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出游决策内在机制研究
——基于习得性无助理论和协商理论

程 励 张同颢 廖小平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残疾人出游决策内在机制研究
——基于习得性无助理论和协商理论

程 励 张同颢 廖小平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残疾人像健全人一样有外出旅游的动机和渴望,其生存状况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现有的关于残疾人旅游的研究多见于旅游障碍、协商策略、活动参与、政策法规等较宏观方面的讨论,而关于残疾人出游内在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少。由于自身残疾障碍,残疾人在出游决策过程中通常会受到无助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可能会由于克服自身旅行障碍获得积极的“成就感”,并对其旅行决策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以成都市残疾人为例,在协商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成就感”变量,以无助感和成就感为中介变量来研究残疾人出游决策的内在机制。通过因子分析将残疾人旅游障碍划分为本体障碍、人际障碍和结构性障碍3个维度,实证发现:只有本体障碍和人际障碍对残疾人的无助感(正向)和成就感(负向)具有显著影响,而结构性障碍的影响作用较小;残疾障碍不对残疾人的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产生显著消极影响,残疾人的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受到成就感和无助感的完全中介;无助感对残疾人的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消极影响,成就感对它们则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残疾人; 无助感; 成就感; 内在机制; 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

0 引言

残疾人与正常人一样,也有外出旅游的需求和渴望(Smith,1987;Darcy,Daruwalla,1999;Foggin,2001;Yau,et al.,2004)。残疾人旅游市场是旅游业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分市场(Israeli,2002),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却被忽视了(Burnett,Baker,2001),是一个尚未被充分挖掘的细分市场。据推算,到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已经有8502万人。残疾人口约占当时人口总数的6.34%,也就是说我国每一百人中超过6人是残疾人。其中中度和轻度残疾者有5984万人,占当时残疾人总数的70.38%*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页[EB/OL].http://www.cdpf.org.cn/sjzx/cjrgk/201206/t20120626_387581.shtml。刘思敏和朱红端(2012)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超过六成的残疾人有强烈的出游愿望。因此,发展残疾人旅游对残疾人自身和旅游服务商而言都是机遇(Cavinato,Cuckovich,1992)。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使得5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成为近20年全球旅游市场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细分市场,而这一人群很多患病或患有残疾(Gladwell,Bedini,2004),他们的旅行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并且在公民社会的今天,残疾人的总体生存状态也关乎了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建设程度(郭鲁芳,史芝英,1999)。

Woodside和Etzel(1980)于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开展了残疾人的度假旅游行为研究。目前,在残疾人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残疾人旅游研究体系。但是,现有的研究侧重残疾人旅游的宏观问题,如残疾人旅游障碍研究及其解决策略,残疾障碍对旅游活动参与的影响,以及残疾人旅游政策法规等;关于出游决策等微观研究较少,且侧重旅游障碍导致的消极心理对旅游意向的影响,无法深度剖析残疾人出游的内在原因。为何不同残疾个体的旅游热衷度不同？如何促进残疾人对旅游的总体参与意向？如何提高残疾人的旅游体验质量以提高其旅游满意度及忠诚度？亟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在已有相关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如:Lee,et al.,2012;陈楠,等,2009),以残疾人旅游障碍对其旅游动机与旅游意向的影响为主线,基于协商理论引入成就感,与习得性无助感构成一对中介变量,从微观视角来探索残疾人出游决策的内在机制,为提升残疾人旅游体验质量提供参考,为旅游企业开发扩大残疾人旅游市场提供理论支持。

1 理论背景

1.1 残疾人旅游障碍

残疾人旅游障碍是残疾人旅游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很多研究者对涉及残疾人外出旅游的障碍或者束缚因素进行了研究。

Smith(1987)最早将残疾人休闲参与障碍分为内在障碍(Intrinsic Barriers)、环境障碍(Environmental Barriers)和交流障碍(Interactive Barriers)三大类。其中,内在障碍指受残疾旅游者自身的认知水平、身体功能和心理等因素产生的障碍;环境障碍指外部强加的限制;而交流障碍主要来自于残疾旅游者及其周围人的互动过程。Crawford和Godbey(1987)及Crawford等(1991)将休闲旅游的束缚因素划归为:① 个体内在束缚(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包括个体的心理状况、身体功能,还有认知能力等;② 个体人际束缚(Interpersonal Constraints),主要指社会互动;③ 结构性束缚(Structural Constraints),包括金钱、时间、交通、生态,以及政策方面的束缚。这种划分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有些研究者将其引入残疾人旅游研究,如Daniels等(2005)研究了残疾障碍与协商策略间的关系。

