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是“失落的十年”吗？
——2004-2013浙江发展指数测评

吕淼

果真是“失落的十年”吗？
——2004-2013浙江发展指数测评

吕淼

2004年是浙江经济增长的一道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浙江经济增速从领跑全国一路下行，数年后几乎跌至全国末位。十年来，浙江发展出现了“人老地少钱走”的问题，浙江经济曾经的辉煌似乎渐行渐远，网上有人称之为“失落的十年”。事实果真如此吗？

浙江经济的无奈

纵观改革开放36年，浙江经济增长速度总体领先，居全国第3。特别是1978年至2004年，浙江经济年均增长13.5%，高居全国首位。然而2004年后风云突变，2004至2014年浙江GDP年均增速跌至全国第27位。这10年，浙江深陷“两难困境”——粗放增长缺土地、集约增长缺激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浙江成全国建设用地增长洼地。根据历年《国土资源年鉴》数据整理，浙江建设用地供给增长速度放缓。2004年至2012年，浙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年均增长速度仅2.1%。与此同时，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年均增长高达13.5%，中西部地区甚至高达26.9%。在土地大幅增长等的支撑下，中西部地区纷纷以低地价、零地价向浙江等沿海地区招商，全国的粗放外延增长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浙江资本加速外流拖累省内经济。10年间，中西部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2%，高出全国平均3.4个百分点，亦大大高于其GDP增长。而浙江的投资速度明显放慢，年均增长仅为1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列全国倒数第3。在省内相对用地较少的情况下，浙江企业大幅向省外投资，几乎在省外“再造一个浙江”。浙江绝大多数企业在省外继续复制传统产业，这既放慢省内经济增长，又加剧全国粗放外延增长。

巨额地方债和转移支付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增长。中西部地区地方债和转移支付扶摇直上。截至2013年6月，中西部省份地方债合计占全国的53.7%，比其GDP占全国比重高9.1个百分点。有3/4的中西部省份的地方债占当地GDP比重高于30%。而浙江地方债总额仅列全国第12位，占GDP的18.4%。中西部地区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亦大幅增长，其中净转移支付10年间增加了4.2倍。而据省发改所研究表明浙江上缴中央税收占财政总收入比重逐年上升，多数企业税收负担较重。

创新增长激励不足难以推动省内转型。“三十年如一日”的产业结构和难以突破的转型约束，使得浙江创新增长较慢。浙江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传统产业转型举步维艰。尤其是近10年，苏沪地区大力发展机械制造等高新产业，传统产业占比大幅下降，转型速度均快于浙江。另外，老企业家们草根出身的文化背景，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天然薄弱性，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制约。

10年放慢或是幸事

应该看到，浙江经济增长回落并非发展的全部，结构优化、社会发展和人文进步，是这十年浙江发展更重要的故事。笔者分别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发展质量、居民生活、城镇发展、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市场化等11个方面选取21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计算，得出相应的发展指数，对各省市区十年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数据表明，浙江虽失去了GDP增速领跑全国的地位，但在结构质量以及人文社会发展方面，毫不逊色。浙江发展指数得分从2004年的0.63提高至2013年的0.67，远远领先于中西部省份，排位稳居全国第四。

经济增长率先适应新常态新要求。服务业主导和消费崛起的时代已经来临。2013年浙江经济结构排名较2004年前进5位。2013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达到46.1%，连续9年增长速度快于GDP，且高于全国平均4.1个百分点，这表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已有实际的重大进展，注重服务的年代正在开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较10年前提升3个位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断提升。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渐行渐远。浙江发展质量自2007年起连续7年排名第六位，较2004年上移一位。其中，单位GDP能耗这一指标由2004年的第七位跃居为2013年的第四位，较10年前降低46.1%，这表明浙江10年来坚持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效果明显。

