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还是林斤澜？

刘庆邦

近日从报纸上看到，上海评出了新一届上海文学艺术家“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获奖者各12位。这项评选被称为上海文学艺术界的“荣典”，颁奖典礼大张旗鼓，那是相当隆重。

看到消息我想起来，北京市作家协会也为北京的作家评过“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而且已评过两届。这项活动是作为“北京文学节”的其中一个项目而举办的，每种奖只评一人。2004年的那次评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是王蒙老师，“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是刘恒。颁奖典礼是在著名的首都剧场举行的，记得王蒙老师在“获奖感言”中说了一些幽默的话。高兴之余，他对“终身成就”的说法感到“惊异和悲哀”，他希望他的“终身成就”还没有到头儿，还不到“结账”的时候，“怎么着也得再拼一下子呀”。刘恒在“获奖感言”中，感谢大家对他的劳动的肯定，说他“感到了一个劳动者应有的喜悦”。不管怎么说，这两位作家获奖是实至名归，各得其所，不存在什么异议。

到了2007年的第二届评奖，“终身成就奖”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浩然，一位是林斤澜。候选人是经过北京作协全体会员投票产生的，得票最多的前两位老作家被确定为候选人。候选人的产生算是初评，最终谁能评上，还要由终评委员会投票决定。终评委员会由北京市作协党组成员和主席团委员组成。作为评委之一，我参与了那次评选。若是等额评选，那就省事了，评委们走个程序，在候选人名字后面画个圈儿或打个对勾，哈哈一乐就完了。二者只能选其一，就给评委们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是评浩然，还是评林斤澜呢？投票前有一个讨论，意思是先把意见统一一下。可意见不够统一，或者说发生了一些争议。回想起来，那些争议挺有意思的，越想越有意思。我想我还是把那件事情粗略地写下来吧，不然的话，时间一长也许就忘记了。

终评是在一天上午，安排在一家饭店的大包间里进行。这样安排挺好，待评奖结束，评委们不挪窝儿就可以吃一顿烤鸭，还可以喝点小酒儿。应到的评委除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张承志因故未来，别的评委都到了，连史铁生都坐着轮椅按时到场。评奖开始，北京市文联的主要领导先说了一番话。他声明他不是评委，没有投票权，但他个人有一个建议，建议把“终身成就奖”评给浩然。他说了两个理由：一是浩然所取得的公认的文学创作成就；二是浩然因病卧床多年，病情不容乐观，要是把这个奖评给浩然，对浩然的精神将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北京作协是小作协，是文联领导下的一个协会。文联主要领导这样讲，对评奖无疑带有导向作用，等于差不多把评奖定了盘子。接下来有评委发言，对领导的建议表示了同意。发言把浩然和林斤澜作了比较，认为浩然的创作影响比较广泛，提起浩然的大名，全国的读者很少有人不知道，而林斤澜的创作影响就小些，读者相对小众，如果问起林斤澜是谁，很可能会有人想不起来。还有评委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谈到“终身成就奖”只评给在世的作家，就浩然的身体状况而言，如果这次不评浩然，浩然也许再也没机会得奖了。

话说到这儿，该我谈点儿看法了。我说什么呢？如果可以评两个“终身成就奖”，我给浩然和林斤澜都会投赞成票。规定只能评一个，我选择评林斤澜。不管别的评委怎么说，对于这个选择，我不会有丝毫犹豫。