Murray和Sproats(1990)则将残疾人的旅游障碍划分为经济上的束缚(Economic Constraints)、身体上的束缚(Physical Constraints)和态度上的束缚(Attitudinal Constraints)。Mckercher等(2003)结合前人的研究,将残疾人旅游障碍归纳为内部障碍(Internal Barriers)和外部障碍(Exogenous Barriers)。内部障碍是残疾人出游前需要克服的障碍,主要包括内在障碍(Intrinsic Barriers)和经济障碍(Economic Barriers),内在障碍包括缺少必要的知识、无效的社交技能、身体以及心理方面的障碍,经济障碍包括支付能力、收入差距以及必要的旅伴和特殊设备;外部障碍主要包括环境障碍(Environmental Barriers)和交流障碍(Interactive Barriers),环境障碍包括建筑设施、生态、交通、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障碍,交流障碍包括消极的社会态度、不准确的信息等方面的障碍,外部障碍一直存在于残疾人的社会生活中。Lee等(2012)运用无助感理论研究旅游障碍对残疾人旅游意向的影响时,使用因子分析法得出残疾人的旅游障碍主要有三大类:内在障碍(Intrinsic Constraints)、交流障碍(Interactional Constraints)和环境障碍(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还有些学者认为,残疾人外出旅游存在旅游吸引物、信息获取、交通和住宿等几方面的具体障碍(Turco,et al.,1998)。并且,多数残疾人无法有效获取旅游相关的网络信息,特别是有着听力和视力障碍的残疾人(Williams,et al.,2006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有关残疾人旅游障碍的研究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一直保持较高的热度;在残疾人旅游障碍的大类别划分上已经呈现出整体一致性,但对具体障碍的归属还存在差异;对于具体旅游障碍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1.2 无助感理论和协商理论

残疾人旅游另外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残疾人旅游障碍与其旅游参与间的关系,这涉及习得性无助感理论和协商理论(Lee,et al.,2012)。习得性无助感是在长期重复遭受非可控事情导致的在认知、动机和情感方面的缺陷,它跟社会功能性残疾(如语言、交际、身体方面的障碍)显著相关(Mcguinness,1996)。同一种不可控遭遇对不同人群的习得性无助感影响不同,也许对很多人有影响,也许只有某部分人会形成无助感(Abramson,Seligman,1978)。习得性无助感理论跟残疾人旅游意向和旅游参与高度相关,残疾人在旅游活动参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障碍,当这些消极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使残疾人对外出旅游产生无助感,最终使部分残疾人完全放弃对外出旅游的渴望(Lee,et al.,2012)。也就是说,残疾人对于外出旅游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完全的无助感,也不是所有残疾人对外出旅游都感到无助。无助感的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是残疾人在出游过程中重复遭受各种障碍,产生失落、失望、沮丧等消极情绪并逐渐累加后,才最终演变为对外出旅游的无助感。

