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始末

高 强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陕西宝鸡 721013)

章炳麟作为革命元勋和民国硕彦，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关于章氏学识、思想、反清革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民国初年，章炳麟曾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之职，由于任职时间短暂，政绩不著，因此学界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①主要研究成果有:徐立亭:《章太炎在东北》，《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刘敏、张志强:《章太炎在东北的筹边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章念驰:《章太炎与东三省开发》，《史林》1993年第4期;马勇:《章太炎筹边考异》，《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1588页。以上研究成果对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之背景、章氏在东北期间的活动等方面均有论述，但对于章炳麟辞职的深层原因及该事件与民国初年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问题则较少涉及。，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拙文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理清其始末。

一、受命赴任的时代背景

章炳麟之所以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一职，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自清初以来，由于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奉行封禁政策，导致当地地旷人稀、空虚异常，在边疆安全方面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导致严重后果。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我国东北地区广泛接壤的俄国鲸吞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并且对该地区继续加以蚕食和侵扰，近代东北边疆危机由此而引发。日本在控制了朝鲜半岛之后，以此为跳板，亦积极参与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疯狂掠夺。在拥有地缘优势的俄国与日本两强的夹缝之中，我国东北地区边患严重、危机四伏。辛亥革命前后，由于中国政权更迭导致局势不稳，俄国与日本趁机加大侵略力度，东北边疆危机愈发呈现加剧之势。东北问题引起了民初朝野人士的高度关注，普遍认为只有移民东北以充实边疆、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才能有效地抵制外患，确保其稳定与安全，由此形成了一股关于东北移民实边的舆论潮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之职。

1912年11月27日，章炳麟被袁世凯正式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12月14日启用东三省筹边使铜质关防。与此同时，章氏认真拟订了筹边公署组织法，遴选属员，开始谋划东北筹边事宜。章炳麟时任统一党理事，统一党本部于12月23日开会欢送，章氏在会上表示:“鄙人此次进行手续，第一统一币政，其次开矿，其次开垦。”［1］(P420)指出到东北后所要主持兴办的事务，表达其筹边之志向。

1912年12月27日，章炳麟前往东北赴任，在同奉天都督张锡銮短暂会晤后，于12月29日行抵吉林省长春，决定在此组建筹边公署。翌年1月1日，东三省筹边公署开始正式办公。筹边公署组建之时，“僚属财①原文如此。十人耳，既鲜事，经费亦少”［2］(P22)，显然，章氏对任职环境略显失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在任职期间能够有所作为，从其言论与行为上均可看出这一点。

二、筹边规划与举措

章炳麟对东北地区由于外来侵略而导致的边疆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主张以开发实业、移民实边之手段作为应对之策，这种政见通过其言论充分表现出来。

章炳麟抵长春后，在长春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痛陈东北地区的危急形势，指出:“自中国观东三省，三省为中国领土，自外国观东三省，三省已非中国领土。”［3］章氏所言“外国”显然是指俄国与日本，两国早已将中国东北视为禁脔，肆意侵略，我国主权堪忧。如何改变现状?章氏认为发展实业以改变东北边疆落后面貌为当务之急，在发展实业方面，他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清理财政”［3］。章炳麟首先指出东三省币制混乱，不仅对于民生影响甚大，而且出现外币泛滥、利权外溢的严重后果:“三省财政奉天略善，吉、黑不堪言矣，官帖②官帖是吉林、黑龙江两省纸币，分别由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广信公司在清末开始发行，以吊为单位，最初发行尚有限制，之后由于滥发而导致价值跌落、信用降低。以黑龙江官帖为例，由于“官帖滥发，结果遂成为不兑换纸币”，流通范围仅“限于江省，不能流出境外”。可参见王惠民《近代东北通货之演变》(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编辑兼发行:《东北集刊》第3期，国立东北大学印刷所1942年石印本)第16—17页。所称一吊并无一定准绳，每吊合铜元若干均由贪官汙吏所操纵，小民生计困苦达于极点。”［3］此外，由于“划地自限，出者即不能通用，以致俄国羌帖、日本老头票③羌帖指俄国卢布，老头票指日本银行券。关于俄国、日本等外国通货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流通情况，可参见王惠民《近代东北通货之演变》(《东北集刊》第3期)第35—38页。充满三省，利权外溢，莫此为甚”［3］。章炳麟接着提出改革之法:“首在设立三省银行，改吊为元，价格有定，虽不无小小涨落，而大致不差，可以一律信用。”［3］

