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字所见辽代寺院考

2015-02-07 05:19张国庆
东北史地(学问) 2015年4期
关键词:寺院建筑

张国庆

石刻文字所见辽代寺院考

张国庆

[内容提要]辽代寺院建筑承仿唐宋,与佛教诸宗之“伽蓝七堂”之制大体符合;院落式寺院的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山门、佛殿、法堂等主体建筑,而僧堂、食堂以及藏经楼、钟鼓楼等则分布于左右两厢,它们大多为间架结构;辽人建寺十分注重选址与备料;齐备的寺院建筑设施与特殊功能,优美的人文景观与生态环境,为剃度出家的辽代僧尼们创造了良好的修行和生活场所。

辽代寺院建筑结构与布局

辽人崇佛,出家之僧尼人数众多,因而,有辽一代,在辽国广袤的大地上,佛教信徒修建了难以计数的各类寺庵庙宇,正如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所云:“故今昔相沿,历朝所尚,城山胜处,列刹交望矣。”①佛教寺院最初被称为“僧伽蓝摩”,为梵文Samgharama的音译,故又简称为“僧伽”或“伽蓝”。古印度时期的寺院建筑式样主要有两种:一是中设殿堂及佛塔、周围建僧舍的“精舍式”;一为依山开凿石窟的“支提式”。这两种式样的“僧伽蓝摩”传入中国后,便演变成中土“宫塔式”和“石窟式”寺院。至唐代,由于佛教在民间的大力推广以及民间造寺风气的盛行,寺院建筑开始演变为趋向于民间住宅的“院落式”,并且,随着信众数量激增,寺院中对拜佛讲经空间的需要变得尤为重要,于是,佛殿的地位逐渐提高,最终成为寺院的主体建筑。②唐宋时期佛教寺院内的主要建筑物已有“伽蓝七堂”之说,然因宗派之区分,不同宗派寺院的“七堂”建筑便有了一些差别。③辽代制度承唐仿宋,寺院建筑亦不例外。钩沉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我们发现辽代寺院中的主要建筑,大致能与唐宋佛教诸宗的“伽蓝七堂”名称相对应。虽然辽代不同寺院的建筑物数量和寺院规模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它们均各自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着保障住寺僧尼日常物质生活和承载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作用。

一、辽代寺院建筑物名称、结构与布局

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显示,辽代寺院中的主要建筑物名称,大多在“伽蓝七堂”所涉范围之内。诸如:

1.山门

山门即寺院正面的院门。过去的寺院多据山林,故称院门为“山门”。山门一般有三扇门,因而又有“三门”之称,通常是一座牌楼式建筑,中间门洞较大,两旁门洞稍小,分别为“空门”、“无相门”和“无作门”,即象征“三解脱门”。俗人遁入空门,就等于远离尘世而剃度出家了。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即记载辽南京道三盆山崇圣院“殿宇一新,金碧灿烂,山门廊庑,俱已克备”④。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记载南京道蓟州神山云泉寺“惟三门、讲堂见事经构,虽俭且节,所费无虑百余万,足以为三宝之胜场,作一方之福地”⑤。一般来说,大型寺院的山门后都建有“山门殿”(或云“三门殿”),殿内塑佛教护法神——两大金刚力士。辽代寺院有无“山门殿”,石刻文字资料并未见明确记载,但我们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的《广济寺佛殿记》一段文字中还是能够判断出辽代的一些大型寺院的山门附近的确建有“山门殿”:“奇摽造立,三门之满月悴容;妙尽铺题,四壁之芳莲瑞相。郁郁乎,非众心合应,孰奉庄严之有如此者。次于南则殊兴峻宇,正辟通门。度高低掩映之差,示出人诚严之限。屹然左右,对护法之金神;肃尔纵横,扃安禅之宝地。”⑥由此可知,广济寺的“三门殿”建在拱形三门的南侧,殿内亦塑有两大护法金神。

2.佛殿

佛殿又名“大(雄宝)殿”、“正位殿”、“前殿”、“广殿”等,是寺院内的重要建筑。佛殿内一般供奉诸佛及菩萨、罗汉等塑像,是寺院僧尼从事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如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即记载崇圣院“营理大殿三间”⑦。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载重修后的辽南京道范阳白带山云居寺有“佛殿一座,五间六架”⑧。辽圣宗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载辽南京道蓟州祐唐寺寺主大德希悟于“应历十二年,化求财费,盖佛殿一座”⑨。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记载辽南京道涿州归义县柳林庄洪福寺“有佛殿一座”⑩。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的《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记载辽南京道析津府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建有“正位殿三间”⑪等等。

