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老雁馍”民俗的文化意蕴

皖北“老雁馍”民俗的文化意蕴

王改凌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老雁馍”是皖北已婚女性用小麦面蒸制成大雁形状送给父母长辈的面花礼馍。“老雁馍”承载着皖北麦作文化的诸多历史信息，是皖北民众价值观念、思想情感、思维方式的重要载体。鉴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及血缘亲情日趋淡漠的现状，充分认知“老雁馍”民俗的文化内涵，传承并弘扬其敬老孝亲之精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皖北；老雁馍；孝亲敬老；巫术

收稿日期：2015-03-07

作者简介：王改凌(1968-)，女，安徽亳州人，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与传媒系副教授，硕士。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皖北民俗文化的深挖掘与应用研究”(AHSK11-12D202)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

“老雁馍”即皖北已婚女性在农历二月二和麦收已毕，用新麦面粉蒸制成大雁的形状，送给父母、长辈的面花礼馍。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来看，皖北“老雁馍”存在着两种形态：一是农历五月中旬麦子收罢，皖北谣俗有“收罢麦，打罢场，挎着‘老雁’去瞧娘”之说；另一种是在农历二月二，据有关文献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后，沿涡河、颍河黄泛较重的地区，二月二初常有群雁起落。太和一带谣传：‘五更闻雁叫，老人遭劫数。’于是女儿为父母、侄女为姑姑送去雁馍(重斤许，内包荤、素馅)。这个风俗很快传到颍河两岸，每逢二月二，晚辈就给长辈送雁馍，以消灾避祸。”[1]163这两种并行于皖北的“老雁馍”习俗属于前后独立的两种文化形态，它们各自呈现出的“贵麦”思想和巫术观念，都源发于“孝亲敬老”这一情感基点。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及家庭孝养严重缺失的当下，充分认知“老雁馍”民俗的文化内涵，传承并弘扬其孝亲敬老之传统是地方与时代共同的诉求。

一、“老雁馍”民俗根植的麦作文化生态环境

独特的地理空间是人们生活的空间坐标，也是鲜明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各地的气候、地形、地貌、土壤等自然条件不同，人们对农作物的选择与种植也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对不同的关系和观念。这些观念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风貌。“老雁馍”作为皖北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自然与该地域的地缘关系和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

皖北指淮河以北的安徽地区，该区处于南北自然区划交接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水资源优于北方，光资源优于南方。从地貌上看，该区主要位于黄淮长期冲积泥沙而形成的华北冲积平原南端。域内河网密布，天然河道主要有淮河的第一大支流颍河、第二大支流涡河，此外，还有浍河、濉河、淝河等。这些河流自西北向东南蜿蜒奔流，所流经地区形成的地貌大区主要有：萧(县)砀(山)黄泛平原、颖涡黄泛平原、颖东河间平原、沿淮冲击平原等。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较为优越，早在新石器时代，淮北地区已是我国农业发祥地之一。[2]

我国传统农业主要由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两大体系构成。在南稻北粟的种植格局中，皖北因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早期农业呈现出南北交融的鲜明特点。而小麦是外来之物，原产于西亚新月沃地。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小麦已进入到我国西北地区。商周时期，小麦开始进入皖北、河南、山东等地。商代甲骨文中的“来麦”“登麦”“告麦”“受麦”“田麦”，及《诗经·周颂·思文》中的“贻我来牟”均与小麦有关。小麦虽是我国北方广泛种植的作物之一，但在农业技术较为粗放的早期社会，小麦对地域环境、自然气候的依赖性颇强。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记载一首汉代歌谣：“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可见，小麦宜下田。加之南涝北旱的自然条件对小麦生长也极为不利，所以，直到西汉中期之前，关中地区的粮食种植仍以粟作为主。这在《汉书·食货志》中曾有记载：“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得，而损生民之具也。”即使到了唐代中期之前，粟在北方依然居于五谷之首。①

相对于关中等地而言，皖北平原沃野，水域广阔，光热资源相对较好，有利于麦子灌溉保墒。所以，皖北自古以来就是宿麦(冬麦)最佳适生区之一。1955年，考古学家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陶鬲内存有炭化小麦，该麦“呈青黑色，颗粒完整，共重900克左右。麦粒粗短没有稃，腹沟向两旁展开，经小麦专家金善宝教授和南京农学院植物学教研组鉴定，都肯定为小麦栽培种”。[3]《周礼·职方氏》中也有豫州“谷宜五种”的记载。豫州是指今天皖北的一部分及河南大部分地区，五谷是指黍、稷、菽、麦、稻。这些都充分说明皖北的小麦种植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牛耕的出现和使用，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皖北一带“种麦呈现出增多趋势”。[4]

