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独特意义

李宝文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独特意义

李宝文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其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现实意义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然而，其真正本质与独特意义并未被学界完全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可界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既坚持马克思思想又对其作出创造性阐释、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对其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运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并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坚持马克思话语并重新构造其话语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和高度本土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具有国际理论视野从而不断寻求理论超越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随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术资源的不断涌现，特别是随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翻译系列”和“研究系列”两套丛书的陆续面世，国内学术界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和关注程度持续升温，这种态势有力地推进并拓展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度和领域。然而，伴随这一研究进程的深入，目前学界存在着三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态势。一是，有些人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它的当代性和理论意义持有疑虑和困惑。二是，一些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意义认识模糊，导致研究出现偏差。三是，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影响，一些学者主动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生长点，试图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著作中探寻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解读和理论论证，从而为自己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增加学术分量，增添科研成果。然而，这种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研究不仅严重背离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而且恰恰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因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它自诞生之日起其思想运动就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和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和演进始终是与东欧社会主义的巨大现实内在同一的，即便是在“东欧剧变”之后，晚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仍然保持着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深切回望与反思，甚至对当下的东欧社会现实予以高度的理论观照。显然，我们无论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出一般性价值评判，还是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深层研究，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是:什么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当代诸多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何在?

阿多尔诺在《否定辩证法》中谈到，“概念的觉醒是哲学的解毒药”［1］。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尚处于自发的、未觉醒的状态。人们仍然习惯性地、未加反思地使用着由来已久的传统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即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国家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这种概念界定严重制约着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认识和把握。尽管它表明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跨度、地域特征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属性，但是，事实上，这种区分并未准确标划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特征，甚至遮蔽了它的诸多意义，因为它缺失甚至忽视了某些构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必备要素。客观地讲，如果全面考察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至少应当内在地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一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这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独有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和永恒标记;二是，坚持从马克思思想本身出发并对其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这是它的根本理论立场和思想特质;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潮，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既是理论反思的倡导者，更是现实运动的参与者。据此，笔者认为，所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既坚持马克思思想又对其作出创造性阐释、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对其历史进程进行深刻反思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运动。这一思潮和运动包括诸多学术流派和独立的思想家，他们因为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取向，从而呈现出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总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群体。这一群体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始终，纵贯“东欧剧变”，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便对于“东欧剧变”之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持有怀疑，如果肯认真搜集并研究“东欧剧变”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言论和文稿，特别是近几年东欧共产党组织陆续获得合法地位这一持续不断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事实，就不难获得有关答案。

当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定统一的学术整体，它的内部包含着诸多学术流派和思想团体，每一个流派和团体又都具有不同的理论取向，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期是进一步深化对其认识与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国内学界普遍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两大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二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今，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以学术流派而是以分散个体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的时期。这种历史分期固然体现了学术运动和思想运动的理论逻辑，却不符合历史运动和历史事实的现实逻辑。纵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根据东欧社会历史变迁的客观事实，依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活动方式、理论特点和主题变换，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亲身经历并参与东欧各国改革、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时期，理论活动表现为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现实活动表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批判;二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被压制和进行艰难反抗的时期，也是东欧思想家反思马克思主义并尝试转换视角、转换研究范式的时期，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本国社会主义改革以及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体地位问题，理论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把马克思思想纳入到现代性、人类学等更宽泛领域中加以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性和人类学等问题的思想著作，如费赫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赫勒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科西克的《现代性的危机》、科拉科夫斯基的《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三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和运动表现为两种并行的情形，一方面生活于东欧地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国内现实继续寻求政治斗争与理论突破，另一方面居住在国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其理论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既呈现出国际性话语的背景和特点，又饱含着试图对马克思思想本身作出新定位、新反思与新超越的尝试。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内部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国别差异、地域差异、历史进度差异，上述总体分期可能存在着与具体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活动分期不尽一致的地方。但是，这种分期至少相对清晰地表明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和历史分期，本文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如下独特意义:

一、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并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反思批判

众所周知，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每一种新马克思主义都有其自身特定的批判对象和理论使命。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状况展开批判，试图通过文化批判、争夺文化领导权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客观事实展开批判，试图通过“生态批判”实现“生态革命”的目标。后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中心主义”等传统文化根基展开批判，试图通过解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逻辑”实现政治多元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革命。尽管诸多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有所不同，但它们在理论主题方面是一致的，即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个站在社会主义进程中对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改革、异化、教条主义、人道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只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本身并以现存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倾向为批判对象，其他新马克思主义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并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和批判对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既是东欧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又是东欧社会主义的批判者与反思者。它的理论到处都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真理之光。社会主义经验，尤其是对现存社会主义的亲身体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经历。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并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反思批判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历史标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当代任何坚持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都具有弥足珍贵、无法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简单地概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历并不足以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必须深入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发现它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略作分析。

首先，从实践层面看，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运动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突出表现。作为批判的理论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书斋里的思想家，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革命的实践家。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实践派是典型的代表。南斯拉夫“实践派”核心成员在成为理论家之前大都扛过枪，打过仗，为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进行过出生入死的斗争。他们从来不畏惧任何敌人，当然，也就毫不畏惧苏联的成就和理论，他们更懂得实践本身的重要意义。他们把强大的社会实践思想带到自己的哲学中来，并且始终坚持以实践对抗教条。因此，“实践哲学家的哲学取向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取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如何使哲学实践化。”［2］7－8在这一点上，“他们依据的是对南斯拉夫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哲学分析和科学分析，因为他们探索的是自己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2］2对于这种新哲学，马尔科维奇曾断言，它必然是激进的，同时又是人道主义的。激进的人道主义哲学始终坚持批判性地走自己的路。但是，“这种批判绝不是破坏性的，绝不是像某些新左派(New Left)理论那样崇拜西方社会，南斯拉夫的社会哲学绝不是向当时还很牢固和广泛的社会主义参与民主的最初形式挑战。相反，在比尊奉主义的官方科学有力得多的意义上，它能够显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2］3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是东欧‘非斯大林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而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又反过来促使他们建构自己的新的理论观点和社会发展模式。”［3］35

虽然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立场和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其理论展开的实践过程却是在艰难的斗争中向前迈进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在“南斯拉夫事件”前后的改革运动中敢于批判分析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前景、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自治形式的优点和弱点等重大现实问题，致使他们被官方诬称为“修正主义者”“极左派”“敌对分子”“外国间谍”，甚至面临监视监听、查封著作、关闭哲学系、革除教职、控告犯罪等威胁与迫害。然而，南斯拉夫实践派在这场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艰难斗争中始终表现出毫不妥协、毫不畏惧、决不屈从的战斗精神。对此，肯·科茨在马尔科维奇的《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一书的英文版前言中给予高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学派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创造性成就之一，是远比南斯拉夫自身所包括的疆界要广大得多的世界的财富。”［4］在东欧，如同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一样，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人道主义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人类学派的理论家们也都分别直接参与甚至领导了本国的“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运动，其中很多人因此而被开除公职或者被迫流亡海外。即便是在失去工作甚至被官方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密切关注现实，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与发展的反思性文章。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直到晚年仍然奔波于世界各地，在进行一般性哲学研究的同时开展有关东欧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的演讲和学术讲座，为国际学术界带来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代所有新马克思主义者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家。

其次，从理论层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识是在艰难的理论斗争和深刻的批判反思中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较之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言，普遍具有扎实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理论功底。他们精通马克思的思想著作，对于马克思思想概念、逻辑、体系、方法，尤其是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本质把握得相当精深。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来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社会现实发生变化时，他们严格按照马克思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本质思考问题。譬如，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建立之后，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没有回答我们时代的许多问题:如何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发生，而是发生在东方落后的乡村社会这一事实?在一场表面的革命之后，如果出现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那么这场革命真的是一场革命吗?在不太发达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意味着什么?没有市场的现代经济是否可能?……”［2］7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看来，“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它问题都必须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提出并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这一方面有助于开辟通往全部现存文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够努力从事集体的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共同体。”［2］8此后，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人道主义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人类学派等“知识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它们各自关于现存文化道路的具有多样性统一特征的理论取向正是这种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结果。

