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与祛魅*
——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

■张斌

显影与祛魅*
——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

■张斌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以分析文化生产场域著称，其场域分析范式也被逐渐引入到媒介研究中，但其本人对新闻媒介及其主要行动者——记者的批评则很少被系统地讨论。本文追溯了布尔迪厄媒介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以此管窥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是如何逐渐成为布尔迪厄关注的中心，以及他怎样最终提出新闻场域理论对媒体的圣化权力进行显影与祛魅的。

布尔迪厄；媒介批评；新闻场域

大众传媒及其行动者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问题是布尔迪厄后期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但一般情况下，从事媒介研究的学者对此的了解大多来自布尔迪厄1996年出版《关于电视》一书。实际上，布尔迪厄对媒介及其行动者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淹没在他浩瀚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文字中，比较难以梳理。①然而要理解布尔迪厄对媒介的理论立场，若不较为全面地了解其针对媒介的具体批评，恐怕会影响我们有效地接受其理论取向和分析范式。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实践，并以此管窥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是如何逐渐成为布尔迪厄关注的中心，以及他又是怎样最终提出新闻场域理论来对媒体的圣化权力进行显影与祛魅的。②

一、智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中的记者和新闻业

1966年，布尔迪厄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智识场域的文章《智识场域与创造性计划》。③在该文中，布尔迪厄通过法国智识场域获得自主的历史过程描绘了其起源：在中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起先是被外在的合法性权威所支配，尤其是贵族和教会的赞助。但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分化，知识分子从经济、政治和宗教权力中逐渐获得了自主。首先，随着资产阶级和教育体系的兴起，公众的范围得到了扩展并且越来越多样化。其次，随着知识产品内部的多样化，新的群体（如出版商、剧院经理、沙龙、学术圈等）开始出现。这样，他们通过对知识产品提出新的、对立的评判与奖励来强化其对文化合法性的竞争。在这样一种自主的进程中，新闻记者是智识场域中“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中介”的一种特殊类型。在此，布尔迪厄将新闻记者视为智识场域的参与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对艺术产品进行及时品读，让其为公众所知，帮助形成作品和作者的公共意义，从而在智识场域中发挥重要功能。

而在《象征商品的市场》（1971）④一文中，布尔迪厄在理论模式上有一些变化：他认为文化生产场是围绕两个对立的次场域展开的——小规模生产的场域和大规模生产的场域。在小规模生产的场域中，生产者主要是为别的生产者而进行生产的，例如先锋派诗歌。该场域“倾向于发展对其产品进行评价的自身标准”。也就是说，其寻求的文化认同是来自同行的评价，因此获得了一些对于外在要求的自主，生产的是“纯粹的”“抽象的”“深奥的”的产品。文学上的“为艺术为艺术”的口号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而大规模生产场域“屈从于为获得最大可能的市场进行竞争的法律”，其标志是“文化生产者对生产的控制者和传播的媒介而言居于从属地位”。受到外在要求的记者被布尔迪厄定位于场域中的被统治者，居于较低的位置，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生产的具有公共和大规模的性质产品，让他们丧失了“作者”所具有的神秘光晕。由于产品缺乏区别性的价值，再加上其给人的社会和文化等级较低的印象，导致大规模生产场域产品的实质价值和象征价值也都比较低。在这里，记者不再是作者和公众的中介，而更多的是其他文化生产者的直接竞争者，他们竞争的是文化合法性。

二、新闻记者＆知识分子：智识场中的“特洛伊木马”

如前所述，布尔迪厄早期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使用“新闻记者”这一概念，而主要指称的是在智识场中最专业化的新闻记者，诸如艺术批评家之类。后来，当他对知识生产的次场域做更加专门性的研究时，他便开始更加详细地讨论新闻记者和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关注了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在智识场中的“特洛伊木马”的角色：那些记者型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型的记者在两个场域里是“双重角色……玩着双重游戏”。⑤