另外，皖北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在兼有南北气候之长的同时，也兼具南北气候之短：冷暖气流活动频繁，有的年份少雨干旱，有的年份多雨成涝，加之历史上黄河汛期决溢泛滥，夺淮入海，往往造成皖北粟、黍、豆等春种秋收的作物颗粒无收。而宿麦是秋季九月下旬播种，来年夏季六月上中旬收割，这样一来，既能避开黄淮水汛，又可为皖北人民在青黄不接时提供救荒食品。就如《救荒活民书》中所言：“二麦于新陈未接之时，最为得力，不可不广也。”[5]二麦指的是大麦与小麦。可见，小麦在皖北传统社会中具有“继绝续乏”的特殊地位，是皖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物。

由于皖北盛产小麦，围绕小麦的加工、制作、食用等环节，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麦作食俗文化。小麦最早是粒食，随着大型石磨出现，麦子的食用品质才得以改善。皖北亳州曹氏家族墓群曾出土众多的明器模型，其中马园村出土的圆形陶磨饰以釉彩。②这说明皖北磨麦成面最迟在汉代已经出现。伴随磨面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以麦面为原料的食俗不断丰富。据《安徽民俗》一书中统计,皖北以麦面为原料的面食主要有“卷子、蒸馍、蛋卷、烙馍、油饼、菜馍、千层咸馍、油馅馍、水烙馍、大卷馍、蛋合子、菜合子、糖角、焦馍、油香、烫面食、面条、面叶、回锅面、肉丝面、炒面、热干扣、卤面、炝锅面、凉拌面、格拉面、刀削面、酸辣面、油炸面、荤饺、素饺、糁头馍、荤包、素包、汤包、马糊汤、烧饼、油条、面汤等百种之多。”[1]106在面食占绝对地位的皖北，麦面食品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还是人们表达思想情感、寄托生活愿景的载体。比如，祈农的面灯、佑生的虎馍、延寿的枣山馍、添力的枕头馍等，其中，孝亲敬老的老雁馍就是众多面花礼馍中的一种。

二、“老雁馍”民俗的两种文化形态蕴含

(一)麦收后的“老雁馍”民俗：贵麦与孝亲的载体

“老雁馍”是以麦面为原料，而麦面本身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矿物质、钙、铁、硫胺素、核黄素、烟酸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具有调和五脏经络，补虚除躁、养心安神，增强气力的功用。民间普遍认为：“小麦秋季播种，冬季生长，春季开花，夏季结实，是五谷中价值最高的。”[6]早在周代，国家就有“尝麦”之岁典。《逸周书·尝麦》中曾载：“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民间麦收后则有“报赛”之俗。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中云：“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精神体质，两愉悦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嬗递，麦收后敬神娱神的活动渐趋理性，人们更多的是在收割后用新麦食品迎来送往，以示丰收。

在北方广大的麦作文化区，麦收后普遍流行着女儿带着新鲜麦面食品看望父母的习俗。如晋南农村的“六月六、走麦罢”习俗，即已出嫁的女性挎着新麦面制作的几斤重的“大月形角子馍”回娘家看望双亲。陕北也有“六月六，六月六，新麦子馍馍熬羊肉”之说。六月上旬正是陕北麦收羊肥之时，紧张的麦收已结束，接女儿回家团聚则是庄稼人的一大快事。河南农历六月初一，民间称为“小年下”或者“丰收节”。此时夏收夏种已毕，处于农事稍闲之际，辛苦一季的农民便破例用刚收获的麦子改善生活，称为“尝新”。已婚的女性则带着新麦面馍走娘家。如歌谣所道：“收了麦，打了场，谁家的闺女不看娘。要是闺女不把娘来看，不死公公就死婆母娘。”皖北的妇女也不例外，她们在麦收后携带着“老雁馍”看望父母长辈，有谣俗为证：“收罢麦，打罢场，挎着老雁去瞧娘。”由于史料疏缺，我们无法考证皖北“老雁馍”习俗究竟源于何时，它与晋南的“走麦罢”、陕北的“六月六”、河南的“闺女看娘”等是否存在着时间上的传承、空间上的扩布。但显而易见的是，皖北地区妇女所送的“老雁馍”别具一格，且蕴含着强烈的贵麦、孝亲观念。

