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上再也没了天朝这个国家

汤涌

旅顺港是李鸿章筹办北洋海防时为北洋海军创建的重要军港，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照片中是甲午战争前停泊在旅顺的北洋舰队。

李鸿章的荣耀和声望，在1894年2月，农历甲午年的正月达到了顶峰。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直隶总督的清朝名臣获得了德宗皇帝（光绪）和皇太后（慈禧）给的最尊贵的褒奖—三眼花翎。

位极人臣并不能消受一份这样的荣耀，贝子和固伦额驸（皇后或者皇太后嫡出的公主的丈夫）才会佩戴这样的顶级花翎，而亲王、郡王中如果在政府担负工作，佩戴的也是三眼花翎。

只在最罕见的情况下，三眼花翎会赐予功臣，乾隆到清末只有七人获得过这样的殊荣，李鸿章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包括在影视剧、小说中特别有名的傅恒和福康安。三眼花翎的佩戴者，几乎可以被目为皇帝的家人。

李鸿章从平定太平天国的作战中获得提升，44岁那年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总督（从一品），他以湖广（湖南湖北）总督起家，后来接任最重要的直隶总督一职务。

他在这个职务上由年轻干部步入老年，此间一直在拱卫京畿，在重视个人情感和喜欢用戏曲小说来判断人际关系的慈禧眼中，这是一个守护着孤儿寡母的保国者。

到了1894年，“中兴四能臣”当中，受人尊重的曾国藩和骁勇善战的左宗棠都早已不在人世，清流出身、固执而不会搞钱的张之洞并不是李鸿章的对手，曾经办理洋务的恭亲王奕早就被慈禧罢黜闲居了将近十年。在这十年里，西方的枪炮技术突飞猛进，外交形势也早已剧变，六王爷的老朋友们都或下台，或退休。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一个正直刚勇的人，但在办理海军一类的近代事务上远不如李鸿章富有经验。不过刘坤一是民间老百姓喜欢的人，在当时说相声的人们的嘴里，他支持自己英俊的贴身侍卫和亲王的厨子争夺未婚妻，是位为人老成、疼爱士卒的将军。

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李鸿章那样的经验，那种三十年的外交经验，跟洋人打交道的一套方法论，让李鸿章和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数次化险为夷，避免了像1840年或者1856年国家陷入战火，事后割地赔款的可能。

李鸿章训练了一支用近代西洋枪械或者仿制枪械武装起来的陆军，和一支颇有实力的舰队，1885年被任命为协办海军大臣之后，他受到海军大臣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的信任，几乎享受了全部做决定拍板的权力。

李鸿章1893年曾经上过一道奏折表现了告老还乡的意愿，如果慈禧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可能就从此全身而退，拥有一份干净和漂亮的简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不过当时朝廷对李鸿章进行了安慰和挽留，而李鸿章似乎也没有那种坚决的退休意愿—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对权势的沉溺中轻易自拔。

1885年前后，山东威海卫，在战舰上合影的北洋水师水兵。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也是李鸿章和他的家族的财富疯狂增长的时间，在西方人眼中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东方人对身居高位的人的腐败有一种宽容，觉得难得到这个位置，贪污一点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即使甲午战争中的敌人日本也有着类似的风气，日本的国会议员和大臣当中，贪污和贿赂也是非常严重的，东方人的弱点似乎都差不多。不过李鸿章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和日本的高层腐坏相比，他的队伍所面临的，是从上而下的一种彻底的腐坏。

这种腐坏使得甲午之前的大清军队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训练和备战，才导致了国运的彻底溃败。

铁甲舰上的大国之梦

李鸿章的舰队是放在那里吓人的。

但日本是真的下了狠心要成为一个海军国家。

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最早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也制造出过中国自己的木壳轮船和铁甲船，不过无论从质量和吨位上，自制舰船都不是御侮的靠谱选择。

江南制造局也能仿制毛瑟枪和子弹，不过这个衙门气质浓烈的官办企业在各方面的差距都很大，仿制步枪一度被李鸿章的淮军自己拒绝使用。

其他值得一提的近代工业还有福州船政局，福州制造的轮船武装起来的福建水师，是清朝四支水师之一，在北洋海军成军之前，一度有9900吨的规模。

洋务派的企业厂矿在各地开花，军队似乎也接受了西式操练，从1860年和英法议和到1872年之间，大清突然有了一种续命成功的感觉—这一段也确实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同治中兴”。