旅游障碍虽然影响人们对旅游活动的参与程度。但是,面对旅游障碍,人们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继续完成旅游参与(Scott,1991)。协商理论认为,人们不会因为自己遇到的旅游障碍而轻易放弃旅游参与的意愿,而是会采取多种策略来克服旅游障碍(Jackson,Godbey,1993;Jackson,1993)。健全人和残疾人均会采取不同的协商策略来达到旅游参与的目的(Lyu,et al.,2013);Daniels等(2005)指出,对于不同的内在障碍、人际障碍和结构性障碍,残疾人旅游者会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尽量消除这些旅游束缚因素的影响。Lee等(2012)的相关研究虽然论述了协商理论,但在研究中却只针对习得性无助感理论做了深入探讨。对于残疾人来说,外出度假不仅可以使其照顾者暂时脱离照顾责任,给照顾者留出一定的空间(Shaw,Coles,2004),残疾人自己还可以亲自感受自由和体验其他生活方式(Ray,Ryder,2003)。如果残疾人能够克服或减小自身的障碍,将使他们对外出旅游更加积极主动,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自信心(Mckercher,et al.,2003 ;Daniels,et al.,2005)进而获得成就感。本文认为成就感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愿意外出旅游并主动寻求外出的旅游机会;第二层含义是通过外出旅游获得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树立自信心,建立“我能”“我可以”的人生态度,具有旅游获得性。成就感和无助感对应,强调的都是一种内在心理状态,而非外部表象。本文将在前人残疾人旅游无助感理论的实证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协商理论中的成就感(协商成功)作为中介变量,微观解读残疾人士的外出旅游认知与行为意向间的关系。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与普通旅游者比较起来,由于自身残疾缺陷,残疾人在旅游过程中遭遇障碍会更普遍(Smith,1987)。旅游障碍会导致残疾人对旅游出行产生害怕、沮丧及自信心丧失等消极情绪。陈楠等(2009)及Lee等(2012)认为旅游障碍对无助感有正向影响,并指出本能障碍和环境障碍对无助感有显著性影响。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残疾人旅游障碍对其无助感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旅游能让残疾人获得新奇的旅游体验和内在的满足感(梅丽霞,张世易,2012)。残疾人克服旅游障碍不仅使其对参加旅游活动更加积极主动,而且能提升他们的内在积极心理。但是,受制于自身的残疾束缚,残疾人在旅游过程中很难获得同正常人相同质量的旅游体验,残疾人面临的旅游障碍会使其难以通过旅游活动获得成就感。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残疾人旅游障碍对其成就感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

根据习得性无助感理论可知,很多残疾人会因为旅游经历中所重复遭受的内在的或外在的障碍,而产生无助感,对外出旅游产生恐惧,以致不愿意外出旅游。本文做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残疾人的无助感对其旅游动机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

H4:残疾人的无助感对其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

残疾人外出旅游不仅能获得休闲放松,还能学会照顾自己,减少对照顾者的依赖,并且通过旅行过程中的人际交往,敞开心胸,获得积极心态,而克服旅行过程的一些障碍,不仅可以提升自信心,还可以提升旅游参与的积极性。因此,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5:残疾人的成就感对其旅游动机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H6:残疾人的成就感对其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旅游动机是刺激潜在旅游者外出旅游的内在驱动力,而旅游意向是潜在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可能性或倾向。通常认为旅游动机对旅游意向有正向影响(Li,Cai,2012;Alexandris,et al.,2011;Jang,et al.,2009)。研究表明,与健全人一样,残疾人也有渴望外出旅游的动机,残疾人具有外出旅行的内在动力(Shi,et al.,2012)。因此本研究同样可以做出如下研究假设:

H7:残疾人旅游动机对其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对健全旅游者的研究表明,旅游障碍与旅游动机间具有负向关系(Alexandris,et al.,2011)。而残疾人外出旅行的总体频率要小于健全人的。为了检验残疾人旅游障碍对其旅游动机是否具有直接的显著性负向影响,做出以下假设:

H8:残疾人旅游障碍对其旅游动机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

有的实证研究发现,残疾人旅游障碍对其旅游参与意图不存在直接的显著性影响(陈楠,等,2009;Lee,et al.,2012)。但也有研究表明,旅行障碍对旅游意向具有显著负向直接影响(Hung,Petrick,2012)。考虑到残疾人参与旅游遇到障碍的可能性要比正常人大得多,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9:残疾人旅游障碍对残疾人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

根据假设关系,本研究构建如下残疾人旅游障碍-中介变量-旅游动机与旅游意向内在机制理论模型(见图1),椭圆代表各个潜变量因子,H1～H9为上文提出的本研究的路径假设,图中箭头指向代表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

