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战后文学主题思想研究

张念书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太宰治战后文学主题思想研究

张念书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太宰治是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二战结束后，太宰治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他相继发表了《维庸之妻》、《斜阳》、《人间失格》等一系列重要代表作。太宰治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私小说”特征，他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生命的感悟等融入作品中，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虚无感、罪意识和自杀倾向。

太宰治；无赖派；虚无感；罪意识；自杀倾向;日本文学

二战结束后，日本到处一片破败的景象，战争时期受“强国理论影响而培养起来的大国国民意识随着战败瞬间崩溃，代之以对一切的怀疑和否定”[1]250。历史的急剧变化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造成了强烈地冲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无赖派文学因其放纵、独立不羁的性格和对正统文学、权威的反抗精神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支持。无赖派的作家并没有像其他派别那样组成文艺团体或出同人杂志，甚至有的作家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只是因为在二战后社会秩序混乱和价值体系崩溃的特殊背景下，他们的作品风格都呈现出与传统文学理念完全相反的特征和倾向，才被日本评论界和文学界统一冠上了无赖派的头衔。坂口安吾、织田助之作、太宰治、石川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作家。他们大多都在30年代中期就步入文坛，但在战前并没能成为文坛的主流，直到二战结束才迅速崛起。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太宰治。太宰治以《维庸之妻》、《斜阳》、《人间失格》等作品确立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笔下的人物多为阴暗、抑郁、颓废的形象，契合了战后破败、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被誉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

一、战后太宰治的文学创作

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1909年出生于青森县的一个地主之家。1923年进入青森中学就读，开始创作小说、杂文、戏剧。太宰治在30年代初期就步入了文坛，是所谓“昭和十年代作家”中的一员。太宰治早期虽然也发表了很多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迅速崛起，成为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的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

太宰治的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48年自杀身亡是他创作生涯的后期，也是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期。1946年，太宰治在《河北新报》上发表《潘多拉的匣子》，文章笔调明朗轻快，对时势进行了无情的奚落与嘲弄。1947年，发表戏剧《冬日焰火》，对战后文化风潮进行了批判。同年描写颓废文人家庭生活的小说《维庸之妻》完稿。太宰治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斜阳》也于这年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斜阳》描写了二战后逐渐走向没落的一个贵族之家。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甚至出现了“斜阳族”这一新名词。1948年是太宰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小说《樱桃》和《人间失格》的创作。《樱桃》描写了太宰治自杀前的纠结心理，被认为是他的“文学遗言”。《人间失格》是一部自传体式的作品，太宰治将自己的经历与思想隐藏于主人公大庭叶藏的一生中，描写了一个边缘人走向毁灭的一生。6月13日他留下《再见》的草稿和给妻子的遗书，同山崎富荣在玉川上水投水自尽。6天后，即19日清晨尸体被发现，而这天恰好是太宰治的生日。

日本文坛一向有“私小说”的传统，而太宰治的作品也大都带有强烈的“私小说”特征。无论是《东京八景》、《维庸之妻》等短篇小说，还是《斜阳》、《人间失格》等长篇小说，其主人公大都带有太宰治的影子，可以认为是对太宰治自我现实的写照。而作品的主题也多有重合，大多描写一个落魄主人公的自我毁灭之路。日本文学评论家平野谦将私小说分为“破灭型”和“调和型”两类：“直率地自白实际生活事件的作品是广义的私小说,进一步表现这种生的危机意识的作品是狭义的私小说,属于‘破灭型’；叙述克服这种危机而达到更高的精神安定过程的心境小说属于‘调和型’。”[2]从太宰治的“内在精神气质、创作经历或文体风格上看,他的确就是一位极其典型的破灭型‘私小说’家”[3],太宰治将其经历、人生顿悟投射于作品中，创作出一个又一个颓废堕落的人物形象，使其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虚无感、罪意识和自杀倾向。

二、太宰治战后文学主题

1.虚无感

二战结束后，日本一片废墟，失业和饥饿使人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战前及战中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不复存在。“人们失落于既有的功利价值,精神失衡,一时又找不到恢复平衡的杠杆,完全丧失了精神的主体性,落入心理性的虚脱状态中。众多的国民失去了追求的目的和方向,产生一种危机感、幻灭感和虚无感,越来越怀疑战后日本社会的稳定性,越来越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4]578受此影响，太宰治晚期的作品都具有明显的颓废和虚无的特征，其笔下的人物也充满了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他们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但又苦于找不到出路，于是便走向堕落。