此后的20年当中，中兴的感觉仍然徘徊在高级官员的脑海中，不过危机也同样困扰着大家，政府把幼童派到美国去学习英文和科学，但大人们陈旧的头脑们显然跟不上世界。

各位大人们还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也没有援引万国公法的念头，当日本派来军队入侵台湾的时候，当地官员的态度居然是认为生番（未开化的少数民族）不服王化，日本人制裁杀死琉球人的原住民，是“义举”，这种态度只能导致主权的丧失，直到被英国驻华公使提醒，清政府才如梦方醒。

但是此后的若干年当中，李鸿章则多次利用条约、公法和列强的矛盾展开交涉。谈判的另一头是强大的实力，在中法战争当中，中国吃了亏，不过1888年的夏天，李鸿章主持了《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讨论，这位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刚在去年冬天接收了“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四艘巡洋舰（快船），加上之前已经拥有的“镇远”、“定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和“济远”巡洋舰，北洋水师已经可以称为“北洋海军”了。

两字之差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水师是各地提督帐下的辅助性军队，往往是憔悴黧黑的绿营摆弄着残破的木壳帆船，大清一直都有水师，但海军意味着船坚炮利、西式操典、英语口令和留洋的精英。事实上在“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当中，只有北洋以“海军”称之。endprint

这是真正的近代化海军，“船坚炮利”四个字，李鸿章的舰队当得起，他的士兵都要比别的大帅手下的更高大和强壮，平均能够达到4尺7寸左右，这在中国人仍然只以粮食和瓜菜为主食的时代是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和1840年代“疑其轮系牛拉”的满族大臣，甚至和希望绊倒膝盖无法打弯的英国人的老前辈林则徐、和见了洋人的小火轮后当场吐血的胡林翼相比，李鸿章享受了中国近代化海军的尊荣。1888年他第四次随舰队出海，声望达到了顶峰。李莲英作为慈禧的私人代表极其低调地出海观看北洋海军操练。

那一天海军打掉了一万两白银的炮弹，李莲英看得胸中澎湃，回去描绘的，也都是北洋铁甲舰的声威。

如果亲手经历了整个舰队的采购和成军过程，就会发现这支军队舰只品种太杂，有些是本身不高明或者不再先进的舰只的仿制品。有的是德国人实践理念的试验品，有的则是本国兵工厂千辛万苦终于制造成功的小军船，甚至还有辅助性的木壳轮船。

不过在刷上灰色的伪装之后，黑森森的炮口仍然展现着可怖的力量。

尤其是“镇远”和“定远”，这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是舰队的主力，是李中堂手里捏着的两张“大小猫”。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海军梦和天朝梦。

做事的空间、其他前辈名臣的凋谢以及本人的忠诚和才干，这三者不可或缺。

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喜欢。

太后和皇上本身对海军都没有特别的爱好，大多数的少年君主都有过迷恋铁甲战舰的经历，但光绪皇帝从小体弱，又被慈禧太后掌握实权，到1894年，虚岁24岁的皇帝从来没有到过海边，更不要提登上轮船或者军舰了。

而在海洋的彼岸，日本岛上的明治天皇则是一个少年登基、对西洋事物兴趣浓烈的帝王，他在谋求的就是一支庞大的舰队，当清日两国爆发战争之时，他正值壮年，昔日播下的种子，而今等待着收获。

老佛爷和李中堂的为人之道

最令人发指的是，一个董事长，一个CEO，俩人都是凭着天赋和粗陋的经验行事。

“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中国的一个民间说法，具体说来，就是谁是老板听谁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立宪国家，关于皇帝的权限其实非常模糊，一个年轻的皇帝、一个垂帘的太后和一个清流集团，李鸿章所拥有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相权。

李鸿章也深知这一点，他天生就适合研究和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游弋于人际当中获取利益为乐。

李鸿章以“会做人”自诩，早在和太平军作战时就是如此。在湘军围困天京久攻不下之时，朝廷命令李鸿章进兵，不过这个弟子明白，如果遵命就会得罪自己的老师和他的兄弟子侄，就把部队拉到了相反的方向—哪怕被左宗棠误解是去和他争功也无所谓。

曾国藩知道之后，对李鸿章十分感激，就连朝廷知道此事，也不会特别怪罪李鸿章，而是把这看做一种谦逊，一种对老师的敬爱和纯孝，反倒是无辜被扯进来的左宗棠，被此事变成了一个鲁莽的抠脚大汉形象。