石刻文字资料所记辽代寺院的佛殿建筑为间架结构。古时房屋、庙宇建筑坐北(或西北)朝南(或东南)者,东西向两房梁之间为“一间”,每“间”南北向两檩木之间为“一架”。比如辽圣宗统和四年(986)的《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记载辽南京道蓟州独乐寺的观音阁建筑即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⑫。上引石刻文字资料表明,辽代寺院“佛殿”建筑有“三间”者,也有“五间”者。其中“三间”者未记“架”数,而“五间”者知为“六架”。

另据石刻文字资料记载,辽代寺院佛殿建筑的位置,应是在院落中部靠前的南北中轴线上,前临“山门”,后依诸“堂”,即所谓之“前殿后堂”是也。如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的《蓟州沽渔山寺碑铭》即记载辽南京道蓟州沽渔山寺“巍峨前殿,释像百宝庄严;掩映后堂,慈氏壁千金镂细”⑬。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的《燕京大昊天寺碑》亦记载辽南京道燕京大昊天寺“中广殿而崛起,俨三圣之晬容;傍层楼而对峙,龛八藏之灵编”⑭。由此即知大昊天寺的佛殿建筑应位于寺院的中轴线上,佛殿两旁即为东、西对立的藏经楼。相类的记载还见于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中其殿,则曼荼(陀)罗坛,洎过未七佛明□高僧之像存焉;双其楼,则修拓路藏,洎圣贤诸传章疏钞记之部在焉。”⑮这就是说,静安寺的佛殿建筑亦位于寺院中轴线上,佛殿两侧亦是东、西对立的藏经楼。

此外,古建筑实物资料亦佐证了石刻文字资料对辽代寺院佛殿建筑结构、布局的记载。比如现存的辽西京道善化寺的“天王殿”、“三圣殿”和“大雄宝殿”即并列于该寺的南北中轴线上,层层递进且诸层增高,直至“大雄宝殿”到达整个寺院空间的高潮。⑯

3.法堂

法堂又称“讲堂”、“正堂”、“后堂”等,是寺院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的场所,有时也举办一些其他佛事活动,比如方丈升坐及设坛传戒等。法堂亦是辽代寺院的主体建筑。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云居寺由“前燕主侍中兰陵公建讲堂一座,五间七架”⑰。“前燕主侍中兰陵公”指时任南京留守、重修云居寺讲堂的施主萧思温。辽圣宗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载“其堂也,保宁十年创建”⑱。“其堂”,即指祐唐寺的讲堂。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记载辽南京道涞水县金山演教院“于亭子后建正堂五间,正面绘本尊八菩萨形像”⑲。同年的《易州重修圣塔院记》亦载:“又于正堂内绘悬壁为毗庐之坛,悬以圣贤,安金刚经行藏备要纂要二□□□□□□□□□□□可以瞻礼顶戴,可以批阅讽诵。”⑳以上两处“正堂”即为演教院和圣塔院的法堂。此外,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亦记载该寺建有“讲堂”㉑;同年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该寺亦建有“法堂”㉒,等等。

辽代寺院中法堂的位置,据石刻文字资料反映,应该是在山门及佛殿后面的中轴线上。如辽道宗清宁七年(1061)的《佛殿之碑》即记载辽西京道某寺院“有以见前山,则兴慈云而缭绕,降其雨而遍滋万类;有以闻后堂,则击法鼓而响亮,□其导而广济群生”㉓。“前山”即指寺院的山门。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亦记载辽南京道景州陈宫山观鸡寺“严其正殿,所以拟瞻依也;敞厥后堂,所以延讲侣也”㉔。“正殿”,佛殿也;“后堂”,法堂也。此亦正合辽代寺院“前殿后堂”之规制。此外,辽代寺院的法堂建筑亦为间架结构,见诸石刻文字资料者,既有“三间四架”者,也有“五间七架”者。

4.慈氏堂、菩萨堂

辽代有些寺院还建有间架结构的慈氏堂和菩萨堂,分别供奉未来佛弥勒及众菩萨,似属佛殿性质的建筑。如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的《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即记载辽南京道涿州超化寺“正面建慈氏堂一座,三间四椽”㉕。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记载洪福寺“于中位则建菩萨堂一区,三间四架”㉖。由二石刻所记方位词“正面”和“中位”推断,辽代寺院的慈氏堂与菩萨堂亦应建在中轴线上。

5.僧堂

僧堂又称“僧房”、“僧宇”、“僧舍”等,是寺院内供僧众起居或坐禅之场所。如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即记载崇圣院有“僧舍二楹”㉗。辽圣宗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载祐唐寺“又建廚库、僧堂二座”㉘。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的《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记载超化寺“西位盖僧堂一座,三间四椽”㉙。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记载云泉寺“廊庑三倍,僧房亦然”㉚。同年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静安寺“僧宇”等建筑“靡不备有”㉛。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易州重修圣塔院记》记载圣塔院于“巽位造僧舍三间”㉜。同年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记载演教院有“僧舍数间”㉝,等等。

