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行卷过程研究（二）
——投谒对象的选择

任占鹏 金滢坤

唐代行卷过程研究（二）
——投谒对象的选择

任占鹏 金滢坤

唐代举子在行卷之前选择投献对象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考虑地域因素，京畿地区由于公卿、名公聚集，是举子行卷的首选，在此行卷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文场领袖、文宗是举子投献的重要目标，韩愈、柳宗元等领袖人物，“皆以引接后学为务”，荐拔后学无数，有“韩门弟子”的典故。三是，在中晚唐牛李党争背景下，牛党与进士朋甲相结合，举子也将牛党党魁和依附牛党外围的朋甲“朋头”作为投献的重要对象。四是，刺史、节度使等地方长官及其僚佐是举子主要的行卷对象，且是举子投献行卷最多的对象群体，其中有科名和文学的地方长官尤受青睐。此外，中央清要官员途径地方，也会成为举子追逐投谒的对象。总体而言，举子行卷对象不宜给“冗慢无势者”，要“如贡大诸侯、卿士及前达有文章积学者”，才不至于“其礼甚厚而所与之甚下”。

唐代；行卷；过程；投谒对象；选择

关于唐代行卷的问题，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比较代表性的有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唐代进士科举考试中行卷之风的由来以及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行卷下了定义[1]。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章《进士行卷与纳卷》[2]、吴宗国先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3]、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等论著[4]，都对行卷的产生时间、行卷文体、行卷内容，及其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选题在前人基础上，主要就行卷创作、卷轴制作、投谒对象的选择、进行礼仪与程序和行卷效果进行探讨，以期复原唐代行卷大致轮廓，分析行卷对科场和唐代社会的影响。我们已在《唐代行卷过程研究——创作和制作》一文中探讨了行卷的创作和卷轴制作[5]，本篇就举人在投谒之前选择投谒对象时，考虑的主要因素进行探讨。

举子制作好卷轴之后，便是有选择的进行投谒，有策略地行卷。据李商隐《与陶进士书》云：

昨又垂示《东岗记》等数篇，不惟其辞彩奥大，不宜为冗慢无势者所窥见，且又厚纸谨字，如贡大诸侯、卿士及前达有文章积学者。何其礼甚厚而所与之甚下耶！[6]

从李商隐告诫陶进士的话语来看，行卷对象不宜给“冗慢无势者”，要“如贡大诸侯、卿士及前达有文章积学者”，才不至于“其礼甚厚而所与之甚下”。唐代无论是京畿，还是地方举子，在选择投献对象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要考虑地域因素，京畿地区的公卿、名公是举子行卷首选。由于唐代两京地区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全国最好的教育机构国子监、弘文馆等诸多的教育资源，高官、名流多集于此，在文化和政治上有着极大影响力，因此举子向京畿地区的高官和名流行卷，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开元三年（715年），左拾遗张九龄所云：“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7]京华之地，聚集了大量的高官显贵，便于举子投刺干谒，驰驱要津，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为其行卷、延誉、登第提供更多机遇。由于诸解登第率的差异，像京兆府是名公巨卿聚集之地，这些人直接影响着知贡举主司的选人标准，京兆解乡贡举人的登第人数和比率都居天下之首，占据天下之半。因此，天下举子通过冒籍等各种途径，聚集于京兆、同州、华州之地，便于向萃聚在中央的公卿、名公投献行卷，以求得京畿地区解为荣，更可以提高其及第的概率。

其次，文场领袖、文宗是举子投献的重要目标。如《因话录》卷三《商部下》载：“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8]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冯定等人即是当时文坛领袖、名流，且官历清显，“皆以引接后学为务”。特别是韩愈引接、荐拔后学无数，经其荐拔者，有“韩门弟子”的说法，仅有姓名可考者，就有二十二人进士及第，一人明经及第[9]。据《唐国史补》卷下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10]韩愈曾感悟自己接纳后进的感想说：“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耶？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11]从韩愈的言语可知两点：一是，京城公卿、文场名公等士大夫对待举子行卷的态度是“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京畿地区是举子行卷的首选；二是，韩愈大概以奖拔后进闻名，更是求谒者众多，“独有接后辈”之美名，也招致了一些非议。

再次，朋党党魁和朋甲领袖，也是举子投献的重要对象。如中晚唐牛李党争不断，在牛党与进士朋甲相结合的情况下，举子也将牛党党魁和依附牛党外围的进士朋甲作为投献的重要对象。如大和中，杨虞卿“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与“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号党魁”[12]。杨虞卿和其弟杨汉公，“二十年来，上挠宰政，下干有司。若党附者，朝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输金袖璧，可以不读书为名儒，不识字为博学、传业”[13]，于是大批举子“分镳竟路，争趋要害”，竞奔两兄弟之门，故有“东甲、西甲”之说[14]。据《新唐书》卷一七五《杨虞卿传》云：

