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汉基
一
今日世界,许许多多的人都是按照权利的语言来提出自己的要求,界定自己和他者该得到什么。在流行的构想中,权利是确保平等──至少是起点的平等──的不二法门;它的正当性似乎可以先于语境 (context)而决定,而且决定了的内容似乎具有至上的重要性 (paramount importance)。①这是克兰斯顿提出用来测试任何宣示的诉求是否算是人类权利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可实践性 (practicability)。参阅Maurice Cranston,Human Rights To-Day,London:Ampersand Books,1962,pp.40-42.因为这样,权利往往是政治辩护 (political justification)的一张王牌。在桥牌中,有了王牌往往压倒对手的绝招;在政治斗争中,有了权利这张王牌,往往也有类似的效应──谁被指责为不尊重某人某物的权利,其潜台词就是没有肯定对方的存在资格;这样侮辱他者的表现,在今天强调平等和尊严的时代氛围下,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也不容易得到同情。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权利为何变成许多人表达偏好的一个渠道:弱势如少数族裔以此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强势如超级大国以此对付自己厌恶的对手。
由于今天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实践已弥漫着权利的谈论,许多人很少质疑它的吸引力或融贯性。权利的诉求,像权利本身一样,早已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这里的困惑是:假如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已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呢?儒家有没有权利观念?某些学者口中的儒家权利观念,究竟是什么东西?可欲吗?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回顾现代中国整部人权观念史,仅以陈乔见、白彤东二先生近年的作品为讨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