旧时的皖北虽是小麦适生区之一，但小麦着实为来之不易的稀罕物。首先，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造成皖北水系紊乱，水道淤阻，以致出现“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严重灾情。很多时候，老百姓衣食无着，往往四处乞讨过活。其次，皖北地区的麦收正值夏季多雨之时，老百姓把抢收小麦比作是“救火”、“虎口夺粮”。最后，皖北地接中原，兵灾人祸频仍，导致麦子颇为金贵。老百姓把麦子称为细粮，其余则为杂粮、粗粮，杂粮磨出的面叫作杂面、孬面，小麦面粉则称为白面、好面。平常人家一年到头除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或者家庭成员生病外，均以小麦和大豆、高粱、玉米等碾成的“杂合面”维持生计。直到1978年，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政策，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才逐渐出现以小麦为主，杂粮为辅的局面。一般而言，自然历史环境对人们生存的压力越大，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就越发稳固。[7]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皖北的“贵麦”思想尤为强烈。另外，在麦面为贵、物质相对匮乏的皖北传统农耕社会里，“老雁馍”还是已婚女性彰显孝心的物质载体。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首要精神。早在先秦时代，中华文化就呈现出强烈的孝亲情结。《诗经·小雅·蓼莪》中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谈到：中国文化从某一意义上来看，可谓为孝的文化。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深有所知。孝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其逻辑起点与情感基点源于事亲。《孝经》中有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可见，《孝经》把孝的逻辑进程分为事亲、事君、立身三个渐进阶段。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释训》阐释为“善事父母为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不过，善事父母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孝养、孝敬、孝顺、继承其志、孝祭、孝治等。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尚不充裕的传统农耕社会里，对一般百姓来说，毋庸置疑，养父母身心，尤其是物质上的孝养是血亲关系中最根本的义务。

皖北地接中原，与河南、山东毗邻，深受儒家孝文化濡染。加之皖北自古以农耕为主，传统农业生产与生活有赖于老人的经验引领，所以，尊老尚齿之风颇为浓厚。即使是女性也恪守孝道，勤于纺织，赡养公婆。明代万历《蒙城县志》卷七《人物志》中有载：“刘氏，张思谦妻。素事舅姑孝敬。韩氏，程稔妻。家贫，事孀姑克孝。执女工以为养。魏氏，生员韩桢妻。二十五岁，夫亡。止生二女，誓不适。孝事姑舅，乡人重之。”类似“勤纺织以事翁姑”[8]387的记载在皖北一带不胜枚举，“老雁馍”即为皖北孝道之风的衍生物。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曾问及为什么麦收后要送“老雁馍”给父母长辈？为什么要把礼馍做成老雁的形状？濉溪县任集镇湖北任家75岁的张文英老人说：“一个麦下来(麦季之意)忙得很，不得闲去回去瞧爹娘。在咱这儿，麦面为贵，新麦下来了，就要给爹娘送‘老雁馍’，这是当闺女尽的孝心。”蒙城县许疃镇黄叶村70岁的老人孙秀兰说：“麦收后送‘老雁’是从老辈子那儿传下来的，出过嫁的闺女都送。除给父母各蒸一个，也给婶子大娘这些长辈各送一个。过去，白面是稀罕物，给长辈蒸‘老雁’是尽孝。老雁开春向北飞，秋来朝南飞。出门子(出嫁之意)的闺女就像老雁，定时回娘家看看。在咱这一片儿，谁家要是生个闺女，都说来个‘老雁篮子’、‘送老雁的’。”阜南县73岁的马利荣老人说：“俺这里把闺女叫‘老雁筐子’。过去麦面金贵，年年都给父母送。现在白面不稀罕了，小年青也不会蒸‘老雁’了，很多都从街上买，前几年还时兴送老雁面包。”③

以上田野调查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信息：第一，麦面为贵，送“老雁馍”是皖北出已嫁女性尽孝的方式。第二，“老雁篮子”、“老雁筐子”、“送老雁的”是女儿的代名词，意思是出过嫁的女儿要像往返有期的大雁一样定时回娘家看看。第三，麦收后蒸制的“老雁馍”虽不知起源何时，但却代代沿袭。第四，随着时代变迁，目前，“老雁馍”多作为商品出售。

