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张潇文

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张潇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能够站稳脚跟的根基。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认为，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的基础上，创设一套系统的、稳定的、特殊的话语体系，让民族元素和世界语言相融通，最终融入日常生活，才能行之久远。

现代化 传统文化 传承 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能够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出“要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传承。”这要求我们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从时代的高度、用新的视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的思想、命题、概念和范畴给予科学解释、赋予新意。这是我们在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守的文化立场和发展方向。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相融相通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践探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这里的现实不仅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价值与现实生活价值的柔性转接，构建了一种本体论阐释的选择。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中西马相互融通之道。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内核，而恰恰是用自己的思想内核改造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内化到中华文化的内部，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文化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部分。这种长期文化层面的影响积淀，为当下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更高境界。

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历程来看，一种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关键是看它是否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曾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构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价值根基和精神支撑。自晚明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走入虚灵的境界，偏向个人精神的解脱，与现实社会脱节，传统文化道路越走越窄。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有力地证明了依靠纯粹的儒家文化和道家传统救不了中国，唯有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传统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将传统的价值放置在现代的平台上加以重新安顿。现在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存在一些不好的倾向，比如试图“以儒解马”、“以儒化马”、“以儒淡马”等。②事实上，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很难把握。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本意在融合中西文化，实现“再造文明”。但因为片面拔高西方文化，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论”，不仅欠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评判。

再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来看，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1956年春,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说明我们党仍然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采取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方法，“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进入21世纪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愈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联系在一起,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③

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

近年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研究中，仍有一些基本概念亟待厘清。如，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等概念和说法混为一谈，相互推导、相互包含、相互置换。这些乱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界定不清，全面整理和系统研究仍嫌不足，对其中某些特殊范畴、概念和命题的深刻挖掘和创造性阐发尤显欠缺，影响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真谛和精髓的把握。因此，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前提是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和提炼。

首先要注重文本。要从纷繁复杂的史料当中收集、分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重视使用原有的传统文化经典，这往往是往圣先贤千百年来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和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载体。经典古籍的整理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越是像儒家这种影响力大的思想，其言说内容越是被后人反复阐释，许多原初意义已被曲解。因此对经典古籍的整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由北京大学牵头、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共同编撰的《儒藏》，是一项关乎儒家文化复兴的重大学术工程，堪称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总汇。这不仅对于经典古籍的传承，对于中国人返回“原点”找寻自己文化的根和源，都十分必要。

其次是要去伪存真。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任何文化传统都处于不断的阐释、遮蔽、再阐释和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之中，传统文化在当今语境下使用绝不是平移，必须根据时代发展调整充实内涵。如儒家思想中的“礼义廉耻”，作为“普遍思想形式”的概念，在今天仍然可以沿用，但都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礼”的旧义蕴含着等级贵贱秩序，而今天的“礼”，则是建立在人格平等上的相互尊重。

第三是梳理凝练。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靠的是内在的、不断继承的“文化传统”，也就是其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和精华内核。因此，要重点研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主流价值观念或者理论体系，从中理出一条清晰明确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和主线，即从传统文化中把握“文化传统”。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应该是从传统的文本解释向文本创造转化，从封闭性研究向开放性研究的转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研究。

创设一套体现系统性、稳定性和民族性的话语体系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它的存在方式具有连续性，是无法割断的。传统文化语言中留下来的往往是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实质的把握，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内在衔接、相互贯通、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从传统文化话语中汲取养分，这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其中，保持话语体系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民族性十分重要。

系统性。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构型特性。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有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道”为核心的方法论、以规律为对象的科学观、平等理念、中庸之道的行为方式、人的主体性意识、对策理性、道德与法制相统一的礼制的社会管理模式、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有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等等。④这一丰富完整的体系决定了话语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联系、层层推进的显著特征。