辽代寺院僧堂的位置,上述石刻文字资料记载一在“西位”,一在“巽位”(东南)。这表明,寺院的僧堂建筑与佛殿、法堂等建筑的地位已有所不同,或据“西”,或位“东”,位置并不固定,最为关键的是它已经不在寺院的中轴线上了。辽代寺院的僧堂建筑仍为间架结构。规模不等的寺院,僧堂的座数与间数亦不同,应与该寺院僧尼人数的多寡相关。

6.厨堂

厨堂,又称“厨房”、“净厨”、“香厨”、“厨室”等,是寺院烹饪饭食菜肴的场所。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云居寺建有一座“五间五架”的“厨房”。㉞辽圣宗太平五年(987)的《广济寺佛殿记》亦记载广济寺建有“香厨”一座。㉟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记载洪福寺建有“厨堂”一座。㊱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静安寺建有“厨室”一所。㊲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易州重修圣塔院记》记载圣塔院于“东序之北□(建)净厨一所”㊳。同年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记载演教院于该院“东北(建)厨房一座”㊴,等等。石刻文字资料显示,辽代寺院的厨堂建筑亦为间架结构,其位置似乎是在院内的东北方向。

7.食堂

食堂,又称“饭廊”,是寺院僧尼用斋的地方。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云居寺“又化助公主……建饭廊二十三间四架”㊵。据向南先生考证,该施舍钱财赞助云居寺重修饭廊的“公主”应为辽太宗耶律德光次女、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妻、燕国大长公主吕不古。㊶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亦记载云泉寺“食堂称是”㊷。

辽代寺院的食堂建筑也是间架结构。云居寺是辽代燕云地区著名的大型寺院,僧侣众多,所以,该寺重修后的“饭廊”竟然多达二十三间。关于辽代寺院食堂建筑的方位,石刻文字资料不见记载,估计应该是在厨堂附近,即寺院的东部。此亦与禅宗寺院建筑布局相符。禅宗丛林制度完善之后,禅堂(僧堂)与斋堂(食堂)分开,禅堂在西,斋堂在东,已成定制。

8.藏经楼

藏经楼也称“藏经阁”,是寺院存放佛教经卷的地方。如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的《燕京大昊天寺碑》已见大昊天寺“傍层楼而对峙,龛八藏之灵编”㊸。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记载洪福寺“次西北有大杂宝经藏(楼)一座”㊹。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静安寺为藏经而“双其楼”㊺。依上述石刻文字资料所记,辽代寺院的藏经楼应该有两个,分别位于寺院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此外,辽代寺院藏经场所可能还不仅仅限于藏经楼,有些寺院还建有间架结构的“廊房”,亦用以存放经书。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云居寺建有“梵纲经廊房八间四架”㊻。“梵纲经”为大乘佛教的重要律藏经典之一。

9.钟鼓楼

辽代寺院有钟楼和鼓楼,统称为钟鼓楼。晨钟暮鼓,按时作息,是寺院僧侣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即记载崇圣院有“钟鼓二楼,晨昏梵呗”㊼。禅宗寺院规制,钟、鼓二楼分别伫立在寺院东、西两侧,通常是钟楼在东,鼓楼在西。三盆山崇圣院为天台宗佛寺,㊽其钟、鼓二楼的具体位置,石刻文字资料并没有记载。

10.东、西堂

辽代寺院除建在中轴线上的“法堂”、“僧堂”等诸堂建筑外,在寺院的东、西两侧也有堂式建筑,称“东堂”和“西堂”。如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的《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即记载该寺“于当院特建东西堂二座”㊾。辽代寺院的东、西二堂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建筑,该“碑记”并没有说明,我们只能依据其它石刻文字资料记载作一大致推断。据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的《易州太宁山净觉寺碑铭》记载,该寺“营西堂作演导之场”㊿。又,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易州重修圣塔院记》记载圣塔院“塑罗汉十六尊,置于东堂之内”(51)。由此大致可知,辽代寺院的“西堂”似为僧尼居士等信徒做道场的场所,(52)而“东堂”似是供奉罗汉的罗汉堂。有时,因需为其他建筑让位,辽代寺院内的东、西堂可能会被从原址迁往别处重建。如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易州重修圣塔院记》即记载圣塔院僧众为塔葬佛教居士“清信耆老刘楷”,“乃移西堂置于东序之后”,然后在原西堂的“故址”上“建砖塔一座”(53)。

11.东、西洞廊

辽代有些寺院建有东、西两厢洞廊,内塑众罗汉像,似与罗汉堂性质相类。如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即记载洪福寺“又于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余尊。可谓容严特妙,□古同生;个个被结趺之座,尊尊该超地之因”(54)。