第二，“便利交通，其权必应操之自我”［3］。清末以来，在东北陆路交通方面，铁路利权旁落，俄国与日本分别通过控制中东(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实行经济侵略。对此章炳麟指出:“东清、南满二铁道直贯满洲，脚价昂贵，外省人开垦者自不能扶老携幼而来，其为移民殖边之碍非浅。”［3］章氏同时认为以中国之财力，若大规模在东北修筑铁路似不可能，如此“惟有开通小道”［3］，但只能起到稍微补救的效果。陆上交通难以发展，章炳麟便着重关注水上交通，计划在辽河与松花江之间开通运河，“由黑龙江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达辽河，可以直抵海口”［3］。显然，与发展陆上交通相比较，章炳麟更加重视发展水上交通事业，建议通过疏通水道以改善东北交通，认为此举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注重移民实边。东北边疆危机出现之后，清政府被迫放弃“虚边”这一非常不可取的治边策略，开始推行移民实边政策，通过招民垦荒的方式开发边地、改变东北地区的空虚形势，民国成立后继续执行该项政策。章炳麟对此颇为赞同，于是在重点强调财政、交通兴革事项后，他在长春各界为其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就移民实边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表见解:“从前三省移民移男而不移女，以至男丁日多成户日少”，如此“人无室家，谁能常住，所以春来秋去并无停留，即使久居，亦无滋生之效，是移民于终无已时也”。如何改变这一现象?章氏建议“若欲招垦，亦当同时并招女工”，认为这样可使移民在当地成家立室、安居乐业，“不患其去焉，后辗转孳生，而地无旷土矣”［3］。以上所论可谓有的放矢，移民实边政策从清末以来已开始推行，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效果差强人意，其中一种常见现象是关内男子独身一人出关谋生，每到冬季即返归乡梓，成为季节性移民，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真正增殖，实边效果也就有限，章氏就此问题有所思索，提出了以上建议。章炳麟在发表演说的最后，对东北发展前景有如此展望:“财政既理，交通既便，即使无官家为之提倡实业，而行旅皆欲出于其途，商贾皆欲藏于其市，农夫皆欲耕于其野。”［3］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充满了期望。

从以上演说可以看出，章炳麟主张从财政、交通、招垦等方面在东北实施建设，以迅速改变该地区的落后面貌，同时保障边疆安全。筹边规划确定之后，章炳麟开始打算将其付诸实施。

在改革币制、建立良好财政系统方面，章炳麟意欲落实财政改革事项，兴办实业银行①兴办银行需要筹措资金，据章炳麟估计，“计需现金五百万元方敷周转”，此事本应由“中国银行分设而濡滞未行”，为此章氏建议，“拟向英法德美各国银行商借以作母财”。见《东三省筹边使实业计划呈大总统书》，《盛京时报》1913年2月22日，第2版。当时，对我国东北怀有野心的主要是俄国与日本，因此，对于章炳麟主张向西洋国家借款以兴办银行的建议应予以理解。，改吊为元，铸造金币，建立金本位币制②章炳麟建议在东北实行金本位币制的理由是:“欲统一币制，非先铸金币无以为银币权衡。盖银币成色不高，则民间必失信用，而银币成色不减，则外人买以毁销，必然之势也。今先铸金币以为本位，无论银元成色足与不足，其换兑金币并无差异，于是银元成色可以一律减低而信用依然如常，毁销不禁自绝，此则金币之铸，诚当今所不可缓者。”见《东三省筹边使实业计划呈大总统书》，《盛京时报》1913年2月22日，第2版。，以改善东三省混乱的财政局面，并借此抵制外来经济侵略。但章氏兴办银行的计划由于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等人从中作梗，得不到北洋政府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