我承认，浩然的名气的确很大。我在农村老家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反复给我们推荐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浩然的《艳阳天》。语文老师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不仅自己在课堂上大声朗读《艳阳天》，还让同学们模仿他声震整个校园的声调，轮流朗读《艳阳天》。我们为书里的故事所感动，以至对书中每一个正面反面人物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对浩然是景仰的，但从不敢设想今生会见到浩然。然而，我从煤矿调到北京，不仅见到了浩然，后来还有幸成了浩然在北京作协的同事。我还愿意承认，浩然老师为人谦和，厚道，对人也很好。浩然接替林斤澜当上《北京文学》的主编时，我有一篇题目叫《汉爷》的短篇小说，先期已在编辑部获得通过。这篇小说是写改革开放之后，一个跟当官的儿子在城里生活的老地主，还乡寻找当年被雇农分走的小老婆的故事。有朋友跟我说，浩然要把通过的稿子重看一遍，因浩然对有关阶级的事情比较敏感，我那篇小说能不能发就不好说了。我说没关系，《北京文学》不发，我改投别的刊物就是了。结果是，小说不但很快发了出来，还排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浩然当上主编不久，编辑部在戒台寺举办了一个北京作者的笔会。笔会间隙，不少作者纷纷和浩然合影留念。浩然披着驼色呢子大衣，一直微微笑着，慈眉善目的样子，谁跟他合影都可以。我那时和浩然老师还不太熟，加之生性怯懦，我没敢要求与浩然老师合影。浩然老师看见我了，招招手让我过去，说庆邦，咱俩也照一张。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回头再看浩然的作品，因受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制约，浩然长篇小说的大纲，也只能是阶级斗争为纲，纲举才能目张。乃至于每个人物都要严格按照不同的阶级定位，以家庭成分画像，感情是阶级情，人性是阶级性。人物是什么成分，只能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成分逻辑，说那个成分的人才能说的话，办那个成分的人才能办的事。贫下中农不但不能说地主分子才会说的话，连中农的话都不能说，一句说错就是阶级立场出了问题。如果抽掉阶级斗争这个“一抓就灵”的东西，故事的开展就失去了逻辑动力，整部小说就没有了支撑点。后来的《金光大道》，是以路线斗争统揽全局，所有人物以路线排队，以路线画线，为走不同道路的人设置冲突，让他们互相掐架，甚至掐得你死我活，昏天黑地。这样的小说很难说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检验。也许因为浩然老师人太好了，太听话了，小说才写成那样。

林斤澜和浩然不同，他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好像从未写过长篇小说，创作量较少。他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寂寞前行，从来没有“红”过。正如孙犁先生所说：“我深切感到，斤澜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所探索，有所主张，有所向往的。”又说：“他的门口，没有多少吹鼓手，也没有多少轿夫吧。他的作品，如果放在大观园，他不是怡红院，更不是梨香院，而是栊翠庵，有点冷冷清清的味道，但这里确确实实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

林斤澜不是好为人师的人，但他愿意跟他故乡温州的作家说，我是他的学生。林老对我的创作多有教诲和提携，他的确是我的恩师。林斤澜老师跟我说过，作家写作要有一个底线，就是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就不是集体思考，不是别人替你思考，不是人云亦云。独立是思考的前提，无独立就无思考。可以说林斤澜本人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典范。十年“文革”期间，他宁可一篇小说都不写，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不愿写违心的作品。

林斤澜老师也跟我谈起过浩然的为人和浩然的小说，他说浩然人是好人，但小说实在说不上好。浩然的小说除了阶级斗争，就是路线斗争，浩然的文学观里没有文学。可浩然对自己的小说不但没有反思，没有任何悔意，还固执地宣称自己的写作是真诚的，这让林斤澜摇头叹息，大为不解。

我的发言可能有些激动，发言之后，觉得脸上有些热，我用手一捧，脸颊热辣辣的。

接着发言的是邹静之，他也主张评林斤澜。他说终身成就奖嘛，主要是对文学创作而言。至于别的因素，包括身体状况的因素，就不必考虑了。

史铁生说的话比较激烈，我与铁生交往多年，这是第一次听他说出那样言词激烈的话。他说，要是把“终身成就奖”评给浩然的话，那个“杰出贡献奖”别人愿意不愿意得还不一定呢！史铁生这样说，因为他是同届的“杰出贡献奖”候选人。史铁生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如果浩然得了“终身成就奖”，他就不愿意得那个“杰出贡献奖”。

眼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评委的人数又是一个偶数，主持评选的人有些担心，要是出现两位候选人票数相同的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让大家再讨论。

一个简单的事情，不会这么复杂吧！这时我有些急，说不要讨论了，投票吧，投票吧，都是有判断能力的人，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至于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况。后来有传说，说刘庆邦当时拍了桌子。这肯定是讹传，我哪里是拍桌子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从来没拍过桌子。我要是拍了桌子，我的手疼，桌子还疼呢！我当时只是有些激动，说话有点儿急而已。

投票结果出来了，林斤澜以微弱多数票当选“终身成就奖”；史铁生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杰出贡献奖”。评委会为林斤澜写的授奖词说：林斤澜一生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在小说语言、小说艺术及理论方面有独到发现和见解，对中国当代白话文创作极具启发意义。为史铁生写的授奖词是：史铁生的写作直面人类恒久的生活与精神困境，他对存在始终不渝的追问，构成了当代文学中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作为第二届“杰出贡献奖”的候选人之一，一票都没得。当唱票者大声唱出刘庆邦零票时，我一时有些尴尬。但我很快就释然了，坦然了，这表明我没有投自己的票，而是把票投给了我尊敬的铁生兄。

2007年之后，又六七年过去了，北京再也没举办文学节，再也没有评选“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别说举办文学节和给作家评奖了，听说连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老舍文学奖”也不让评了，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