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王顺达

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王顺达

国家治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改革伊始，他就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提出设想，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探索，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启迪下，全党加深了对全面改革的认识，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系统性、整体性推进改革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是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

国家治理；摸石头过河；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早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邓小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心和敏锐时代感知，坚持实践第一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作出重要阐述，对社会主义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三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全党已认识到，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加强改革的协同性和系统性的时机已经成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本文从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出发，通过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标示的论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路径进行探索。

一、“摸着石头过河”到全面深化改革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取得伟大成果

第一，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农村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在城镇通过多种经营方式的推行，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在分配上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步实行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第二，开放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实现了从全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第三，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第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但是由于缺乏对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措施不配套，加之受到国际国内一些意外事件的影响，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政治领域。三十多年的改革，基本没有触及政治体制，政治改革滞后，这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除程度更加严重之外，基本上还是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指出的那些弊端：一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任人唯亲、任人唯派。从这些年频繁发生的腐败窝案可以得到佐证。二是家长制作风和特权意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谋利和作秀造势的工具，一手遮天，胡作非为。三是权力过分集中。“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手里，必然损害党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原则，滋生腐败。四是官僚主义严重。表现在滥用权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

经济领域。第一，垄断企业腐败严重。一些垄断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利用行政垄断之便，搞内部人员控制，制造两极分化，自定天价薪酬，员工薪酬水平则与社会企业工资水平接近；欺骗消费者，随意涨价，影响经济健康稳定；官商勾结，行贿受贿，腐败窝案频发，败坏社会风。第二，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饥不择食。民营企业生存遭遇两难：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与不法官员勾结为非作歹，但一旦此官员失势，企业也必然鸡飞蛋打。今天是明星企业，明天就可能成为黑恶势力，成为一些民营企业老板的宿命。第三，后发优势与劣势并存。中国在制造技术和工业化模式方面通过模仿先进国家，在基础制度并没有改良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发展，某些经济指标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实现了后发优势。但是，这种发展缺少基础制度的支撑，甚至还掩盖或延缓了制度的改良，留下了诸多隐患。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高投入、高能耗、低回报，经济增长受到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严重困扰，更为令人忧虑的是经济活动中严重的腐败现象。

社会问题。一是由安全感缺乏而导致敬畏之心丧失。生活无安全感，社会充满一种“无常”之感和末日心态，生活缺乏保障，“畏惧将自身附着于一切之上。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染有畏惧的色调”。［2］普遍的畏惧导致人性的麻木，进而到无所畏惧，突破道德底线，不顾党纪国法。二是社会出现暴虐化倾向。官虐民暴，大官不顾小官的感受，官员不顾百姓的生死，社会缺乏平等对话的平台和申诉通道。一些官员横暴，不顾党纪国法，草菅人命，为官一任作恶一方；百姓则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仇官；最底生存状态和心境恶化，居然向比自己更弱者、更无助的幼儿和普通公众挥刀相向。

这些问题表明，中国到了非全面改革不可的地步。改革路线图的重点还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要求的“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3］总目标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发展，也是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对时代的最重要的启示。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现代型国家与非现代型国家

现代型国家及其影响因素。现代型国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4］影响现代型国家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理智因素。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智力的现代化。宇宙、自然亘古不变，“真正发生变革的只有人的知识，这是因为在人们开始理解自然环境的潜在性之前，它的丰富业已存在，而且，在历史的时间中，人及其环境的演进变革历来是无意义的”。［5］所以，人的知识结构和观念变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政治因素，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化、契约化，国家与普通公民的关系更密切，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更高；经济因素，经济活动专业化、专门化迅速发展，国内外贸易扩大，为资源与人力在更大范围内的整合提供了条件；社会因素，教育面扩大，男女关系更平等，各种职业之间在劳动收入和劳动条件方面的差异大大缩小；心理因素，人们对具个性化的人和事能够理解和接受，适应世界的不断变化，交往扩大，地域、国家之间不再因风俗习惯的差异而生敌意。

现代型国家的基本特征。政治方面：国家的权力理念应与规范化、常态化的权力实现方式相一致；行政机构中不存在人身依附、攀附关系，官僚科层化，官吏契约化；政治过程没有（或不受）颂扬和仇恨情绪（影响）；大众的政治参与度和热情高。经济方面：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非农业，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快速增长，比重越来越大，收入分配越来越公平；个人自身的特点和专长而不是家庭背景、人际关系成为就业选择的主要依据。社会方面：教育面越来越广泛，教育层次、形式多样化；各种社会组织和新的技能不断增生以及日益专门化。国际关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依存度加强。

（二）治理型国家与统治型国家

治理型是现代型国家的内在规定性，统治型则是传统国家的内在规定。

治理原则与统治原则的差异。传统型国家和现代型国家的区别主要在治理的原则和实现的方式上。现代型国家治理的原则：彻底的均等原则，即根除天生的特权，个人利益原则，国家保护公民的自由的原则。传统国家统治的原则：自然特权或天生特权原则，普遍的整体主义原则，个人的首要任务和目的是强化国家的稳定。马克思曾把传统国家的特权尖锐地称为“动物世界观”：“如果出生和所有其他的规定都不相同，能直接赋予人一种特定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就等于说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6］为个人提供平等的竞争平台，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

