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为谁而鸣：韩国的人口危机及其启示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海淀100871)



警钟为谁而鸣：韩国的人口危机及其启示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海淀100871)

持续多年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已经成为困扰韩国的头号国家问题。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自愿控制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6年韩国取消出生控制政策，2005年转而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低迷。2005年至2010年，韩国妇女的总生育率，即每名女性一生所生的平均婴儿数仅为1.13人。韩国之所以进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其原因是：首先，越来越多的韩国职业女性倾向于晚婚甚至不婚，适龄生育女性的未婚率、不婚率提高，导致婚内生育率下降。其次，高抚养成本导致二孩生育不堪重负，农业社会的“多生多福”变成了工商业社会的“多生多负”。为了建设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低生育率国家需要以价值重建、人口共识为导向打造新的人口政策体系。具备生育能力、抚育能力、生育意愿和生育行动四个条件的育龄妇女是提振生育率最重要的人口力量。基于韩国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提出了逆转低生育率危机的四条对策：提高年轻人口的责任心、保护未婚人口的生育力、提高适婚人口的结婚率、提高已婚人口的生育率。

超低生育率；韩国人口；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度生育；优化生育

一、超低生育率：头号韩国问题

韩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预计短期无法摆脱。国际人口学界认为，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低于1.5就可被称为低生育率社会，而如果这一数值低于1.3，则被称为超低生育率社会。韩国在1998年的生育率降低到了1.47人，成为了低生育率国家，并且这种状态一直在持续。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发表的《2009世界人口现状报告》，2004年至2008年韩国平均生育率为1.22人。这与世界平均生育率2.54人、发达国家1.64人、以及发展中国家2.70人和低发展国家4.29人相比，都相差甚远，可见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严重。

据说，“超低生育率陷阱”是2006年奥地利人口学者鲁茨卡为解释欧洲与日本、韩国的超低生育现象而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1)人口方面，育龄妇女和出生儿数量减少；(2)文化方面，已婚夫妇希望的子女数量减少；(3)经济方面，将来期望所得无法跟上年轻层的消费水平等因素，便算作是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出生率下降到不足1.3人之后重新上升到1.5人的国家只有希腊和捷克。

1983年，韩国生育率降至2.08，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然而，韩国在1996年生育率跌到1.71的时候，才废除了小规模家庭政策。十年以来，生育率维持下降趋势，到2005年跌至1.08后才开始有所反弹。这足以证明韩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有趣的是，“家庭计划”口号的变化正反映出韩国生育率下降的变化。1966年的口号是，“35岁前，三个子女的出生间隔为三年”；1971年是，“不要区别对待女儿和儿子，只生两个，把他们好好养育”；1980年是，“只要有养好的一个女儿，就不必眼馋十个儿子”。为鼓励国民生育，2010年，韩国提出了新的口号：“一个孩子很孤单。对子女最好的礼物是弟妹”，但生育率仍旧停留在低位上。

据韩国统计厅统计，育龄妇女(15岁-49岁)在持续上升，在2002年达到1379万之后，在2010年略降到了1335万。新生儿数量虽然在70年代以后曾有一两年稍有回升，但不足以改变减少的趋势。[1]韩国全罗南省2005年首次达到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的历史纪录，国家数据局预计全国人口从2019-2020年开始进入递减阶段。

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0年与2050年世界及韩国人口状况的比较分析，2050年韩国总人口将从现在的4,875万人减少至4,234万人，世界人口排名从26位滑落至46位。此外，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率将逼近40%，平均年龄将从今年的37.3岁提升为56.7岁。届时，韩国的人口减少幅度将仅次于日本和德国，并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据预测，2050年韩国总人口将比现在减少600多万人，65岁以上的老人比率将逼近40%。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低生育率。2005年至2010年，韩国妇女的总生育率，即每名女性一生所生的平均婴儿数为1.13人，不到全球平均水平2.56人的一半。相反，因医疗技术发展，平均寿命增加，2050年韩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率将从2010年的11%提升为38%，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老龄人口比率最高的国家。韩国将在2018年从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至13%)进入到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至19%)。而跨越这一过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73年，加拿大65年，日本24年，韩国却只用了18年。韩国教育科技部发表的《2010年教育基础统计调查》称，2010年韩国中小学生人数为728.4万，比去年减少了21万。