对李鸿章来说，朝廷是自己当然的东家，但曾国藩是自己的老领导、老上级，绝对不可以驳他的面子，这种庸俗但是实用的人际关系指南让他在之前的若干年如鱼得水。

什么样的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手下，慈禧太后的性格类似，她对自己的私人友谊非常看重，在她步入老年之后，频频举办宴会和馈赠礼物，试图获得一些外国公使夫人的欢心。

这位老年妇女没有受过太深的教育，她喜欢当年的流行音乐—京剧这种皮黄艺术因为她的扶植和爱戴成为了国粹。

和大多数戏迷类似，慈禧喜欢在舞台上卖力气、对观众友善的人，喜欢老腔的陪伴和新腔的惊喜，在戊戌变法光绪夺权失败之后，她曾经用《天雷报》劈孝子一类的戏去折磨她的外甥兼侄子光绪皇帝。

和二进宫之类的戏中的太后类似，她有一种孤儿寡母无可依靠的悲凉感，这使得她特别注意共同掌权的男性伙伴的野心问题，恭亲王奕被她罢免，醇亲王活得小心翼翼，也仍然会担心被猜忌。

慈禧对于自己在困境时来援助的人，日后会非常慷慨地报偿，在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逃难时，怀来县知县吴永因为准备了豆粥和换洗衣服，让慈禧非常感激，很快从知县变成了四品道台。

单从官员的仕途来看，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坏的领导，从她对洋务派的安抚就可以看出。

“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总理衙门哪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鸿章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

这是长于外交的郭嵩焘被派出国时，慈禧对他的抚慰，李鸿章和郭嵩焘都是在被清流派的攻击当中不断活下来的，李鸿章在烟台，说的是他光绪二年（1876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不过慈禧从来也没有站在最外面，把洋务派的人们遮在身后，相反，她有一种朴素的制衡心理，放清流去制衡这些办理洋务的人们，时常让他们惶恐，免得他们忘乎所以。

在过去的许多材料当中，往往把慈禧描摹成一个咬牙切齿财迷疯的老太太形象，为了颐和园去挪用海军军费，不过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并非如此。

海军史研究者姜鸣在他的作品《龙旗飘扬的舰队》中，提到海军衙门的经费挪用问题，“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

根据这些档案显示，海军衙门其实一度是慈禧太后除了内务府和户部之外的另一个资金来源，相当于多办了一张信用卡，还款期不一样，腾挪一下。

慈禧和大多数希望安享晚年的老人一样厌恶紫禁城的方正房子，而更愿意住在颐和园这样有山有湖的地方，因为修建颐和园，海军经费可能被挪用的数字不超过750万两。

不过有些荒唐事确实掩人耳目，比如坚持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建了一个水师学堂（训练满人子弟当海军军官）和三艘船，如果老佛爷需要，就开动小轮船拖老佛爷的座船……endprint

各地督抚也都了解慈禧的做事风格，知道她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一起随个份子，老太太会开心得多，这笔钱都是用海军费用的名义向民间征收的，一下子收了260万两，本金后来被拿去开矿，就像余额宝一样，收益用来还挪用的外交经费。

随份子的各位地方领导干部都获得了提升，又担心老太太收礼成了习惯，还都在礼单子上注明这笔钱哪里垫的，那笔钱哪里借的。

与此同时，明治天皇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皇后也拿出私房钱来修建海军，官员的俸禄都留出了海防的比例，日本举国上下一起建设海军。

大清恢复的则是一种旧制，海防捐，如果捐3000两，就可以收获三品官职（本身要是够级别的官员），可以戴花翎。这在过去是重大灾荒或者叛乱时采用的法子。

看起来可能有那么一点像，不过卖官鬻爵仍然是卖官鬻爵。

昏庸的人

在学者马幼垣眼中，刘步蟾是大混蛋，李鸿章和丁汝昌则是一对大草包，但是在日本海军眼中，丁汝昌是神一般的名将。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在小说《坂上之云》当中，刻画了年轻的日本海军如何准备战争，那时的北洋海军，正是日本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这段故事在2009年的大河剧版本当中描摹得淋漓尽致—丁汝昌骄傲而得意地向日本海军展示自己的铁甲舰，日本军官则默然无语，看了这样的巨舰不发一言。

