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怎么看　怎么办（四篇）

张可云

孙久文

喻新安

胡家勇



区域经济一体化：怎么看怎么办（四篇）

编者按：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各有其不同的规则和标准的诉求，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中国，不仅在国际上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国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也在蓬勃发展中。如何看待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为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特别邀请国内四名著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发表高见。

区域经济一体化：追求理想的共赢格局

张可云

区域经济一体化（或简称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区域合作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的过程或所追求的理想空间发展格局。这种理想空间发展格局的标志主要有三个：追求一体化的相关国家或区域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即国家或区域关系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状态，因而社会经济发展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追求一体化的相关国家或区域内的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果是共赢；相关国家或区域的发展政策相互协调。从地域范围分，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分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时，经常会出现多个相关概念，如区域合作、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区域一体化等。在讨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有必要先对这些概念作一个明确区分。所谓区域合作，也称“区域经济合作”，是与区域经济冲突相对应的区域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构成一个区域的不同空间单元在要素、生产与销售等方面展开的多方共赢行为。所谓区域协调发展，也称“区域协同发展”，是指在明确的政府干预下，一个区域内部或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格局合理化的过程或状态。所谓国内区域一体化，包括区域内部一体化与外部一体化，前者是指构成一个区域的不同空间单元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的多个区域或所有区域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三个概念经常被混用，三者间的关系为：区域合作是指具体的行为，主要指微观主体的跨区域合作行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有目的的政府干预下的趋近于区域一体化的过程；而区域一体化是指区域格局完全合理化的一种理想状态。要实现区域一体化，必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是促进区域合作。换言之，区域合作需要政府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引导，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迈向一体化发展的过程，而一体化发展则是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

只有辨别清楚上述概念，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关键内容与未来方向。

无论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中央政府批准的许多区域规划追求的是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近几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追求的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那么，为何要制定这些旨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划与战略呢？

一

从国内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推动地方经济、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创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国内的区域经济冲突不断，重复建设、原料大战、市场封锁等形式的区域经济冲突严重影响了国家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兄弟阋于墙则不能外御其侮，也就是说，国内各地方若不能携手合作，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实力将大打折扣。

内部各地方相互争斗导致国家整体利益流失的例子很多。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地区盲目发展钢铁企业，导致哄抬进口铁矿石价格，进而造成巨大的企业利益损失与国家利益流失。通过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协调整合各地区力量，是优化配置资源，形成全国同心协力的局面，实现中国梦的不二选择。

从国际上看，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与话语权不断提升，保持并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选择。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告别高增长时代的新常态。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并保证经济质量提升，除要充分挖掘国内潜力外，还必须通过合作在国外拓展发展空间。寻求国际合作需要有一定的实力，同时需要有符合并引领世界潮流的全球视野。2008年，中国的总储蓄额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中国的全球增长贡献率为30.69%，而全球最大的十个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与印度）中除中国外的其余九个经济体的全球增长贡献率总和仅为28.74%。正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了如今的“世界经济看中国”一说。

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通过军事掠夺、殖民与霸权等损人利己的手段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已经不得人心，也不是真正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国际合作各方之间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才是明智的选择。从全球来看，美国、欧盟、日本、印度、韩国与俄罗斯等许多国家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都曾经围绕古丝绸之路提出过自己的国际合作设想，但只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满堂喝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中国的全球视野得到了广泛认同。

二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审时度势，需要遵循区域经济规律。从前面的概念辨析中我们不难知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个关键：政府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企业的跨区域活动。

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协同）发展，需要明确战略与行动方案。无论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都需要中央政府制定明确的空间战略，合理的战略既要考虑一定时期的优劣机威（SWOT），又要符合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规律。支撑区域战略目标实现的工具主要有两个，即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区域规划是规划区域（既包括国际区域也包括国内区域）内发展的合理安排；区域政策是促进问题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的奖惩措施。依据国际经验与教训，完善的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的制定需要一个合理的程序，需要立法以明确规划与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程序。