图1 残疾人出游决策概念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

问卷初稿设计过程中除了参考已有学术研究成果外,还进行了专家咨询,并在对残疾人的访谈过程中进行了预测验,以提升问卷的信度。本研究正式的调研问卷共分三部分。

问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残疾人旅游障碍、无助感、成就感、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等潜在变量的题目。综合Smith(1987)、Mckercher 等(2003)、Turco 等(1998)、Williams 等(2006)、Lee 等(2012)学者对旅游障碍的研究,共设计13个残疾人旅游障碍测量变量:A1给他人带来麻烦;A2无法应对风险;A3担心独自行动;A4不能参与旅游活动;A5消费开支;A6无障碍设施;A7旅行社;A8陌生人;A9旅伴;A10家人反对;A11打交道;A12旅游从业人员;A13旅游信息。对于无助感的问项题目,主要参照了Lee 等(2012)研究设计,共5个测量变量:B1遭遇诸多不便,感到沮丧与紧张;B2感到不能自立;B3不能享受旅游;B4旅游只会带来伤痛;B5享受不到舒适的旅游。对于本研究引入的成就感潜变量,参照Shaw和Coles(2004)、Mckercher 等(2003)、Daniels 等(2005)学者的研究,设计了4个测量变量:C1像正常人一样;C2减少家人照顾;C3减少他人的偏见;C4感到他人的尊重。对于旅游动机,设计了4个测量变量:D1放松身心,缓解压力;D2锻炼身体,增进健康;D3结交新朋友;D4获得他人的尊重。旅游动机的设计主要参考了Burnett 和 Baker(2001)、Ray 和 Ryder(2003)、Yau 等(2004)、Shaw 和 Coles(2004)、Daniels 等(2005)国外学者关于残疾人旅游的研究。旅游意向在借鉴Lee 等(2012)研究基础上,设计了4个测量变量:E1搜集旅游信息;E2动员其他残疾人旅游;E3创造出游机会;E4分享旅行经历。

问卷第二部分问题是关于受访对象近3年来的旅游经历,主要包括结伴人数、出游方式、资金来源、获取信息的渠道等,以及两个开放式问题。

问卷第三部分是关于受访者性别、年龄、残疾类型、职业、受教育程度、月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问题。

本研究问卷第一部分采用5级李克特(Likert)量表,以方便受访对象能够清楚快速地作出判断和选择,量表程度变化范围为1～5,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3.2 数据收集

2012年12月6日到2012年12月14日,在成都市青羊区残疾人联合会的引荐和协助下,我们对生活在成都市青羊区太升路街道、八宝社区、石人北路社区、石人南路社区、战旗社区、文苑社区、清溪社区等区域的残疾人士进行了实地调查,主要采用调研人员同残疾人士面对面、一对一或多对一交流的方式协助或帮助受调研者作答,随时解答受调研者的疑问,以此来提升问卷的回收率和质量。受调研者多是具有视听、语言、肢体缺陷的残疾人。由于数据搜集有难度,所以没有将精神性残疾人列入本次考察的对象。在历时8天的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85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3%。

3.3 样本描述

受调研者的总体基本资料如表1所示。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各为57.2%和42.8%;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大多数,所占比例为77.2%;被调研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的比例达到53.3%,高中/中专的比例居其次,为26.1%;职业以离退休人员的比例最高,达到41.1%,其次是失业在家者,占到25%;残疾人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月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比例高达87.8%;从残疾类型来看,肢体残疾者占到48.3%,其次多重残疾者占21.1%,再次是视力残疾者占18.9%;他们在出游形式上以亲友陪同出游为最多,占42.8%,费用来源多是自费,占37.2%,不过这两个指标都只有55%的受访者作答,各有81人未作答。

表1 调查对象的总体资料

3.4 数据分析

为了探讨障碍构成因素对残疾人出游的影响力,故对残疾人出游障碍的13个测量变量使用SPSS21.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并进行方差极大化因子旋转,保留载荷大于0.5的题项,得到3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13个变量的整体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78,大于普遍认可的0.7,说明数据的内部一致性是可信的。KMO值为0.884,根据Kaiser提出的KMO值决策标准,数据进行共同因子提取的效果达到 “优良”的标准(王保进,2007); 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944.280,自由度为78,p<0.001,说明偏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3个公因子的克朗巴哈α系数都大于0.6,都是可接受的(Hair,et al.,2011a),可以解释原有13个变量60.828%的信息。结合Smith(1987)、Crawford和Godbey(1987)、Crawford 等(1991)、Daniels 等(2005)学者对旅游障碍的划分,将其分别命名为本体障碍、交际障碍和结构性障碍,公因子与测量变量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而且正交因子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公因子(即结构模型中的潜变量)间的相关性,从而减小共线性的可能性,有利于本研究进一步探索实际影响关系。