种种迹象表明，韩国正遭遇“超低生育率低迷-人口老龄化深化”的人口危机。就好像跷跷板一头沉一头起，生育率走低导致老龄化升高。简单说，生育少子化导致老少人口比例失调，是人口危机的根源。韩国的人口危机是正在蔓延的“超低生育率陷阱”的缩影。欧洲、韩国和日本到处可以看到少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养老、税收、卫生保健，以及住房市场。到2050年，世界老年人数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年轻人数。这种失衡将影响养老体系，使其难以养活退休的人和老年人。尽管会有这些经济和社会后果，但这些国家却没有好的长期解决办法。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提高新出生人口数。日本的生育率已经从1989年的1.57降到了2005年的1.26，随后回复到1.4，但仍然低于维持人口不变所需要的生育率，即平均一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韩国人口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各界共识。经合组织预测，韩国到2041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下降至56.8%，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仅高于日本(53.8%)、意大利(54.9%)和西班牙(55.7%)。韩国中央银行预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2030年至2050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约5%下降至约2%。

根据韩联社首尔2012年4月1日电，韩国企划财政部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从2012年3月2日至28日针对1千名居民和1千名企业首席执行官(CEO)进行问卷调查，为“中长期报告首要政策课题次序”广泛听取意见。被调查者认为，未来社会最大风险因素是两极分化、低生育率、老龄化。调查表明，有48.2%居民提议政府应把收入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其后依次为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40.1%)和地球变暖等气候变化(28.5%)。66.4%的企业家认为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政府最紧要的任务。虽然人口危机深重，但能保持居安思危的社会是有希望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的生育率一度很高，例如1960年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字高达5.9。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自愿控制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印证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在1995年成立了由20位专家与高层官员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进行研究，并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即“新人口政策”，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人口控制向强调人口质量与福利政策转变。1998年韩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韩国家庭健康与福利委员会。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没有回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到2003-2004年的1.2，而正被人口负增长困扰的日本，2004年的总和生育率还在1.29。政策调整后所出现的人口态势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政策调整主张者的观点，但实际情势更为严峻，韩国年轻人口已经积累了“生育少子化”的内在力量和强大惯性。

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20位相关部长和专家组成，出台了旨在促使生育率从2003-2004年的1.2上升到2010年的1.6的六项政策措施。后来的事实表明，2010年韩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仍只有1.15。六项政策措施所产生的合力没有达到预期的生育率提升目标。

由上可见，我们可以有两点结论：第一，生育文化的力量大于生育政策。为什么韩国的人口政策变了，但生育率还在继续下降？韩国学者的解释是，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的确，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倡导的计划生育都会形成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第二，生育具有内在的规律和惯性，不是完全可控的行为。生育率转变似乎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一旦人们形成意愿性低生育现象，鼓励生育也未必奏效。

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从2019年开始，韩国总人口将开始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可见，因低生育而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韩国生育率偏低现象造成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和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已经到了威胁国家竞争力的地步。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在题为《克服低生育的紧急提议》报告中指出，如果韩国的低生育率情况持续得不到改善，到2100年，韩国人口将会减少一半，到2500年将会濒临绝迹。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韩国主要劳动年龄25岁—54岁之间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至1298万名。报告还称，受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影响，2029年起韩国经济增长将转为负增长，并且会持续下降。

二、超低生育率之迷

首先，越来越多的韩国职业女性倾向于晚婚甚至不婚，适龄生育女性的未婚率、不婚率提高，导致婚内生育率下降。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人员2010年7月28日发布的《结婚与生育率》报告显示，韩国25岁至29岁的适婚年龄段女性未婚率已升至近六成。据统计，韩国平均初婚年龄已从1981年的男性26.4岁、女性23.2岁，推迟至2008年的男性31.4岁、女性28.3岁。

报告显示，1975年至2005年的30年间，韩国20岁至24岁女性未婚率从62.5%升至93.7%；25岁至29岁女性未婚率从11.8%升至59.1%；30岁至34岁女性未婚率从2.1%升至19%；35岁至39岁女性未婚率从0.7%升至7.6%，45岁至49岁的未婚女性也从0.2%增至2.4%。

