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在二语写作过程中的使用
——一个双语应用的体验过程

○ 黄竽笙 陆燕敏

(天津城建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4)



母语在二语写作过程中的使用
——一个双语应用的体验过程

○ 黄竽笙 陆燕敏

(天津城建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4)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二语写作过程中写作者是如何运用两种语言完成写作任务的。研究采用了定性多个案研究方法，运用有声思维、访谈等手段收集数据，进行主题分析。本研究分别在中澳两个国家的，三所大学中，对24名二语写作者的写作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结果指出，二语写作中非认知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二语写作是一个双语应用的体验过程。

二语写作； 母语； 双语体验

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二语写作研究从专注于文本研究，开始了向关注写作过程研究的转向。这一趋势至今，已经历时30多年。在此期间，写作过程中两种语言是如何运用的，这一问题，一直是研究的一个焦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几经变迁，时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该问题的认识，影响着我们对二语写作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二语写作教学方法的探索。

Chelala (1981)通过对两名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写作者的英语写作过程的研究，首先揭示出二语写作者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这一现象。对于母语在写作过程中的使用这一问题，Chelala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母语的应用对二语写作质量有着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内，有着很甚远的影响。例如，很多二语写作教师禁止学生在二语写作过程中使用母语(Friedlander, 1990)。这一情况在中国英语写作教学中也存在。但是，在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却对母语在二语写作中的使用，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例如，早期的研究中，很多研究人员发现，母语对于二语写作中的谋篇布局，措辞炼字等等，都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例如：Lay 1982, Kobayashi & Rinnert 1992)。

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多的研究集中到了母语使用与二语写作过程的动态关系的研究上。例如，Qi (1998) 在研究中揭示了二语写作中母语的使用与认知水平之间的正比关系。Wang 和 Wen (2002) 的研究发现，不同体裁二语写作中，母语使用有着量上的显著差异。Woodall (2002) 则指出，母语的应用是一种认知行为以及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Murphy 和 Larios (2010) 则探讨了写作中认知难度对母语使用方式的影响。

以上的诸多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从客观角度探索母语在二语写作中的功能与作用 。而最近一、二年来，另一研究趋势正在显现，即从活动参与者的主观角度去理解某种行为的意。例如，Kobayashi & Rinnert (2013)和 Soltero-Gonzalez, Escamilla & Hopewell (2012) 在研究母语在二语写作中的使用问题时研究了写作者和教授写作的教师对二语写作中使用母语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感受。

本研究以上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利用有声思维和访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目的在于通过对写作过程中每个语言转换的细节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二语写作的本质。

一、理论框架

本研究对“写作”与“写作者”的认识，基于多种理论的整合，主要包括认知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

首先，“写作”被视为“一个非线性，不断探索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写作者发现并重组自己的想法，努力使其贴近原意”(Zamel 1983, p165)。而“写作者”则被认为在从事一系列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活动，因而写作者的“思维过程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核心部分”(Johns 1990, p26)。

其次，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写作”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模式从来都根植于社会(例如，Sperling 1996)。写作过程是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像Hyland (2003)指出的那样，写作“既是一个个体过程，同时又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其所表述的是一个文化群体共同承认的目标，反应的是一种特定的关系”(p27)。而就“写作者”而言，特定的社会文化体验则决定了写作者的选择与身份(Ivanic 1997; Englander 2009)。因此，二语写作者是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游走与互动，这觉得他们必须在两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中寻求妥协。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教育环境：中国外语专科院校英语专业硕士，中国一般院校本科，和英语国家一般本科。在这三种环境中，英语分别作为“主修专业”、“必修课”和“教学媒”。在以上三种教育环境中，各抽取一所院校，招募志愿者参与研究。对志愿者的挑选主要强调其具有参与该研究的主动意愿，以及有过英语写作体验。而写作任务，则强调必须为其教师课程安排中的写作任务，而非为该研究特意设计的。

(一)数据采集

整个数据采集过程共分6个步骤：小组预备会议一次，研究者与被研究人的单独面谈一次，有声思维三次，小组总结会议一次。此外，在每次有声思维结束后，有一次简短的回顾性后续访谈。

