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中的“无知之幕”——“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报道给我的启示

徐颖之

（衢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浙江 324000）

2014年12月31日晚，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前，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故，36人死亡，49人受伤。这起事故立即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大量报道涌入人们的眼球。在铺天盖地的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类报道中，我发现诸多值得思考之处。

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2013年7月6日，韩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客机在旧金山机场着陆时失事，3名江山中学女生在事故中死亡。当天，赶到江山中学采访时，我就见到了这样一幕——遇难学生的家属们伏在桌上嚎啕大哭，几台摄像机立即打开镜头，对准了他们，有名女记者甚至递上话筒。

时隔一年多，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与遇难者相关各类细节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复旦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外滩最小遇难者母亲：不要冰冻我儿子”、“遇难者家属因悲伤过度晕倒组图”……这些新闻标题，残酷地撕开了遇难者家属的“伤口”，引导公众去消费他人痛苦。

记者的职责是报道新闻，这没有错，但在直面悲剧的时候，应多一些对生命的关怀。

可以做一个假设，当你站在一块幕布前面，幕后有三个角色，分别是记者，遇难者母亲和新闻受众，你不知道你将被分配到哪个角色，但必须决定记者是否要用手中镜头，对准受到重创的母亲，询问冰冷的问题，刺痛她新鲜的伤口。

当幕布拉开，你发现自己正是那名可怜的母亲，是否会因为自己的选择懊恼和痛苦？

这个情形如同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1971年著的《正义论》中提到“无知之幕”——当一个人暂时不清楚自己所处社会角色，就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给出主观的意见。通过这种假设的过程，做出的决策一般而言都能够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

二、尊重和保护被采访对象

罗尔斯的正义是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刚进报社时，我分到过医院急诊室的线。在那里，我见过许多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他们不愿意与人交流，更排斥接受记者采访。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是关怀，是帮助。

是否对灾难当事人和遇难者家属进行采访，我认为，应当尊重受访人的意愿，如果受访者未表态，应当换位思考，保护受访者的感情，将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是否可以获得第一手的素材，是否有打动人心的煽情细节等放在次要位置。如果受访者表现出排斥情绪，记者应当灵活对待，从侧面了解情况。

在提问方式上也多加注意，尽量避免使用敏感词汇，避免在提问中过于生硬，给受访者带来感情上的二次伤害。例如：记者不要问遇难者家属心情如何、感受如何之类的问题。

三、不必过度挖掘遇难者生前

许多灾难报道都会有这么一段：“当某某告别家人出门时，他们断然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这样看来，灾难报道有它的固有模式，将灾难发生前与灾难发生后的场景和生活进行对比，仿佛预示着这一切都有征兆，在字里行间渲染和暗示着读者：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该有多好——这的确是最能催泪的手法。

“最惨者”成为灾难的焦点，备受关注。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马太效应”，集中的同情和援助，让非重点的地区和人被不知不觉的忽视了。这造成了一个问题：个人命运不等于集体命运，个人命运也不能够代替集体命运。但是海量的对遇难者及遇难者家属生前死后的细节描述，最终使报道成了一些与灾难关联不大无意义的片段，而这些煽情的段子导致关键信息被遮蔽，使灾难成为一出出不断被上演的泡沫肥皂剧。

在大量报道挖掘遇难者生前的一切细节时，记者是否想过，如果他们在世，是否会愿意被推倒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们的亲属是否希望在这些报道中一次次回味这次灾难给原本幸福家庭带来的灭顶之灾。

四、报道过程要慎思慎行

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2013年韩亚空难报道中，某媒体刊登了一篇题为《花谢旧金山》的报道。这篇报道写到：“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看到这篇报道后表示：“非常震惊。记者怎能写出如此段落……这不仅是基本的新闻伦理问题，更是基本的做人底线问题。”

在引发争议后，该媒体官方微博也发声：“已删除电子报里的这一段，并诚恳接受所有的批评。”它展现出纠偏姿态，也警示着，在新闻写作时，当克制随意化臆测和修辞。

当灾难发生时，媒体记者是不能够缺席的，因为肩负着社会责任，也肩负着满足公众对信息渴求的任务。怎样进行报道，怎样进行叙述，怎样选择报道的角度，怎样向公众传达足量的信息同时不伤害受访者感情，怎样不被指责在“消费灾难”，就成为新闻媒体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需要进行深入反思和探讨。■

[1]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论》，1971

[2]刘瑜.《民主的细节》，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