笔者以为，“老雁馍”是皖北特定生态环境下大雁物象与麦作文化的巧妙结合，是已婚女性表达孝心的载体。大雁为定期迁徙的候鸟，喜欢栖息于旷野、沼泽、湖泊、河畔、滩涂、麦田，特别是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诗经·小雅·鸿雁》中就有“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句。皖北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水源丰沛、湖泊相连，水生植物尤为茂盛，是大雁南北迁徙最佳的停栖地之一。据《蒙城县志》记载：“春分：小麦拔节，油菜出苔，桃、梨开花，青蛙始鸣，大雁北飞，紫燕来巢。霜降：菊花盛开，荞麦成熟，小麦出土，枣叶落，大雁南飞过境。”[9]《淮北市志》对大雁的活动也有记录：“春分时节：鸿雁归去，紫燕飞来，斑鸠安家，香椿萌芽。秋分时节：荞麦开花，黄豆入仓，鸿雁南来。”[10]阜阳一带对大雁迁徙过境也有详细记述：“春分时节：鸿雁归去．紫燕飞来，斑鸠安家．香椿萌芽．红芋育秧。秋分时节：荞麦开花，黄豆入仓．鸿雁南来。”[11]由此可见，大雁是皖北习见习知的候鸟。皖北俗语道：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已嫁的女性被视为泼出的水，她们事事都要以婆家为重，不到逢年过节，难得有机会回娘家一聚。大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年复一年、往返有期、不忘故地，大雁的这种生物属性常常激起皖北已婚女性的比附、联想。她们以雁自喻，寄情于雁，由此催生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老雁馍”民俗。特别是麦子收获后，农事暂时告一段落，她们希望能够像大雁一样回到故园，同父母团聚，这成为“老雁馍”民俗产生、滞留、传承的情感心理基础。总之，在麦面为贵、物质相对匮乏的皖北传统农耕社会里，“老雁馍”倾注了皖北已婚女性眷恋故地、孝敬父母炽热而纯朴的情感。

(二)二月二“老雁馍”民俗：为老人招魂解厄的巫术手段

中国的巫术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史前时代，山顶洞人就有尸骨周围撒赤铁粉的巫术性葬俗。皖北自先秦以来深受商楚文化浸染。殷商文化是以尊神重巫为特色，而皖北的亳州“古为殷汤所居之国，固其俗尚鬼，又与陈国相近，固其俗皆尚巫”。[8]71楚国曾是殷商王朝的南土方国，商朝灭亡后，楚国崛起并从江汉平原一路向东推进，强劲的楚文化也随之流播扩布。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巫风浓厚。《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好淫祀”，概括出楚地巫风之昌炽。春秋时期，楚国打败了安徽北部、东部的淮夷，安徽尽为楚有。战国末期，弱楚为强秦所逼，曾一度迁都至皖北阜阳境内。在楚国统治安徽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巫术观念在皖北根深蒂固，皖北民俗也深深打上了楚文化的印记。

旧时淮河、涡河、芡河、西淝河等黄泛较为严重的皖北地区，每年二月二前，正逢大雁过境停歇，大雁敏锐机警，一有风吹草动即惊入长空，其凄厉的鸣声在河滩、旷野久久回荡，让人产生一种不祥之感。农历二月二恰为传统的“青龙节”，俗称“龙抬头”，皖北一带的老百姓认为，该天是老龙王升天的日子，老人也会随之升天(去世之意)；并且，老百姓还认为：老人升天是其灵魂被大雁叫声带入云天导致的结果。

鸟与灵魂粘连的观念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沉积，它们所结下的不解之缘在历史文献及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山海经·北山经》中就有炎帝之女精魂化鸟的神话：“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天问》中也有：“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王逸注：言崔文子取王子乔之尸，置于室中，覆之以弊筐，须臾则化为大鸟而鸣，开而视之，翻飞而去。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夫妇最后是双双化为鸳鸯：“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西晋崔豹在《古今注》里记载过楚怀王死后，“化而为鸟，名楚魂”。唐诗中也有望帝化杜鹃之说：“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皖北先民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人后裔。在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的皖北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中，考古学家首次发现了一尊陶制的鸟形神器，这是供聚落先民敬仰和膜拜的鸟图腾。商代以降，皖北一带曾是商族活动的舞台，据《殷本纪》记载：“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而商是以玄鸟为图腾的一个族群，《诗经·商颂·玄鸟》中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皖北民众与鸟的深厚渊源世代相沿，即使到了汉代，亳州曹腾墓的“券上绘天像，有三人骑鸟兽遨游太空”，[12]这明显带有鸟引灵魂飞升的潜蕴。