表2 残疾人旅游障碍因子分析结果

注:KMO =0.884,Bartlett值=944.280,自由度=78,sig=0.000,总体方差解释能力:60.826%。

在对残疾障碍变量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凡是涉及残疾人旅游障碍的每个原假设,都按本体障碍、人际障碍和结构性障碍的顺序拆分为假设H*1,H*2,H*3,分假设的路径关系与原假设保持一致。使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软件SmartPLS2.0(Beta) M3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模型验证。选择PLS-SEM进行模型验证的原因有:第一,PLS-SEM对数据的正态性没有要求;第二,180份的有效样本量相对于30个测量指标较少,但已充分满足SmartPLS要求的10倍法则,即要求最小样本量至少是拥有最多测量指标的形成性潜变量测量指标个数,或具有最多直接路径关系的内源潜变量直接路径关系数目的10倍(Hair,et al.,2014,P23),PLS-SEM在样本量大于100时即可获得显著的统计效果(Reinartz,et al.,2009),要比协方差为基础的结构方程模型(如AMOS)对受试样本数的最小要求要小;第三,PLS-SEM特别适合应用于预测为导向的研究和对现有理论模型的发展(Hair,et al.,2012),这对集理论探索与实证验证为一体的本研究来说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4 研究结果

本研究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外部模型)和结构模型(内部模型)两部分,反映型测量模型包含潜变量及其各自对应显变量间的关系,而结构模型则是指潜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Anderson和 Gerbing(1988)推荐的两阶段评价法,先对测量模型进行评价,再对结构模型进行评价。SmartPLS软件对反映型模型评价的基本方法通常是用PLS Algorithm计算测量模型的参数值(路径系数、信度、效度、外部载荷、AVE值及判别系数R2)。通过Bootstrapping计算路径系数和外部载荷的显著性,进而确定路径假设是否通过,并通过Blindfolding计算结构模型的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

4.1 测量模型评价

反映型测量模型评价主要是测量模型的信度评价和效度评价,信度指标有内部一致性信度(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和指标信度(Indicator Reliability) ,内部一致性信度通常使用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因为组合信度要优于克朗巴哈α信度,指标信度指的是变量的外部载荷的平方;效度指标有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收敛效度指的是一个构念内测量项间的相关程度,区别效度则指构念间的差异性或不相关程度。

由表3可知,测量模型中,潜变量的最小组合信度值为0.801,大于0.7;最小AVE值为0.516,大于临界值0.5(Bagozzi ,Yi,1988)。而反映型指标的外部载荷在0.614～0.856之间,虽然有两个指标的载荷小于0.708,但是组合信度和区别效度(AVE值)都大于门槛值,不需要进行剔除二次运算。

表3 收敛效度和信度评价

表4 构念的相关度和AVE的平方根

注: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字表示对应AVE值的开方

区别效度有两个评价指标,常用指标是佛内尔-拉奇标准(Fornell-Larcker Criterion),要求各潜变量AVE值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Fornell,Larcker,1981),若AVE值的开平方根都比相对应的潜变量间相关系数大,则说明区别效度好(见表4)。另一个标准是潜变量的指标载荷(Indicator Loadings)大于交叉载荷(Cross Loadings)(Grégoire ,Fisher,2006),交叉载荷指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指标间的因子载荷,本研究潜变量的交叉载荷见文末附表1 。由两表可知,测量模型参数评价表明潜变量的信度和效度都很强。

4.2 结构模型评价

在测量模型得到有效性验证后,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及评价,SmartPLS以Bootstrap方法来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以T值来反映计算结果数值在显著性水平0.1、0.05和0.01情况下的路径系数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Samples取值为推荐的5000,Samples越大,T值越稳定,结果越可靠。结构模型评价指标常用的有路径系数(β)及其T值,判定系数R2(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整体拟合优度GOF(Global Goodness of Fit)以及Blindfolding过程的预测关联度Q2(Predictive relevance)。检验结果如表5和图2所示,H1-1本体障碍对残疾人的无助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2人际障碍对残疾人的无助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1:本体障碍对残疾人的成就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2-2:人际障碍对残疾人的成就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3:残疾人的无助感对其旅游动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4:残疾人的无助感对其旅游意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5:残疾人的成就感对其旅游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6:残疾人的成就感对其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7:残疾人的旅游动机对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等9个假设路径通过验证,其余8个假设没有通过验证。

