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中的公民网络素养
——以“杨达才事件”为例

文/郑智斌 赵静静

微博反腐中的公民网络素养
——以“杨达才事件”为例

文/郑智斌 赵静静

2012年8月26日，新浪微博曝光了某官员在现场处置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时面带微笑的照片，招致网民的关注和愤怒。随后，有人又迅速曝光了这位实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及其拥有的各式手表等昂贵用品。29日，杨达才通过新浪微博回应舆论，公众指其是“作秀”。31日，陕西省纪委介入，经调查发现杨达才有贪腐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9月21日，杨达才被“双规”。2013年9月，法院公开审理并判处杨达才有期徒刑14年。此为“微笑门”和“戴表门”。

微博自兴起以来，不仅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其开放的传播机制和热点事件舆情频发也使其被誉为中国的“公共议事厅”。其典型表现为“微博民间反腐”，“杨达才事件”即为一例。2008-2012年，全国39起有影响的网络反腐案件中，11起以微博为主要传播渠道。以传播学观之，微博反腐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信息与舆论活动，是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及其行为的话语实践。先由网民爆料揭发，引起大众品评热议，然后各类媒体介入报道，最后是官方对事件进行查处和反馈，这是微博反腐类热点事件发生发展的常规路径。

事件传播的统计与分析

从媒介素养角度看，“微博民间反腐”集网络工具的使用与信息认知、自媒体生产、公共事务参与等诸多显性与隐性的重要议题于一体。研究“杨达才事件”，可以观察网民如何分享相关信息、交流议题和生产舆论，从而发现其网络素养的现状，并探讨作为数字公民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媒介素养。本文的数据部分来源于“宏博知微”大数据挖掘团队，采样范围为“杨达才事件”8月26日-9月30日的新浪微博。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活跃者的媒介近用。一是爆料者。主要有5名用户，其中微博达人1名，实名认证V用户4名；发帖数超过10万条的2名，粉丝数超过1万人、关注数超过1000人的各有3名。可见，熟悉微博使用且传播极其活跃的用户是此事件关键信息的贡献者，而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一般用户通常只是事件的围观品评者。

二是意见领袖。可分为三类：一是来自政商界、新闻界和知识思想界、娱乐圈的知名人士；二是活跃度高、积累了较高影响力的草根微博“达人”；三是媒体、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等具有专业性或权威性的官方微博。此外，在涉及专业领域知识的热点事件中往往会产生临时型意见领袖。此事件中，意见领袖主要有媒体人、作家、律师和时评人士，他们拥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知名度和丰富的人脉与信息资源，其微博使用率高，发帖数量多在一万条以上，粉丝数以十万、百万乃至千万计，但关注数较少。这些人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很强，其品评热议杨达才与官员贪腐现象对整个事件舆情有着普遍而显著的影响力。

活跃者的信息发布与大众认知。在爆料人方面，事发当天，@ JadeCong率先发帖公布了杨达才的微笑照片，该照片的信源实为新华社记者的拍摄和新华网的发布。随后，注册地为西安的@百姓大于天率先准确地披露了其官方身份。接着，某城市网站的官方微博首次发布了5张其在不同公开场合佩戴手表的照片，并与世界名表资料进行比照。次日，某奢侈品网站运营官@孙多菲等众多用户跟进搜索，陆续发布了其穿戴的11块手表以及眼镜、腰带、手镯等疑似奢侈品的系列图片及其分析。其中，“民间鉴表专家”@花总丢了金箍棒公布了部分手表的款式和价格信息。这些信息使此事件在数小时内从“微笑门”

演变成“戴表门”，催生了“微笑哥”“表哥”等流行语。此后，更多爆料信息被持续输送和广泛转发，直接推动了事件的舆情发展和处理进程。但是，大量爆料帖，包括那些被广泛转发的杨达才戴手表的众多照片都没有交待报道、网址等明确或具有可靠性的信源，有的只是采用“专家”“业内人士”等模糊表述。

在意见领袖方面，他们均较少原创发布纯事实内容的帖子，而纷纷转发爆料帖、附加发表以调侃和批判为主的评论，却大大推动了微笑、名表和被查处等热点信息的扩散，尤其是在事件早期显著加速了公众议题的形成和网络意见的集中化，最终影响到事件舆论的成型。不过，意见领袖在转发时也很少指出信源问题，或为无信源的爆料帖补充信源。事实上，含“据传”“疑似”之类信源不明问题的帖子在微博上大行其道。