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15]

此事，《唐摭言》卷七《升沈后进》云：“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为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16]苏景胤、张元夫和“三杨”都是牛党的党魁和骨干，也就是说文宗朝科场一度被牛党所掌控，举子行卷必然奔竞于牛党党魁和骨干及其外围朋甲朋头之门，举子不得不与牛党“朋比唱和”，以获得声名，而名登金榜。

晚唐牛李党争消失后，“中朝流品相率为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为其首”[17]，朋甲领袖依然是举子行卷的目标。如五代刘崇远云：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闻，举进士。擢第之后，蔼然清名喧于时，与郑颢同为流品所重。举子人事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时人相语为“崔郑世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18]

崔雍、郑颢都是“甲族之子”，进士及第，“蔼然清名喧于时”，被称为“崔郑世界”。在中晚唐举子朋甲声名既盛的情况下，若进士获得朋甲领袖赞赏，与其游历，自然会提高声名，因此举子围绕崔雍和郑颢形成朋甲即“崔郑世界”，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最后，刺史、节度使等地方长官及其僚佐是举子主要的行卷对象，而且是唐代举子投献行卷最多的对象群体。不过，举子投谒地方官时也有很大的选择性。地方长官若具有科名，又以文学闻名，无论是为举子延誉，提高声名，还是为其获得乡贡，都能大大增加砝码，于是就成为了进士行卷的重点对象。如柳宗元因“永贞革新”，被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年）为柳州刺史，以文学知名，乐于奖拔后生，“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19]。显然，进士不远千里投奔柳宗元，不仅获得赞誉，而且受其指导，“必为名士”，登科的概率自然大大提高。柳宗元之所以受举人仰慕，是他和韩愈等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声望极高，并热心于奖拔后进。柳宗元自言：“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知名者，亦为不少焉。”[20]韩愈也称赞柳宗元：“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诗。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21]又如白居易进士及第，在元和年间与元稹开创了“元和”体诗，有“元白”之名，长庆二年（822年）以中书舍人典杭州刺史，于是江东进士多奔杭州取解[22]。其中，有进士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争取杭州解，最后白居易以赋诗定胜负，荐徐凝为首冠[23]，并于次年进士及第。此事足以说明地方长官如若跟白居易一样既官位清显，又为一代文宗，获得此类府州的荐送，其登科的希望就极大，故出现进士争杭州取解的情况。此事在当时影响极大，后人多云白居易抑张扬徐。又如杜佑“负佐世之才，有盛名于天下”，以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于兴元元年（784年），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有进士皇甫生专门赴广州请谒，“斯往也，亦以赴知己而沽善价”[24]。又令狐楚有才名，进士及第，颇受德宗称赞，在出镇河阳节度使时，亲自主持府试，名声盛大，进士竞相参加，“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来者皆栗缩而退”，后来将家子出身的马植也来求荐，遭众人歧视，然结果却是马植夺“弘正解元”[25]，让士人大跌眼镜。马植因此于元和十四年（819年），进士及第。令狐楚出任河阳节度使时，像卢弘正这样知名的进士来投献、取解者众多，李商隐就是其中之一，“以所业文干之”，令狐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后来，令狐楚镇天平节度使时，辟其为巡官，随后以汴州解“令随计上都”[26]。杜佑、令狐楚等人不仅贵为一方节度使，而且以文高而闻名，故吸引了卢弘正、马植、李商隐等知名进士来取解，竞争十分激烈。

中晚唐五代随着藩镇势力的增长，地方节度使、观察使等诸使幕僚也多是进士出身、文化名流，手握权力，并往往与当地名人交织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使幕府变成了藩镇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些人也成为了举子在地方投献的重点对象。如《玉泉子》曰：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权要束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其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27]