判定系数R2表示外源潜变量对内源潜变量变异(方差)的解释能力,本研究中内源潜变量有无助感、成就感、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其对应的判别系数R2分别为0.528、0.151、0.420和0.440(见图2),分别表示这些内源潜变量被解释的百分数。内源潜变量的R2在不同研究领域的最小接受值不同,还没有取得一致认可的数值(Hair,et al.,2011b)。不过,通常认为R2只需要大于0.1即是可接受。除R2

表5 假设检验结果

注:*P<0.1;**P<0.05;***P<0.01。

图2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

作为预测准确性的指标外,PLS-SEM用斯汤-盖瑟Q2(Stone-Geisser’s Q2Value)检验模型的预测关联性(Stone,1974;Geisser,1974)。Q2>0表示模型对内源潜在变量有预测关联性,Q2<0表示模型不具有预测关联性。本研究采用海尔等人(Hair,et al.,2014,P.183)推荐的交互检验冗余度(Cross-validated Redundancy)方法计算Q2。取D=7,内源潜变量(构念)的Q2都大于0(见表6),研究模型的预测关联度显著。

表6 内源构念的判别系数R2和预测关联度Q2

结构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用拟合优度(Goodness-of-fit)衡量(Chin,2011),它是共同度均值和判别系数均值的几何平均数(Tenenhaus,et al.,2005)。而共同度在数值上与AVE值相等,本研究的总体拟合优度GoF=0.484,大于Wetzels等(2009)界定的强临界值点GoFlarge=0.36,说明研究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强。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实地调研搜集到的一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残疾人的旅游障碍、无助感、成就感、旅游动机及旅游意向之间可能存在的路径关系,重点研究了残疾人旅游决策的内在影响机制。本研究注重的是内在刺激、激发,而不是简单的外在引导、促进。主要结论和讨论如下。

第一,不是所有障碍因素都会对残疾人的无助感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中本体障碍和人际障碍对无助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结构性障碍对无助感不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人际障碍对无助感的影响效用(β=0.457)相对最大,本体障碍的影响效用(β=0.404)其次,而结构性障碍的影响效用(β=-0.056)甚小。说明影响残疾旅游者无助感的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他们自身和人际关系中。残疾人在旅游中无法回避的生理障碍、心理障碍及社交障碍才是显著影响残疾旅游者无助感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性障碍对无助感没有显著影响,说明经济障碍、信息障碍和出行障碍对残疾人旅游的阻碍越来越小。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残疾人的经济收入或最低保障收入提升,虽然残疾人总体上的收入依然比较偏低,但这些收入足够支付一次或几次外出旅游的费用;其次,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从传统媒体获得旅游信息显著增加,从新媒体获取旅游信息也更加快捷;再次,残疾人旅游市场潜力开始突显,旅游行业已经开始愿意迎合残疾人的旅游需求(Ozturk,2008)。残疾人旅游的结构性障碍是可以降低的,甚至可以消除的;而降低和消除残疾人旅游面临的本体障碍和人际障碍才是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残疾人士多因自身存在先天或后天缺陷而具有自卑、孤僻、敏感多疑、反应过激等性格特点,他们在日常生活与交际中遇到很多困难与不便,比正常人更容易产生无助感,这些导致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对旅伴的依赖。“残疾人本体障碍对其无助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支持了陈楠等(2009)及Lee等(2012)的研究;“人际障碍对无助感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则与他们的研究结论相左。“结构性障碍是可以消除的”则支持了Daniels等(2005)的研究。

