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域和习性看区域环境与青年择业行为
——以绍兴市柯桥区为例

王琴燕

（绍兴柯桥区委党校， 浙江 绍兴 312030）

青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联合国“青年就业网高级别小组”在促进青年充分就业的“国家级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青年是财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他们为大家带来创造力、热情和领导能力。”而另一方面，青年就业问题已成为制约这股积极力量充分发挥的首要症结。劳动不仅是生存需要，更关系到个人尊严。青年就业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青年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之外，造成他们对社会的冷漠，加剧社会系统的失衡，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和组织都对青年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各地共青团委员会常会公布地区青年就业情况的统计报告，让我们了解了青年就业的现状以及变化情况。虽然调查全面，数据分析科学，但是常常缺少对问题理论层面的分析。学术界对就业问题的研究也不少，经济、社会、政治的角度都有，但专门针对青年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多是从就业本身出发，没有把它放在更大的环境中去考虑。

本文认为，区域环境可以为我们认识青年就业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把研究“就业问题”转换为研究“整体环境中的就业问题”，把它视为系统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孤立的一点。这不仅从理论上可以更合理地认识问题，而且也更符合社会现实情况。

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显著，各地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条件不尽相同，劳动者的区域就业行为也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这也是反思各式各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都被人们津津乐道。它们在促进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并被广为称颂的；但另一方面，它对就业的副作用却很少有人问津。因此，与区域环境相结合来讨论青年就业，值得研究。

一、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的区域环境和择业行为

区域环境的内涵广泛。地理上的区域是地球表壳的地域单元，行政学的区域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区域是具有全国意义专业化的地域生产统一体，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生产日益社会化、区域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地域分工的表现形式。社会学的区域概念常常与社区联系在一起，指具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体，通俗表述为居住在一定地域的人群生活共同体。在心理学领域，德国心理学家勒温认为区域是生活空间分化出来的部分，而生活空间是包含能确定一个人在一个具体情景中的行为的所有可能的心理事实或场合的总和。在他看来，只有地理环境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时，地理上的区域才成为人的心理环境的组成部分。[1]

上述这些定义都强调了区域环境涵义中的一个侧面，可以说区域环境是他们的综合体。为了更好地分析，我们可以用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概念来帮助理解。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中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2]场域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即各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符号资本）空间，人们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竞争与合作。

区域环境就是各种资源，包括各种支持条件或阻碍因素。择业行为是行为人有意识地利用自己企及的区域内各种资源寻找职业的过程。可见择业行为不是一个单纯个人的行为，他常常受制于周围的环境。一是通过周围人的意见间接受到影响。在北京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最倾向听取意见的对象依次是自己（59.3%）、父母（19.0%）、朋友与同学（9.9%）、周围大多数人（5.8%）、其他（2.5%）、新闻媒介（2.4%）、党团组织（2.1%）。[3]二是自身通过社会化而形成的那套深刻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即“惯习”受到的影响。惯习是维持特定场域的重要力量，再生产着场域的结构。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它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2]

布迪厄也强调，行为是习性的倾向与特定场域的结构动力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实践不能还原为习性或场域，即不能被还原为现存的条件，也不能被还原为产生习性的过去的条件，而是产生于有两者所代表的一套关系在某个时间点上确立的“相互关系”。[2]因此要结合场域与惯习来看待择业行为。

场域概念带有含糊性和不精确性，这正如实地表现了社会实际本身的含糊性和不断变动性。用这个概念的好处还在于，场域的含糊性也正意味着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鼓励研究者探究塑造行为潜在的、不可见的关系而不是常识性范畴所赋予的所谓“特征”，强调关系性逻辑。而且布迪厄还认为阶级背景、环境、语境对个体的影响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影响总是以场域结构为中介的。这正与文章试图分析区域环境与青年择业行为关系的用意相符。本文正是试图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内来分析绍兴市柯桥区的实际情况，说明区域环境对当地青年择业行为的影响，找出它们的关系，进而分析这种影响对区域环境和青年择业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