12.东、西廊庑

辽代寺院内有间架结构的廊庑建筑,其布局应该是在院内的东、西两侧呈南北向排列,故有“两廊”之称。如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即记载崇圣院有“廊庑”建筑,而且是“两廊”(55)。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亦记载云泉寺建“廊庑三倍”(56)。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的《朔县杭芳园栖灵寺碑》记载辽西京道朔县杭芳园栖灵寺有“西廊庑,南北延袤二十有五间,施于坤位”(57)。八卦之“坤位”在西南。可见,栖灵寺间架结构的西廊庑即建在寺院的西侧,南起西南角的“坤位”,北应讫于西北角的“乾位”,呈南北向排列。

13.暖厅

暖厅是辽代寺院接待外来僧俗宾客住宿休息的场所。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云居寺“以待宾不可以无位,次建暖厅一座,五间五架”(58)。可知辽代寺院的暖厅也是间架结构。辽代寺院内此类性质的建筑也有称“精舍”者,如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的《广济寺佛殿记》即记载广济寺“或开精舍、香厨,依止者担荷而无阙也”(59)。辽代寺院中类似的建筑还有“客次”(60)、“舍次”及“店舍”(61)等。

14.库房

辽代寺院内间架结构的库房类建筑有多种,按用途划分,一是米仓类库房,有“厨库”、“囷房”等名称,应是寺院存放及调配食材之场所。如辽圣宗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即记载祐唐寺建“厨库”一座,“俾爨馐之有所作也”(62)。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记载云泉寺建有“厨库五间”(63)。同年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静安寺建有“囷房”(64)。“囷”,谷仓也。辽代寺院的米仓类库房建筑亦为间架结构,但其在寺院中的位置,石刻文字资料未见记载。

二是草仓类库房,称“厩库”,应为来寺拜佛求法的远道宾客之车马提供停歇及供应草料的场所。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静安寺“洎厩库、客次,靡不备有”(65)。

三是物资类库房,有“库堂”、“典库”等名号,是寺院用于储存佛教用品(如法器)及钱财货币之场所。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云居寺“以坛物毕萃于十方,故建库堂一座,五架六架”。“次又建东库四间五架。”(66)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记载观鸡寺“启辟典库,藩利息而资费也”,“积库钱仅五千缗。”(67)

15.塔

塔也是辽代寺院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以佛殿建筑为中心的院落式寺院已基本替代了以佛塔建筑为中心的宫塔式寺院,但我们从石刻文字资料中,依然能发现辽代不少寺院内仍有“塔”类建筑,或为埋葬僧人骨灰的坟塔,或为埋葬并供奉佛骨(感应)舍利的舍利塔。

前者,如辽道宗大康二年(1076)的《可兴等建尊胜悲心陀罗尼塔记》即记载:“大康二年暮春三月,(师)俄临重病,妙药难痊,至当月九日神迁于斯舍矣。有门人可兴,备仪火化,至七□□迁骨归葬于寺东丙隅。建尊胜悲心陀罗尼塔。”(68)辽道宗大康九年(1083)的《非觉大师塔记》亦记载:“师……示化于大昊天寺,春秋七十二,僧腊四十七。是日□五□□□□□□□□□归葬于故山。以是岁七月十七日庚时,建塔于寺之茔,礼也。”(69)

后者,如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的《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即记载了当地的佛教邑社组织成员做道场,得到感应舍利后于寺院建塔埋葬并供奉之过程:“舍利者,如来之身骨也……我释迦牟尼,示见灭度,遗留舍利育王建塔,以福入天,真身力持令三宝住世者,乃舍利功德神用而已矣!夫尔后戒坛讲说,读诵焚香,礼供书写,曾获舍利,或降净地,或落缾盘,或联笔锋,或流口内,或雕木像,依法闍维,亦获舍利,此感应所致……永乐村嬴钹邑靳信等,宿怀善种,同奉佛乘,于大安三年二月望日,建圆寂道场三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造释迦涅磐(槃)卧像一躯。具仪荼毗,火灭后,获舍利十余粒。寻欲起塔,奈外缘未备。至大安六年,当村念佛邑众张辛等,于本村僧院建砖塔一座,三层,高五丈余,葬讫舍利。”至天祚帝天庆九年(1119)二月十五日,当地邑众“亦兴圆寂道场七昼夜,依前造像。至二十一日,亦具仪荼毗。火及之处,以取净羖血,于烟焰中,见于□□举众皆睹,灰烬内又获舍利五十余粒……村众人……买石请匠,亦于本村僧院建石塔一座,八角,十三层,高二丈余,妙绝今古,至天庆十年三月三十日,葬舍利,四月三日树立。”(70)