稳定性。话语体系是一种文化形态核心价值理念的外在表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既要与当代社会思潮、价值理念交织融合，体现时代特征，又要坚守自己精髓内核，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宋明理学之所以能担负起中国本土主流传统的复兴，原因之一在于它打通儒道佛，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这也是它被称为理学的原因。因此，建设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话语体系，首先要懂得中国哲学方法，将百年中国学术发展成果和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学术范式和学术理念。

民族性。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致力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政治、法律思想的引入，引发了东西方文化大激荡。步入当代，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界大规模借鉴吸收各种西学，把西学东渐推向又一个新高潮。因此，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中，存在着“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用西方逻辑方法研究中国文化蔚然成风，中国话语体系也被西方话语体系所笼罩。民族的语言习惯和交流习惯永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栖身之处。只有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符合民族表达和交流习惯的要求，才能实现理论概念的民族化，激活民族文化生命力。不能再以时代性冲淡民族性，要消化好近百年对西方学术学习的成果，形成一种具有自身文化特征和民族形式的话语体系，体现“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⑤

让民族元素和世界语言相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当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碰撞、冲突和对话，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循环往复的交流融汇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尽管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现代化是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大命题，其中，建设文化的共同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这一命题，这是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让民族语言和世界语言相通共融的理论前提。

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是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就是交流融合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⑥从中古一直到现代，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在和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在互动场域里面不断发展。按照杜维明的观点，文化间的对话可以在不破坏文化多元性的条件下有利于普遍性辩论的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对不同的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吸收包容能力，由此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融合的目的是开创一种新型、更高层级的文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成果的融合发展，就要实现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因素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优秀因素的有机整合。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成果要在相互批评又相互借鉴的双向回流中，不断迸生到更高、更深层次，从而为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提供相匹配的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增添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内容特质。

融入日常生活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生的最高意义，是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这就要求最高的价值可以而且必须在现实的世界中体现。⑦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他的关怀重点是现实生活和日常伦理。梁漱溟认为，“儒家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世俗化程度历来就远远高于其他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越是接近日常生活的文化内容，越是“接地气”的价值观，其传承的时间就越长、传播范围就越广，生命力才能久远，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日用而不觉”。

中华传统文化是庞大的复杂的系统概念，只有分解成为具体而微的文化元素，落在实实在在的载体上，才能融入日常生活。具体途径有三：

一是要将传统文化元素纳入国民教育序列，从理念上奠定基础。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分学段有序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出了规划和指导。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割，分别纳入文、史、哲、艺等学科，以至于能够用通融整合的眼光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者难以为继。因此，国学一级学科的设立迫在眉睫，这有助于改变整个传统文化教学体系。还要注意一个倾向，即不能用传统文化教育取代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能把专业研究和传统文化教育混为一谈。习近平总书记说，“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馆，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是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目的。

二是要将传统文化元素导入行为规范。传统礼仪、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宝藏，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通过成人礼、婚礼、丧礼等礼仪，让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日常人伦中表现出来。通过举办类似于传统的民间乡校、社学等，或者纳入乡规民约等，形成具体行为方式。通过组织清明、中秋、重阳、春节等系列节庆活动，重新确立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观念和“中国味道”传递下去。

三是要让传统文化元素插上“科技”翅膀。将科学的创新力量融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中，有助于传统文化的持久保存和更广泛地传播。数字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承，借助数字资源档案建设这一重要基础，可以得到较为长期的保存。运用科学技术例如三维立体效果等对传统文化的遗迹进行全方位的效果展示等，或开发数字展馆等还原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有助于还原传统文化其真实内涵。将新近的科学元素加入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和推广中，让传统文化更为生动直观，从而拓展传统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渠道。

①陈先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梅荣政：《儒学长期统治，并未助中国现代化》，《红旗文稿》2015年第13期。

③包心鉴：《中国共产党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大众日报》2015年5月14日。

④陈世清：《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话语权》，《中国改革论坛网》2014年3月3日。

⑤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

⑦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中华书局，第149页。

〔责任编辑：毕素华〕

张潇文，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1052934915@qq.com。南京，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