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礼仪照会翻译之考析

2015-02-22 03:31
关键词:照会使团神父

刘 黎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

一、前言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率领庞大英国使团访华引发了学界著名的礼仪之争,早在觐见乾隆皇帝之前,马戛尔尼就呈递了一封照会,专门说明觐见礼仪的问题。这份重要文书是怎样译出,由谁译出,当今论者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法国传教士格拉蒙特(Grammont,另有中文名梁栋材)为使团找来一位中国教徒翻译了礼仪照会[1-2];有学者笼统地提及帮助使团翻译照会的是法国传教士罗广祥(Raux)和他的一位华人门徒[3];有学者列出了马戛尔尼日记和副使斯当东(Staunton)著作里对礼仪照会翻译的两种不同叙述,却未能明确说明哪一种说法更可信[4];专门探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礼仪的标志性文章《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却对礼仪照会的翻译只字未提[5]。从论者们的引文注释可知,他们对礼仪照会翻译的说明多源自马戛尔尼日记和斯当东所著的访华纪实及各自的汉语译本。仔细梳理原始资料能还原史实真相,能一窥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翻译的特征和形态。

二、照会翻译的两种说法

随着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日期的临近,中方官员不断要求马戛尔尼练习谒见皇帝时的磕头礼,但都被马戛尔尼拒绝,他认为磕头礼高过他对自己君主的礼仪而有辱英王,双方僵持不下。最终,马戛尔尼拟就了有关礼仪的信件。信中马戛尔尼坚持认为他在自己君主面前的礼仪在意义上可与中国礼仪相等,建议互换礼仪打破僵局:即让一位地位与大使相当的清廷大臣朝衣朝冠在英王御像前行磕头礼,而大使本人则在中国皇帝御座前演示同样的礼仪[6]32。由于事关重大,马戛尔尼坚持“为避免由于误解而发生不利影响,必须把它最正确地译成中文”[7]321。

关于礼仪照会的译者和翻译过程,普遍存在两种说法:一是马戛尔尼恳请罗广祥神父翻译,译出后神父不愿留下笔迹,再由小斯当东誊抄[8];二是罗广祥神父特请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帮忙完成了照会翻译,有学者认为是梁栋材请来中国教徒帮忙,这应该是未弄清在京传教士的中英文名字而张冠李戴造成的[1-2]。其过程相当复杂——英文原件由赫脱南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由使团翻译李自标译出汉语大意,再由中国教徒对其加工润色,使其符合中国官方文件的行文路数和格式,最后由小斯当东誊抄并撕毁中文原稿[7]324。这两种迥异的说法均来自英文资料的汉译,前者出自刘半农译的马戛尔尼日记,后者源于叶笃义翻译的斯当东著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然而,对照马戛尔尼日记和斯当东纪实的原文与相应的汉译文,能发现端倪。

比较发现,叶笃义所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与斯当东所著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在叙述礼仪照会的翻译一节是吻合的,译文相当忠实,没有异义[6]31[7]324。然而,刘半农所译马戛尔尼日记《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与香港大学Cranmer-Byng编著的An Embassy to China一书中收录的马戛尔尼日记英文原文,在涉及礼仪照会翻译问题上有较大出入[8-9]。

将英文原文与中译文对照阅读发现,译文中的确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原文中I had a good deal of diffi-culty in persuading Father Raux…本意为“我(马戛尔尼)颇费苦心地请求神父……”,但汉译文中变成“劳克司译此颇费苦心”;原文侧重的是当时中国人包括在京服务的传教士都害怕参与国事(so much is every person here afraid of intermeddling in any state matter without the special authority of Government),译文突出的是照会翻译的困难,译者甚至自作主张,添加了马戛尔尼的担忧“劳克司译此颇费苦心,因中英公文程式初不相同,欲字字斟酌得当已属大难。而吾禀命东来,与本国政府相距既远,事事均须斟酌独断,万一处理不当,必贻国际之羞”。