除以上所述各类建筑外,见诸石刻文字资料者,辽代寺院中还有其他一些附属建筑或生产用具。比如加工粮米用的“碓磨”及环绕寺院四周的“墉垣”(院墙)。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即记载云泉寺“碓磨、墉垣,无不曲备”(71)。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记载观鸡寺“寺场边外,绕以石垣,固崩圯也”(72)。又如供寺院僧人日常饮水用的“泉井”。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易州重修圣塔院记》即记载圣塔院“初伇工时,虑井水难供,忽于乾隅若石盆之状,喷□□泉,功告就而泉亟蔽,此所谓至诚感神者也”(73)。再如撰刻并记载修建寺院过程及施主姓名的“石碑”。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的《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即记载该寺“今则征求础匠,磨琢燕珉,遂建碑二停(亭),一则壮观伽蓝,一则□镌姓氏,愿垂之而不朽也”(74)。安放石碑的“碑楼”。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云居寺“建碑楼一座,五间六架,并诸腰座”(75)。供奉佛像的“小佛亭”。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即记载演教院的下院“置小佛亭一座”(76)。此外,辽代寺院中还有名为“东序”的建筑,功能不详,如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易州重修圣塔院记》即记载该寺“移西堂置于东序之后”;“东序之北□(建)净厨一所”(77)等等。

二、寺院的修建过程与建筑物的装饰工艺

辽代寺院的修建,从选址到备料,从修建程序到装饰工艺,石刻文字资料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辽代寺院大都建在景色优美之处,所以,寺院的选址、设计、测量等都非常重要。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创建静安寺碑铭》即描述了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与妻子兰陵郡夫人萧氏于义州某地为建静安寺而选址的过程:“天邑之北,仅余百里,则公(耶律昌允)之故地焉。岚凝翠叠曰佛山,山之足民屋聚居,若郡邑之大曰义州。今兰陵郡夫人萧氏主之,即太师公之妻也。太师毓庆戚闲,许心□佛。兴居暇日,以有思□凭高而肆望,延冈逶迤,环甲第以远周;故巘崔嵬,枕闲田而下廓,遂卜此地,肇开胜蓝。”(78)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的《易州太宁山净觉寺碑铭》亦记载了该寺僧人为建寺院而认真选址,仔细测量,精心设计等实况:“师(吕上人)与门人等,勖众励徒,披榛辟莽,顺山度其形势,占景揆其晦明。申画经图,率有规制。然诚修则物应,利久则计从。事既顺宜,人皆倾附,故能材悦其施,蓻献其功,智者虑谋,能者干事,役者尽其力,作者忘其劳,以至匠无辍勤,材不乏用。”(79)

想要建成一座具有各种建筑、设施及功能齐全的寺院,需要多工种工匠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即记录了多工种工匠协同合作修建静安寺的场面及过程:“由是斫险为坦,堙卑就宽。长木下而翠色移,贞璴出而云光破。风斤叠运,远谷回音;雷忤高相,寒泉交响。金者冶,缻者陶,壁者圬,材者斵,彩者绘,隅者涂。众工衒勤,百事偕作。起于清宁八年庚子岁,成于咸雍八年壬子岁。辰次一周,元功告毕。”(80)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的《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殿堂并内藏碑记》也记载了众施主舍财出力,诸多不同工种、不同年龄段的工匠们修建寺院佛堂时的忙碌场景:“……于大安五祀春三月起土,而莫不鸠工运巧,命梓度材。若男若女,同助缘于此日;或贫或富,皆毕力于当时。厥后栋梁雷动,栱桷星攒。幼年壮年,日日不停于锛锤;大匠小匠,时时无罢于斧斤。是以从微至著,自下升高,日往月来,殿堂方成。”(81)辽道宗清宁七年(1061)的《佛殿之碑》亦真实地再现了辽西京道某地工匠们修建寺院的过程与成就:“……于是挥斤者,绳墨之乎定;作绘者,丹青之□□。崐山之石,可为柱矴;蓬岛之松,可为梁栋。採之有时,用之不日。工其木则多,抡其材则就。奔雷走电,构螮练于云间;烁日辉霞,砌瑠璃于地上。堪伟乎,削刻之能;复念乎,塑装之妙。过人间之胜功,觌天上之机巧。方圆枓栱,全疑生出之奇;周迊簷楹,峙誀飞腾之势。彰五彩之梵宇,应十重之宝宫。师(狮)子床上,观满心之妙质;莲花台上,覩大觉之真容……足表乎,□奇宝殿;式彰乎,壮丽金田。东宝列铺之岩,西□安镇之院。”(82)