二、以绍兴市柯桥区为例分析区域环境与青年择业

轻纺专业市场是绍兴市柯桥区区域就业环境的最鲜明的影响因素。

绍兴市柯桥区是浙江集群经济特征非常鲜明的区域之一，纺织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全区经济总量的3/4来自于纺织业，已基本形成了上游PTA、聚酯、化纤，中游织造、染整，下游设计、制衣等半径为25公里的纺织产业集群区。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专业市场的兴起，反过来专业市场又促进了企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柯桥“中国轻纺城”是浙江典型的专业市场之一，它是中国第一个带“国”字头衔的专业市场，是国内最大的纺织产业集群。中国轻纺城现有市场建筑面积365万多平方米，传统区营业房25 000余间，注册经营户（公司）28 000余家（含钱清原料市场），常驻国（境）外采购商5 500余人。中国轻纺城市场销售网络遍布全球，拥有自营出口实绩企业1 574家。有上万个经营户，全球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面料在此成交，与全国近一半的纺织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全国40%的纺织产业为中国轻纺城配套。中国轻纺城2014年市场群总成交额达1 238.13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轻纺产业对当地人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它已经成为当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经过二十多年的成功发展，它已经创生出一种氛围，覆盖了这个区域的整个上空，又像是无数带上了它标记的因子散播在空气的每一个角落，进入日常的交谈、媒体的话语，成为大家类似的经历、共同的话题，影响着他们的交往和互动，加深着彼此间的了解和认同。如果一代人呼吸着这样的空气长大，“轻纺城”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记不言而喻，不妨从青年的择业来看这个影响的作用过程。

从青年自己的就业准备看，首先是知识上的准备。生活中知识的传递是自然而然的，形成非机构的教育，即使对这方面没从事过，也没有主动去了解过，只耳听目濡，当地的青年一样会比了解“采煤”更了解“织布”。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作为知识学习来的,只是被看做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习得的。而机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中，为纺织业服务的迹象犹为明显。2014年，绍兴市柯桥区初三学生总人数50%报名上职高。区域内有4所职业教育学校，这些职业学校主要的专业包括纺织、外贸、机电、建筑、艺术。跟纺织传统比，绍兴市柯桥区的酿酒业的历史也毫不逊色，其工艺水平也很有特色。如果单从知识本身来看，酿酒专业应该跟纺织并重。但相比之下，酿酒知识的传承与发扬在这些职业教育中明显地被忽视了，翻看这些学校的专业，与之相关的只有“职业教育中心”艺术专业群里其中一个方向：黄酒酿造。职业教育本身是很讲究实用性的，因为市场的需求不同，我们的教育所传递的知识也各有偏重起来。这样，青年人在就业之前，其知识的储备就已经偏向了纺织业。

其次是青年在就业观念上的准备。择业是受人们价值观念所支配的一种社会行为。父辈中一些人物发迹的故事，以及媒体毫不吝啬又不无夸张地把地区的发展都归功于轻纺城的带动作用，很难让青年人不对其产生好感。浓重的商业气氛，也有意无意地刺激着青年人的商业神经。“像牛马一样靠实干都难发大财”、“心思要活络”成为共识。没有厂房没有设备，只要你拿得到货只要你跑得到单子，布只经个手，其中的差价已经够丰厚的了。市场给他们带来的财富的瞬间翻倍增长的体验让他们开始对那种靠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来积蓄财富的途径产生了至少是理智上的不认同。当然这有别于崇尚投机倒把、轻贱劳动。本质上，勤劳务实的民风没有变，谁也不曾否认，很多现在发迹的“卖布老板”也都是农民出生，当年一样没有背景，靠着自己的勇气和勤奋白手起家，事业起步的时候吃过的苦不少于常人。不少因为错过了那个时机、至今事业无成的人，曾经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和建议入伙的邀请，但不少因图清闲、不想折腾而放弃，看着发达了的年轻时的玩伴，现在都颇为后悔。勤劳致富的源头，让社会中仇富的心理少了不少。这些都影响着青年人对劳动、职业概念的理解，从而影响到他们择业价值观念，最后通过他们择业意愿体现出来。