最严重的且在相当程度上误导后人的是persuading Father Raux to get i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的翻译。从译文“嘱劳克司神父译之”“劳克司译此颇费苦心”等表达可知,译者把原文理解为马戛尔尼恳请神父自己动手翻译,这就是为何后来有人认为礼仪照会是由罗广祥神父翻译的。如果仔细研究get sth.done结构,它突出的是某事被完成、被解决,至于由谁解决,可以是get的主语本人,也可以是主语让其他人来完成,就相当于have sth.done,原文最后一句I should get it copied by some other hand(余另觅他人司缮写之事)也印证了这一用法。可见,马戛尔尼日记并没有确之凿凿地指出礼仪照会是由罗广祥神父亲自翻译的,很有可能是在马戛尔尼恳请下,罗广祥神父帮忙找人翻译了照会。这样一来,学界存在的关于礼仪照会翻译的两种说法极有可能是一致的,只是马戛尔尼的叙述简略,而斯当东的叙述更详细。

三、照会翻译的真相

由于礼仪照会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和机密性,除了在正使马戛尔尼的日记和副使斯当东的纪实里提及该文件的翻译过程外,其他使团成员所著有关使团访华的书中并未发现有对礼仪照会翻译的描述。要想了解照会翻译的真相,还得对以上两份资料仔细挖掘。

马戛尔尼共有两份有关使团的日记。一份详细地记录他从英国到达中国的行程,几乎记载了沿途的所有见闻,唯独没有与中国相关的情况;另外一份则刚好相反,记录的全部是使团在中国的情况,这份日记英文原文收录于Cranmer-Byng编著的An Embassy to China一书中,是我们研究礼仪照会翻译过程的珍贵原始史料。马戛尔尼曾这样谈到他的日记:“如果读日记的人对我本人和我即将要离开的国度毫无所知,他一定会认为我太过关注中国本土情况,且充满政治性的猜测。……我只是想把印象中的各种事情表达出来。长久以来,我有一个习惯,把任何感兴趣的或引发好奇心的事物记录下来,……我不时记下参与的事务或所见所闻,一则是以备将来缅怀所用,二则是打发这趟艰辛疲乏差事的时间。”[9]44而 Cranmer-Byng通过钻研大量资料,认为马戛尔尼的日记是这样形成的:每天晚上马戛尔尼将他能记住的事情在笔记本上大致记下来,他不会过多地关注写作形式、风格等问题。等过些日子,也许是在返程路上,他再以这些笔记为基础重新整理加工,最终形成日记[9]46。由此可见,马戛尔尼的日记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且具有针对性。

马戛尔尼不同日期的日记有长有短,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到达一个新地方、发现新奇事物等日子的日记篇幅通常较长,而乏善可陈的日子日记通常较短甚至没有。1793年8月29日的日记在所有日记中篇幅是相对较短的,仅有两段话:第一段讲了礼仪照会的翻译问题,其中大约一半的篇幅在夸奖小斯当东的汉语能力出色,能担任誊抄任务;第二段讲照会提出的礼仪问题的解决办法,钦差大人征瑞及王文雄、乔人杰二位大人在获悉马戛尔尼提议后的反应,以及马戛尔尼收到钱明德神父(Amiot)表达善意的信件[9]99-100。在马戛尔尼看来,重要的是最终罗广祥神父答应帮忙翻译照会,至于究竟是神父自己翻译还是另请他人翻译并不值得详细说明,故笼统地记为get it translated。

斯当东的使团访华纪实是根据马戛尔尼日记、指挥官高厄先生(Gower)和使团其他人员的记录编写的,书名为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第一版是1797年在伦敦出版的三卷本,在此版本基础上,同年在伦敦还出了缩略本,书名作A Historical Account of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1799年美国费城再版了两卷本,与伦敦的三卷本相同。叶笃义先生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根据费城版翻译的。