改革币制、建立良好财政系统目的之一是为解决实业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为达到这一目的，章炳麟还希望依靠自己在海外华侨中的声望促其参与东北筹边大业，为此发出呼吁，指出“关东地处边陲，天产宏富，久为外族觊觎”［4］，由于俄、日经济侵略步步紧逼，以至于“宝藏内滞，羌帖外来，财权操于他人，则国非其国矣”，他认为“农商实业借交通为血脉，赖货币为源泉，今道路假于他人，现银蚀于内地，天产虽富，人力未充，惟有开银行以清其源，收沙金以固其本，然后大启坦途，力谋林垦为救本之策”［4］，但兹事体大，必须“恃全国之财力，非一方所能集合也”，章氏为此对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强调“保全领土、力谋富强实吾辈之责任，惟望通筹南北、交相灌输，以南纪之茧丝供朔方之保障”，希望华侨在财政方面对东北建设施以援手［4］。

在发展交通事业方面，前文已提及，章炳麟鉴于东北铁路“多隶外人，虽欲新辟无由”［1］(P428)，决定从改善水上交通入手。曾任吉林民政使的韩国钧也建议章炳麟将沟通辽河、松花江的计划付诸实施，在两条河流之间“穿运河以通之”［2］(P22)。为将交通建设规划予以实施，章炳麟聘请英籍工程师秀思主持实地勘查工作。1913年5月，勘查工作结束，结果发现辽河、松花江之间“有高原间之，恐穿治亦不可就”，于是，“其议遂寝”［2］(P22)。章炳麟发展水上交通事业未果，主要原因是受限于自然地貌，但为以后东北水上交通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学勘测依据。

在兴办农垦、开发矿产方面，章炳麟也曾做出努力。他从“调查边荒入手”，曾咨请黑龙江都督兼民政长宋小濂协助调查黑龙江“诺漠尔河南北地段已放未放之荒究有若干”，准备招徕垦民，宋小濂予以配合，“饬垦务局绘具图表咨送”［5］。除调查荒地为招民开垦做好前期准备外，章炳麟对于东北垦务大力扶持。1910年，有民间商人在吉林省东宁承领荒地，招民开垦，集股创办富宁屯垦公司，但因“办理未得其宜，股束解体”［6］。东宁地处中俄沿边地带，富宁屯垦公司在创办文告中宣布在当地招民垦荒，“无事则农，有警则兵，兵农合一，于垦殖之中实寓有防边之意”［7］。沿边地带发展垦植事业的确可以收到抵御外患、捍卫边疆的效果，章炳麟有鉴于此，为维持陷于困境的富宁屯垦公司，于1913年3月将其购归官办，“将公司房屋、地亩、牛马、农具悉数买收，派员办理，名曰东宁屯垦局”［8］(P272)。屯垦公司收归官办后，由章炳麟经手，“放出荒地一千九百二十二垧六亩三分，按筹边使公署为国家边务机关之一，该署发放小票，本公司可查见，此项地票从未收取分文地租，暂由各该领户自行垦植，借资鼓励”［6］。可见，章炳麟在将富宁屯垦公司购归官办后将其招民实边的主张付诸实践，给予垦民以优惠措施，希望以此广为招徕、充实边疆。

除注重农垦外，章炳麟对开发矿产资源也很重视，在请求北洋政府调拨农垦经费的同时，要求将开矿经费一并下拨。对此，当时报纸有报道:“东三省筹边使章炳麟顷日电致政府，据称现查得东宁地方可以屯垦，兴龙沟矿产最富，拟即开采，刻已勘定地址，其开办费约计两处非三万两不可，请即饬部按数筹拨，以便着手办理。”［9］东北地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俄国与日本对此垂涎三尺，或非法盗采，或强行开发，类似事件屡见不鲜，仅以章氏所指兴龙沟矿产为例，该处矿址“紧接俄境，久为垂涎”，章炳麟据此认为若再不自为开发，俄人很可能会越俎代庖，因此再次敦请北洋政府下拨开矿经费，以“杜外人窥伺”［10］。章炳麟来东北就职之前就已经表示要将开矿列入筹边规划的范围之内，为此两次向中央请款，其目的在于通过开发边疆矿产资源杜绝外来势力之觊觎，以确保利权不致外溢。