辽代的寺院还特别讲究建筑工艺,飞檐斗拱,彩绘雕塑,无不显示出辽代工匠艺人高超的建筑水平与精湛的装饰技艺。如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的《燕京大昊天寺碑》即形象描述了该寺的建筑风格和彩绘艺术:“栋宇廊庑,亭栏轩牖,甍檐栱桷,栏楯欒栌,皆饰之以丹青,间之以瑶碧。金绳离其道,珠网罩其空。缥瓦鸳翔,修染虹亘。晓浮佳气,涵宝砌以生春;夜纳素辉,烁璿题而奋画。”(83)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则真实记述了洪福寺不同建筑物的精美雕塑与彩绘。比如佛殿,“莫不簷虬吐雾,脊兽呀烟,瓦列鸳颉,梁横栋悬。内四壁兮绘容严粹,中一坛兮望像端幽。三十二相,相相皆严;八十种好,好好俱妙。”又如菩萨堂,“彩辉华而霞灿,势髣髴而风翔。望容好□,具□相全。西壁上卧如惨戚,东厢中须岳巍峨。”再如藏经楼,“莫不彤楹巍立,蜺栋高横。金铃□天中之吹,睛幡映岛外之霞。似到溟沧,蜃吐之楼台岌岌;如临岱岳,云成之宫阙重重。”(84)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的《义丰县卧如院碑记》则逼真再现了辽南京道义丰县卧如院佛殿的建筑与雕绘艺术:“度木也,取橡樟之良;择匠也,得鲁般(班)之妙。丹梁画栋,烁螮蝀之辉空;縹瓦朱簷,状鸳鸯之接翼。萃之以日力,鸠之以岁功。斤斧挥风,筌绳揆景。右壁降生说法之相,左龛降魔入灭之仪。图地藏之十王,备炽盛之九曜。”(85)

由以上援引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知,无论是大昊天寺还是广济寺,其装饰设计均堂皇华美,堪称辽代寺院建筑艺术中的“上品”或“精品”。但辽代也有一些寺院建筑却与之不同,追求的是一种简约和古朴之美。如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的《易州太宁山净觉寺碑铭》即记载:“兹寺之建,土不金碧,省费也;木不文镂,全朴也;阶不增高,因地也;栱不重架,循制也。壮丽而无奢,质素而匪陋,可以归依,可以长久,是故君子之美。”(86)这就是说,华丽与古朴,豪奢与简约,共同构建了辽代寺院的多元建筑风格。

三、寺院主要建筑物的功能

总体来说,辽代寺院建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保证住寺僧人的日常物质生活,二是要保证寺院各种佛事活动的正常开展。但具体到不同的建筑物本身,则要体现出它们各自的特殊功能及其应该发挥的特殊作用。石刻文字资料对辽代寺院建筑物的功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但详赡者却不多。以下,通过钩沉石刻文字资料,拟对辽代寺院一些主要建筑物的功能,作些简要归纳和总结。

1.佛殿的功能

辽代寺院中的佛殿是寺庵僧尼以及来寺庵拜佛求法之俗家居士进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其主要功能,一是供奉诸佛、菩萨及其他佛教诸神的塑像或画像,供佛教信徒顶礼膜拜,以达祛恶增善及净化心灵之目的。如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即记载该院佛殿“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用宣佛化,引导群迷”(87)。辽圣宗太平五年的(1025)《广济寺佛殿记》于记载广济寺佛殿的功能时亦言:“可以开示众迷,可以灭除多罪。莫不惟道是仗,求福不回。有奉香花,有赉缯盖。具八关而敬礼,渐悟超凡;崇六事以恭参,潜期入圣。或农商侣至,睹之者生善而归;或渔猎人来,瞻之者断恶而去。”(88)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记载观鸡寺佛殿的功能之一亦是“拟瞻依也”(89)。二是作为僧人转动正法金轮的活动场所。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载该寺“以我佛方转于法(金)轮,故建转轮佛殿一座”(90)。三是用作设立“曼荼罗”法坛暨聚集僧众讲经说法的场所。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即记载该寺“中其殿,则曼荼罗坛,洎过未七佛明□高僧之像存焉”(91)。

2.法堂的功能

辽代寺院的法堂(讲堂)是为寺院高僧大德提供讲经说法的场所。如辽圣宗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在记载该寺讲堂的功能时即言:“所贵安苾刍(比丘)僧,置狻猊座,高谈玉偈,然(燃)慧炬而绝烦恼薪,妙演金文,挥智刀而剖无明□。长依佛座,永厌山门,对延灵岫之峰,阐说瑜伽之旨。”(92)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的《广济寺佛殿记》亦记载该寺建法堂的目的是“延讲座,度远近之苦恼也”(93)。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记载该寺讲堂的功能时亦云:“又以次后则讲堂一座,内置须弥座,上宣金口言,日日讲经,四海之潮声雄震;灯灯演法,六时之花雨霏空”(94)。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亦记载了该寺法堂的功能:“于亭子后建正堂(法堂)五间,正面画本尊八菩萨形象,专请到燕京悯忠寺论主大师义景在中开演。师时在褐衣,两次是院,启唯识论讲。八方学人,云会而至”(95),等等。