区域合作的主体是企业，在区域合作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该是运动员，而应该是促进者与服务者，企业跨区域活动才是区域合作的核心。无论是国际区域合作，还是国内区域合作，政府的宏观引导都是必须的，而且政府与立法机构应该为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与规则。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偏好充当本地企业的婆婆，企望通过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来壮大本地经济，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这样的案例在国外有，在中国更多。政企合谋与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典型的坑人害己做法。只有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在区域合作中的关系，才能真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进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打下良好基础。

三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快速推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有序推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在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方面下功夫。

制度创新包括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区域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区域管理立法。中央政府出台了许多区域规划与政策，但无一具有立法地位。顺利推进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有完善的区域规划法、区域政策法与区域关系法作保障。由于没有立法保障，已经出台的区域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区域规划与政策的评估几乎是空白，这导致区域规划与政策执行带有极大的随意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区域规划标准规范，一些已经出台的区域规划存在明显缺陷。例如，促进长江经济带的有关文件提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100个机场。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每2.05万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机场，若每个机场的影响范围为正方形，则长江经济带平均每两个机场间的距离为143公里。如此密集地布局机场，是典型的重复建设，必将引发各机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争夺客货源方面的恶性竞争，新建机场自建成之日起便注定会亏损，注定会成为所在地地方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

国际区域制度创新的重点方向是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规则的制定，同时要对合作方的国内制度环境了然于心，知己还要知彼。在过去的国际交往过程中，对国际规则不熟悉，对特定国家制度不了解，导致中国吃了许多哑巴亏；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参与不到位也使得中国在一些方面吃了许多暗亏。

管理创新的重点在国内，一方面需要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区域战略观。

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创新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四个方面，即谁管、管谁、咋管与管效。谁管是指区域管理机构设置。没有一个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是中国区域管理的一大缺陷。过去曾经设立过西部办、东北办与中部办，最近又设立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等。应该考虑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而不是无规划地设立许多临时机构。管谁是指区域管理对象的识别与明确。中国目前缺少问题区域框架，这也是区域管理的一个突出缺陷。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攻坚克难。坚与难可用三个字概括，即穷、堵、老。所谓穷，是指落后地区面临的问题；所谓堵，是指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所谓老，是指老工业基地（或称萧条区域）的衰退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三个字概括了所有患病的区域，这些区域需要中央政府扶持。三类问题并存，是统筹区域发展的难点。遗憾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已经实施十多年，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落后地区与老工业基地划分框架。明确穷、堵、老区域划分需要立法。咋管是指区域管理工具的选择与安排。特定的区域问题需要特定的政策安排，这种安排也需要通过立法规范化。管效是指对区域规划与政策的执行结果的监督与评价。由于谁管与管谁不清楚，目前中国的区域管理缺乏基本的评价机制，这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全面的区域战略观是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有此无彼。“十一五”初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特别重视区域规划与政策，迄今为止已经出台了许多区域规划与政策。应该承认，这些区域规划与政策对促进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十八大”以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三个区域概念尤其引人关注。但应当注意，所谓的“4+3”说法（即中国的区域战略重点是四大战略区域与前述三个区域概念）是不正确的，理由十分简单：区域一体化是多层次、国内全覆盖的一体化，不能排除国内任何区域。如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重视国内每一个地区，有区别的是各个地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理想的区域共赢格局，也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把握机遇，遵循区域经济规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便会为中国由经济大国驶向经济强国增添强劲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意义与“十三五”时期发展思路

孙久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具有广泛内涵的概念，它包含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国内各地区、国内与国际比邻地区的一体化的内容。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笔者拟就相关的理论和发展思路阐述如下。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是指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空间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特征是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有序流动。区域经济主体为了地区利益的取得，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按照地区禀赋而有机组合，形成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进而推动经济在空间上的扩散，最后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布局态势与资源优化配置格局。