总之，改革币制、发展交通、兴办农垦矿业，是章炳麟最为重视的筹边事务，并在举办屯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业绩。此外，章炳麟在东北任职期间其他一些举措亦值得注意。为充分了解东北情况以便于巩固边防、开发边疆，章炳麟热衷于测绘地图。韩国钧为此曾向章氏推荐缪学贤，章炳麟称其人“善测绘，尝为吉林图，余甚爱之”，缪学贤在章氏提掖下，“复为绘黑龙江图，校旧东三省图为精”［2］(P22)。缪学贤又曾编著《黑龙江》一书，由东三省筹边公署出资出版。缪学贤在其著述中揭示东北边疆危机的严重程度，呼吁移民实边以为抵制之策，这种思想无疑与章氏相同。此外，章炳麟对吉林垦植分会绘制的《东北边疆地图》亦赞赏有加。民国初年，为开发边疆以保障其稳定与安全，黄兴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拓殖协会(后改名为中国垦植协会)。1912年5月，作为中国拓殖协会的支部，吉林拓殖分会成立，不久遵照黄兴的建议改名为垦植协会吉林分会，通称吉林垦植分会［11］。吉林垦植分会倡导招民垦荒以充实边疆、抵制外患，曾派人员经实地勘查精心绘制而成《东北边疆地图》计14幅。章炳麟指其图“凡吉林与俄接壤者，其间土田、森林、渔牧靡不详备，其测量之审正、比例之真确、绘事之慎密，界线之分明，视官图什佰过之，而于‘耶’字界牌移徙处所尤详①根据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之规定，在从乌苏里江江口到图们江江口的中俄东段边界上竖立了八个木制界牌，中国名称为耶、亦、喀、拉、那、倭、帕、土，“耶”字界牌为其中之一。但是，界牌方位确定后，俄国不顾国际公法，竟然使用私移界牌的卑鄙手法蚕食中国领土。民国初年吉林垦植分会派员经实地调查，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耶”字界牌经俄国多次偷移后，向中国边界西进约八九十里。章炳麟提及此事，表明其对东北边疆安全的密切关注及对帝俄卑劣侵略行径的强烈愤慨。，用意深邃，规划宏大，固非徒为农事计也。得是图者念昔人之苟且弃边，与今人保卫之不易，苟居其位，亦可以知当务矣”［12］。分析章炳麟所言不难发现，章氏对于吉林垦植分会立志移民实边颇多同感，并表示自己应在此项事业上有所建树。

三、辞职及其原因

章炳麟在东北立志筹边，但任期非常短暂，自1912年底受命赴任，仅时隔半年，1913年6月即辞东三省筹边使之职。其原因复杂，试分析如下:

首先，东三省筹边使之设未经法定程序，且权限不明，有因人开署之嫌，遂使章炳麟任职缺乏法律依据。民初政局错综复杂，出于安抚、笼络之目的，因人设官的现象比比皆是。袁世凯任命章炳麟为东三省筹边使的动机较为复杂，袁氏在清末曾经关注过东北问题①关于袁世凯在清末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可参见张华腾:《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三省改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第77-92页。，民国后委章炳麟以此职，一方面是对东北问题继续予以关注的表现②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确有对东北问题予以关注的表现，据《殖民实边之政策》(《盛京时报》1912年4月10日，第4版)之报道，袁世凯曾致电东三省、山西、甘肃等省都督，“协商殖民实边之策”，并拟订了四项具体计划:“(一)筹垦款四百万两;(二)先从东三省蒙边入手，渐推及内蒙两盟;(三)凡被遣散之军队，及八旗人等，及内地贫民愿往开垦者，均给资助;(四)设垦务银行，以资接济。”当然，以上所拟订的计划实际上并未执行。，同时也是为了顺应民初对东北边疆危机的普遍重视而做出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也包含以此笼络章氏之意。对此，奉天籍参议院议员曾有翼曾质询政府，首先指出东三省筹边使之设不符合法定程序:“查东三省筹边使在旧官制中原无是名，政府必视东三省有筹边之必要，亦当先交东三省筹边使官制草案，经院议决再行设官，未为晚也，乃旧无是官而遽然任命，以命令代法律，致与民国约法大生障碍。”［13］之后，曾有翼认为东三省筹边使权限不明:“凡设一官必有一官之权限，今概称之曰东三省筹边使，将筹边使可以指挥三省都督乎?抑三省都督仍各自为政，与筹边使渺不相涉乎?”［13］最后，曾有翼毫不客气地直言该职之设“不过为一虚矫名士章炳麟谋一位置而已”［13］。民初受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一度实行议会政治，议员动辄对政府施政进行质询、对官员加以弹劾，曾有翼质疑东三省筹边使职官之设置并连带攻击章炳麟，虽有某些偏颇，但仔细分析其言，亦不无道理。东三省筹边使之设确有因人设官、权限不明的问题，章氏尽管不应对此负责，但其出任此虚衔之职难免遭人非议。