在纪实中,斯当东对照会翻译过程的记叙更为详细且合情合理。他提到使团的翻译李自标对中文生疏且不熟习官方文书格式;中国文字复杂繁多,即便是在京多年的欧洲传教士,尽管深通中文,通常也不敢亲自动手书写公文,而是请中国人代劳[6]28。事实的确如此,中国官文体裁格式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这份照会内容又十分敏感,实为用委婉的方式对抗乾隆命令马戛尔尼磕头的要求,必须用巧妙的语言形式来包装这种清廷难以接受的拒绝,只有中文造诣极高的人才能做到。罗广祥虽然在京多年,但毕竟是外国人,恐怕很难胜任这一工作。其实,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点。国书到底由谁翻译仍然莫衷一是,但有史料证明这份国书被清廷派西洋传教士进行了审核甚至重译①,最终存留在宫廷档案里的译文却是“非常拙劣的文本”,大部分用的是非常浅白的口语,根本不是当时惯用的书面语,更不要说是国书的风格了[4]。这说明西洋传教士们的汉语水平达不到要求,只有求助饱读诗书的中国人。

此外,斯当东还提到发生在热河的一次相似翻译经历。由于中堂大人和珅太忙,马戛尔尼便用信函与之商谈事务,但信件翻译成了问题,“在热河没有像在北京那样,有一个友好的传教士能帮忙找人翻译信件”[6]87。最终李自标找来一位中国人,向他口述了马戛尔尼信函的大意,那位中国人“之乎者也”地加工成合乎格式的中国函件,再由见习童子小斯当东抄写并签名,最后作为正式信件送出[6]87。这说明斯当东对礼仪照会翻译记忆深刻而准确,否则不会在热河时仍提到在北京翻译礼仪照会的情况。然而,这件事在马戛尔尼日记里则记录得十分简略:由于和珅拒绝马戛尔尼面谈的要求,马不得已只得靠书信传言,其失落之情跃然纸上[9]129,至于这份信件如何翻译则没有任何记录。这也说明身为使团特使的马戛尔尼要事繁多,对文件翻译等琐事关注不多实属正常。

综合上述对马戛尔尼日记和斯当东纪实的分析可知,日记并不打算公开发表,只为记录用,故详略分明,主观性也较强,对自己关注的事情大加阐述,不重视的事情就一笔带过;而纪实公开印发,为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报告访华经过,且为英国人了解中国所用,故事无巨细,均交代得颇为详尽。两份史料的这些特点在礼仪照会翻译一事上体现得很清楚,斯当东的记叙详细地再现了礼仪照会翻译的过程,从中可一窥英使团访华过程中翻译活动的特征:缺乏合格译员,多语言转译,翻译过程复杂危险[10]。

四、结语

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和推理,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礼仪照会的翻译过程准确而详尽地记载在斯当东所著的访华纪实里,照会由罗广祥神父亲自翻译这一说法主要是受到马戛尔尼日记不实汉译的误导。细读马戛尔尼日记和斯当东访华纪实的英文原始资料可知,两者对礼仪照会翻译的记述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粗略、后者详细。对礼仪照会翻译过程的相关史料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还原史实,而且能更好地了解英使团访华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中翻译活动的特征。

注释:

①内阁外交专案中保存的上谕起始一句是“现在译出英吉利国表文,内有恳请派人留京居住一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14),这说明清廷认为英方提供的中译文不合格,命在京传教士进行了重译。

[1]袁墨香.天主教传教士与马戛尔尼使团[J].枣庄学院学报,2006(1):71-76.

[2]季压西,陈伟民.中国近代通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22.

[3]计秋枫.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英吉利“表文”考[J].史学月刊,2008(8):48-55.

[4]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6):97-145.

[5]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78):35-106.

[6]Staunton G.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M].Philadelphia:John Bioren,1799.

[7]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8]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M].刘半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9]Cranmer-Byng.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10]刘黎.一场瞎子和聋子的对话——重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翻译过程[J].上海翻译,2014(3):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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