从理论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既然是对生产要素在空间上流动与配置的过程的解释，那么这个过程就必然是经济集聚与经济分散相伴发生的过程。马歇尔认为，集聚经济是指各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形式，产生集聚的原因是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胡佛提出区域经济产生的三个基石，它们是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的不完全可分性和商品与劳务的不完全流动性。这三个基石作用的结果就是生产和服务部门在地域上集中，产生聚集经济。集聚经济通过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不断加大集聚程度，但过度集聚则会产生集聚不经济，从而导致经济扩散。经济扩散的过程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外围地区通过加快发展经济使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核心地区的过程，是专业化发展与多样化发展深入融合的过程，也是均衡协调在特定地域实现的过程。

从实践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的各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及生产分工最优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产品和要素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或者体制等统一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实践中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其切入点是区域合作，协同发展是区域合作的一种高级形式。区域合作是指不同区域彼此相关和相互依赖的各经济单位或组织之间，为了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物质利益，同时也为了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通过一定的合同或协议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联系。区域合作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区域合作的深化所追求的目标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因此，我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一是贸易一体化阶段。从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消除贸易壁垒和市场开放做起，形成一个经济区共同发展的共识。二是要素一体化阶段。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人员自由往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产业转移等。产业发展走向融合，中心城市产业方向逐渐明朗，产城融合成为必然趋势。三是政策一体化阶段。区域内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政策范围包括共同制定区域规划，明确区域功能定位，淡化行政区划的影响，加强合作，强化区际经济关系，根据发展需要尽可能超越行政区划限制，对区域空间布局提出战略性的发展方案，建立区域合作项目实施保障机制和制定相应制度，并且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政策、生态环境补偿的相关政策上实现一体化。四是完全一体化阶段。当贸易一体化和要素一体化的全面实现、所有政策的全面统一之后，就进入到完全一体化阶段。我国各地区进入完全一体化阶段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合作全面铺开。回顾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等都已经制定了区域经济规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基础逐渐建立起来，规划约束成为区域合作的最突出的特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发挥区域综合优势，促进均衡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体化范围内的经济体全部积极参与经济合作，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全部经济性，把个体的优势汇聚成为综合体的优势，形成并发挥区域发展的综合优势，促进协调发展。例如，黄河金三角合作区（河南三门峡、山西运城和临汾、陕西渭南）、长城金三角合作区（内蒙古乌兰察布、山西大同、河北张家口）等等，都实现了扩大综合发展优势的目的。

2.有效利用各类资源，消除地区恶性竞争

每一个区域都有自身的自由优势，所以区域发展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从而产生比较优势。但是，区域资源优势也存在一定的禀赋重叠，从而为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埋下伏笔。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和整合资源，就可以克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消除恶性竞争。例如，成渝经济区通过合作提升了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3.拓展企业生存空间，促进产业空间转移

时至今日，企业生存空间受行政力量的制约仍然存在。一体化范围的扩大可以使地区企业的生存空间得到拓展，企业组织逐步合理化，科技成果转化更加容易。特别是在产业转移逐渐成为一种趋势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通过消除行政区壁垒，大大加快产业转移的速度。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够使北京和天津的企业加速向河北省转移，已经成为共识。

4.扩大对内经济开放，完善合作体制机制

毋庸讳言，时下对内开放难于对外开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其最佳途径就是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扩大对内经济开放的关口是完善合作的体制机制，使一体化区域在投资准入、相关标准、跨区经营、贸易规则、基础设施、负面清单、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能够形成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规定。

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消除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障碍，实现最佳的区际生产分工与合作。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传统行政体制仍是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大障碍，部分地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忽视宏观效益和其他区域的利益的现象依然存在。