在《宰制性意识形态的生产》（1976）⑥一文中，布尔迪厄讨论了电视政治辩论。他逐字逐句地分析了雅克·希拉克总理和法国共产党领袖乔治·马切斯之间的电视辩论。他将新闻记者放到相对而言被支配的角色。通过根据精英喜好来呈现政治斗争，新闻记者顺从于宰制性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受控的游戏，而公众则成了观众。但到了1980年代，布尔迪厄开始强调新闻记者对于别的场域的象征权力：对政治场域而言，由于它不可避免地与其受众紧紧相连（因为选举制度），因此就无法变得非常自主。那么对政治家而言，新闻记者就是不可或缺的。

布尔迪厄提出新闻记者对其它场域的权力这一问题不单单是一种理论上的发展，而是对法国社会真实变化的一种回应。布尔迪厄认为，近20年来，新闻记者在政治场中从观察者成为了积极的行动者。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闻记者圣化的权力在急剧增加，而这还不仅仅是确认或者是为那些已经被他人所圣化的人加冕，而是直接圣化的权力。布尔迪厄将此视为一种普遍趋势。可以看出，布尔迪厄对媒体的批评与媒体的现实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步关系。

在《法国知识分子排行榜》（1984）⑦一文中，布尔迪厄就具体描述了新闻记者对智识场域逐渐增加的影响。针对《里拉》（Lire）杂志1981年评出的法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单，布尔迪厄认为其在448名评委选择上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这些评委和媒体的关系非同一般，布尔迪厄比喻他们拥有强健的“媒体肌肉”（media muscle）。所以，他们是根据媒体的评选标准来选择，结果这一名单带有严重的“记者的影子”。这样，《里拉》呈现出来的知识界其实是一个受到“记者型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型的记者”视界影响的，从而也就有非常大局限的知识界。对某些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在两个场域中的双重角色和双重身份，布尔迪厄认为驱动他们的，是将知识场和新闻场的边界进行模糊，从而提升他们在两个场域中的资本这一期待。在上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要被媒体所认可，首先必须获得智识场内部的认可。如今，法国对知识分子的认定高度依赖媒体，结果导致了智识场对新闻场的依赖——知识分子必须遵从新闻记者的要求。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由新闻记者裁定合法性的认可模式最终会使其威胁到所有智识场的自主性。

布尔迪厄认为这些“特洛伊木马”对智识场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控制着接近受众的特权，能支配公共讨论，也可以对知识产品扮演守门人和检查者的角色（比如选择那些简单和可读性强的），通过选择和加冕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比如选择那些在电视上能侃侃而谈的作者）；另一方面，这些记者型的学者和学者型的记者横跨场域，也可以让他们彼此呼应和支持其观点，在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攫取象征权力，施行象征暴力。

三、从知识分子到公众舆论：媒体的角色与功能

布尔迪厄认为新闻记者的象征性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对别的智识场和文化场上，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再生产和支持支配性的分类，成为统治性意识形态的支持者。

首先是媒体对公众的错误呈现。布尔迪厄一向反对将受众视为没有差异的同质性群体，而注重分析其文化消费的多样性和冲突的特点。1963年12月，他和帕斯隆（J.－C.Passeron）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媒介研究者而言有些尖刻的文章——《神话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神话》。⑧这篇文章的目标直指大众传媒理论家：罗兰·巴特、埃德加·莫林等。他们批评这些人使用含混不清的“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之类的概念将日常的闲谈变成了学术常规。其原因在于这些大众传媒理论家不触及信息在社会结构中被接受的真实基础，因为信息从来就不会被受众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接受，受众也并非不会抵制信息的传递。布尔迪厄批评他们提供的只不过是一种“精英的幻想”：难道知识分子只相信别人、相信神话吗？⑨

关于这一主题，布尔迪厄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舆论术士》（1972）⑩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存在的掌握媒体话语权的那些人，也就是“自命是学者的舆论技师”的批评。《舆论是不存在的》（1973）（11）是对民意调查的批评。布尔迪厄认为：

目前，舆论调查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工具：或许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施加那种将个人意见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进行总体估计的被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幻觉，施加那种舆论的平均数或平均舆论的幻觉。“公众舆论”在报纸首页得到宣布……是一种纯粹的和简单的人造物，其功能就是掩盖这样一种事实：特定时间的舆论不过是各种力量和张力的系统，用数字比例来表达舆论是非常不够的。（12）