然而，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和政治解放事业深受前苏联的帮助与影响，因此，东欧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单子，它处处受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钳制和束缚。于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谋求本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首要任务便是批判斯大林式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它们把具有斯大林特点的“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加以批判和拒斥。在它们看来，“这种唯物主义至多只能导致现有科学知识的一般化和系统化，而无助于创立一种能够引导实践的社会力量走向世界的解放和人化的批判的时代精神。根据这种时代精神，基本的哲学问题乃是历史的人的条件和彻底的普遍解放的可能性问题。”［2］9这场有关斯大林所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批判如此强烈，以至于70年代末期，阿格妮丝·赫勒在其重要著作《激进哲学》中仍然高呼:“从教条主义的梦中醒来。”［5］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教条主义的根本局限在于把马克思的学说意识形态化。为了使之非神秘化，不仅有必要重新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并重新解释它们，而且有必要在研究当代问题时发展一种更高级的客观性和批判性，重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并反思那种先验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把人看做‘实践的存在’，把共产主义看做是根据历史条件和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知识而建立的、克服了异化的人类共同体。”［2］9在同教条主义斗争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有效的批判途径，他们把青年马克思关于人和实践的重要思想引入到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并逐渐建构起了一个具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色的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青年马克思探讨过的许多问题，如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冲突、实际的需要和人的基本能力、异化、解放、劳动和生产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远不是青年马克思的胡思乱想，它们构成了其全部成熟著作的理论基础，而且至今仍然是我们时代乃至整个转变时期之活生生的、根本的问题。”正式从这种批判理论出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改革问题提出了大量既具有反思性又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思想观点。譬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弗兰尼茨基的《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苏佩克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某些矛盾与不足》、塔迪奇的《官僚机构——异化的组织》，布达佩斯学派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赫勒的《日常生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对需要的专政》，以及波兰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等等。这些富有成效的理论研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提出了十分宝贵的见解和主张。令人遗憾的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没有被东欧各国当局所接纳，反而纷纷受到敌视和压制。今天，历史的悲剧过程促使人们反思与猜想，如果“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各国接受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改革，而不是固守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许“东欧剧变”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历史的启示。

二、坚持马克思话语并重新构造其话语解释力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随着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每一种新马克思主义都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更新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活力。尽管具体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几乎都采取了借助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或者当代哲学研究的某些范式和方法而重新“阐释”“解构”“分析”“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路径与做法，由此形成了各种标签式的马克思主义，如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与上述“以黑解马”“以海解马”等外在的解释路径不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坚持从马克思思想本身出发，“以马解马”。它们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不是借助于外在的理论模式或者研究范式，而是完全置身于马克思思想体系本身，以内在的方式阐释马克思思想。这种阐释的首要前提和立场是坚持马克思思想本身。对此，赫勒在《日常生活》英文版序言中曾经提到了这种研究的根本宗旨。她写道:“《日常生活》写于那个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口号的时代，此书的首要目的正如标题所示:勾画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然而，甚至还有更大的抱负。我决定一方面通过制定哲学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勾画新的哲学框架来开辟新的途径，而又保持对马克思精神的忠诚，同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主要传统决裂。”［6］1显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不是要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之外去构造新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回到马克思本身，复兴马克思思想。它们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本体、方法、出发点以及概念范畴、理论逻辑等等，使马克思思想焕发出强烈的现实解释力和说服力。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固守斯大林式的解释模式，已经使马克思思想失去了话语解释力。为此，他们提出要从概念、内容、逻辑、方法等各个方面彻底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