3.藏经楼的功能

辽代寺院的藏经楼是存放各类佛教经典的场所。如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即记载了该寺藏经楼的这一功能:“次西北有大杂宝经藏一座,莫不彤楹矗立,蜺栋高横,金铃□天中之吹,晴幡映岛外之霞……内函则龛经六百帙,外费则椟价一千缗,赤轴霞烂,黄卷金融。”(96)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亦记载了静安寺藏经楼的贮藏佛经之功能:“双其楼,则修拓路藏,洎圣贤诸传章疏钞记之部在焉”(97)。

4.厨堂的功能

辽代寺院厨堂(厨房)的功能就是烹饪各类饭食菜肴,为寺院僧人及来院参加佛事活动的俗家信徒提供斋食。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即记载了云居寺建厨房的目的:“以庖人可供于四众,故建厨房一座。”(98)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的《洪福寺碑》亦记载了该寺厨堂的功能:“谓厨堂则气楼迤逦,鋉鼐恢弘,烹乳酪之珍馐,造醍醐之上味,时修盛馔,日给群僧”(99)。

辽代寺院其它建筑物的功能于石刻文字资料中记载非常零散,大多都是只言片语,在上述介绍寺院建筑名称时大都有所提及,此不赘述。

四、寺院内外的人文景观与环境建设

辽代的不少寺院均建在景色秀美、风光旖旎的名山大川深处。加之经过能工巧匠们的生花妙手,一处处伽蓝宝刹,无不红墙绿瓦,斗拱飞檐,或坐落于陡岩深溪之畔,或掩映在茂树繁花之中。寺院内部的人造景观与寺院周边的自然风光交映成趣,完美结合,共同构成了颇具特色的辽代寺院之生态环境。

辽代一些寺院外部的优美自然风光在石刻文字资料里均有精彩之描述。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即记载了云泉寺周边的山林村舍以及寺院被茂树繁花所环绕的自然风光:“渔阳郡南十里外,东神西赭,对峙二山,下富民居,中厂佛寺,前后花果,左右林臬,大小逾二百家,方圆约八九里,每春夏繁茂,如锦绣围绕。”(100)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的《易州太宁山净觉寺碑铭》亦详细描述了净觉寺既厚重庄严又简洁朴实的人造景观与清新幽雅、宛如仙境的自然风光相结合的生态环境:“高阳郡西北四十里,有山耸峙雄壮,亘迭相倾,岚翠突然而秀者,太宁峰也。下枕重麓,爽塏疎明,栋宇奂焉而宏丽者,净觉寺也……次有重龛峻室,疎牖清轩,石窦云庵,松扃藓榻,虽寒暑昏晓,更变迭至,而禅诵安居,人无不适。又引北隅之溜泉,历曲砌虚亭,涤垢扬清,响透林壑。寺之背,迴峤层峦,隐暎殊状,峭拔直起而高者,曰积翠屏,其下特构小殿,即冯道吟台之故地。西北深而复高者,乃柏梯上方也。烟萝荫密,隥陌回盘,古有神坛,丛柏尚茂,岩壁四向,卓立万仞,青耸结天,空翠分色,风雷之所吐纳,日月之所蔽亏,脱落埃尘,此非常境。西有乳水洞,洞豁而深,石蕊□生,四时凝滴,盛暑或入,凉气射人。前眎金坡口,即蔚萝去来之会路;非带奇峰岭,亦山民樵采之危栈。东顾平陆,原野旷然,易水燕圻,苍茫在目……况地无虿虺,林无豺虎。冬则阳岫留暄,易凝冱之惨。夏则玄岩增凛,祛歊暑之燥,而又积霖不淖,大隧无尘。泉石洁而清,草木香而异。腾猿驯兽,人狎不惊。太宁之美,其实有焉。”(101)

辽代一些大型寺院的四周都有大面积的自然生成或人工建造的园林。有些寺院的园林竟达“幅员数里”。如辽道宗大康四年(1078)的《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即记载谷积山院之园林,“左临桑水,右枕房山,千重林麓萦纡,四面峰峦掩映,幅圆数里,俨类仙居”(102)。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蓟州渔阳县好女塔院特建碑铭》亦载辽南京道蓟州渔阳县好女塔院及其园林,“东临终南,古代贤依;南近烟山,每有霞云之气;西临峰顶,岁岁传千古之名;北靠御路,连连车马川流”(103)。在这些寺院园林内,除了原生的在各种自然状态下成长的林木花草外,也有寺院僧人为日常生活需要,以及为绿化和美化寺院而有计划、有目的人工培植的各类果木与花草。如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中即有演教院“开土田以具饘粥,植林木以供果实”的记述。(104)辽圣宗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亦记载了祐唐寺僧人在园林内种植果蔬的状况:“厥外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间栽珍果,棊布蔬畦。清风起兮绿干香,细雨霁兮红葵茂。”(105)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的《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记载超化寺僧人于寺院园林内植有“果木二千余根”(106)。