第二,本体障碍和人际障碍对成就感存在显著消极影响,结构性障碍对成就感影响不显著。本体障碍、人际障碍、结构性障碍对残疾旅游者成就感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本体障碍(β=-0.253)、人际障碍(β=-0.244)与成就感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而结构性障碍(β=0.117)与成就感则呈现非显著的正向相关性,说明残疾人士克服旅游中面临的个体生理障碍、心理障碍,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和认可,对获得成就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与Mckercher等(2003)学者的残疾人士克服自身的障碍有助于他们在旅游活动中变得积极,同残疾人士的有效交流有利于增加他们出游的积极态度的研究结论相似。残疾人克服自身的残疾障碍这一最根本障碍,以及获得社会尊重才能让残疾人获得更大的成就感;而克服结构性方面的障碍,包括经济收入、目的地旅游信息、旅行社态度等方面的障碍,对成就感的提升作用不大。反映出在残疾人收入增多,外出旅游支付能力有所提升的情况下,克服旅游的结构性障碍不再是难事。表明残疾人旅游过程受到旅游从业人员、其他游客及陌生人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的影响依然存在,社会需要变得更加包容、友爱、和谐,改变其他社会群体对残疾人旅游的歧视依然是非常必要的。而残疾人旅游障碍对成就感的解释能力R2只有0.151,说明影响残疾人成就感的因素还有其他方面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无助感对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均存在直接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对于残疾人士这一特殊弱势群体来说,社会生活中的无助感经历会导致他们外出旅游动机和旅游参与意愿的降低,这些结论与陈楠等(2009)及Lee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旅游从业人员在服务残疾游客的过程中,应根据他们的心理需求提供贴心服务,降低他们的无助感,提供他们身体机能所能克服的旅游活动,以保证残疾旅游者顺利安全地完成旅游活动,获得较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同时,要提升社会对残疾人旅游的包容,消除对残疾人及残疾人旅游的歧视。

第四,成就感对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均存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残疾人通过旅游活动减少对他人的依赖,获得“正常人”的自我心理感知,以及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能促进残疾人旅游动机的增强;在旅游中身心得到放松,精神压力得到释放,身体得到锻炼,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将会进一步促进残疾人的外出旅游意愿。这一结论是对残疾人旅游研究理论的一种丰富,是对协商理论的一种升华,可以有效指导旅游经营管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发残疾人旅游市场,以残疾人士的实际身体状况和特殊心理为立足点提供针对性的旅游服务和产品。

第五,旅游动机对旅游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都有外出旅游的动机和意向。残疾人的旅游动机越强,越有助于他们外出旅游的实现,旅游动机是推动旅游活动进行的内部驱动力,即使在残疾人旅游这一领域,也和其他旅游人群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要促进残疾人外出旅游,可以通过激发残疾人的旅游动机予以推进。

第六,旅游障碍对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前人的很多研究结论相同,说明旅游障碍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残疾人外出旅游的可能性,但是对其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并不具有必然的影响。从而说明,无助感和成就感这一对中介变量对残疾人的旅游障碍和旅游动机、旅游障碍和旅游意向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它们的重要性也得以突显。残疾人的无助感和成就感是一对对立的心理变量,一增一减,此升彼减,减少残疾人的无助感,提升残疾人的成就感,对于残疾人旅游业及整个社会都就具有实际意义。

最后,由于本研究具有相对较高的调查难度,有效个案数只有180人,考虑到样本量的代表性,虽然采用了具有极好预测效力的PLS-SEM方法,而且结论都能得到很好的支持,但从严谨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的验证研究还是有必要的。本研究还存在被调研者残疾类型不全;受样本量的限制,无法对某一类型残疾人进行深度考察,只能从整体衡量等方面的不足。

5.2 讨论

5.2.1 理论意义

尽管对于残疾人旅游的研究已有30多年,但主要集中在残疾人旅游障碍划分和残疾障碍对旅游活动参与影响等宏观方面。现有的研究多是从外部对残疾人旅游进行研究,比如,残疾人旅游会遇到哪些障碍,怎么消除这些障碍,以及如何引导残疾人外出旅行等。简而言之,就是降低或消除障碍,引导出游。这些研究偏向于可以观察到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较少关注残疾人出游决策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如何对其进行旅游激发。

本研究以习得性无助感理论和协商理论为基础,对现有的残疾人出游决策的研究是一种实践性尝试。以协商理论为基础提出的成就感及其无助感变量,内涵都是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反映的都是人对外部环境的心理感知,具有内部性,侧重微观个体。成就感的提出是本研究对现有残疾人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既然残疾人可以因为遭遇障碍,产生无助感,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某些途径,培养残疾人的成就感。无助感阻碍旅游,成就感促进旅游,抑减促增就是本研究主题最简洁的表述。