其次，章炳麟上任后未能妥善处理与当地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人际关系，不但使其筹边规划经常陷入曲高和寡、无人襄理的尴尬境地，而且无法在东北官场立足。章炳麟一向恃才傲物，臧否人物、针砭时弊不留余地，此秉性在东北期间不改，遂与当地官员结怨日深。在长春各界为其举办的欢迎大会上，章炳麟曾直言“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徒恨日、俄无益也，三省祸根在于官吏之腐败”［3］，抨击东北官场腐败不留任何情面，自然会引起当地官员的强烈不满。另外，因熊成基遇害事件，章炳麟与东北地方高层进一步交恶。熊成基于1908年曾组织新军发动安庆起义，后化名张建勋，在东三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在吉林省哈尔滨被捕遇害，时任吉林巡抚陈昭常对熊成基之死难辞其咎。章炳麟在尚未就任东三省筹边使之前，曾于1912年2月赶赴吉林参加各界群众举行的熊成基追悼大会，知陈昭常亦与会，遂大书挽联一幅悬于会场:“早到三年我也同成国事重犯，蠢尔元凶你敢来吊革命先驱”，陈见状大为窘迫，只得匆忙离场［14］(P3)。章炳麟向以文笔犀利著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使陈昭常当众难堪，二人之后关系如何可想而知。到东北任职后，章氏仍多次就熊成基遇害之事痛诋已由巡抚变身都督的陈昭常，并指斥在吉林任职的颜世清、陈友璋是杀害熊成基的罪魁祸首，为此曾致电共和党③系以统一党为骨干合并某些小党派组织而成，章炳麟曾担任该党理事，但不久即退党。总部，“查悉当时捕杀熊君者，西南路道颜世清、长春巡警总办陈友璋实为罪魁”［1］(P429)，建议“将二憝迅速驱逐出共和党”［1］(P429)。章炳麟以上举动可谓激烈，出于缅怀先烈所致，虽无可厚非，但章氏既开署于长春，却因此事与吉林高层结怨颇深，未免过于倡言无忌，导致当地官员对其频生恶感，“联电政府，取消是官，并取消是人”［13］，双方关系恶化程度之深于此可见。1913年3月，陈昭常即以与章炳麟意见不和为由，向袁世凯提出辞呈，其真正目的是借此迫使袁世凯尽快将章炳麟调离东北。可见，与东北高官关系僵持，导致无任何权限的章炳麟不仅无法施展筹边抱负，而且难安其位，只能离职。