历史上这次访问对日本军民影响很大，1886年8月，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领舰队在朝鲜海域巡视之后访问日本长崎，当时发生了水兵和当地警察的冲突。

冲突和狎妓有关，英国驻长崎领事在一份报告中则称：“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

但丁汝昌并没有表现出控制队伍的能力，只是勒令水兵上岸不许携带刀具，也不许购买日本刀。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数百名水兵上街观光，在广马场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遭到了日本警察的袭击。

这次冲突的双方各执一词，日本警察称是水兵率先挑衅，水兵则认为日本警察是有预谋的袭击。水兵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

李鸿章当时的态度是以为占理，高调问责，后来发觉报告可能没有提到本方士兵的过失，又转而以“小孩子打架”一类的类比来和稀泥。

上图：中国的靖远号。下图：日本的赤城号。

最终两国以互相发放抚恤金、不提赔偿二字来和解，经历了这样高强度的冲突之后，丁汝昌仍然将两艘铁甲舰驶入长崎的旱船坞进行保养维修。

海军史研究学者马幼垣将丁汝昌此举看做是极大的愚蠢，因为丁汝昌有更好的选择，两艘铁甲舰根本不到必须修缮的时候，这时候最好的做法是回到旅顺或者前往香港保养，即使再不济也有新加坡等处可以选择。丁提督一方面去向日本海军耀武扬威，一方面却又把船底亮给对手让对方把一切数据测了一个底掉，很不高明。这也是马幼垣用“大奴才兼南郭先生”来描绘丁汝昌的原因之一。

在这次访日之后不久，明治天皇就捐出了自己的私房钱30万日圆（那时这是一笔大数字）来发展海军，此后，在铆足了劲发展了5年之后，1891年，日方又一次邀请北海海军访日。

在李鸿章亲自安排下，1891年4月21日，北洋舰队在完成了给俄国太子护航的任务之后，稍稍做了休整，便应日本邀请，于6月26日由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艘军舰，从威海卫港湾出发，编队正式访问日本。

如果天皇对花钱有疑虑，就把中国的铁甲舰请来给他看看，就像一个发育中的小弟弟会忍不住和大哥比个头，不过这个老弟的终极目的，是干掉大哥。

1888年和1890年，日本曾进行了两次海军的大扩张，购买和建造了千代田号（2439吨）、吉野号（4160吨）、秋津洲号（3172吨）3艘巡洋舰和八重山号（1584吨）通报舰。其中，吉野号巡洋舰是从英国购买的，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也是在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拼死想要撞击的那一艘。

和中国类似，日本也有着“够用就行了”、“用来发展民生吧”之类的声音，日本海军需要寻求国内的舆论支持，上次虽然丁大人帮忙把两艘铁甲舰扒光了看了个过瘾，但过了几年了，再看看中国海军作战能力和新军舰的情况，仍有必要。

李鸿章并不了解日本邀请北洋舰队访日的真实目的和意图，他只是觉得得意，在世界上李鸿章被人和俾斯麦相提并论，他也觉得中国和日本，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亚洲的英国和德国，一个岛国和一个大陆国家，都是亚洲一流。

铁甲舰的效果非常好，觉得日本是亚洲一流的声音，在铁甲舰的雄姿面前纷纷住嘴，就像一记醒工砖，广大的日本海军军官和各界群众纷纷努力回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了。

曾登上定远舰参观的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事后记述道：“定远号放出小艇迎接，丁（汝昌）、李（经方，李鸿章的侄子和养子）两人在舰门迎接来宾，一一握手。随即由向导带领巡视舰内上下各室。巨炮4门，直径1尺，长25尺，当时我国所未有……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中午12时进午餐，下午1时半离舰辞别。此时，鸣礼炮21响送行登陆。同行观舰者数人，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被震惊的还有“日本海军之父”胜海舟，这位伯爵是江户幕府时期的舰船奉行，坂本龙马、伊东祐亨和陆奥宗光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位老先生从此认为，日本海军不该以大清为对手，同时他还盛赞丁汝昌为名将，一直到丁汝昌被他的学生伊东打败自杀之后，他还书写悼文，纪念这位敌国的老友。

天朝巨舰给日本人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当年美国准将佩里带领黑船攻入日本江面—大批日本市民自带干粮饭团前来围观“定远”和“镇远”，孩子们玩的是捕捉定远和镇远的游戏，一批架空文学也横空出世，讲述日本军人怎样英勇善战，最终击沉了定远舰。endprint