爆料人和意见领袖不仅使本事件信息的传播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显然还促成了大众“打坏人”的热潮。在认知方面，被广泛追逐的事件内容都是杨达才的负面信息，且经历了三个阶段认知重点的变化，即事件引爆期杨达才的微笑、身份和大肚子，发展期杨的名贵用品以及官方处置期披露的其个人财产。从转发量前300位普通用户原创帖的词频可见，在45个词频20次及以上的有效词汇中，分列前3的为“杨达才”425次、“表”302次、“局长”218次。可见，公众注意力呈高度的线性发展和快速有序的分配。相反，“杨达才事件”的前事件即特大车祸灾难本身则几无人关注。

意见领袖和大众的表达与互动。意见领袖生产的言论更有机会成为显性的公共的意见。以此事件5个主要议题为例，被转发最多的意见领袖的样本帖在被转发后，其二级覆盖面（即全部转发者所拥有的粉丝数的总和）从91万到2391万不等，相当于每条样本帖覆盖用户高达813.3万。

表 “杨达才事件”微博传播的5大议题及其二级覆盖面

由上表可见，转发者在5个议题上都做出了完全符合原帖主旨的反应，说明本事件的舆论生产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一个偶然或不经意的微笑何以催生全国舆论风暴？表面看，是这个表情不合时宜。深层观察，一是当下官员腐败问题极其严峻和官民矛盾割裂扩大化，催生了社会上“官员必腐”的偏见或预存立场，二是“有罪推定”的传统思维，这种社会现实与公众心理的合力共同启动了对杨达才的人肉搜索和舆论批判。

结论与思考

网络技术素养提升，直接制造“键盘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微博上所有热点事件其实都是“键盘事件”——关于原生事件的舆情事件。通过敲击键盘，先是好事者有意裁截转发照片，再有连续的人肉搜索、手表拼图、取证分析、恶搞等。伴随着“鼠标一代”和“宅系”的兴起，今天网民在整体上具备较强的信息搜索、收集、筛选和自媒体的书写、发布能力，这种较高的网络运用技能在“周久耕天价香烟门”“郭美美炫富门”“雷政富不雅视频案”等众多网络反腐热点事件中屡屡有上佳表现。

集体认知偏狭，人肉搜索等同罪证“罗织”。一帧照片被上纲上线引发集体诛心之论，而车祸灾难本身少人问津。诚如杨达才在接受访谈时所说，“由于我的不够谨慎，让一个不恰当的细节遮盖了很多主要的工作，让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的关注被降低了。”微博上关注负面信息总是强于正面信息，甚至“狗仔队化”，使坏消息大行其道，微博变成一座看得见走不出的玻璃屋，阻碍人们对事物真实、完整的认知和对更多重要事物的关注思考。虽然微博解放了媒介近用权，人们因此成为公共事件的参与者和草根新闻的生产者，然而，以道德之名集体行使语言暴力是否符合媒介善用原则？以公义之名行使舆论审判是否需要参考程序正义？在事实调查与定性之前，因有罪推定而对他人大搞人肉搜索、网络侦探乃至“扒粪”运动，这更像是一种罗织罪证式的行动。即使这算是一种网络举报行为，也应该面对道德与法律的拷问。据说，今天“为官不戴表”已成为官场上新的潜规则。如此以表识人，扼杀个人正常需求，喜耶悲耶？

坚守客观理性独立，善辨网络信息与舆论生产。互联网并非“电子乌托邦”，今天互联网世界不再是 “两个舆论场”这种简单的官民二元对立，而是多边舆论场的博弈，来自不同的阶层群体、媒体、商业和技术的乃至境内外各种力量无不参与其中，无不基于自身立场和利

益试图影响公众认知和公共舆论。而且，每种主体所占有的现实资源并不相等，他们在网络舆论场中的地位、影响有天壤之别。因此，依靠技术的“重新赋权”在产生新的公平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这使微博舆论场盛行丛林法则和党同伐异。失实信息、传谣造谣、左右对攻、泛政治化解读和各种营销炒作等现象非常普遍，水军推手甚至可以制造虚假民意，微博成为当前一种极其混乱、失序失范甚而失控的“自由的意见市场”。对某些人来说它是新的名利场，而真正讲事实讲道理的人在此却难有影响。在本事件中，只有湖北某大学学生通过向陕西官方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来要求公开杨达才的工资收入，这种独立、理性的发声却如此重要。

如果说网络素养是社交时代的独特能量，那么其力量应该来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即公共交往中的理性和独立、批判和宽容、对话和合作的精神，并懂得透过媒介近用、善用来建设我们身处其中并共同生活的世界。与掌握某项媒介技能相比，加强公民观念和人文素养教育对提升大众网络素养才更加重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践与规制：我国“网络反腐”研究》（批准号：13BXW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郑智斌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作者赵静静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