尽管残疾障碍促进无助感的产生,阻碍成就感的形成,不过本文的研究表明,本体障碍和人际障碍会对无助感和成就感同时产生强烈影响,而结构性障碍不对二者产生影响。人际障碍和结构性障碍的结论,与陈楠等(2009)及Lee等(2012)研究结论相左,但与Daniels等(2005)的研究相同。研究发现,旅游障碍不对旅游动机和旅游意向有直接显著影响,而是通过无助感和成就感的中介作用产生显著影响。这一方面体现了本研究对前人定性研究结论的定量支持,另一方面体现了残疾人出游决策的内在机制,并解释了不同个体残疾人旅游热衷程度的不同,对于从总体上提升残疾人旅游意向有指导意义。

5.2.2 实践价值

残疾人也具有外出旅游的动机和意向,障碍本身只是减少了残疾人外出旅游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通过无助感起作用的。无助感阻碍外出旅游,成就感促进外出旅游,在实践中只要促进残疾人的成就感就可以提升他们的旅游参与意向。可以从本研究得出一些推进残疾人旅游的管理学启示。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改进旅游产业链各个服务项目设计和管理品质的提升上。虽然旅游业对接待残疾人游客的积极性有提升(Ozturk,et al.,2008),但是,旅游管理人员和旅游景区管理者却较少给予残疾人旅游者正确的帮助,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现有的旅游产品多是按照健全人的旅游需求设计,而且旅游经营管理者多缺少综合性的训练和必要的专业性知识(Daniels,et al. ,2005)。这种旅游供给与残疾人旅游者实际需求的不一致性,影响了残疾人的旅游体验质量。因此,旅游景区(点)不仅要完善设施设备,提高残疾人的可进入性,同时在旅游活动项目的设计上也要体现对残疾人旅游者的人文关怀,甚至可以开发一些针对不同类型残疾人群的活动项目。此外,要对旅游业经营者和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残疾人旅游相关知识的培训。

总之,本文认为,虽然残疾人的本体障碍很难消除,但是降低残疾人旅游的人际障碍,消除结构性障碍,激发出残疾人旅游的积极心态与实际行动,还是有较高的可操作性的。这需要社会各界提升对残疾人的关爱,进一步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增加对残疾人的真诚帮助来推动残疾人旅游的健康发展。

(感谢冯思达在英文摘要翻译、校订上提供的帮助,以及赵太萍对本文后期修改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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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车婷婷)

注:表中粗体数字为指标(外部)载荷。

Internal Mechanism Research on Disabled People’sTravel Decision-making:Based on the Theory of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Negotiation Theory

CHENG Li, ZHANG Tonghao, LIAO Xiaoping

(TourismSchool,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As well as the abled, disabled people have motivations and desires to travel an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reflect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degree of a country.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ourism about the disabled focus on the macro aspects, such as travel constraints, negotiation strategy, activity particip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re is few researches about the inner travel mechanism of the disabled. Due to their disabilities, in the trave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commonly affected b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elplessness. Meanwhile,they may obtain sense of achievement by overcoming their own obstacles and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travel decisions. Taking the disabled in Chengdu for example, we bring in “sense of achievement” basing on negotiation theory. And we regard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helplessnes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to discus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ravel decision making of the disabled.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we divide travel constraints for the disabled into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interpersonal constraint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With an empirical study,we found that only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and interpersonal constraint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helplessness (positive) and achievement (negative);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re smaller; disabled constraints do not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disabilities’ tourism motivations and intentions; the disabled people’s tourism motivations and intentions are completely mediated by the acquired achievement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 helplessness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fluence disabled people’s tourism motivations and intentions, while achievement is on the contrar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ense of helplessness; sense of achievement; internal mechanism;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 59

A

1006-575(2015)-06-0015-19

2015-06-17;

2015-11-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遗产地资源开发中的公众反应及其对开发决策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40971297);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立项课题“基于社会冲突理论的残疾人旅游动机与行为研究”(LYC13-02);四川省2012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基金“非常规突发事件‘后危机’阶段潜在遗产旅游者的目的地认知与行为倾向研究”(2012DTPY004);四川大学杰出青年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KJC-201001)。

程励(1970-),男,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主编,研究方向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人类学,E-mail:chengli@scu.edu.cn。张同颢(1989-),男,四川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生。廖小平(1988-),男,四川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