只有浪速号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在一片惊讶声中保持冷静，据说他看到了北洋海军不职业的一面，比如在炮管上晾晒衣物一类的细节，但是这个细节在海军史上始终有争议。大多数日本人只是觉得清国海军的服装有违和感—和他们的外国同行不同，他们没有采用各国几乎相同的海军制服，仍然是清国官服，水手也是紧衣缠头，和练勇类似，只有军官袖口的海军金色横纹，标记着丁提督、刘总兵、方副将等各位，和普通的大清官员有些不同。

明治天皇设宴宴请了丁汝昌和各舰的管带，丁汝昌的声望在1891年达到了顶点。这位空降而来的淮军将领也真的认为自己成了一位合格的海军将领了。在日本访问时他拍摄了漂亮的艺术照，头向右，深情而严肃地望着远方。

和海军宗师胜海舟谈笑风生尤其让丁汝昌的感觉很好，时至今日，仍然有些畅销书作家用这一点来表明，丁汝昌在海军战术上确有过人之处。

这只是一支海上的淮军罢了，根据规定章程，总兵及以下的军官都应该住在军舰上，但是这些曾经留英的中国最优秀者却已经习惯了舒适的生活—海战中临阵脱逃的方伯谦在舰队常常往来的两地买房，各放了一房姨太太，丁汝昌自己也盖了很多房子出租获利，丁汝昌和方伯谦还曾经同时沉溺于同一个妓女，该姑娘喜欢方大人更多一点，因为丁提督年纪大了，而且长得不好看。

丁提督在黄海海战中刚开战就身负重伤，没有指定谁来负全责，在之后的战役中，李鸿章责令刘步蟾负责，这位强勇巴图鲁刘总兵和同样留英的东乡平八郞相比有不小的差距，刘步蟾有参加格林威治海校考试的机会，但根本没有参加，马幼垣认为他是缺乏勇气，怕丢面子。东乡则就读于一家训练商船船长的泰晤士海校，在实习上来说，刘步蟾也受到了英国政府的照顾。

不过东乡很快就有了穿越最凶险水道的航海经历，并在回国之后操作和指挥过不同级别和性质的军舰，但在北洋海军里，所有的舰船都像是私产，从来没有过交流对调，东乡和大多数的日本军官类似，回国后被当做一个半成品来证明自己，而刘步蟾和大多数北洋海军的管带，都是学习完之后立刻变成了专家的高手，尤其是第一届留洋的那几个人。

这样的一支军队曾经给日军造成了这样大的恐慌，日本人特意加急购买建造了“三景舰”—“严岛”“桥立”和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这三艘舰都用日本的名胜风景命名，设计上有些奇怪，两舰的主炮向前，一舰的主炮向后，似乎是准备在退却中射击敌人，马幼垣推测三舰可能是拼成一个战斗单位，试图用速度包围定远和镇远，形成品字形之后，用巨炮加以轰击，在实战中，这三艘舰设计上有严重缺陷，船小炮大，锅炉很不给力，发射缓慢，战果不佳。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并非没有机会，尽管“定远”和“镇远”两舰本身也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设计，无法代表未来的主流，但“三景舰”仍然没有击沉“定远”和“镇远”。

清日两军是在比着犯错误，在这场比谁犯错误多的大赛当中，大清赢了。

真话在哪？不好意思

天朝有一套行文上的文化，事情是什么样，和汇报的时候什么样，完全是两回事。

曾国藩曾经用一句形象的评点来描摹这位把自己尊为老师的人：“李少荃（李鸿章的号）拼命做官。”

如果对自己的官运有帮助，必要的时候，李鸿章是可以撒谎的。

在丰岛海战，“济远号”临阵脱逃，先是挂起了白旗，而后是日本海军旗，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商船高升号在运输清兵时，惊讶地发现一艘日军军舰冲它开来，接着又是两艘追过来。

那是逃跑的“济远号”，这艘方伯谦指挥的战舰在以二对三的劣势时被击伤，然后拼命逃出战场。在他挂起白旗之后，水手开炮击伤了追击的敌舰。

回去以后方伯谦的报告是这么写的：击沉敌舰吉野。

一个多月之后，被“击沉”的“吉野”作为第一游击舰队的旗舰在战场上耀武扬威，已经重伤的“致远”舰试图舰首用冲角（这是三十年前的旧式设计）全力冲击“吉野”，但最终被击沉，船尾翘起，慢慢沉入海中，邓世昌溺死前来搭救自己的狗（船上蓄养宠物狗也被许多人所诟病），壮烈牺牲，以农历计算，殉国那天正好是邓大人的45岁生日。