除了青年人内化于自身的知识和意愿，父辈建议对青年择业的影响也颇为明显。父辈是青年人掌握的社会资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他们更是愿意为了子女动用自己一生的积累。从轻纺专业市场上尝到甜头的当然不会反对孩子走上自己的老路，事业后继有人毕竟是让人欣慰的事。而像上面提到的年轻时错过了时机的父亲，当然也不愿意子女像自己一样留下遗憾。可见，当地青年可以享用的父辈资源也都是生长在轻纺市场之上的，父辈的建议自然不会背离这块风水宝地多远了。

于是，有意无意、有形无形的力量把青年人栓到了那同一根老绳子上面，沿着父辈踏出来的路走下去———依赖于这片纺织专业市场，成为其运行过程中的一份子。除了柯桥“中国轻纺城”，其他类似的专业市场不免有着同样的境遇。它们地位显赫、成绩斐然，无一不是当地经济的“通灵宝玉”，它的兴旺，便是交易市场的兴旺，更是周边农村工业的保障。当地的农民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很容易在家乡找到工作，免去了异地打工的奔波和离家的苦楚。而青年农民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对这个行业的情况已经不陌生，有着基本职业常识。而且丰富的岗位、社会资本充分也降低了就业的成本，因此更可能继续投身到这个行业中，成为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的一员。特别是专业市场第一批得利者的后代，他们拥有丰厚的资本和较好的教育，其事业有着更多的选择空间。但由于受到上面所述的各方面的影响，不少仍继续着父辈在专业市场上打拼。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局面，问题在于自由选择的背景下，行动者这种统一的决策如何可能？可再借用布迪厄的理论来分析。专业市场中某个产业这个“唯一的孩子”在人们的生活和行动的生存心态与生活风格中的影响的比重实在是太大，已经可以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场域。在这个场域的基础上，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互相转换，这个场域在不同层面上不断的同构，使“轻纺城”的影响跳出经济领域，变得立体和错综复杂，更是滋生出与之相配套的一种“惯习”。

惯习具有维持特定场域，即再生产场域结构的特性。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它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因为习性来自早期的社会化了的倾向，外在的结构在这种经验中被内化。结果，对于一个生活与分层社会世界中的特定群体而言，可能之物与不可能之物的参数与边界的内化了的倾向，就通过社会化而得到了发展。它既是一种被结构的结构，又是一种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影响着行动者的存在方式，使其偏向于选择依据他的资源与过去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模式，于是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域等。[2]

关于“轻纺城”的既往的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包括青年人。这相当于在他们体内植入了一套性情倾向系统，也就是说，在青年人行动之前，就已经被预先社会化了，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结合现实场域中的具体情况，选择成就未来的行动方案的。可见，当事人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并不自由，或者说有自由选择的过程却没有选择结果的自由，因为结果是必然的。没有人、没有制度、没有风俗强迫他们留下来重操父辈的职业，但青年人还是这样做了。背后有一股力量在牵引他们到相同、既定的结果上去，那就是惯习的力量。人们对它没有体会，就像地球上的人们无法感觉到地球万有引力的存在一样。

三、后果分析

（一）关于区域环境对青年择业行为影响的后果分析

区域环境在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局限了青年择业行为。限制本身是中性词，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有害的，也可能是一种合理规避。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就是当区域环境恶化时，由于惯习无法及时改变，就会出现人们的志向无法把握住变化机会的现象。

如上所述，青年择业的志向受到惯习作用，但惯习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因为经过长期的发展，人们开始不去思考区域环境本身的合理性，而即使对无条件、无鉴别的“现实”有异议，但仍然再生产着场域的结构。与之相适应的习性是非常抵制变化的，原始的社会化比之后来的社会化经验更具有型构内在倾向的力量。在习性遭遇新的境遇时，固然有一个持续的适应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常常是非常缓慢的，而且倾向于完善不是改变初始的倾向。[2]

