,但终归仍具有鲜明的出世色彩,须等而次之予以对待。至于舶来的其它宗教,借以寻求外在超越性的信仰支撑之路径,本文不予主张与采纳。

在儒家这个文化系统中,我对理学、心学都缺乏足够研究,既然不懂,所以也不敢多说。对荀子有所了解,却也难免空疏浅薄;对李韩董诸子,也谈不上认真、通彻的修习。于是,我的立场是干脆地回到原始儒学,直接地回到孔子,回到他最重要的遗留——《论语》。

理学、心学虽然至今影响甚巨,但以我为之粗略梳理,明显有偏离儒学主干之嫌。理学、心学对天理与心性的开掘,代表中国人对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开拓,以期为现实的道德生活寻找一种理性依据。程朱主张上溯于天理,而陆王则强调回归于本心,似都有脱离孔子仁学本意的味道。另外,更重要的是,有宋以降,中国开始衰弱,如果追溯人文精神之病根,恐怕宋元明诸代的儒学建构难辞其咎,宋儒明显向愚忠、愚孝、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转向,中华人文精神中的阳刚之气被抑制甚至渐次阉割,逐渐造作出中国文化诸多深层积弊的堆积。

回归原始儒学,其实就是回归中华人文精神,回归属人的生活,重塑现代性的人际关系,而不可能理解为重回传统的等级特权专制的社会制度。

教化之功何在?不在文件、口头、讲台,而在日常行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做出了何种样子,比高调的嗓子更重要得多。

重建精神家园——信仰(践行)美德为代表的中华人文精神,重新建构起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道德信仰系统,是孔子所谓“教之”的根本与内核。中国人不能依赖其它的信仰来拯救,只能靠本土的人文精神来自我拯救。对此历史课题的前景,我们大可以持积极乐观然而审慎之态度,作为个体则每日不可懈怠。只因为生活的诱惑实在太多。听任本能、欲望的驱动、恣纵,大致会引导人们走向侏儒化、市侩化的精神堕落。人性要重新崛起,就需要道德理性的牵引。

结论可以至为简单吧:世界会好起来。我们正在好起来,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一天天发展起来。

需要的是发现的慧眼。

更需要践行美德的意志和能力。

还需要健全而良好的法治环境的呵护。

还需要整体的人文环境的矫正、优化、建构。

世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只要齐心协力,焕发道德的自觉,激发美德践行的善良意志,更加美好的未来就在前面。

【傅永吉,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齐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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