邓世昌在指挥台上最后的演讲非常感人：

“我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不过就是一死，用不着纷纷乱乱！我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这就是报国呀！”

英制“致远”是整个北洋海军里最快速的巡洋舰，也是敌军第一游击队炮火最重要的目标。

在黄海大东沟发生的海战让北洋海军沉没五舰，不过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当中，提到“倭船多受重伤，复见诸船并集，即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我军尾追数里。敌船行驶极速，瞬息已远。然后收队，驶回旅顺。”

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居然没有战败，只是因为敌舰决定逃跑，而且跑得足够快，才不幸没能扩大战果的。

马幼垣在《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一文中批评了这种说法的荒诞不经，因为中方失去五舰，伤亡惨重，备弹不足，根本就没有再战的弹药，幸存各舰中弹累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舰队一直都比中方舰队要快。

1894年11月21日，辽宁旅顺口方家屯附近，日军山炮中队在开炮。

不过马幼垣评论说：“仅说尾追日舰，并无说交战，与惯常空中楼阁般夸报战功相较已算是有分寸的了。”

李鸿章奏折的主要依据就是丁汝昌和德国顾问汉纳根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李鸿章奏报击沉敌舰三艘，其实当时最有机会获得战果的是福龙号鱼雷艇，当时这条艇在400米的距离上瞄准了日军的武装商船西京丸，当时日本的海军军令部部长在船上观战，三条鱼雷发射后，部长和众人战栗等死，结果发现鱼雷手技术欠佳，一发都没有命中。福龙号管带蔡廷幹是留美幼童出身，在当时的海军当中算是出众的精英。endprint

丁汝昌无法交出按分秒记录战斗经过的报告，也没有按战程各阶段分记双方个别舰只行动的地图，而这是海战必须具备的记录，日方则全部都有。

李鸿章身边缺乏直言不讳的人，而他也把自己的爵位俸禄绑在了谎言之上。昔日他脚踏实地追求西式快枪的那套创业规则，在创办海军之时已经消耗殆尽。

真正在海军事业上搏上性命的不是李鸿章、丁汝昌或者刘步蟾，他们只是在战败后引咎或者自戕，在之前足够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儿戏，反倒是经营旅顺港的袁保龄，是难得地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人。

袁保龄是袁世凯的叔父，不是李鸿章的亲信，临危受命接手了工程，那时他不懂工程，也不会会计、工程核算，却事事从头学起，在5年的时间当中，他经历了拦潮大坝的抢险和各种设施的营造，却最终积劳成疾，48岁就死在了旅顺，其间他谢绝了几次吏部的调令和任用，觉得仕途对自己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了。

可惜这样一个浮士德式的努力人物在北洋舰队或者李鸿章的队伍当中太少，而此后无论是旅顺还是威海，军队的表现都配不上这样的军港和要塞。

对不起，我害怕

畏惧成了北洋军队最大的敌人，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

在《坂上之云》当中，载有丁汝昌灵柩的船只最终启程时，日本海军鸣炮致敬，主角慨叹丁汝昌这样的名将之死，又觉得这礼炮是大清国的丧钟。

和胜利者的文艺系怀古幽思相比，大东沟海战之后的北洋海军充满绝望，战败者的心情里没有欢娱可言。

丁汝昌的伤口恶化，很难统领军队，这位提督是在305毫米口径的巨炮发射时，因为后坐力震塌定远舰陈旧的舰桥而跌落受伤，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被敌炮火击中后，脚被卡住，无法动弹而被烧伤，这样的伤法显得要更有英雄气概。

丁汝昌可以在受伤后大声给自己的部下加油鼓劲，面无惧色谈笑风生，但一个提督只有这样的气度完全不够。

李鸿章事务繁杂，分身乏术，他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理解海军，这使得他早早就被各种军火商和二道贩子忽悠，购买了大批小型“蚊子船”，还用信誉背书向全国各地推广，之后他又追求极端买下了定远和镇远，在甲午开战之后，他又误信了忽悠，向智利阿根廷巴西这样的拉美国家购买二手军舰，甚至掮客们把猎雷艇当作“快船”（巡洋舰）卖给他。