布尔迪厄的另外一篇文章《民意调查：没有科学家的“科学”》（1985）（13）也涉及对民意调查的再次批评。布尔迪厄认为，抽样调查似乎是一种科学常识，它旨在给那些“大家都会问自己”的问题提供快速、简单和量化的答案，在表面上易于理解和评论，他们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测量工具所带来的效果。但这些简单的真实并不能恰当地对待复杂的问题。民意调查深受市场无形之手的限制，所以，这些在方法上和术语上听起来相当科学的调查，只不过是一种幻象（illusion）的新机器而已。在此文中，布尔迪厄再次提到，那些操纵民意调查的人不过是如柏拉图所言的“舆论术士”。

关于“舆论”这一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使用（误用）成为了帕特里克·尚帕涅研究的核心主题，这在其1990年发表的《制造舆论》一书中有详细分析。在布尔迪厄和尚帕涅看来，新闻生产所完成的象征功能与政治上的民意调查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对舆论表现的反映，他们都有助于手握权势的政治家在他们自己和选民之间形成一种看似无中介的关系。

四、迈向新闻场域批评

从布尔迪厄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关于文化场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新闻记者和新闻生产之间竞争逻辑的讨论，也能发现他对新闻记者和报纸之间内部关系的讨论。虽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些视为新闻场域的前导，但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作为别的场域参与者的新闻记者，新闻竞争的逻辑也主要是从竞争者、报纸和公众之间的同源性（homologies）效果来进行解释的，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场域。也就是说，新闻生产和竞争的逻辑被视为与在《区隔》中所描写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分类密切相关，或者是其主要反射。

布尔迪厄首次将新闻场作为一个分离的场域进行论述的文章很可能是1984年发表的关于政治代表的逻辑（14）和对法国知识分子排行榜的评论。（15）但在这些文章中，新闻场的本质和结构并没有得到详细的阐述，布尔迪厄只是提到了新闻场是怎样被那些受限制的文化生产场支配的，以及它的感知和理解的特殊原则。布尔迪厄第一次试图去描画新闻场的逻辑大约是1993年在与艺术家汉斯·哈克的交谈中。布尔迪厄明确表示：

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16）

此处的报刊，其实也可以替换成新闻界。布尔迪厄在此处提出的这一主题，正是之后《关于电视》所重点讨论的焦点。我们也可以说，《关于电视》一书中的基本观点，在《自由交流》中已经得到了体现。比如，布尔迪厄谈到了记者控制的大众传媒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新闻界中存在着隐秘的审查方式以控制信息传播；新闻场对其他文化生产场产生影响，但其自身也受到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制约；场域的伊达诺瓦法则（该书中译为日丹诺夫规律）等。（17）

五、新闻场域批评的标志：《关于电视》前后

此后几年，布尔迪厄一直在很多文章、演讲和访谈中反复阐述他对新闻场的描绘和批评。这在他对新闻场域的两次电视演讲和以此为基础于1996年出版的《关于电视》一书中达到高潮。

1994年，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行为》特刊上发表《新闻的影响》一文，在一般意义上简要描绘了该场域的简短历史及其结构，这和他对文化场域的分析非常相似。他认为新闻场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对立的场所：即是要同行的认可，还是要大多数人的认可。在后一种情况下，表决的结果自然离不开市场的裁决。（18）因此，像学术场或者艺术场那样，新闻记者被视为是有自身特定逻辑和感知图式的相对自主的小世界中的行动者。但对布尔迪厄来说，与其它智识场相比，新闻场的核心特征是它相对经济场的自主程度比较低，尤其是它直接依赖于广告和广泛使用的受众收视率调查。这种压力会让新闻场更靠近于商业极，导致其形成为独家新闻而进行竞争的场域逻辑，这使得整个场域都被习惯于以“新”和“旧”的逻辑来评判产品和生产者，痴迷于注意竞争者的动向，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复制他们的成功和避免其失败从而获得利益。这样新闻场的竞争逻辑让其产品并不是多样化，反而是高度同质化。这些观点，同样出现在两年之后的《关于电视》之中。