《斜阳》中的直治彻底否定了日本的一切传统精神文明，他认为“思想？谎言！主义？谎言！理想？谎言！秩序？谎言！诚实？真理？纯粹？都是谎言！……历史、哲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较之这些学问，一个处女的微笑更可贵”[5]61-62。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又造成了他精神上的虚无。在战后的社会中，他看不到希望和未来，颓废和堕落变成了他无可奈何的生存方式。面对现实的虚无，他只能整日沉溺于酗酒、吸毒和狎妓中。虽然这能给他带来暂时的精神上的补偿和解脱，但最终结果只能是走向自我毁灭之路。《维庸之妻》中，丈夫酗酒欠下债款，妻子不得不到酒馆当女招待替丈夫还债。在酒馆打工期间，她发现去喝酒的客人无一例外全是罪犯，而像丈夫那样的人反而算得上是非常善良的人了。而且不只是店里的客人，甚至连路上的行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罪行，“身无半点污迹的人全无可能在这世上生存”[6]138。因此，她也日益陷入深深地悲哀和绝望中。雨夜被留宿的客人奸污后甚至说：“没人性也不错，我们只要活着就够了。”[6]141太宰治通过女主人公的自甘堕落和这种无所谓的人生观来展现二战结束后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崩溃以及人们内心的幻灭感和虚无感。

战后太宰治的作品中都充满了这种令人窒息和绝望的破灭感、虚无感。太宰治通过主人公们堕落的形象，表达了他颓废的人生哲学和虚无主义的人生理念，并企图借此对抗战后的社会体制，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

2.罪意识

太宰治战后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放荡不羁、反世俗反传统的形象。太宰治通过“颠倒的方式来阐释其文学价值观，也就是以堕落来代表上进，以颓废来代表健康向上等方式，摈弃陈旧的价值体系的虚伪性，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来重新论述，因此在对颓废堕落的主人公的描述的时候均带有强烈的罪意识”[7]。

《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大庭叶藏出生在一个传统守旧的地主之家。他从小就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恐惧感，认为人是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加可怕的动物。为此，他整日惶恐不安，“仿佛自己是这世上的异类”。叶藏生性懦弱敏感，他无力反抗，只能靠扮演滑稽角色来取乐周围的人。对人的恐惧感导致了叶藏逐渐走向堕落。高中时期，他参加了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但又很快脱离了革命。这种背叛使他产生了犯罪意识，并饱受这种意识的折磨。之后，叶藏和银座酒吧的服务员恒子在镰仓跳海殉情，恒子死了,而叶藏却被救活了,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罪意识。结婚后，妻子因太信赖别人而遭受玷污，这次打击令叶藏几近崩溃。他发现“纯真的信赖之心，竟然是罪恶的源泉”。在不断地怀疑世人、不断地被世人打击的过程中，叶藏最终进入精神病院，丧失了做人的资格，成为了一个废人。《斜阳》中直治出身贵族，但这却令他产生了耻辱感和罪恶感。在进入高中后，他被周围不同阶级的同学的强势所压迫，只能使用麻药，半疯半傻地加以反抗。他认为变成一个下流人、变成一个强暴之徒才是成为民众之友的唯一途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治应招入伍。战争之惨烈又令他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不满战争，不满战后的生存状态，他有罪意识,想救赎,想反抗,想成为真正的贵族或真正融入到大众之中”[8]，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击得粉碎，他只能终日靠酗酒、毒药、嫖妓来麻醉自己。这种以堕落来缓解自身的痛苦、摆脱自己罪意识的方法难以奏效，最后直治只能选择自我毁灭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解脱和自我救赎。他在遗书中写道：“生在贵族家庭，我们一生永远像犹大一样，在不安、羞愧和罪孽中度过。”[5]152

平野谦认为：“本来太宰治就是一个天生背负着种种罪恶感的人。无论是出生于他的那种家庭,还是生来不是长子而是第四个儿子,也无论是被赋予了那种充满自恃与矫饰的纤柔感受性,还是被负债感所折磨以致于三番五次企图自杀并将女人卷入其中,这一切的一切对于太宰治来说,作为原罪式的自卑感都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正是这种罪恶意识变成了解决太宰治文学的钥匙。”[9]太宰治笔下的人物也成为了他自身罪意识的直接承担者，并通过他们的堕落与毁灭来展现自我的救赎之路。

