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西方视角从中国传统发现新意义

作者丨陈国恩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闻一多研究室主任

林语堂

在现代作家中，脚踏中西文明，向中国人说西方文化，向西方人说中国文化，两头讨巧，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恐怕最成功的就数林语堂。林语堂的优势不在专门学问，而是中西文化兼通。因为林语堂通中西文化，所以他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文化的过去、当时和未来，具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特别感受。

林语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发展观。在这之前，中国文化的改良基本是遵循“中体西用”的思路，也即中国文化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后，一些文化人力求在维护中国文化正统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吸收西方文明的元素，使中国文化适应变动的现实，这客观上也就形成了“西学东渐”之势。但囿于“中体西用”的成见，在割裂的观念指导下吸收西方文明，事实上只能取西方文明的一点皮毛，吸收的只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标准的东西，说穿了也就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一个延续，而与传统文化异质、为现实发展所需要的新思想却难以进入本土，从而造成文化与现实严重不相适应的局面。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林语堂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对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可以做不同的阐释，其内在的丰富思想资源可以针对不同的要求阐释为相互有联系，却又功能不同的新体系。林语堂以中西相互参考的方式，来评价中西文化，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问题，与“五四”彻底反传统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他不是用一元论的视角，从中国的观点看西方，又用中国的观点看中国自身，而是从二元论的视角看待中西文化的关系：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文化，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功能；又用中国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化，发现中国文化对西方有平衡和补充的意义。

林语堂的这一态度，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说明“五四”文化革命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已经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减弱了反叛传统的力度，从全面批判旧文化发展到对传统文化有条件的肯定态度。

此外，林语堂的相对主义文化发展观，优势在于用外来的视角从中国传统发现新意义。但林语堂的中西互参的方法，在重新阐释中西文化的同时，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局。

这种相对主义很容易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寻找中国文化革新方向时，缺少一种超越中西文化而可以对文化的历史发展给出中立评价的客观标准。用西方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会在西方视阈中扭曲中国文化；以中国的观点看西方文化，也会把西方文化纳入中国的思想体系，重回“中体西用”的老路。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以发展的观点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