辽代的很多寺院原本就修建在风光秀美的名山大川之间,再加上僧人在寺院内外种花植树,栽果培蔬,绿化园林,装点寺院,所以,不少寺院包括其周边的园林环境都十分雅静,引人入胜,成了高僧大侣们修禅研经,俗家信徒拜佛祈福的上好去处。

优美的寺院景观与环境,齐备的寺院建筑及设施,为剃度出家的辽代僧尼们创造了良好的修行场所,最大程度地保障并推动了佛教文化在契丹辽地的快速传播与普及。

结语

文章结束前,还有两点需要提及:

一是辽代寺院建筑中有“塔”,特别是那些建有高大佛舍利(主要为“感应舍利”)塔的寺院,除前引《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所见者外,还有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的西京道应州佛宫寺,院内建有木塔一座;建于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的中京道锦州大广济寺,院内亦建有佛塔一座;辽上京道庆州白塔(舍利塔)也曾建在寺院内,等等。说明辽代的佛教寺院虽然大多已变成了以佛殿为中心的“院落式”,但以佛塔为中心的“宫塔式”寺院之形制似乎并未绝迹。当然,其中亦不排除“宫塔式”与“院落式”相结合的混合型寺院的出现,即在以佛殿为中心的“院落式”寺院内修建一座佛塔,但佛塔的位置并不居中,其地位与佛殿相同。如此,辽代寺院之形制便呈现出了多元性与多样化的特征。

二是将本文第一部分钩沉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所得之寺院建筑名称,对照《安斋随笔》“后编”卷十四所记古代佛教不同宗派寺院“伽蓝七堂”建筑名称后发现,石刻文字资料所见辽代诸寺院亦应分属于不同的佛教宗派,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辽代佛教确实存在着诸多宗派,佛教诸宗的活动范围应与诸宗寺院的分布相一致。佛教诸宗的齐备,亦从一个侧面昭显了辽代佛教的繁盛。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㊾㊿(51)(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4)(105)(10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第31页,第359页,第178页,第31页,第33页,第90页,第344页,第418页,第88页,第254页,第330页,第361页,第33页,第90页,第534页,第533页,第359页,第361页,第453页,第277页,第345页,第31页,第90页,第277页,第359页,第361页,第532页,第533页,第33页,第177页,第345页,第361页,第532页,第533页,第33页,第36页,第359页,第330页,第345页,第361页,第33页,第31页第418页,第403页,第532页,第33页,第453页,第381页,第398页,第679-680页,第359页,第453页,第531-532页,第419页,第33页,第533页,第531-532页,第361页,第403页,第361页,第418-419页,第531页,第344页,第31页,第359页,第575页,第33页,第177页,第361页,第453页,第90页,第359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30页,第344-345页,第396页,第404页,第30-31页,第178页,第453页,第33页,第361页,第91页,第177页,第345页,第534页,第345页,第361页,第33页,第345页,第358-359页,第403-404页,第533页,第91页,第277页。

②⑯张国庆:《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65页,第265页。

③屠舜耕先生在《浅释禅宗寺院建筑的总体布局》(载《1998佛教建筑设计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实录暨论文集》)中引《安斋随笔》“后编”卷十四所列古代佛教各宗派“伽蓝七堂”建筑名称为:禅宗——(1)佛殿、法堂、僧堂、厨库、山门、西净、浴室;(2)佛殿、法堂、禅堂、食堂、寝室、山门、厕屋;真言宗——(1)佛殿、讲堂、五重塔、大门、中门、钟鼓楼、经藏;(2)佛殿、讲堂、灌顶堂、大师堂、经堂、大塔、五重塔;天台宗——佛殿、讲堂、戒坛堂、文殊堂、法华堂、常行堂、双轮堂;法相宗——佛殿、讲堂、山门、塔、左堂、右堂、浴室;华严宗——佛殿、食堂、讲堂、左堂、右堂、后堂、五重塔。

㉓(82)(102)(103)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第117页,第164页,第363页。

㊽辽穆宗应历十年(960)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记载重修该寺的云游僧人惠诚曾“礼惠华寺玉藏主为师,授以天台止观”。故而可推定辽代崇圣院应为天台宗寺院。

(52)辽代寺院中亦有专门的“道场房”,如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即记载演教院“前左道场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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