2009年对全国3500多名已婚女性和3300多名未婚男女实施的《结婚和生育动向调查》显示，只有14%的已婚女性和20%的未婚青年持有“一定要结婚”的看法，5%的已婚女性和2.6%的未婚青年认为“不结婚更好”。“为时尚早”、“继续求学”、“自我奋斗”、“收入低”、“婚资不够”和“工作不稳定”等是不打算结婚的最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韩国退休者协会对韩国中学生调查显示韩国一半女性不想结婚，未来生育率堪忧。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2010年5月8日报道，韩国退休者协会对首尔1039名初、高中生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约四分之三的受访男学生表示“长大后一定要结婚”(76.4%)，反观在女生中，这一比例仅占一半左右(55.6%)。“结婚后一定要生孩子”的回答也是男生(69.5%)多于女生(59.7%)。

不想结婚的理由，男生主要指出经济负担，女生多指家务和育儿负担。对于不想结婚的理由，男生的回答依次是“花钱太多”(43.9%)、“自己过舒服”(33.3%)、“其他”(18.7%)等，反观，女生的回答依次为“自己过舒服”(42.5%)、“花钱太多”(18.3%)、“不想生孩子”(13%)。 男生看到父亲的人生后认为“就业后必须在职场上生存下来”，因此感到压力很大。女生则看到母亲的人生后认为“艰难就业后要在职场上打拼，而且还要生孩子”，因此所承受的压力更大。

职场的压力和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导致很高的生育机会成本，很低的生育意愿，未来生育率也不容乐观。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多的电视剧总是从反面评价生儿育女这件事，对子女多的家庭更是少有褒义之辞；相反，不少职业女性把单身生活当成了一种时尚。

其次，高抚养成本导致二孩生育不堪重负，农业社会的“多生多福”变成了工商业社会的“多生多负”，导致生育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趋势愈演愈烈。

高昂的育儿费用是造成韩国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人养育一名子女，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需花费 2.6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而两个孩子的家庭需要花费5.24亿韩元(约300万人民币)。

据韩国《朝鲜日报》2011年1月4日报道，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最近发表的报告《韩国人养育子女的责任极限和养育费支出现状》显示，养育费随孩子的年龄增长持续增加：婴儿期3年24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幼儿期3年2937.6万韩元；小学6年6300万韩元；初中3年3535.2万韩元；高中3年4514.4万韩元；大学4年6811.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上述费用未考虑休学、重读和语言研修等变数。

报告指出，2009年韩国每一名子女的月均养育费达100.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与2003年(74.8万韩元)和2006年 (91.2万韩元)相比，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支出最多的项目是课外教育费，为2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50元)。报告指出，“韩国父母对养育子女承担过重的负担。特别是课外教育费占总教育费的23%，表明问题十分严重，以致有人说韩国将因课外教育而亡国。”

调查还显示，韩国有一半(49.6%)父母认为，直到子女大学毕业父母有养育责任，23.1%的人认为直到子女结婚，5%的人认为始终有养育责任。上述调查是以韩国9075户有子女的家庭为对象进行的。

三、价值重建导向的政策应对：建设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

超低生育率和重度老龄化是韩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人口挑战。解决超低生育率问题可以说是韩国政府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为了建设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包括中国、韩国的低生育国家需要以价值重建、人口共识为导向打造新的人口文化和人口政策体系，包括：(1)将“走出超低生育陷阱”列为国家人口发展目标，目标是平均生育水平维持在1.8-2.5之间的“近更替水平生育率”。(2)成立“国家人口危机应对委员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统筹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人口危机。(3)建立人口数据库，动态监测人口变化，提出人口发展风险的预警报告。(4)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价值体系、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

提振生育率有三个关键：其一，在人口方面，有没有足够的有生育能力的育龄妇女。其二，在文化方面，有多少有生育能力、抚育能力又有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再细分，生育的数量意愿又有多强。其三，在结果上，有多少采取了生育行动的已婚育龄妇女。具备生育能力、抚育能力、生育意愿和生育行动四个条件的育龄妇女是提振超低生育率最重要的人口力量。国家要保护和提升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抚育能力，促成已婚妇女的生育行动。

人口问题需要达成新的“国家人口共识”，这就是生育少子化和人口少子化的双重危机是中国、韩国面临的人口问题的核心。持续超低生育率和少儿人口减少的危害很深，导致人口弱持续甚至不可持续发展。生育率下降有内在的力量和机制。目前“低生育率人口形态”形成的关键是传统的有关婚姻、家庭和生育的价值观念被打破了，这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和现代人口转变的不利结果。历史不能重演，但未来可以重建。基于韩国的经验教训，逆转超低生育率的应对之策包括：