整个过程收集五组数据，包括：

* 被研究者个人背景信息，包括个人二语写作经历，母语与二语使用体验。

* 有声思维数据。这组数据可以为研究二语写作过程中，两种语言的使用提供最接着的依据。

* 后续访谈数据。这组数据可以帮助研究者纠正、澄清以及进一步阐述有声思维过程中得到的数据。

* 写作文本。这种数据被用来同有声思维数据进行对比，以确认写作者最后的选择。

(二)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集中在对语言转换点的辨别与分类定性上。分析方法采用Miles和Huberman (1994) 提出的互动分析法，对数据进行主题分析。从一份有声思维数据开始分析，然后将初步形成的编码框架应用于下一份有声思维的数据分析中，进行修正完善。以此类推，直到所有有声思维数据全部分析归类完毕，编码框架也最后完成。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分析二语写作过程中每个语言转换的时刻，揭示出以下两点。第一，二语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会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并且会在两种语言之间频繁转换。第二，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障碍，是促使二语写作者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动因。以下笔者将用一个案例来说明。

个案例证

本个案中的写作者，巍毅，在志愿参与研究时，正在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攻读市场营销和会计学的双学位课程。巍毅在中国完成12年学业，并通过IELTS考试，于2006年进入澳大利亚的大学学习。在其进入大学之前，英语整体水平和写作水平均处于中等；其对英语学习和英语写作的理解主要源于在中国的学习。

参与本研究时，巍毅学修了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的课程。该课程专门为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设置，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水平，尤其是写作水平。巍毅选修该课程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借此提高英语水平，另一面是认为这门课的学分比较容易取得。当然，在一次作业之后，她发现学分“并不好拿”，于是其写作策略也随之变化；整体更趋认真谨慎，而这也影响到了其两种语言的应用方式。

以下的有声思维节选出自巍毅的最后一份“大作业”，这份作业在整个课程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巍毅特别认真应对。这份作业要求学生就一篇新闻报道，撰写摘要，并进行评论，字数要求不超过600字。以下两个节选，分别侧重在：审视写作任务和遣词造句。

节选1

以上的有声思维节选，展示了写作者在写作的初始阶段，是如何审视写作要求。这一阶段在其他参与研究的写作者中，持续时间长度有所不同，对写作任务的检视的细致程度亦有所区别。但是，在对两种语言的使用模式上，还是有很多共通点。这些共通点可以从上述节选中的例子加以说明。

首先，从量的角度，母语的使用占据很大比例。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从直观上，我们仍然能看到母语几乎占据90%以上。另一位写作者曾对自己如此大量的使用母语感到惊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应可以说明，对母语的使用是写作者下意识的行为。因而，我们不得不对“禁止在写作过程中使用母语”，这一教师经常提到的要求，能否被真正实施，产生怀疑。

第二，一个非常明显的模式表现在，英语的使用基本保持了写作要求中涉及的内容。例如，新闻稿的题目(见(1))，以及personal response (见(2)，(3)，(5)，(7))，几次被提到，却没有一次被翻译成中文，而是保持了英语表述方式。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为private(见，(8))的使用。该单词也是沿用了写作要求中的英语表述。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在后续访谈中，巍毅认为，在写作过程中，没必要浪费时间去翻译一些东西，比如这次作业中新闻稿的题目。另一方面，巍毅认为沿用写作要求中的英语表述，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曲解。这种模式在写作要求为英语表述时很常见。

第三，中文和英文共同构成一个短语的模式。在这段节选中，写作者用了“太personal”这一表达，来表述其对写作要求中“private”的理解。这种表述方式被其他研究者称为“code meshing”(Young & Martinez 2011)。巍毅则把其解释为“最能表达自己的理解，又最大限度减少曲解”的一种方法。这种方式显示出写作者在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努力。