1995年11月14日，布尔迪厄在法国里昂发表了一次题为《政治场、社会科学场和新闻场》（19）演讲。我们也可以说这篇演讲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电视》一书的方法论阐释。布尔迪厄开篇即言，他所谈论的问题是在科学和政治上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也就是政治场、社会科学场与新闻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社会领域都相对自主和独立，但每一个都对其他场域施加影响。要真正理解这三个场域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分析一些特殊的隐蔽结构，即对看不见的场域结构进行分析才可能理解。这正体现了场域分析的核心，一种关系性的思维方式。

布尔迪厄认为在三个场域中，新闻场自主程度很低，它是在两极对立的基础上被建构的：即在“最纯粹的”一极（基本独立于政府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与最依赖于这些权力的一极之间。然而新闻场却更重要，原因是新闻场是逐渐受制于经济和政治限制的，也越来越对其他场域不断施加了它强大的力量（他特别指出这里说的不是“新闻记者”的权力），特别是作为象征产品对社会科学场和政治场的压力。以电视为标志的新闻场不断他律化，是因为受到“受众收视率”的巨大压力。场域中的经济压力不断增长，绝大多数他律性领域的模式慢慢地扩展到整个场域，包括它“最纯粹的”的部分。所以，场域是力量的场域、斗争的场域，其间的赌资（stake）是改变力量场域的权力。换言之，在一个场域内存在为了合法占有场域里斗争的资本而进行的竞争。比如在新闻场里，为了占有读者，那些追求“独家新闻”的竞争一直不停。这些竞争（总被说成是自由的前提）虽然表面上让新闻场的行动者执着于追求相互之间的差异，可是这没有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而是将它们绑在了一起。他们相互偷取头版故事、社论和话题，最终竞争的结果就是他们变得同质化了。这种残酷的竞争从新闻场向其他场域扩散，对处于商业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场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对所有文化生产场域的自主性产生了全面的威胁。

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以更加详细的方式专门讨论了以电视为核心的新闻场域的表象与运作逻辑，其关注的核心，仍然是新闻场域的他律性及其对其他场域的影响的问题。

在本书的开始，布尔迪厄就说：“我确实认为，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而他的目的，则是“给所有在影像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某些工具或武器，有助于他们的战斗，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20）

为什么电视成了“维护象征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呢？首先，他认为电视这种媒介因为政治审查和经济审查而存在一种主体性的丧失。电视报道虽然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但最终都不免受到以收视率为优劣判断标准的宣判。这样，受众收视率（或被称为欧迪码评估效应）导致新闻记者以一种特殊的“眼镜”观察世界，挑选新闻并对其进行建构。这种“眼镜”导致电视对世界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视而别见”，将其纳入“双重戏剧化”的轨道中，成为一种制造现实的工具，强加给人们看世界的原则。电视新闻场中普遍存在着竞争，其主要表现就是追求独家新闻或头条新闻，但这种表面上看似极端追求差异性以标示区隔的竞争，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巨大的相似性。其中主要的手段就是相互阅读或新闻抓取（pickup），形成一种“镜子游戏”。当所有竞争对手都采取这些方式的时候，就造成了信息在场域内部的恶性循环，因而竞争反而导致同质性就不足为怪了。同时，收视率的压力也给电视以“紧急性的压力”，电视场域中的行动者必须在有限时间里做出反应，表现出“快思手”（fast-thinkers）的特征。因此电视上呈现的交流形态是一种“无交流的交流”，而电视也就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布尔迪厄明确引入了新闻场的概念对电视进行分析，并指出电视对其他场域的自主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从场域出发来研究电视，就是要考虑与电视所处的位置有关的一切因素，关键是场域中行动者的相对实力。新闻场域内的机制强化新闻行动者（记者）与新闻行动机构（新闻媒体）屈从于市场人数要求的强力制约。越是希望触及最多数受众的媒体，越是不愿意冒犯大众，其传播内容也有越发趋向类似，趋于通俗化，“随大流”“非政治化”。这些新闻记者尽管在文艺生产市场地位低下，被人统治，但其在新闻场域中的行动却构成一种极为罕见的统治形式，在某些时候，他们也拥有某些圣化其他文化生产者的权力。这正是布尔迪厄所概括的“被统治的统治者”们，也是其对前期舆论术士观点的一种重申。结果，新闻场与其他文化生产场相比，更易受外部力量的钳制，直接受需求的支配，同时，它也比政治场更受外部力量的束缚。因此，电视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它同时又以其结构，对其他场域施加控制力。新闻场对其他场域的渗透影响了其他场域的自主性，相当多其他场域的知识分子开始凭借媒体的力量获取本该在场域内部积累的声名。记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构成了身份互渗，知识分子记者和记者知识分子之间以一种“互搭梯子”的手法各取所需，这种他律的生产者介入独立自主场域中，将商业的法则渗透到智识场中的现象被布尔迪厄在很早之前就称为“特洛伊木马原理”，同时这又典型地体现了“伊达诺瓦法则”的运作规律：越自主的场域越倾向于抵抗，反之则会倾向屈服。（21）