首先，提高年轻人口的责任心。“结婚生子”不仅是人生使命，也是公民责任。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可以开展人生使命和公民责任为主轴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提高年轻人口的意愿结婚率和意愿生育率。年轻人口也包括学生人口，他们是未来人口再生产的主力军。关于鼓励婚姻、家庭、生育的价值观和家国观教育，要从小做起，特别要加强生育的两性角色教育，女孩长大成人后嫁为人妇、生儿育女是值得珍视的角色期待。据说，韩国的人口专家正忙着和教育部一起更改中小学课本，以求让孩子们知道人多也是好事。其实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人口要维持再生产能力的问题。塑造关于孩子的价值观，孩子就是未来，就是希望，就是保障。生育和培养新生代都是为未来的人口安全做准备，此即人口储备。

为提高生育率到适度的水平上，低生育国家需要从根本上重建年轻一代对婚姻、家庭、生育的意义及价值的认识，重建婚姻-家庭-生育的责任伦理文化，并使之成为年轻一代和新婚夫妇的“价值认同”并创造良好的生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意愿生育水平持续稳定地低于1.3的时候，国家恐怕就错过了提振生育率的最佳时机。要保护好国家的“生育潜力”，寻求提升生育率的文化动力、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全方位鼓励生育，防患于未然。例如，韩国人的婚姻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韩国年轻人看来，结婚已经不再是人生必须的一个“项目”，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韩国统计厅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人对幸福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未婚的韩国女性认为，影响幸福的四大因素第一个是健康，其次是经济条件，第三是事业的发展，最后才是结婚，也就是说在现代韩国年轻女性心目中，结婚与否对幸福指数的影响越来越小。

目前，韩国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为提高生育率而实行生育津贴、育儿津贴、教育津贴、赋予新建住房优先入住权和生育休假等多种生育奖励政策，但是仅靠这些政策难以取得预期成果。2006年6月7日，韩国政府发表的“出生率低及老龄化对策报告”称，保育费发放对象从低收入家庭扩展到中收入家庭，以保证适用范围内80%家庭的孩子受益。到2010年，国立的保育设施也将增加至目前的2倍，达到2700个左右。法定育儿休假的截止期限，也从孩子满1岁延长至3岁以上。另外，为鼓励领养，还将对领养家庭提供每月10万韩元的补贴，直至养子年满18岁。[2]尽管韩国政府一直鼓励生育，但韩国年轻人依旧视孩子为他们享受生活和事业发展的累赘，鼓励政策的实际效果不佳。

其次，保护未婚人口的生育力。降低和控制生殖系统疾病，减少人工流产对女性生育能力的破坏，促进两性生殖健康。我主张用“优化生育”替代“计划生育”，就是要倡导适龄、适时、适量的生育。

再次，提高适婚人口的结婚率。特别是要减少优秀大龄女性的不婚率、未婚率，为提高婚内生育率奠定基础。

婚后生育率降低是韩国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重要原因。根据韩国统计厅2011年的调查，韩国女性初婚年龄已经突破了30岁，而且30多岁的“剩女”，比十年前多了48万人。调查发现，韩国30多岁的女性当中，30%都是未婚的，平均每3个30多岁的女性当中就有一个还是单身，这种现象在韩国首尔市江南区就更加明显，在这里30岁以上的女性未婚率高达43%以上。韩国女性晚婚甚至不婚，也让生育率大为降低，目前平均一个女人一生生育子女的人数在1.2人。韩国社会研究院发布的《结婚与生育率》报告显示，韩国25岁至29岁的适婚年龄段女性未婚率已升至近六成。而且，首尔的大龄未婚女性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多。另一个现象是：韩国的剩男、剩女们呈现出剩男低学历、剩女高学历的趋势。

电视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不可小觑。几年前，隶属于政府的韩国人口计划联合会和广播作家协会召集电视肥皂剧和娱乐节目的编剧，共同商讨如何在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剧中增加正面描写有关婚姻生活和生儿育女的内容，例如将婚姻家庭和生儿育女看做是爱情的终极目标。