节选 2

以上这段有声思维节选，显示了巍毅是如何在二语写作过程中遣词造句的。其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母语被用来构思写作内容 (见(10)，(15))，而且基本上英文的句型已经大体上用中文结构好了(见(15))。第二，母语被用来表述元评论 (见(13))。第三，英语基本用来将母语结构好的句型进行翻译。而且，由于其受到IETLS培训的影响很深，因而这些句型都在照搬例句，或是对例句进行再次组合(见(11)，(12)，(14)，(16)，(17)，(19))。非常明显的，母语在巍毅遣词造句的写作活动中，仍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如以上两段有声思维节选所显示的那样，二语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会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并不断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那么激发这种转换的动因又是什么呢？从巍毅的后续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次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此处不仅限于从第二语言转换为母语)，都是在其遇到障碍，或力图避开潜在障碍的时候。

首先，对于大量使用母语，参与研究的这些写作者大多表示，母语的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写作压力。尽管我们注意到，很多母语表达非常简单，以写作者的水平，完全可以用英语表达，但是他们均表示在没有完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倾向于使用母语。使用母语可以节省时间和不必要的精力花费。这可以视为避开潜在障碍的一种行为。

其次，英语的使用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一点在巍毅的节选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未来避开那些可能发生的‘曲解’，写作者会尽量使用源语言，而不是翻译成母语。在以上的节选中，写作者对该写作任务的重视，小心谨慎的态度，使得这一语言使用特征更为明显。

四、讨 论

正如前言中所回顾的那样，二语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在文献中已经被反复揭示、探讨。而本研究则从更加细微的角度，去探讨了这一现象，尤其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探究了两种语言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每个个体写作者的意义，以及个体写作者使用不同语言的目的。

首先，该研究从个案出发，采用了认知理论以及社会文化理论，关注个体写作者的认识和观点，因而得以揭示使用两种语言这一现象背后的非认知因素。在迄今为止的几十份有关二语写作过程中语言运用的研究中，绝对多数(即便是最新的研究)都是采用认知理论，将写作过程看作一个认知过程，写作是认知活动(例如，Murphy & Roca de Larios 2010; van Weijin 2009; Manchon, Roca de Larios & Murphy 2009)。这些研究对我们就这一问题的理解无疑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另一些方面一直没能得到足够重视，例如Jimenez-Lugo (2007) 就曾揭示了二语写作中语言运用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语言运用与移民代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则是从更为微观的细节揭示了语言运用同各种非认知因素之间的潜在联系。这些非认知因素，可以是周围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也可以是社会文化影响下的个体情感因素等等。因此，我们看到当写作者运用两种语言的时候，其实两种社会与文化中游走，不断寻求合适的表达空间的过程。

在这一游走的过程中，各种困难或障碍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写作者便以运用不同语言的方式去应对。在这一意义上讲，二语写作过程中两种语言的运用，却如之前研究者所认识那样，是一种“策略”(Uzawa & Cumming 1989; Krapels 1991)。但是，这种策略又不单纯是“补偿策略”(Murphy & Roca de Larios 2009)。因为我们在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在运用过程中都不全是在弥补另一种语言在知识方面的不足之处。

其次，该研究发现揭示了二语写作过程中的双语使用现象，不仅从定量研究的角度显示了二语写作是一个双语体验过程(Wang & Wen，2002)；同时从定性研究的角度证明了二语写作过程是一个双语过程。“双语体验”这一概念，在本研究中可以理解为，每时每刻写作者都在体验着双语使用的过程；而这一的体验当遭遇困难或障碍的时候，便以语言转换的形式突显了出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时刻写作者没在体验双语。写作者时刻都在两种语言间做着选择，将一种语言优先化。而至于哪一种语言被优先使用，则取决于写作者在那一特定时刻的判断。

五、结 语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了二语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语言运用问题，进而得出二语写作是一个双语体验过程的结论。而该结论是否有效，还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例如，选取其他环境，选取其他母语写作者。此外，本研究还可以在深度上进一步挖掘，例如对非认知因素以何种方式对语言运用进行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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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竽笙，天津城建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H319

A

1672-8610(2015)06-0102-04

陆燕敏，天津城建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