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了入场权，屈从于收视率这一外部的、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约，这与政治场受制于民意调查为指导的蛊惑术是相同的。那些宣扬收视率和民意调查是天下最民主的手段的论调，显然不是一种无知就是一种谎言。鉴于此，布尔迪厄呼吁，必须维持甚至提高进入文化生产场的入场权，增强出场的责任，同时改善出场的条件与措施。具体而言，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投身社会活动，而文化生产者之间必须相互联合，“为受众得到教育，提高接受水平而斗争”。（22）而布尔迪厄能在电视上批评电视这一事实本身也在反证这一可能。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关于电视》激发了许多相关经验研究。除了帕特里克·尚帕涅（Patrick Champagne）在公共舆论、媒介（错误）再现和新闻场等研究中引用外，（23）还有阿兰·阿卡多（Alain Accardo）对被支配的新闻记者的危险工作环境的研究，（24）雷米·瑞菲尔（Remy Riefel）和瑟杰·哈密尼（Serge Hamili）对精英记者的研究，（25）路易斯·品脱（Lois Pinto）对知识分子和记者之间关系的分析，（26）雷米·雷纳尔（Remi Lenoir）对司法场和新闻场关系的研究，（27）多米尼克·马切蒂（DomeniqueMarcheti）对医药新闻的分析，（28）朱莉安·杜瓦尔（Julien Duval）对法国经济新闻的分析等。（29）

六、抵抗新自由主义：社会介入中的媒体批评

《关于电视》一书出版后，立即在法国引发强烈反响，很快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并在全球广泛传播。在这一文本的跨国旅行中，布尔迪厄也更加积极地介入到社会政治现实中，实现了从批判与反思的社会学到行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尤其是批评媒体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传播过程中的消极作用，这种批评集中体现在《遏制野火》一书中。

布尔迪厄认为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媒体存在舆论一致性，而“正是这种舆论一致性，构成统治性言论象征力量的本质”。（30）因此，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就在于必须揭开这种看不见的本质。（31）布尔迪厄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十足的神话、一种强势言论、一种强力“观念”；而新自由主义则是借助数学武器（和媒体权力），成为保守主义伪社会学的最高形式。媒体中的这些词句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但字里行间，会透出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导致一种宿命论和屈服。可见，布尔迪厄视媒体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助产士，电视的影响起绝对关键的作用。因而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必须要有和电视作特殊斗争的计划，而在这场斗争中，反对“媒体知识分子”的斗争至关重要，应该重视那些“智囊”“专家”，尤其是记者所产生的象征影响。（32）