李鸿章所指望的是他的执行官丁汝昌，不幸的是，这位曾经的淮军宿将完全没有真正学会海军，而仅仅是作为代理人来监督管理各舰管带的福建人。

丁汝昌并不是怕死之辈，他早年是一名太平军降卒，就像《投名状》中李连杰扮演的角色一样，他这样的降兵不断地被大人们驱赶到最前线去，他是最迅速、最勇猛的指挥官，也是每次恶战的幸存者，更是朝廷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标杆和榜样。

就是这样一位勇猛的将军，在大东沟海战之后却事事陷入了迟缓的境地，大多数人宁愿相信这位将军是因为伤势原因无法指挥，不过他确实有害怕的成分在内。

丁汝昌和李鸿章把整个舰队战败的责任主要推给了方伯谦，并将他斩首，尤其在报告中点名表扬了刘步蟾“尤为出力”。李鸿章觉得林泰曾性格懦弱不适合指挥大队，才特别希望刘步蟾代替丁汝昌指挥，不过刘是个性格刚烈、很难和同事相处的人，李鸿章更希望丁汝昌早点伤愈归队。

在北洋舰队在旅顺修船的时候，威海、旅顺、烟台和大连湾都出现了挑衅的日舰，迅速恢复战斗力的日军舰队仍然在寻找他们没有吞下的战果。

丧失制海权的恶果是，日军很可能会在山海关内登陆，那时北京将直接被日本的陆战队威胁，兵临城下而导致朝廷震怒的话，李鸿章都可能被迫以死谢罪。

1894年10月2日和4日，李鸿章口气严厉地警告丁汝昌，运兵船即将登陆，要海军早日出海游弋，但是“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

这话艺术性很大，对李鸿章来说，不出海的舰队可能会导致敌人登陆，战争完全崩溃，但是直接寻找决战机会也全然不现实，最好的办法是把队伍拉出去，继续利用铁甲舰去吓唬一下日本人，寻求和谈的机会。

修船修了一个月，10月18日下午，舰队从旅顺出发前往威海，只是大家都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而9月22日深夜，日舰就已经抢修基本完工了。

曾经在广甲管轮，当时在“定远”舰差遣的卢毓英记载道：“诸君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驰日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魂，亦触目惊心。谁无父母，孰无妻子，寄生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可见当时的北洋海军诸君，是用酒色来解压的。至于战役的复盘，下一步的打算，从来没有一个计划。

在海滩上就地休憩的日本军队。

李鸿章也遭到了上谕的严责，翁同龢从通州乘坐小船40多小时来到天津，带着旨意去批评李鸿章，李鸿章惶恐地说：“缓不济急，寡不敌众。”

李鸿章的学生下属则在私下记录中编造了李鸿章问责翁同龢的故事，批评翁同龢掌管户部，不给足军费，才是战败的关键。

9月29日，朝廷决定重新起用了恭亲王奕，此时，他已经失去了十几年前的气势，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老人了。

临事方知一死难

自杀殉国说明了他们不怕死，也仅仅是不怕死而已。

1894年10月的李鸿章尽力和丁汝昌挽救局势，在无数公文电报往来中，李鸿章提要求，丁汝昌解释理由。最终引来了一道严酷的上谕，“该督更无筹画，但付之‘焦急两字……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

基本上就相当于皇上和太后在骂街骂人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镇远”舰在进入几乎就是自家后院的威海军港时不慎触礁，管带林泰曾担心被人说畏战，吞了鸦片自杀。此后丁汝昌再也没有让舰队出海，而李鸿章也只是时不时拍个电报去催促一下，对这支舰队已经不再指望。11月22日，可以固守数月的旅顺失守，李鸿章陷入了绝望当中。endprint

威海卫陷落之前，李鸿章还迷信了两个奇怪的美国人，这俩人声称自己可以构筑隐形炮台，而且是用发烟药水实现的，这两个江湖骗子被丁汝昌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又请示了皇帝，结果得到的回复是付给订银，很快这两个骗子因为采买材料不力而甩手不干了。