社会发展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居民收入继续稳居各省区首位。2004—2013年，浙江居民生活连续十年列各省区第一。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全国的1.4倍和1.8倍，其中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断调整优化。浙江的“被城市化”现象表现并不突出。2004—2013年，浙江城镇化率累计提升10%，年增长速度为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3个百分点。且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率显示的水平具有较高吻合性。“藏富于民”的浙江传统进一步延续。2011—2013年，浙江社会保障指标连续三年列全国前五。20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0%，比全国平均低0.3个百分点。2004—2013年，浙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均增长1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人文底蕴和创新内涵发生质的裂变。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加快。2004—2013年，学龄人口中大专以上人口占比累计提升9.9个百分点，达17.3%，高于全国平均6.0个百分点，表明浙江人口文化素质提升。居民健康水平走在全国前面。浙江卫生健康指标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得分由2004年的1.24提升到2013年的1.28，排位上升2位。自主创新逐步成为社会的自觉行为。科技创新指标由2004年的1.66上升到2013年的1.92，位居全国第二。科技投入逐年增加，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10年前的0.2%上升至2013年的1.8%。科技成果稳步增长，浙江每万人发明专利数10年来始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13年排名居全国首位。

转型中的四个问题

浙江正历经“转型的烦恼”，部分指标排名下滑趋势应引起注意。

深陷两难困境的浙江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超预期。浙江经济10年来深陷于“粗放走不通，集约走不动”的两难之中。一则省内集约增长难以有效展开。2013年，浙江建设用地面积已达1.2万平方公里，占浙江陆域面积的11.8%。按前述数据推测，浙江平原起码已有1/3以上面积为各种建设所覆盖。二则浙江企业难以抵挡省外低价土地诱惑大批“出走”。正由于此，浙江经济增长率逐步趋缓。浙江经济增长指标排名10年间由第五跌至第22。其中，GDP指数得分从2004年的0.38跌至2013年的0.11，排名后退21位，人均GDP亦由2004年的第四位退至2013年的第五位。

产业转型依然偏慢，劳动力素质堪忧。低层次岗位需求和自身低文化素质的双重制约，使得外来人口长期被锁定在浙江低端传统产业中。根据“六普”数据，全省第二产业每万元GDP需劳动力0.13人，位列全国第28位。传统产业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加上浙江各地良好的就业生活环境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素质较低人口流入浙江。10年来，每万人口大学生数量排名下降9位至第19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排名下降2位至第八位。这两个指标位次的变化，反映出浙江这10年仍是传统产业低端锁定的10年，严重影响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和效率提升。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重紧逼，环境容量加速透支。10年来，浙江不少地方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仍在走低效率、低产出、高消耗的粗放外延型发展道路，从而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指标由2004年的第七位下降至2013年的第八位，排位下降1位。其中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虽提升3位，但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近年来，口罩脱销、抢水风波等环境事件几乎都指向粗放发展模式，改善生态环境成为浙江人民迫切需求。

草根创业向知识创业转型的空窗期，市场化进程放缓。草根经济从“浙江增长主力”到“粗放外延增长典型”的角色变换是市场化进程放缓的一个主要原因。2013年，浙江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65%，已是浙江增长的绝对主力。然而完成量的扩张后，浙江民营经济仍处低成本、低技术、低档次的初级加工阶段。曾经带动当地经济的产业集群都面临转型问题。2004年，浙江市场化得分居首位，超出江苏0.52分；2010年跌至江苏之后为第二，2013年反被江苏超了0.27分。浙江市场化改革的领先程度下降，市场化进程出现放缓趋势。

寻找创新增长和美好生活的平衡点

目前，浙江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悄然发生积极转变，未来如何在创新增长和美好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显得至关重要。

发掘增长新动力和投资新领域。浙江需进一步发掘增长新动力和投资新领域，实现创新增长。浙江当下存在大量富有潜力的新增长点，比如互联网峰会后带来的信息消费和创意文化产业发展；又如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养老产业、启动“五水共治”等民生创新举措；再如承载浙江转型升级重要功能的“特色小镇”建设。

力推增量转型和传统外创新。浙江传统产业虽短期内转不动，但可以另辟蹊径：采取增量转型、传统外创新策略，形成与以往不同的增长方式和动力机制。比如促进跨界新人和专业新人的崛起；又如强化依法治省和民资支撑，打造全中国最为有序的创新环境；再如促进一批“高大上”的产业落户。

着力分配优化和消费崛起。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意味着政府需推出合理的政策来保证分配的优化和消费的崛起。政府需要推进劳动工资三方协调机制建设，促进劳动工资合理增长。同时也要引导资本节制，增强资本社会责任，优化社会分配机制。在分配优化的同时，需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提升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