针对当前的现实，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合作要坚持三个发展方向：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朝着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从组织形式上固定下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建立起长期的、紧密的合作关系，建立一体化的指导、协调和执行机构。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要向全方位、多形式方向发展。全方位、多形式的一体化，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趋势，我们在管理上必须制定正确的原则，加强引导。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要从目前大多数地区热衷的贸易合作向生产要素一体化方向转化。要从劳动、资金、资源、技术、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处理好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地区间利益的关系，重点要研究利益分割和利益补偿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转出地和转入地的利益协调十分重要，影响到产业转移是否能够在区域间顺利进行。

三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十三五”时期即将到来。“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各区域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对于如何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笔者提出的思路如下。

1.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建立充分自由的生产要素流动机制

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包括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三方面要素的自由流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难点在于城乡、区域和国际的贸易自由化相互交织，提高市场化指数的难度比较大。为此，在各个一体化区域范围内，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入手，促进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与有序流动，进而消除区域之间的障碍。以消除区域和城乡差别为目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确保各个一体化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区域资本流动渠道，关键是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区域内的投融资体制机制，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布局。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投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导，一张图的规划和一张网的体系是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与核心，要素流动的目标和结果是为了产业的优化布局。发展聚集型的现代制造业、打造区域性经济中心要与发展分散型的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和智慧产业相结合，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转移，使区域产业实现在空间上的均衡协调。长期的发展措施还需要加快现代制造业向中小城市、小城镇的转移，并在农村区域建立零部件生产基地，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2.提升一体化区域的居民福利水平

“十三五”时期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时期，中央已经布置了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等多项加快落后地区发展的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就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要以提升区域全部居民福利水平为根本导向。首先，要保证一体化区域内居民的人均收入不断增长，加快产业发展是提升一体化区域的居民福利水平的基础。在“十三五”时期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前提下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要在制度上保证全体居民参与的创新与创业的健康发展。其次，要保证一体化区域居民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均衡提高，这就要求重视一体化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覆盖，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在一体化区域内的流动性，消除妨碍流动的行政壁垒。再次，地区财政和地区金融要转向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投入方向，尤其是为义务教育、基本社保、大众就业、医疗救助、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服务。最后，提高区域居民福利水平，在涉及民生的重点领域，制度安排必须要突破原有区域分割的体制，构建以人为本、地区平等的制度框架。

3.建立统筹区域空间均衡协调的发展机制

建立统筹区域空间均衡协调的发展机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一体化区域内的空间均衡协调。其重点是落实区域经济的总体布局，完善区域城镇体系，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特别要考虑沿交通线或者产业带的城乡发展。充分考虑区域产业发展需要，突破行政区边界，使各类资源在一体化区域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第二层面是城市中心与周边镇、乡村的空间统筹。它的重点在于有效地建立城市支持农村的反哺机制，调整城乡产业布局，实现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心镇、产业园区的集中与协调发展。第三层面是生态环境的空间均衡协调。包括生态环境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

充分发挥经济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引领作用

喻新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的地区通过一定的规划、规则、承诺或机制，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及生产分工最优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品、要素等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大的突破，是从构建经济区等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开始的。经济区是相对于行政区而言的，是指在劳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层次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单元，其特征是有核心城市支撑，市场发育充分，经济联系密切，边界相对模糊。进入21世纪，随着以明晰区域定位、细化区域政策、规范地区发展走向为特征的新一轮区域布局的展开，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以优化区域关系、促进良性竞争、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创新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为特征的新阶段。展望未来，在新常态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区应当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科学把握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区一体化的内涵和要求

市场一体化是核心。实现经济区市场一体化，要求在区域内实行统一的非歧视性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保障各种经济主体的国民待遇。为此，要清理和废除阻碍不同行政区之间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规章制度，取消一切妨碍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制度与规定，统一市场标准，打破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促进市场的发育与完善，逐步建立健全区域性的市场体系，保证区域内市场主体进行充分、有效和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经济区内资源的有效配置。

