纨绔主义观照下的贾宝玉形象

○王雅丽

纨绔主义观照下的贾宝玉形象

○王雅丽

起源于18世纪、繁荣于19世纪的纨绔主义，以布鲁梅尔、波德莱尔与王尔德为代表，与传统意义上的花花公子不同，他们追求形式美，将生活艺术化，以高昂的姿态反抗社会。本文拟从纨绔主义的视角，对贾宝玉形象进行解读。中西方的纨绔子弟虽身处的环境有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是反抗社会对人的异化与压制、宣扬个性独立与人格解放的精神斗士。

纨绔主义 贾宝玉 精神斗士

《红楼梦》因其内涵的丰富、艺术的隽永，从成书之初就有无数文人雅士对其进行解读，二百年来从未停止。笔者拟从纨绔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红楼梦》中最主要的形象之一——贾宝玉进行再解读。

一、纨绔主义的历史源流

“纨绔主义”在英语里表述为“dandyism”，源于“dandy”一词，一般译为“浪荡子、花花公子”。但事实上，将“dandy”译为“花花公子”并不十分恰当。这些“dandy”身上具有一般浪荡哥儿游手好闲、花天酒地、作风放荡的特点，甚至有的也不以做恶事为耻。但他们与薛蟠之流的区别在于，在这些令人不齿的放荡行为之下，他们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着关于生活方式的完整的审美理论体系。

在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时，警幻说的一席话可阐释宝玉的“浪荡子”与其他花花公子之间的不同：“……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其容貌，善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着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唯‘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1］

将生活艺术品化、将生活本身看作一场审美活动，正是 “dandy”与通常意义上的纨绔子弟之间的差别所在。这些行为只是他们用以表现他们对美的追求、对现实生活的反叛的一种方式。在这之上的是他们纨绔主义的生活方式。

纨绔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表述。在艾伦·莫尔的书The Dandy：Brummell to Beerbohm中，布鲁梅尔以他富有魅力的穿衣风格、讲究的说话方式、优雅的举止被定义为纨绔主义无可争议的第一代表人物。

法国的于勒·巴比在此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提出：纨绔子是有自己独立哲学理念的一群人，称其代表人物布鲁梅尔是“a greatest artist in his own way”，认为纨绔主义是“一套完整的生活理论”，将纨绔主义提升到了艺术美学的高度。

如果说布鲁梅尔是以其优雅的生活方式被定义为“纨绔子”的话，那么另一位纨绔主义的代表人物波德莱尔，则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作为“浪荡子”而存在。黑色套装、白色衬衣和牛血色的领带，他以不合时宜的奇异装束来反抗当时他所在的中产阶级的庸俗与粗俗。波德莱尔与之前“dandy”最为不同的一点是他强调其高傲气质和对抗姿态。拜伦以他聪颖的天分、反抗的姿态、浪漫主义的生活方式被波德莱尔视为心目中理想的浪荡子。

将纨绔主义推向顶峰的，是十九世纪的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经久不衰的喜剧中，他创造了一系列的浪荡子形象。他的喜剧《不可儿戏》更是将纨绔主义艺术推向辉煌的巅峰。而对语言自身魅力的追求是其诗歌与童话的显著特点。“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是他的口号。“躯体即灵魂”，王尔德不仅在创作上追求完美的形式，在生活中也十分追求美的外表。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奇装异服示人，他曾经把蛇缠在脖子上去拜访友人，毫无防备的朋友见此大吃一惊。

巴尔扎克在《论风雅生活》中把“纨绔主义”定义为“风雅生活”，并且十分推崇这种生活方式，他对把这种主义发扬光大的布鲁梅尔给予了高度赞扬。

这些人的论述虽各有不同，但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出纨绔主义的实质：即试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取代传统的价值判断，通过赋予生活审美形式，来寻求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二、贾宝玉与纨绔主义