在为英文版《关于电视》所写的后记中，布尔迪厄联系美国的媒介场域现实，指出其消极的社会政治后果。他指出，“新闻界，尤其是电视，最恐惧的是让人生厌，考虑的是不惜代价让人娱乐开心”，因此必须将话题变得有趣，这可以在美国电视大量流行的无聊脱口秀中得到印证。这种无关宏旨的媒体微观政治，促成一种媒体的非政治化整体效果。与大众利益相关的真正政治议题和信息都无法出现在媒体上，媒体的报道常常处于“日常新闻”和“奇观展现”之间，展现为一连串无头无尾、没有比例、由偶然巧合并置在一起的事件，制造一种瞬间性和不连贯性的世界再现，割去了前因后果，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事件归于荒诞。这样，竞争的限制与职业的常规相结合，使电视制造了一个充满暴力、犯罪、种族战争和种族仇恨的世界图像，给日常观众提供了一个充满威胁、不可理解、令人焦虑、当须退出以自保的环境，以及一系列人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能作为的荒诞的灾难连串。在该文的结尾，布尔迪厄还顺带批评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受众主体性和抵抗力的过度赞颂，认为他们实际上是陷入了最邪恶形式的经院主义幻觉：以大众主义的形式出现。（33）

《关于电视》巴西版出版后，布尔迪厄接受毕来斯（P.R.Pires）的访谈。在访谈中，布尔迪厄捍卫了自己在《关于电视》中对于电视新闻场的分析结论，并且以戴安娜事件中法国媒体的表现对其分析做了印证。在其中，布尔迪厄指出，新闻从业者并非是盲目的，他们处于一种“双重意识”状态：一方面是实用意识，这让他们（尤其是媒体中的大腕们）利用媒体提供给他们的可能性；一方面是理论、说教意识，也就是对自己宽容，公开否定和掩盖其职业工作的真相，甚至自我欺掩。针对毕来斯提出的在媒体化的世界上，知识分子可能的角色是什么的问题，布尔迪厄认为如果这些人懂得不与摧毁他们本身生存自由的力量即市场的力量合作共谋，就已经不错了。而那些为全球化鼓吹欢呼的知识分子，他们说的如有一点真实之处的话，大概就是大众文化的生产，面向大众的电视、电影和新闻的全球化。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全球化是最恶劣之物，艺术家、作家和研究者都有能力并有责任去斗争，驱除其对文化和民主的不祥影响。（34）

七、结语

布尔迪厄前期的媒介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新闻记者在智识场域中的角色和地位，后期新闻记者和新闻业对政治和科学场的影响则被更加详细地讨论，并且逐渐提出了“新闻场”这一概念。虽然布尔迪厄后期社会学中新闻记者和新闻业开始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其对媒体的批评许多是他20世纪90年代在践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它们大多是以通俗的形式为非专业的普通大众而写，缺乏如他的其他研究所具有精确性和“科学性”。因此，有学者批评布尔迪厄的媒体研究较其他社会场域的研究“缺乏深度的经验调查，其社会学分析也不够细腻，而且他对电视的批评集中在揭示电视媒体和经济权力的关系上，而相对忽略电视和政治场的纠葛”。（35）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注释：

① 张意也指出，布尔迪厄“对电视媒体的祛魅和批评，并非一时意气或激情所致，支撑其批判话语的是其长期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参见：张意：《拆解新闻场的七宝楼台：布尔迪厄的媒体批评》，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Jan Fredrik Hovden（2008）.Profane and Sacred：A study of the Norwegian Journalistic Field，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③ Bourdieu，P.（1966）.IntellectualFieldandCreativeProject.InKnowledgeandControl：NewDirectionsfortheSociologyof Education.M.F.D.Young.London，Macmillian：p.162.

④ Bourdieu，P.（1971）.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pp.112－141.

⑤ Bourdieu，P.（1987）.Unelecon de journalisme de.inImprimatur（Novembre），p.1.

⑥ L.Boltanskiand Bourdieu，P.（1976）.La production de l＇ideologidominante.inActes de la rechercheen sciences sociales（2－3）：pp.4－73.

⑦ Bourdieu，P.（1984）.The Hit Parade of French Intellectuals，or Who is to Judge the Legitimacy of the Judges？inHomo Academicus.London：Polity.

⑧⑨ Bourdieu，P.and J.－C.Passeron（1963）.Sociologues des mythologies et mythologies de sociologues.inLes temps modernes 19（211）：pp.998－1021，p.1011.