韩国政府于2010年10月26日公布了《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的第2次基本计划》，旨在鼓励适龄青年依法结婚、提高生育率、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将有望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与第1次基本计划相比，第2次基本计划的预算总额几乎增加了1倍。从2011年至2015年，在5年时间里将累计投入78.5万亿韩元 (约合4497亿元人民币)，用以提高生育率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计划扩大了购房贷款的受惠人群和女性员工的权益保护。[3]

第四，提高已婚人口的生育率。超低生育率是高抚养成本的产物之一，但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分析。巩固婚姻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生育建立亲子关系，加强家庭的纽带效应。通过经济补贴和奖励的办法使得生育成本外部化、孩子抚育社会化。降低已婚人口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特别是要减少生育两到三个孩子家庭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同时提升他们生育的效用，刺激已婚人口的生育积极性。韩国政府为了减轻养育子女的负担和提高生育率，对有3个子女以上的家庭提供各种优惠待遇，并在考大学和就业时给予优待，补助高中和大学的学费。

韩国政府要保障生育妇女的社会活动和自我开发机会，以稳定生育家庭生活，并设法减轻“私教育费”。“私教育费”是指正规教育机构的学业费用外，学生家庭支付的补习学校学杂费、家庭教师费、团体活动费等各类费用，这在韩国家庭支出中占据相当部分。总之，包括中国在内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责任政府要为家庭生育、保育、教育，乃至生育妇女的社会活动提供切实保障才能提高生育率。

韩国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就提出了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但有碍于预算的不足而未能切实实行。调配财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深入了解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养育费的负担和妇女就业问题。如今，昂贵的养育子女费用，即使是政府提供补贴和各种优惠措施，也使大部分家庭不选择生第二个子女。职业妇女需兼顾工作和家庭，政府必须制定完善的就业政策，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韩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中国借鉴。

进一步地，政府可以为国家做出生育贡献的家庭颁发“家庭发展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坚持不懈，形成提振生育率的强大推力，借以时日，低生育率有望走出低迷的窘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概言之，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才能保障人口和社会的未来。如果说可喜的是政府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形成了共识，包括学界共识、社会共识和政府共识；那么可贵的是政府行动，即政府提振生育率的行动带动社会行动和国民响应；而可望的是国民行动，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衰、公民有责”。生育关系到国家命运。年轻人有责任身体力行，政府和社会则要促进婚姻、保护家庭、减轻生育负担、增进生育的家庭效用。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方向正确，措施得力，效果就会逐渐彰显。参考文献：

[1]申成湜.韩国社会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N].(韩国)中央日报，2011-07-13.

[2]王哲，编译.政府重奖育龄夫妇期望提高生育率[N].中国妇女报，2006-06-15.

[3]金宰贤.韩国“低生育率陷阱”的启示[N].南方都市报，2011-06-21.

【责任编辑 刘传磊】

For Whom the Alarm Bell Rings: the Population Crisis of Korea and Its Lesson

MU Guangzo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Haidian, Beijing 100871)

Korea has been obsessed with the trap of extremely low birth rate for years, which has become a top issue of the state. The causes for the trap lie in that: more and more career women in Korea tend to marry late or not to marry at all, hence the low rate of non-marriage or high rate of celibacy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 lower birth rate in wedlock. In addition, high child-raising cost makes raising two children beyond affordability, and the notion of "more children more blessing"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has been replaced with "more children more burd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To build u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countries of low birth rate, including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new population policy system by reestablishing values and consensus on populatio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ho meet the four conditions, i.e. fertility, child-rearing ability, childbearing intention and ac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opulation for boosting birth rate. Korea，s experience and lesson show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young peopl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population, protect the fertility of unmarried people, raise the marriage rate among people of marriageable age and the birth rate of married couples so as to reverse the low birth rate crisis.

extremely low birth rate; population of Korea; popul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ilding; moderate birth rate; optimal birth rate

2015-08-03

穆光宗(1964— ),浙江象山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科研方向为人口理论与政策。

C924

A

号】1674—0351(2015)05—0115—06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批准号：14XNJ017和14XNQ019)。

【收稿日期】2015-08-23

【作者简介】阮荣平(1983— )，男，河南开封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郑风田(1965— )，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刘力(1983 — )，女，四川绵阳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广告经济学、农产品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