十八世纪纨绔主义在西方初现端倪之时，曹雪芹也写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带有贬义色彩的“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却更接近于距离他半个地球之遥的布鲁梅尔式的“dandy”，他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出纨绔主义的特点，反映在生活上就是游手好闲的生活态度、容貌与服装的修饰、生活细节的考究、为人处事的清高、视金钱如粪土的金钱观、女性化与双性恋倾向。

（一）生活方式

纨绔子（dandy）虽不无才智，却宁愿游手好闲。因为在他们看来，松弛懒散无疑是优雅的。巴尔扎克在《风雅生活论》中写道：“结论：要时髦，就必须不劳动而享受休息；也就是说，应该中个四合彩，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或者亲王，捞个闲差或兼差。”［2］习惯于劳作的人每日都在为三餐奔波，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多余的财富来追逐风雅。“仓禀实而知礼节”，所以风雅的生活也只能产生在有钱有闲的阶级里。整日游荡在大观园与众姐妹厮混的贾宝玉，被薛宝钗戏称为“富贵闲人”。虽然到了贾宝玉这一代，偌大的贾府也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但随随便便一顿螃蟹宴，仍够普通人家吃一年了。作为四大家族之首的贾家的嫡长子，钱从来都不是他担忧的问题。

“有一个事实，高踞其它事实之上。那就是，人得先着装，然后才做事、说话、走路、吃饭。时髦的行为、举止、言谈等等，永远都只是服饰带来的结果。斯特恩这位令人钦佩的观察家，风趣十足地宣称，刮过脸的男人，其观念完全不同于满脸胡须的男人。我们每个人都遭受服装的影响。”［3］纨绔子们将对服饰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总是要求提升内在修养，内圣方能外王。孔乙己落魄到无饭可吃，也不脱下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衫。由此可见，“人得先着装，然后才做事、说话、走路、吃饭”。

巴尔扎克在《风雅生活论》开篇就说道：“从一个人拄拐杖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的教养。”［4］关于服饰的重要性，巴尔扎克单独辟出一章进行论述：布鲁梅尔认为服饰是风雅生活的起点是十分有道理的。服饰可以看出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角色、社会地位。最后更是发出了“服饰支配、决定人的观念，它主宰一切”的呼声。波德莱尔更是愿意每天呆在化妆室两个小时。贾宝玉作为四大家族之首的嫡长子，富贵奢华自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书中对林黛玉第一次见到宝玉时宝玉的装束有详细的描写：“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5］可见，宝玉对于自己的服饰也是相当讲究的。不过二者又有所不同，二者都是追求贵族式的精致与高品位。西方的纨绔子对服饰追求的不仅仅是精致奢华、搭配的和谐，更重要的是通过奇异的装束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反叛，而宝玉的装束仅仅是以奢华繁复来昭显其贵族身份。

（二）生活态度

装束的奇异彰示的是他们对本阶级庸俗的生活方式的反对，以自身形象的完美和智力的优越为傲。其本质是对所处社会的不满。宝玉梦游警幻仙境时，其先祖评论他是“聪明灵慧、略可望成，但秉性乖张，用情怪谲”［6］。他们大多智力出众、出身优越、美于外而慧于中。他们对于此心知肚明，也无怪乎他们藐视“穷得只剩下钱”的新兴资产阶级。

纨绔子们关注的焦点永远是自身，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他们注重感官的自我享受，享受现实生活。他们沉浸于感官享受的海洋里，“我能抵挡一切诱惑，除了诱惑本身”成为了浪荡子们的行事格言。他们不排斥各种物欲的享受，也必不会认为一盘茄子用十只鸡来配菜提味儿有什么不对。

不同于西方的纨绔子，宝玉的反抗对象是已垂垂老矣的封建末世中束缚人的封建礼教；而王尔德等人反抗的是正处于成长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两次工业革命，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也基本巩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也已经显现。机器化大生产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标准化流水线式生产将差别最大限度地抹杀，人的个性也随之丧失，文明对人的异化也开始显现。纨绔子们标新立异的姿态正是对人性抹杀的抵制与反抗。从这一点上来看，虽波德莱尔们与宝玉们面对的社会制度有很大不同，但其实质上都是反对现有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对人的异化，追求人格的独立、人性的自由与解放。