（10） Bourdieu，P.（1972）.Les Doxosophes.in Minuit（1）：pp.26－45.关于舆论术士，布尔迪厄在与历史学家夏蒂埃的访谈中提到：“舆论术士”一词是我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的。这是个绝妙的名词：doxa同时具有舆论、信仰、表象、外表和假象等意思；而sophos是指行家里手。“舆论术士”既是研究表面的专家，也是表面的专家。我认为，生产民意测验的人无异于当今的诡辩家。……诡辩家旨在制造社会世界的假象。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关于社会世界的表象是虚假的，但这种表象却拥有巨大的力量，它能对大家掩盖社会世界的某些真相。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著，马胜利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11）（12） Bourdieu，P.（1973）.Public Opinion Does Not Exist.inSociology in Question.London：Polity.

（13） Bourdieu，P.（1985）.In Other Words：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68－174.

（14） Bourdieu，P.（1984）.Delegation and Political Fetishism.in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London：Polity Press.

（15） Bourdieu，P.（1984）.The Hit Parade of French Intellectuals，or Who is to Judge the Legitimacy of the Judges？inHomo Academicus.London：Polity.

（16）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著：《自由交流》，桂裕芳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8页。

（17） 《自由交流》，第20、22、28、72页。

（18）（20）（21）（22）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许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6；1、5；73；78页。

（19） Bourdieu，P.（1995）.The Political Field，the Social Science Field，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in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R.Benson and Erik Neveu（ed）.Cambridge：Polity.本森和内维尔指出，“这篇简短的文章清楚地表达了场域理论的几个主要要素：现实这一概念是关系性的，隐藏在日常知觉的背后；‘场域’作为一个概念意味着研究工作是经验性的；如何使用概念以有助于避免对文本过分的“内部主义”或“外部主义”解读，以及“自主”的含义。”同上，p.13.

（23） Champagne，P.（［1995］2005）.Th“Double Dependency”：The Journalistic Field Between Politics and Markets.in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R.Benson and Erik Neveu（ed）.Cambridge：Polity.

（24） Accardo，A.（1998）.Journalistesprécaires.Paris：Le Mascaret.

（25） Halimi，S.（1997）.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Paris：Liber Editions.Rieffel，R.（1984）.L＇élite des journalistes：Les hérauts de linformation.Paris：P.U.F.

（26） Pinto，L.（1994）.Le journalismephilosophique.inActes de la rechercheen sciences sociales（101－102）：25－38.

（27） Lenoir，R.（1994）.La parole est aux juges.Crise de la magistratureet champ journalistique.inActes de la rechercheen sciences sociales （101－102）：77－84.

（28） Champagne，P.and D.Marchetti（［1994］2005）.The Contaminated Blood Scandal：Reframing Medical News.in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R.Benson andErik Neveu（ed）.Cambridge：Polity.

（29） Duval，J.（2000）.Economic Journalism in France.in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R.Benson and Erik Neveu（ed）.Cambridge：Polity.

（30） ［法］皮埃尔·布尔厄著：《遏制野火》，河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1） 布尔迪厄宣称：我希望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学者，在所有他们有能力的公共生活领域直接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以为，知识生活的逻辑、论证和反驳的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对大家都大有裨益。见《遏止野火》，第13页。他甚至对与新闻记者合作进行研究以给他们提供一些认知、理解乃至行动的工具，以打破其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社会势力抱有期望，并且还将此期望变成具体的行动。见《遏止野火》，第82－83页。

（32） 布尔迪厄：《遏止野火》，第36、37，58－59、137页。

（33） 布尔迪厄：《电视、新闻和政治》，见《遏止野火》，第71－79页。

（34） 布尔迪厄：《再论电视》，见《遏止野火》，第80－87页

（35） Derek Robbins（ed）.Pierre Bourdieu 2，VolumeⅢ.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5，p.324.转引自《拆解新闻场的七宝楼台：布尔迪厄的媒体批评》，第83页。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论媒介研究中的场域范式”（项目编号：10YJC86005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场域理论与媒介研究——兼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项目编号：2011EXW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