3.自杀倾向

自杀是贯穿太宰治一生的主题，而其自杀倾向同样也体现在其战后文学创作中，成为他战后文学的又一主题思想。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变，传统的贵族阶级“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历史下坡路,而他们却由于自己的地位和教养同那个身临末世的阶级保持着某种感情上或利益上的联系。这样社会变革之际,新旧冲突就在他们身上得到异常鲜明的体现,冲突的结果往往使这些人成了殉葬品：或是从肉体上毁灭,或是从精神上堕落”[10]。《斜阳》中的直治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代表。他虽然出身贵族，但这个身份却带给他很多的苦恼。为了和不同阶级的人们交往，他强迫自己变为一个下流人。但对于民众而言，他感到自己“依然是个可厌的装模作样的小丑，他们和我不可能肝胆相照”[5]149。他努力地向平民阶级靠拢，但其固有的阶级属性令他和平民阶级之间仍旧有一条无法弥合的裂缝。无法成为真正的平民阶级，又无法回归已经舍弃的世界，使他成为了一名精神上的流浪者。他“没有所谓的生存能力，没有借助钱财与人相争的能力，连向人敲诈勒索的本事也没有”[5]153，最后只能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求得解脱。《人间失格》中叶藏出生大地主之家，但他是个胆小懦弱，光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世道的混乱、人情的炎凉以及家人间的虚伪和欺骗使他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为了逃避现实，他不断地靠酗酒、自杀、女人和药物麻痹自己。在认识良子之后，他把最后对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纯洁无暇的良子身上。对叶藏而言，良子“那种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就恰如绿叶掩映的瀑布”。但良子却因为信赖之心而被骗子商人玷污。叶藏彻底绝望了，他认为活着只是肮脏和罪孽的不断累积，苦恼的不断叠加而已，是一切罪恶的源泉，除了自杀，他别无选择。

“太宰治的文学生涯是从写遗书开始的，日本某些评论家就认为太宰治的文学与死的距离是零。”[11]太宰治笔下的人物同他本人一样有着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脆弱的感受性，这种复杂的性格基调又演变成了对绝对的追求。“这种对绝对的追求因为缺乏现实的根基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蜕变成强烈的自卑和完全的自暴自弃。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彻底破灭。”[12]他们生活在孤独的世界中，渴望爱而又无法得到，这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多余人意识。而他们又因为自身强烈的虚无主义和罪意识，最后只能以彻底的自我毁灭，即自杀的方式求得自我解放。

日本文学评论家山室静认为：“无赖派的作品描述的是一个宛如爬进泥潭里的世界，企图用这样的作品使人不安，使人战怵，使人作呕，从而净化人生。”[13]太宰治作为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无疑也明显的带有这种特征。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导致他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晚期的文学作品中带有强烈的虚无感、罪意识和自杀倾向，透露出强烈的世界末日般的绝望感。但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对旧道德、旧秩序的反抗、对权威的蔑视，同样吸引了在战后混沌的社会中徘徊、绝望的日本青年，被誉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太宰治最先提出无赖派的概念，并分别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在创作上加以实践。其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特色开创了日本战后文学的一个新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宰治是当之无愧的成就最高的无赖派作家。

[1] 王健宜，吴艳，刘伟.日本近现代文学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250.

[2] 焦欣波.太宰治战后小说自杀意识[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311-315.

[3] 魏大海.私小说[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167.

[4]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578.

[5] 太宰治.斜阳[M].陈德文，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6] 太宰治.维庸之妻[M].烨伊，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

[7] 任江辉.论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文学思想[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61-65.

[8] 李加贝.也谈《斜阳》的罪意识[J].文学界：理论版,2012(1):105-106.

[9] 平野谦.太宰治论[J].唐先容，译.外国文学，1998(1):16-18.

[10] 李恒.罪意识的直接承担者[J].理论界，2008(10):133-134.

[11] 孙维才.自我否定与生存的软弱性——评析太宰治[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7-122.

[12] 杨伟.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J].外国文学，1998(1):30-36.

[13] 李先瑞.太宰治和他的晚期创作[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2):92-96.

〔责任编辑:朱莉莉〕

Thematic Studies On The Osamu Dazai’s Postwar Literature

ZHANG Nian-sh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Osamu Dazai, as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Buraiha, is an important writer as famous as Yasunari Kawabata and Yukio Mishima in post-war Japan. After the WWII, Osamu Dazai started his golden age in literary works, during when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s such asVillon’swife,TheSettingSun,NoLongerHumanand so on. His works share strong characteristics with I Novel, since he integrated his life experience, perception of life and so on into his works. These works are filled with strong nothingness, awareness of sin as well as suicidal tendency.

Osamu Dazai; Buraiha; nothingness; awareness of sin; suicide tendency; Japanese literature

I106.4

A

1003-6873(2015)04-0114-04

2015-05-15

张念书(1991-- ),男，山东日照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