第三，经费无助，致使筹边规划无法实现。关于筹边经费问题，章炳麟预算“本署常年公费每年拟二万六千金，请由财政部拨款”，并特别强调指出:“炳麟目击时艰，不忍稍事虚糜，意谓开源尚未着手，节用自所宜先。”［15］章炳麟所言不虚，他希望得到的经费并不多，因为当时“东三省各司、道”的经费开支，“无不岁支五六万至六七万两”［16］，两相比较，东三省筹边公署所得经费可谓相形见绌，除去职员薪水、日常办公费用等开支外，所剩无几。章炳麟在东北立志筹边，为此拟定了发展实业的具体规划，但设立银行、改善交通、兴办农垦、开发矿产，均需要巨额资金，而筹边公署根本无力筹措。在这种情况下，章炳麟为兴办实业曾多次请款，但除在将富宁屯垦公司购归官办时得到些许款项外①章炳麟所得款项并非政府财政拨款，而是借款。据《吉林阜宁屯垦公司成绩报告书》(见《吉林农报》第65期，1918年10月21日)之记载，章炳麟在将富宁屯垦公司购归官办时，“由中央秘书厅拨借交通银行大洋三万元，并指定专办此项实业”，章氏辞职后，“中央一再催还三万元之公款”，后经秘书厅与吉林地方政府磋商，达成“以东宁屯垦暨密山等县之金矿抵偿此项债务”之协议。北洋政府对东北地方建设持如此态度，章炳麟当时因经费捉襟见肘而无法将实业规划付诸实施之窘况可想而知。，其他几乎一无所得。对此，当时报纸有如此评论:“章太炎氏到任后因迫于财政，至今一事未办。”［17］“一事未办”与实际情况不符，但经费无助确实导致章炳麟在东三省筹边使任上政绩寥寥，虽然责不在章炳麟，但难免给人留下尸位素餐之印象，以章氏之性格，继续担任此有名无实之筹边使，绝无可能。

章炳麟任职之初曾表达其筹边之志向:“炳麟本革命党人，从前所以出入生死者，只为政令之苛残、民生之憔悴耳，今者持节临边，期偿始愿，以鹰颤搏击之心，副云霓救旱之望。”［1］(P427)希望在东北地区通过兴业殖边而有所作为，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最终事与愿违，始知事不可为，加上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使章炳麟对袁世凯彻底失望，改变了拥袁的政治立场，遂于1913年6月19日致电袁世凯，“恳乞将东三省筹边使开去，生死之分，一听尊裁”［14］(P35)，电文措辞强硬，愤懑之情溢于言表。6月23日，章炳麟获准辞职。7月15日，东三省筹边公署正式解散。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章炳麟目睹东北边疆危机日益加剧，认识到“关东地处边陲，天产宏富，久为各列族觊觎，如不及早自图，则必有先我著鞭者”［18］，出于对东北安全问题的关注而出任东三省筹边使。到任之后，章炳麟希望通过招民垦荒及兴办其他建设事业改变东北边疆空虚落后的局面，以此抵制外来侵略、确保边疆稳定与安全，表现了筹边兴业、消弭边患的爱国思想，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最终壮志难酬。尽管如此，章炳麟有关东北筹边之规划与举措在民国初年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应占有一席之地。

［1］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氏国学讲习会排印本)［M］．上海书店影印，1986．

［3］长春各界欢迎章太炎大会纪事(章太炎先生演说词)［N］．盛京时报，1913-02-26(2)．

［4］筹边使照会南洋华侨［N］．盛京时报，1913-05-18(6)．

［5］筹边使咨请调查余荒［N］．盛京时报，1913-02-1(7)．

［6］吉林阜宁屯垦公司成绩报告书［N］．吉林农报，1918-10-21(65)．

［7］辽宁省档案馆．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JC12)东三省屯垦总局卷宗(2538)吉地字第4号第1宗(捆数124)东宁厅倡办屯垦公司文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Z］．

［8］徐曦．东三省纪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9］章太炎请拨屯垦开矿开办费［N］．盛京时报，1913-03-07(7)．

［10］章太炎实业之规划［N］．盛京时报，1913-03-16(6)．

［11］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长公署全宗(JC10-4273)吉林拓殖分会咨奉天都督为送中华民国吉林拓殖分会简章事，1912-06-11［Z］．

［12］衣保中．民初的吉林垦植分会及其筹边活动［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4)．

［13］曾有翼对于东三省筹边使之质问书［N］．盛京时报，1913-02-16(2)．

［14］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大事记(1912-1931)［M］．内部发行，1988．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财政部全宗(全宗号:1027案卷号:1258)东三省筹边使函送临时预算册由财政部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收［Z］．

［16］刘敏，张志强．章太炎在东北的筹边活动［J］．社会科学战线，1991，(3)．

［17］筹边使之变相［N］．盛京时报，1913-04-29(6)．

［18］为筹实业基金事致奉天及吉林都督函(1912年12月20日)［Z］∥陟墙，刘敏．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档案史料选．历史档案，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