这使得相对封闭的“惯习”无法跟上“场域”的变化。于是，相对稳定的志向与变化着的机会之间，就发生一种结构性的迟延或滞后效应。而在如今这样一个高速运转、风险激增的时代，青年只能使自己保持高度的灵敏、警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如果遭遇到择业志向与真实可能性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的情况，又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并适时地对自己的决策、行为做出调整，那将使青年与合理的就业选择失之交臂。

（二）关于青年择业行为对区域环境影响的后果分析

择业行为是就业行为的第一步，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选择职业就是选择将来的自己。这种重要性不仅是对青年个人而言，也是对区域环境而言。

社会结构在影响个体行为的同时，也受到个体行为对它的反作用。归根到底，个体行为才是社会结构的最终承载体，是它作为其中最活跃的因子塑造着周围的环境。一代青年准备干什么以及正在干什么直接影响到周围环境的现状及发展。

另外，从产业结构的与就业结构的密切关系来看，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和产业格局催生了与之适应的就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和分布格局。同时，这样的就业结构也维持了该套产业结构，从而间接影响到与这套产业结构相关的区域环境的特征，包括区域的城市化的程度。

如上所述，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鼓励了“草根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浙江有近千个小城镇，其中60%以上的新兴城镇是因交易市场的发展而建设起来的。城镇化从众多中国正在摸索着的城市化的途径中脱颖而出，成为主体趋势。农民“离土不离乡”成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就地消化”农民的方式有其优势，但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小城镇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如果从主要基于一些固定的产业和固定的区域发展模式的小城镇来看，这种担忧更是不无道理。

而青年就业的情况和择业的过程就是这种不彻底的城市化的“帮凶”之一。随着区域就业环境的不断固化，青年在择业上受到的限制不断增加，从而使其安于就职于低端产业的现状。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区域环境的优化，使城市化依赖于低级的工业化的程度之上，无法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受限的择业过程也不利于青年心智的培养。自由、多元的职业选择过程，鼓励着青年理性地思考，促进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这些都是对城市文明很好的培育。失去了这种培育过程，城市化常常就会沦为一个空壳。

不彻底的城市化，意味着人们心中的市场观念没有与事实上在高速运行中的市场体制相匹配的危险状态。市场这风雨变幻、朝三暮四、最薄情寡义之物，却在人们眼中成了可以托付终生的通灵宝玉，其间的风险可想而知。

四、结语

本文尝试用布迪厄的场域与惯习的概念，以绍兴市柯桥区为例，说明区域环境对当地青年的择业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是，在外部环境恶化时，惯习无法及时改变，人们的志向没有把握住变化的机会；受限的择业过程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彻底的城市化，致使观念与体制脱节。

本来此类的影响是事物自然发展的结果，人们通过此降低行动成本和风险，无好坏之言。但在如今变幻无常、风险激增的时代，把握时机非常重要，惯习的束缚很不利于青年人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布迪厄也承认，习性“或许也会在某些条件下被其他的原则取代，比如理性的、有意识的计算。这种情况当然是发生在危机的情境中，这种危机情境打破了习性对场域的直接的适应性”。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增强我们的理性，年青人要勇于摆脱历史的约束，发散思维，开拓更适合自己的新事业；政府、社会也应该作出谋划，提供多元就业培训，扶持新兴产业，鼓励自主创业等，打破情境，有意识地避开惯习。

另外，与最初的纯粹农村相比，区域发展确实在促使浙江农村和城市由以自给自足或计划供应为特征的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化，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化社会转化，由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伦理社会向以业缘、契约为纽带的法理社会转化等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确实存在，但它无疑是不彻底的，而且在后期，它还反过来成为这种“不彻底的城市化”的维持力量，束缚着社会进一步的转型。本来乡土文化和工业文明亦无好坏之分，只是我们已经处在市场中，如果思想上与其南辕北辙，就会无法处理它带来的问题和危机。

［1］陈晓云.就业行为管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陆士桢,徐莉.长辈意见与青年择业[J].中国青年研究，2006（4）：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