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刘雪琳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韩国 449791）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世界工厂”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标识。但只强调这一标识既无法体现中国发展的状态，亦有碍外界对中国文化、社会、经济的全面了解。从文化交流方面来说，“韩流”的盛行显示着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民众对于韩国文化的接受。那么，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又如何呢？在长期的西方文化影响下，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年轻一代不但是重要的消费群体，一定程度上主导消费趋势，也是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对于未来中韩经济交流和中韩关系的发展有深刻意义。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认知的变化来自于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接收和接受。本文从知识流动的角度，对于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本研究对一所韩国大学的25名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及观察。研究对象包括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所采用的定性分析则通过充分挖掘定性资料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帮助深度解析被调查人群的认知变化及原因。

二、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认知的变化及特点

本研究发现，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如下。他们中很多人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认知有局限。但是，在近期，随着中韩贸易的加深（如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商谈），可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增多，使得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有增长的趋势。同时，他们希望去中国旅游或（和）学习、从各种渠道多获取相关信息、多了解中国的意愿也有上升的趋势。

此外，韩国大学生对中国的认知有正面性、非全面性和差异性的特点。正面性体现在所有受访者对于中国都有着积极正面的印象。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发展高速、社会文明、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风景美丽壮观、人民热情温暖、美食丰富多样有特色，以及对韩国文化和商品喜爱，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受访者担忧空气污染的问题，认为环境保护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不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周边国家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应当引起关注。

非全面性体现在以下。首先，受访者对中国的认知有其片面性，比较表面化和相对浅显，个别人处于“一知半解”，甚至是有偏差和错误的认知。其例子如下；一名受访者在谈论新疆时，将“东突组织”认为是有着合理诉求的寻求独立的组织，是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没有区别对待和加强保护的结果。

其次，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相较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知更为强烈，即，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印象更为深刻，关注度也更高。谈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影响是所有受访者的共同点。而除此之外，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了解则各不同相同，且关注点很分散。

差异性体现在，不同受访者对于中国的认知有各自的偏重点，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在角度、深度、广度方面有所不同。本研究并未发现研究对象的认知的差异（深度和广度方面）与他们的性别、学年、所就读专业有直接关联性。但是，认知的角度和对相关知识的关注所在则与他们所就读专业有关联。例如，金融专业的学生会关注“中港通”。原因在于，他们希望所获取的知识和信息能够对他们将来就业和事业发展有帮助。

最后，研究对象的认知的差异与研究对象个人的在中国的亲历经验有较强的关联性。本文将研究对象按照个人的在中国的亲历经验分类为以下三类。A:从未到访过中国的人群（占56%）、B:有少次短期访问经历的人群（占28%）、C:有半年或更长学习和居住经历的人群（占16%）。研究发现，受访对象中A类（从未到访过中国的人群）对中国的认知比较少，也比较浅。他们主要对与他们未来将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信息有兴趣。他们所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为新闻、时事报道和有关的期刊杂志。B类（有少次短期访问经历的人群）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现状感受颇深。对于所到访过的城市的历史、景观、美食比较了解和欣赏。北京、上海以及青岛是最多被拜访的城市。这主要因为它们是大都市，或有历史、著名景观及地缘优势。其他被拜访的地方包括大连、西安、杭州、苏州、重庆、广州以及甘肃和新疆的一些著名景点等。他们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偏重于从网络搜寻信息。C类（有半年或更长在中国学习或居住经历的人群）相对而言，对中国的认知最为多和深刻。他们会比较中韩在文化和观念上的不同，从中看到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同时又增加了他们希望获取更多相关知识的愿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认知。

（二）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知识管理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知识流动的因素可分为认知性、结构性和关系型三种。首先，采样群体有单一性（均为在校大学生），研究对象在认知性方面的差异虽然不是太大，但依然存在。认知力强有助于他们对信息的领悟和解读，例如，反思韩国同类企业为何不能像阿里巴巴一样成长。但是，当受访者对现有信息的批判性不强、不进行深究分析时，则可能会导致其认知的偏差。

再者，在结构性方面，知识获取渠道是其中一个主要影响因素。除去网络、书籍、期刊等渠道外，通过“亲历”渠道来获取知识对于受访者的认知影响最大。这点可从稍早前的讨论中看到。其主要原因为，“亲历”过程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此外，当有亲属在中国工作或经商者，受访者会因此多一种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

在关系型方面，受访者的个人兴趣和关注重点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他们的认知所涵盖的领域上有差异。另外，通过互动，感受到韩国文化和个人在中国受欢迎，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好感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增进他们对于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意愿和热情。

三、结论及建议

不同于老辈的韩国人，韩国大学生对于中国没有固持一些先入为主的传统思维（如：中国为北韩的同盟，由于南北的紧张关系，对中国有芥蒂和防备心理）。他们对中国持有比较开放的态度，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及中国文化有相对积极的认知和正面的感受。他们对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意愿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希望以此帮助他们未来的就业和事业发展。

相对于亲历、书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是受访者最普遍、最常用的接触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鉴于新闻媒体有一定的倾向性，依赖单一信息渠道有碍他们认知的正确发展。如果多增加信息交流的渠道，并针对的韩国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高度使用的特点，利用社交媒体、互联网论坛、名人效应等工具，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认知。

[1]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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