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基础。要从全局角度统一规划和建设经济区内的基础设施，在区域空间内对硬件基础实施合理布局，加强区域基础设施的协作配套，实现跨区域基础设施的“无缝”联接。要推进交通、信息、能源、环境等基础设施的联网建设，加快城际间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建设，完善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相互对接，统筹推进城市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以大城市为核心，依托便捷的基础设施网络，由内向外，由点到面，推动区域经济的“积聚”和“扩散”。

要素资源一体化是关键。经济区内各个行政单元之间要紧密联系，积极推动原材料、资本、金融服务、人力资源、公共设施等各类要素资源的流动和共享；通过推进金融同城、电信同城、旅游同城、产品质检互认，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实现公共事务的协作管理，提高区域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产业发展一体化是根本。经济区内各方应按比较优势原则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特色”的理念，制定符合本地区特点的产业政策和规划，以延伸产业链分工为纽带，进一步加强区域内部的物流和要素流动，推动区域内部各方优势互补、错位发展，逐步完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区域性产业网络，提升整体竞争力与区位优势。产业发展一体化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则主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和引导，并积极创造制度和政策环境。

一体化机制创新是保障。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高层协调机制，完善区域合作工作机构，健全合作机制运转制度。要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创新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探索建立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利益共享机制，以及跨行政区水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协调处理跨地区利益纠纷制度。

二、编制实施好新常态下的经济区产业发展规划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区应当在稳定经济增长、实现转型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此，一定要更新观念，编制实施好经济区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规划要强化经济区域功能。现在各地都十分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15%左右，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将物联网作为发展重点，全国有超过80%的城市将物联网作为主导产业，超过90%的地区正积极筹备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相关产业规划。为此，要充分发挥经济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产业规划的经济区域功能，防止产业同构严重，最大程度地对这些产业进行指导，确保其有序开展、良性发展。

产业载体空间规划要作出重大调整。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和无线技术使移动式办公成为可能，城市功能在空间上越来越出现离散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以CBD集聚作为营运方式的中心城市将呈现出“智慧生存的游牧之城”形态，未来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地变为城市活动中心和见面中心，大量的专业化CBD将会出现在远离市中心区域的郊区小镇。适应这一趋势，产业载体空间规划要由注重CBD规划转变为注重功能区块规划。

产业规划要突出以人为本。增长无疑是产业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增长应当是带来就业的增长。因此，产业规划要考虑劳动力禀赋的实际情况、产业用地与劳动力安排的相互关系以及高科技的适用性等，切忌简单地“以机器换人”。增长还应当是有情的增长，即要建立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使农村集体用地流转更为规范，使民众投资渠道得到更好的制度安排。增长还必须是有未来的增长，就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要严格，实现可持续发展。

产业规划要改变政府部门内循环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不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规范出来的。信息时代的产业不再是由政府一厢情愿地设计出来，而是由有效的产业规制、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等规范性要素共同烘托出来的，为适应这种变化，要强化企业家的话语权，使企业家成为产业规划的主体之一。

三、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指向和主要任务

高度重视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一个经济区功能作用发挥的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根据国际国内经验，中心城市作为核心增长极，至少应当具有产业优化升级的龙头、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中心和对外开放平台三个基本功能。以中原经济区来说，在30个省辖市、2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设大郑州是关键。近年来，郑州市以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为统揽，坚持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打造全国中心城市的“三大一中”战略定位，加快发展，使中原经济区龙头带动辐射效应不断增强。今后，要进一步强化郑州核心城市的职能和地位。坚持立足中原、面向世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不断提升郑州的国际影响力，巩固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区域性中枢地位，充分发挥其在郑州都市区和中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中的领头雁、辐射源作用。