这则故事中举子投文轴时区别对待同在幕府中的两李姓从事，看重进士出身的李评事，轻薄无科名的李德裕，正说明及第举人入幕后，成为当地或相邻地区举子投谒的主要对象。这与当时社会重科名、尤重进士科的社会风气相一致，举子正是借用入幕及第进士“终身为闻人”的光环来提升自己。举子推崇有科名的李从事，是因为其能够借助自身的影响力为举子扬名、延誉，进而帮助举子取解，获取科名。如李回累举不捷，“淮南从事力荐毕丞相諴，后又举赵渭南嘏”。李回最终在长庆二年（822年）进士及第[28]。可见有时候幕府从事的荐举对举子的成功与否能起到重要作用。又晚唐司空颋以习业干谒魏博节度使从事公乘亿，以期为己“延誉”[29]。如进士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相识，留连数月”，马戴不仅每日以诗酒招待许棠，而且派人去求恤其家人[30]。马戴以进士出身闻名天下，为当时“词宗”，掌握使府的重要权力。因此，许棠与其唱和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声名，为自己获得乡贡，参加礼部省试，创造了条件。在马戴的帮助下，许棠于咸通十二年（871年）顺利登科。中晚唐一些名藩盛府往往聚集了很多科举出身的幕僚和名公，容易为举子激扬名声。又黄滔《段先辈启》云：“判官先辈万顷襟神，四科文行。比鸾鹤而既冲霄汉，喻龟龙而须瑞皇王。今者宾幕清风，士林重价……伏计即有新荣，别膺殊命。”[31]显然，进士黄滔对这位进士出身的段姓判官，赞许有加，其目的就是希望获得其赞许和荐拔。于是，举子投谒时不免“奋六翮，翔千里，以为辕门大府之重，增羽仪之盛”[32]，借以激扬名声。

有时候，进士也会为了赶考方便，沿路投献在家闲居的中央清要官员、在任地方长官等。如权德舆《送钮秀才谒信州陆员外便赴举序》云：

清旭燕居，有秀才钮氏，以儒者衣冠访我于衡门之下，用文一轴与刺偕至。访其行色，则日将抵贤二千石陆上饶，然后自江而西，射策上国。且上饶以伟词迈气待东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礼。繇是裦衣之徒，耻不登其门。[33]

从权德舆“燕居”之语来看，安史之乱中监察御史权德舆“会丁母丧，因家洪州”[34]，与此同时陆长源任信州刺史[35]。此钮秀才先向洪州闲居监察御史权德舆行卷，并得到了其赞赏，得知其行程后，权德舆还特意向信州刺史前员外郎陆长源写序推荐。从权德舆的序可知，陆长源“以伟词迈气待东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礼”，因此，钮秀才选择经信州，投谒信州陆长源，而“射策上国”。又咸通中，连州进士邵安石，因为“高湘侍郎南迁归朝，途经连江”，“以所业投之，遂见知”，同回京城。咸通十二年（871年），李湘知贡举，“安石擢第”[36]。像邵安石这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归朝途中的礼部侍郎这一科场关键性人物李湘，进行投献，并且成功地与其同行，更幸运的是李湘随后知贡举，遂之擢第。此事虽然是行卷中的万幸，但说明闲居地方的朝中要员、或途经地方的清望官都是举子择机行卷的对象。

举子创作好作品，制成“卷轴”，选择好投谒对象之后，便按照一定的礼仪和程序进行投谒，详细情况请关注《唐代行卷过程研究（三）——礼仪、程序》相关论述。

[1]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9.

[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262-282.

[3]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222-236.

[4]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1：69-87.

[5]任占鹏，金滢坤.唐代行卷过程研究—创作和制作[J].科举学论丛.2014(2)：1-8.

[6][唐]李商隐.樊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42.

[7][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412.

[8][唐]赵璘.因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2.

[9]参阅刘海峰.“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中国古代史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299－312.

[10][唐]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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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唐]刘轲.牛羊日历.收入[清]缪荃孙编.藕香零拾[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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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唐]权德舆.权德舆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425.

[36][宋]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62.

A Study on the Procedure of Xing Juan in Tang Dynasty: The Choice of the Delivery of the Object

REN Zhanpeng&JIN Yingkun

Before the exam candidates of Tang Dynasty choose their delivery of the object,there are following factors main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Firstly,the region factor should be considered.For the reason that the capital area is the place that high level officials and the famous and influential people gather,the region factor becomes the first choice for candidates to achieve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Secondly,the leaders of the literature and famous writers are the significant goals for the candidates to submit.For example,Han Yu and Liu Zongyuan always regard students'education as their tasks.They had recommended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during their lives.A literary quotation“Han's students”was telling this story.Thirdly,on the situation of the partisanship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the party of Niu combines with the group of Jin-shi,candidates also treat the party of Niu and the group around them as the targets to deliver.Fourthly,the governors like feudal provincial and Jiedushi and their subordinates are the major targets for candidates.It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examinees on this part,especially the governors who had the scholarly honor won in exams and who was the brilliant writer are mostly concerned.In addition,the places that central Qing officials pass by also become the candidates'choice.Overall, the delivery of the object should not be arrogant or powerless.The high level officials,governors and the brilliant writer could be the goals for candidates to submit.If that,the candidates cannot be treated so badly.

Tang Dynasty;Xing Juan;Procedure;the Delivery of the Object;Choice

G405

A

1005-8427(2015）03-0052-5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3年度社科计划资助重点项目“唐五代童蒙教育研究”（SZ201310028014）、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制举考试与社会变研究”（13BZS029）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任占鹏，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48）

金滢坤，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