1.关于哲学的出发点问题。南斯拉夫实践派以及亚当·沙夫、科西克等一致地认为，哲学的出发点不是物质与精神的问题，而是“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2］18。在此基础上，“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具体步骤。”［2］18

2.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普遍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提出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讨论自在的物质、实在、自然、规律等某些次生现象毫无意义和价值。因为，在人类世界中，全部客观结构只是人类活动的附属物。人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前提，世界是第二位的存在。因此，实践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体。

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正统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视为“唯物主义”地解释世界的“辩证规律”，这种理解使辩证法成为了一种静止不变的和徒有形式的方法，成为了一套现成的、固定的、先验的规则。而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言)，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面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与正统观念不同，这种批判思维允许为其进一步的自我发展、为用这种方法构想或创造一个对象留下了余地，这同时也意味着使这种方法本身更加丰富、更加具体。”［2］21马尔科维奇在《今天的辩证法》一文中既批判“自然的辩证法”的观点又批判“人的辩证法”的主张，认为世界上既不存在片面的关于“自然的辩证法”又不存在单一的关于“人的辩证法”，辩证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真正的辩证法只能有一个，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的辩证法。此外，有关辩证法的精彩论断人们还可以在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以及马尔科维奇的《当代的马克思》等思想著作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4.关于基本概念范畴的含义。在基本概念范畴的阐释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更新改造工作。譬如:(1)关于实践。南斯拉夫实践派提出不应把“实践”(Practice)视为主体变革客体的任何活动，也不应把“实践”(Praxis)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2］19(2)关于物质。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以辩证的、总体性的、实践性的“实在”概念代替了充满歧义的、僵化的、教条的、抽象的“物质”概念，指出，“实在是一个具体的总体，是一个结构性的、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整体。”［7］(3)关于意识形态。A.萨博在《实践和辩证法》中指出:“马列主义哲学的一切问题只有从社会历史现实的立场才能获得解决。例如，意识问题只有超出纯粹认识论框架，在实际活动中才能解决。”［8］(4)关于日常生活。科西克把日常生活视为不断重复的平日，平日既包含着人之“宿命”的形而上学，又包含着人之“存在”的辩证法。赫勒则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6］3，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无不建基于日常生活基础之上。此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异化、需要、历史、现代性等概念也都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与界定，赋予这些概念以新鲜的内涵，使经典的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现实中彰显出鲜活的时代精神和非凡的话语解释力。

三、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和高度本土化特征

在当代所有新马克思主义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个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并表现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本土式的马克思主义。东欧地区位于古代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世纪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点上，被人们称为世界的“心脏地带”。这里自古以来就拥有两种重要的欧洲文化精神:一是以古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或人道主义精神;二是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为背景的理性精神。这两种精神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深深扎根在东欧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并表现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共同体观念、自治原则等具体的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就是带着这样一些传统观念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东欧的传统文化精神是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在东欧文化传统中，自由主要是思想自由;平等不只是经济平等，更重要的是政治平等;革命也不只是制度的转换，更重要的还在于制度的完善。马尔科维奇在《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中将这些要素概括为两个重要方面:“(1)反抗绝对力量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解放斗争的优美史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把总的革命方向和对当时南斯拉夫地区落后的乡村社会的具体探索结合起来了。”［2］5显然，东欧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与马克思的自由思想，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民族性的要素，使它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并成为它抵制“苏联模式”、反抗“斯大林主义”束缚和批判社会异化、追求自由、实现人道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些地区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很快使得马克思的思想成为东欧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民族文化精神也大量渗透到马克思主义中来。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几乎还没有哪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样表现出如此突出而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具体化为高度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不是指它被官方教条主义所强化，而是指它深刻反映本国社会现实并自觉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保持高度同一。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在南斯拉夫，实践派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国家消亡理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质与南斯拉夫历史上的自治精神原则相统一，提出了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受到南斯拉夫政界和民众的普遍支持。尽管后来因批判自治过程中的错误认识和做法而受到批评和攻击，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失为具有本土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