在这种鸟与灵魂紧密勾连的传统思想观念支配下，互不相涉的二月二龙抬头、老龙王升天、老人死亡、雁群哀鸣就被胡乱联系纠缠在一起，颍河、涡河一带纷纷谣传：“五更闻雁叫，老人遭劫数。”由于时代及民众认识的局限性，这种非逻辑的错误联想却在皖北民间得到普遍认同。众所周知，二月二正值皖北冬春易际，乍暖还寒之时，老人们因身体机能下降，一时难以适应气候变化，极易生病。但在传统社会中，民众认为这些疾病是由灵魂离体所致，只要把灵魂召回，老人即可康复。怎样才能让老人的灵魂回归复位呢？皖北已婚女性即采取了本地民间惯用的巫术手段，希望以此为父母长辈招魂消灾。

巫术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通过片面的联想或错误的总结，企图达到主观愿望的一种手段。根据弗雷泽在《金枝》中的观点，巫术主要有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类。其中模仿巫术主要是以相似的事物、类似的行为来达到同类相生的预期目的。“老雁馍”是大雁的模拟物，根据巫术的相似律原理，“老雁馍”就是大雁的替代品。老人只要吃掉“老雁馍”，就等于把随大雁进入云霄的灵魂重新安放到体内。这样，老人即可摆脱灵肉分离的危险，恢复到生命的和谐状态。可见，“老雁馍”是用与大雁相似类同的“面雁”代替“活雁”，让老人灵魂复体的模拟巫术手段。“老雁馍”虽是一种巫术手段，一种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但它却唤起了人们极大的心理期待，调整了人们紊乱的身心。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社会意识的理性化，巫术文化式微。不过，目前“老雁馍”是作为一种俗信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的。

三、余论

“老雁馍”作为皖北地区一种活态的民俗文化，既有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有对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接纳。功能主义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需要的手段和器具。文化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种种需要。从皖北“老雁馍”的文化蕴涵来看，无论是作为巫术手段的“老雁馍”，还是凝聚着贵麦观念的“老雁馍”，它们均以敬老孝亲为核心内涵和情感旨归。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空巢多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家庭孝道缺位、伦理失序、老人失语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在伦理道德滑坡，血缘亲情日趋淡漠的当下，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关涉个人、家庭、社会的大问题。基于我国未富先老的客观国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养老模式依然是家庭内养老。所以，颇具文化内涵的皖北“老雁馍”是当前社会呼唤孝养的精神生长点之一，应该大力弘扬。

注释：

①五谷即古代所指的五种谷物。关于这五种谷物，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本文中的“五谷”是取“稻、黍、稷、麦、菽”五种，其中的“稷”是指“粟”。

②资料来源于亳州市博物馆“汉魏风骨”板块中的“汉魏遗迹与曹氏宗族中的釉陶器”。

③资料来源于2014年6月12日-6月20日，在亳州市蒙城县许疃镇黄叶村、淮北市濉溪县任集镇湖北人家、阜阳市阜南县城进行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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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纪恒庆.亳州文物古迹概览[M].合肥：黄山书社，2014：121.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Wild Goose-Steamed Bun” Folk Custom in Wanbei

Wang Gailing

(DepartmentofChineseandMedia,BozhouTeachers’College,Bozhou236800,China)

Abstract:“The wild-goose-shaped steamed bun” is made of wheat flour by married women in Northern Anhui, with the shape of a wild goose, and is sent to their parents and elders as the “steamed flour (flower) gift”. It carries mu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the wheat-growing culture in Wanbei 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Wanbei people’s value system, emotions and ways of thinking. In view of the status that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aging society and family bonds become increasingly weak, it is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folk custom of “wild-goose-shaped steamed bun”, and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ssence of filial respect.

Key words:Wanbei; “wild-goose-shaped steamed bun”; filial respect; witchcraft

(责任编辑傅新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