（三）双性恋与女性化倾向

浪荡子在性格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双性恋与女性化倾向。唐纳德·洛也注意到了浪荡子男性性格方面的缺失：“纨绔主义是厌倦的产品，它的吸引力注定要被它的本质所限制。且不说浪子们缺乏任何普遍的社会理想，布鲁梅尔显然对妇女很冷漠。这就在浪子中间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反浪漫的姿态，再加上他们对服装的偏执的一丝不苟，这些都使人将其与同性恋联系起来。”［7］而王尔德最终更是以“与男子发生有伤风化的肉体关系”的罪名被捕入狱。

贾宝玉虽说过那句著名的“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话语，事实上，他不仅与众多女儿们打情骂俏，与林黛玉的悲惨爱情是文人们永远悲咏的故事；宝玉与戏子蒋玉菡的暧昧关系从互换腰带上就可见端倪。这与当时普遍狎男童的社会风气也是分不开的。

他们这种同性恋倾向，与自身的女性化倾向是密不可分的。波德莱尔自称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在梳妆室里，他赞赏精美的服饰和化妆品，推崇能够使自然得到美化的人为技巧。王尔德平时的形象也是“长发中分，梳得很整齐”。而宝玉也是唇红齿白、性情温柔，“生的花朵一般的容貌”。长发、长筒袜、化妆、花朵这些极具女性色彩的词汇凸显了他们外在形象的女性化，在这背后，是他们女性化倾向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与他们这些行为方式密不可分的是他们建立“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浪荡子们鄙夷世俗的信仰追求与道德判断，在荒芜的精神世界以美为最高的追求：“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啊，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8］

但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纨绔主义最终会走向消亡。红颜易老，韶光易逝。不管你多么精心地保养，岁月总会在脸上的皱纹、沧桑的眼神、发福或干瘪的躯体刻下它的痕迹。即使是对布鲁梅尔推崇备至的巴尔扎克，也不无讽刺地写道：“堪与乔治四世相比的肥胖破坏了这个曾经的标准体型的黄金比例，而且昔日纨绔子弟心中的上帝居然带着假发！……可怕的教训！布鲁梅尔竟然也这样！……这不就是醉醺醺走出议会而被差役抓住的谢里丹吗？”［9］时光总是会带走年轻美丽的容貌，纨绔子对于美貌的苛刻要求终将化为泡影。

巴尔扎克详细地论述过，我们前文也提到过，风雅生活（也即纨绔生活）是建立在大量财富的基础上的。一个贵族，即使他不是特别富有，他也很难触摸到风雅生活的衣襟。而这些喜爱到处闲逛而不事生产的纨绔子们，坐吃山空，“吝啬是对风雅生活的否定”“奢华比风雅费用更少”。他们肆意挥霍，只进不出，没有大量财力的支撑，纨绔的生活也就无法持续。

纨绔生活虽然无法持续，但他们优雅的姿态、将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态度、对人性自由与解放的追求，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曹雪芹：《红楼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2］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3］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4］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5］曹雪芹：《红楼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6］曹雪芹：《红楼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7］Donald A Low：《That sunny dome:A portrait of Regency Britain》，London，Meibourne，Toronto：Dent and Sons Ltd.，1977年版，第91页。

［8］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

［9］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1］郭宏安译，波德莱尔著.波德莱尔美学文选·现代生活的画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陈瑞红.纨绔主义与审美现代性［J］.文史哲，2004，（1）：124-128.

［3］白先勇.贾宝玉的俗缘蒋玉菡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J］.红楼梦学刊，1990，（1）：95-104.

（王雅丽 河南洛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4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