在匈牙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特别注重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统一性。他们运用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分析匈牙利的具体社会现实问题，展开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推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实现人道化，形成了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匈牙利式的马克思主义。

波兰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特征:一是长期的异族统治，二是开放的文化。因此，“反抗异族统治的经历使波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开放的文化又使波兰人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3］167面对斯大林式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以及波兰本国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氛围，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首要的批判目标便是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为社会主义的人道化开辟了道路，而且也得到了当时波兰市民阶层和众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和认同。

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苏联红军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摆脱了德国法西斯的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非常主动地和积极地，而不是迫于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开始了“斯大林化”进程。然而，由于经济状况日趋恶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开始出现动荡和不安，直至1968年1月爆发了一场持续8个月之久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中，科西克、斯维塔克、马赫维茨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这场运动的思想代表和理论倡导者，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弊端展开批判，为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呐喊。他们强调:捷克的危机就是当代人的危机;捷克问题不是“人的解放”问题，而是“人的存在”问题;自治制度是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推动了“布拉格之春”的产生，而且使“布拉格之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思想解放的春天，哲学发展的春天。尽管这个“春天”后来在苏联的坦克和强力面前夭折了，它的激进的倡导者也因此而被解职、清除出党，甚至投入监狱，但它仍不失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典型范例。

四、具有国际理论视野从而不断寻求超越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个具有特定地域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学术流派和思想团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国际开放性理论视野的思想运动。在其早期阶段，它就深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诸多哲学流派，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传承;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学术联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东欧剧变”以来，随着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移居海外，他们与国际学术思潮联系得更为频繁和紧密。这一时期，随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地域、历史境遇、时代状况的变化，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视野、研究范式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理论已经不再为某一阶级、某一国家、某一具体现实服务，这从根本上使国际性问题和国际性话语变成了他们思想和理论的主基调。马克思思想要么被作为反思对象来研究，要么被纳入到这一总体背景中作为其中的思想要素来研究。尽管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他们唯一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出发点，但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马克思的幽灵”在他们思想深处并没有消失，马克思思想依然是他们难以割舍的“俄狄浦斯”，只是，他们跟马克思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更加多元、更加中立、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东欧剧变”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陆续步入国际学术舞台。其思想内容和理论走向呈现出如下特点:

1.由反思马克思的思想转向研究全球性的共同话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艰难的现实和新的语境中反思马克思思想。譬如，马尔库什在《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一书中，通过比较语言范式和生产范式的各自优缺点，指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是某一种单一范式，如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或语言学的语言范式，而必须是两种甚至多种范式的相互协调。所以，他认为，“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统一体不应被理解为革命性变革的原动力之一(传统上无产阶级被赋予了这个角色)，而‘应当被理解为立足于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形式之间的实践性的团结和创造性的宽容这个基础之上的不间断对话的连续过程’。”［9］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共同话语的逐渐增强，一系列有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开始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重心。如，关于现代性的众多理论反思，关于正义问题的思考，关于伦理道德问题以及人类学问题的探讨等等，构成了又一道具有东欧特质的亮丽的理论风景线。

2.从全球性共同话语中寻求马克思思想的超越。从表面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似乎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的过程。甚至，科拉科夫斯基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马克思”，赫勒后期的思想也出现了大量“反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但是，几乎在他们每一部表面上看似毫无马克思话语的文本著作中，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马克思的思想印痕。从根本上说，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马克思，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放置在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思想场域和历史空间中来加以思考。

［1］［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1.

［2］［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M］.郑一明，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M］.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英文版序13.

［5］［匈］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M］.赵司空，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6］［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

［7］［捷］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3.

［8］［苏联］梅斯里夫钦科A Г.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60.

［9］［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M］.李大强，李斌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3.

〔责任编辑:王宏宇 余明全〕

B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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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5)01－0015－07

2014－12－03

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0AKS005);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13BKS068)

李宝文(1967－)，男，黑龙江绥化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