提升经济区一体化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目前经济区一体化发展的突出问题，是规划的多，实施的少，一体化的层次和水平不高。因此，推动经济区一体化，一定要抓住关键环节，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的互联互通，带动区域一体化向深层次、宽领域、高水平发展。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一体化来说，区域间各市要破除相互间的猜疑、提防和排序前后等糊涂认识，在交通一体化基础上，向产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推进。要根据该区域的产业特点，实施果业服务体系、果品出口基地、加工果品基地、市场体系建设和果园引黄灌溉工程；进一步推进能源、煤化工等资源产业整合，强化装备制造业合作，进一步延伸优势产业链条；要促进科技创新、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领域共建、共享，推动就业、人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各类资质、标准、评估、认证等互相认可，保障各类服务体系在区域间实现顺畅迁移。

完善经济区利益分享、补偿和协调机制。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分工体系必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区域内部各方的利益，特别是产业在区域内的转移、能源资源的转移以及环境的保护治理都会改变各地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必须通过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地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从而实现各方共赢。探索建立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利益共享和协调机制，如经济区内跨行政区布局产业项目的收益，可由合作各方分享，项目投产后产生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分成。探索建立跨行政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区域法治合作平台建设，建立协调处理跨地区利益纠纷制度。

建立一体化发展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激励措施。2014年3月31日，国务院以国函〔2014〕40号文正式批复《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第一次提出“探索建立推动一体化发展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激励措施”。目前在经济区建设中，区域间依然存在与邻为壑、各自为战的现象，迫切需要创新绩效考核和奖惩激励机制，加以约束和引导，达到加强区域合作、释放合作红利的目的。我国现在的地方干部绩效考核，过分强调与所辖地方经济发展业绩直接挂钩，加上地方官员任期较短，导致地方政府在经济竞争中寻求短期经济行为。为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完善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和奖惩激励机制。绩效考核应建立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衡量，特别要引入绩效成本分析，以切实避免不计成本和代价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质升级

胡家勇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能源信息共享、贸易自由化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市乡村共建、人文交流互通等手段，实现区域内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经济潜力和比较优势，形成经济发展极。

目前，我国正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时期，已经形成了若干个足以支撑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一体化区域。

“京津冀”地区涵盖两市一省，位置紧邻，在人文环境、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许多互补相通之处。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京津冀”城市群正在成为未来我国经济格局中最具活力的核心地区和引擎地区之一。“京津冀”可以在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基础上，加强产业、金融、科技、物流、海空港、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分工合作，形成三地产业、城镇、人居环境的一体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推动“京津冀”地区城市圈基础设施的共享共用，尽量减少区域内的重复投资，加大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协调力度。例如，一些不适应首都功能的项目可加快转移至河北地区；北京、天津两地在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可延伸至河北地区；联合开发三地的生态旅游、古建筑旅游、红色旅游等优质旅游资源，等开辟更多促进“京津冀”地区人文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珠三角”区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按照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上下游产业联合互动，形成多层次的轴带体系和中心体系。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珠三角”应进一步强化区域内分工，中部的“广州、佛山、肇庆市区”应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强化集聚效应；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应注重优势产业的链接、延伸与整合，加强核心技术与重要新产品的自主攻关，加速培育现代物流产业，共同打造技术链、供应链和产品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增值空间；西岸的“珠江、中山、江门”，则要加强基础设施、城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三地接壤地区的跨区域联合开发，积极引导产业沿发展轴节点城市向外辐射，推进三地临近城市的同城化建设。

“长江三角”区域内各省市自然联系十分紧密，江苏、浙江、上海经济相融、人文相亲，已开始形成“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领先”的发展格局。但近年来“长江三角”区域内一些体制上的壁垒问题较突出，如行政功能相对分割，市场体系不完善等等。消除体制机制性壁垒，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互动载体，强化区域内政策协调和产业分工，是未来“长江三角”区域需要认真探讨的战略规划。

大西南经济圈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五个省（市、区），常住人口接近全国的1/5，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但由于该区域自然条件复杂，交通基础设施不发达，导致经济总量偏小，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各省区地方政府间整体性、协调性意识不强，合作过程存在一定的掣肘和摩擦，对于经济圈物流、商贸的一体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大西南经济圈未来的合作重点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些具体项目，而应着眼于形成一个利益协同、目标协调、高效的合作机制，这样才能在整体协同性和专业分工上取得进展。