清流京官的设想似乎更为胆大，他们想用诛杀畏战主将的方式让全军振奋起来，一大批御史联名要求杀丁汝昌，但是解决方案是迅速让长江水师提督过来接管北洋海军。

水师和海军的区别前面已经提到了，曾国藩有一曲《水师歌》，教旧式水师训练。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若是好汉打得进，越近贼船越有劲。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1895年2月11日，威海卫和刘公岛最终陷落，此前丁汝昌几次派人用鱼雷炸沉“镇远”，没有人去，队伍已经失控，属下们正在谋求活命，他们不希望炸沉军舰惹怒日军。

伊东祐亨抱着对老前辈的尊重心态向丁汝昌写了一封劝降信，但丁汝昌没有接受。

2月12日丁汝昌自杀殉国，此前的2月8日，刘步蟾已经先一步自杀身死。两人选择了吞鸦片自杀，这是一种缓慢而特别痛苦的死法，但是能保有全尸。

“镇远”的护理管带，从未经过留洋和海军学堂教育的杨用霖则选用了更惨烈和男子汉气质的方法—手枪自杀，在上一次海战中，他曾经把军旗钉死在桅杆上，防止有部下试图降旗投降。

不肯投降的人自杀后，守军向日军投降并移交了剩下的军舰，萨镇冰驾驶一艘拆去武装的练习舰康济护送丁汝昌的灵柩离开。

昔日震慑日本人的“镇远”被和昔日的宿敌三景舰一起编入一个分队，参加了后来的日俄战争。

而北洋海军所不知道的是，以前的舰队的某个部门曾经丢失过一个电码本，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此后日本以假电文对中国电码进行试探，最终破译了北洋海军的密码，北洋海军的大部分来往电文，日本海军都清清楚楚。

外人眼中的外交家

李鸿章签完和约之后出洋游历，他已经无力再和俾斯麦并称了，他访问老友，开阔眼界，准备着下一次和议。

1895年的3月，李鸿章来到日本下关，和伊藤博文签订和约，尽管清流认为李鸿章应该被查办甚至判处死刑，但慈禧找不到更合适办外交和洋务的人了。

李鸿章在1876年10月曾经写信给朝鲜官员寿山，谈论自己关于对日关系的决策逻辑：“在西方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规则，那就是如果没有充足老友的话，一个国家不要侵占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但就那些有共同商业利益的列强来说，国际法仅仅只充当了一个保护性的力量。在我们这里，不是正好可以用以弱对强的方法吗？”

1876年，李鸿章事实上把朝鲜的宗主权让出，而如今，李鸿章则要自己面对着“以弱对强”的局面。朝廷给他的授权是，给台湾或者辽东，如果实在不行，就两个都给。

除了领土，日本人还渴望巨额赔款—仅仅拖走北洋的铁甲舰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要的是更多的银两，武装更先进更快速的舰队，击败大清之后的日本在远东即将面对的是强大的俄国。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手上没有什么牌好打，最终清政府割让了辽东和台湾，不过也如他的设想一样，列强执行了交涉还辽，收回了辽东，但是中国又付出了一笔还辽费。

李鸿章在前往谈判地点的小道上被日本刺客刺伤，幸好性命无忧，这个意外事件让日本一下子在外交上处于被动，李鸿章则趁机让日本进行了有限的让步，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一枪使得日本人少勒索了一亿两白银。李鸿章带着染血的黄马褂完成了使命，也让对他的指控声少了一些。

该约让李鸿章愤懑绝望，发誓终生不履日地，在日后他周游世界时，为了不在日本换船，不得不在两条轮船之间搭上木板，在随从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过。

此后的几年中，慈禧安排他出访欧美，开阔眼界，并不安排具体繁重的事务，直到1900年，慈禧太后决定向11国宣战之后，李鸿章在南方和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与列强实行了“东南互保”。

在老佛爷和全世界的战争当中保持了中立，而后他又一次接过了和议的任务。这时的李鸿章仍然是欧美媒体眼中的一位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事实上他比甲午之前有了更多的法子—他一度被传言和“反贼”孙文有接触，有人说他一度打算成立一个孙文做总统的地方政权，他仍然要去收拾那个被任性而愚昧的老太太弄乱的摊子，恢复这个国家的秩序。

他再也没有去碰海军。

海军的江湖上从此没了李鸿章这号人物。

广袤的海洋上也基本没了大清这个国家。

本刊记者高诗朦对此文亦有贡献，部分供图来自陈悦;

参考书目：《靖海澄疆——中国近代史海军史事新诠》 马幼垣 中华书局

《清日战争》 宗泽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李鸿章传》 约翰·濮兰德 天津人民出版社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鸣 三联书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