在权力实现方式上的差异。现代型国家治理方式，最典型的特点是科层组织，韦伯将其特点概括为：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拥有固定的职务权限；根据契约受命，即建立在自由选择之上；根据考试、证书确认的专业业务资格任命；通过固定的货币支付报酬；视职务为唯一或主要的职业；可看清自己的前程；工作中完全同“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个人不得把职位占为己有；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现代治理倾向于平等化和形式化，没有情感的憎恨和狂热的爱，不存在个人崇拜之类东西。传统型的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统治者是依照传统的规则进行统治；“统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个人的主子”；组成行政管理班子的不是官员，而是主子个人的“仆从”；决定行政管理班子关系的，不是事务上的职务职责，而是奴仆对主子个人的忠诚；管理者不是服从章程，而是只听命于任命他职位的个人。［7］

（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

有效治理。所谓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结果相一致。也就是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国家机构的常规运作，能够有效解决常规性或非常规性的问题。不会出现积重难返、需要运动式突击解决问题的情况；国家运行不因偶然事件、也不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受到大的干扰。

社会活而有序。个体的自由活动空间大，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与方式，思想活跃，有比较强的创造精神；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之间除了知识类型、技能等客观因素外，不存在人为阻隔其交流、交通的情况；整个社会有较强的流动性。所有人都在既定规则内活动，所有的活动都有章可循，创造、创新型的活动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合理利益为前提。在这种状态中，有效实现“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8］

发展科学与社会和谐有机统一。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发展，实现四个文明全面发展和进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永续发展。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条件和路径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善和转变。邓小平早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提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二是兼职不能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兼职过多影响执政效率；三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9］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比当年更为严重。党的领导，应当是对党的宗旨和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掌握最高决策和最终否决的大权。执政抓关键是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的要求。法家的韩非要求管理者注重源头和监督结果，对过程只需“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10］抓住关键环节，其他的事人们自然会做好，“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11］儒家的荀子，把抓大事叫做“执一”，能够“执一”，就能“尽善挟治”，就能使“万物莫足以倾之”。［12］直接掌控的事越少，就越能成大事，“操弥约，而事弥大”。［13］道家老子将统治者类型分为四等，似有若无的存在，是最高明的统治者，最下等的就是管得太多、太细，这是缺乏自信表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14］执政党能够正确把握这一原则，才能较好地履行执政的职责，才能领导政府治国安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对垄断企业的有效约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5］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国有垄断企业问题。

首先对国有垄断企业的认识论：关于国有企业性质。近年来，随着垄断企业高管们的超级高薪、行贿受贿和贪赃枉法等重大腐败窝案频频曝光，使人们再次审视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必然关系。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从未把国家所有制定性为社会主义，实践上，国有制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传统中国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有制，古斯巴达也是彻底的国有制。德国曾经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国家对经济的高度控制基础上。同时，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构想也不是国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6］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过把国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冒牌社会主义：“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17］

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国有是东方专制主义存在的基础：“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18］这种社会，专制权力统治着财产、捉弄财产：“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19］在一些缺乏民主、政治强人掌控的国家，总是热衷于国有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八大又提出从三个层面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与世界文明价值共识有机结合起来。人类由于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不同的习俗，从而选择了不同的制度，这些差异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但随着交通发达、相互交往和文明进步会增加共识。世界上，不管国情差异有多大，在诸多基本价值观上是存在着共识的，这些基本价值观包括：崇尚创造的价值观，文化、文明“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20］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创造史。理性化价值观：理性化，就是平民化和人人平等，“一切人都承认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21］没有什么“救世主”和万能者。自觉化价值观：文明越进步，自觉化程度越高。温情化价值观：温情化即“人性化”，文化的人文化也包括人性化。公平公正价值观：文化也意味着人的普遍化、大众化、平等化。人都应过人一样的生活，梁启超说：“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2］要么一切，要么为零的“赢者通吃”，是动物界奉行的法则。社会的公平和平等程度是衡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由价值观：马克思把文明和自由度提高看作是同一个过程。“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3］“自由是文化的馈赠。也可以说文化是自由的馈赠。”［2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世界文明的趋势和对共识价值的肯定，但关键在于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化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制度之中，成为制度的灵魂；融化在社会各类组织的行动中，成为各类社会的行为准则；融化在全体公民的精神中，成为每个公民的内在精神追求。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途径

树立“三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应该是国家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的转型，转型意味着要对传统体制机制进行变革，所以树立自信心是我们改革的前提条件，“决定”指出必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责任意识，树立为党为人民事业的使命感，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的转型。

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二者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只有透明的政治体制，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受法律约束，才能避免权力的滥用，才能及时追究滥用职权的责任，也才能有效地预防和防止腐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互相配合。在制定改革目标时，必须注意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对制度有自信，目标明确，就要大胆地进行，坚持不懈地改革，“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所谓解放思想，一是要有敢于攻坚克难的毅力和勇气，认准了方向就要敢于坚持到底，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二是要放飞思想，打开思路。成功的经验要坚持、发扬，但在实践中已经证明行不通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效的观念、做法，要勇于抛弃，不落俗套，不拘泥于老走，要大胆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子。三是扩大地方政府的治理自主权，放手让地方政府在治理的现代化过程自由探索，扩大活力的源头。四是大胆学习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

［1］［3］［9］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29；296；281.

［2］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5.

［4］［5］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1；1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377.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52.

［8］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1.

［10］梁启雄.韩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12］［13］北京大学.荀子新注.儒效［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832.

［17］［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2；125～126.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891.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330.

［20］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1.

［21］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6.

［22］李兴华.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813.

［24］马林诺夫斯基.自由与文明［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21.

责任编辑：钟晓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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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5706（2015）01-0009-05

2014-10-25

王顺达，重庆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