“河西走廊”经济带绵延1000余公里，东起兰州，西至玉门关，南连青海，北连蒙西，沿线涉及7个市32个县区，是国际上密集度最高、流量最大的能源走廊，同时也是全国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河西走廊”经济带今后的发展，应有序推进城市化建设，科学规划城市群的规模和布局，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形成和扩大聚集效应。同时，还应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区域城市群构建中，走绿色、低碳、智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高污染型产业进行必要的淘汰清理。

“淮河”经济带是我国第三个出海黄金水道，承载流域内28万平方公里土地、1.8亿人口，北到连云港南到大丰港、盐城。对于“淮河”经济带来说，缓解流域内人地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新增长点的培育至关重要。可考虑把沿岸地市有机地串成一个整体，合理配置区域内产业，增强对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使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向新增长点集聚，形成以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较完善的产业支撑体系，同时注重流域内的生态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的今天，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选择，并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地缘相邻的国家和地区间以资源共享、降低交易成本为出发点，超越地理边界，以一体化形式集结新的区域聚合力量。因此，国内区域一体化要与国际区域一体化有机衔接起来，实现新发展。

“京津冀”地区应充分发挥首都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和明显的区位优势，加快“京津冀”地区的交通（包括航空）和公共服务的整合。“一带一路”战略中互联互通是重中之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放在首位，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京津冀”地区的开放力度，联手共建我国投资和贸易最便利的创新经济区，同时加强区域内的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培育地区竞争软实力。同时，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借鉴东京、纽约等国际著名城市圈一体化建设模式，逐步缩小与世界一流城市圈发展的差距。

“珠三角”区域通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带动贸易、能源、物流、旅游等优势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珠三角”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拥有强大优势，广州、深圳、东莞等市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先走一步，积累了不少开放的经验，加之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与香港、澳门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加深加快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深化各城市在经济上的互补效应，努力探索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机制，是“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提质升级的重要思路。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对接，为上海自贸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借助“一带一路”沿线信息技术建设及金融服务跨境发展，力争使上海成为国际和“长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新平台和联结点。“长江三角”应充分利用在投资、自主创新方面的优势，继续发挥民营经济在江浙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在融合“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合作中，加快产业的创新升级，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改变江浙处于国际产业链条低端的地位，树立“长三角”的整体观念，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参与竞争，打造“长江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

大西南经济圈占据与东盟贸易区联动的天然有利区位，海陆、水路、陆路都可以直通东盟，是我国与东盟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开放大西南，重振南丝路”是大西南经济圈现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应利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将西南地区与东盟和其他丝路沿线国家紧紧编织在一起，建立工业园区、物流区、港口集散加工区等多个经贸区，构成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带，促进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贸易的繁荣与效率。

“河西走廊”沿线的绝大多数地区囊括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经济带发展潜力巨大，要充分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加快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步伐，依托丝绸之路提升经济质量，促进产业升级，改革落后的体制机制。根据“河西走廊”沿线省市现有的产业结构特征，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国际旅游业三个领域着力，加快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融合互促的步伐。“河西走廊”沿线省市中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欠发达的地区，更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创造优势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淮河流域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等许多经济社会指标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区域内发展差异显著，并有加大趋势。在“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下，淮河流域应利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水系等方面具有的特殊性，在兼顾自然地理、人文经济和行政区划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探索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比如，可以借助亚洲开发银行的基础设施资金项目合作计划，加强淮河干流沿岸的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淮河流域的城镇化水平，从而引导沿线人口、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集聚，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

（责任编辑：晓力）

【区域经济理论】

作者简介：张可云，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2）。 孙久文，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100872）。 喻新安，男，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州450002）。 胡家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76）。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5）06—0005—10

收稿日期：2015—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