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市场化与民生发展的积聚现状
——基于空间计量的经验证据

黄伟涛 都倩仪 李作桥 王行志

腐败、市场化与民生发展的积聚现状
——基于空间计量的经验证据

黄伟涛 都倩仪 李作桥 王行志

本文基于中国地级行政区数据，采用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对腐败、市场化与民生发展三者的集聚现状，空间分布特征和外部性强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市场化聚集程度相近的地区容易趋向有相近的腐败聚集程度，此外，低民生发展聚集程度的省份总是倾向于具有较高的腐败聚集程度和较低的市场化聚集程度。据此结合当前我国现状，为了促进民生发展，并且将腐败控制在相对较低水平，本文认为要通过加大地区之间的合作力度和地方政府间的合作程度，从而放大地区间民生增长示范效应。

空间自相关;示范效应;腐败;市场化;民生发展

一、引言

腐败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备受争论的一个话题。传统的学术界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类:“润滑油”论、“沙子”论和中性论。“润滑油”派学者认为，在规制过多的发展中国家，腐败实际上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沙子”论者却从根本上批判了腐败效率论，认为腐败扭曲公共政策，损坏政府形象，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对腐败持“中性论”观点的学者Lui(1996)则认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刚开始腐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然后转变为腐败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

然而，过往的研究角度较多停留在对经济发展和二维视角，鲜有文章探讨腐败与民生发展的关系，而从空间角度研究其集聚现状和集聚规律的更是寥寥无几。民生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却比经济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包括生态发展、社会建设、民生改善、科技创新。这意味着在考虑腐败与民生发展关系时，还要考虑到特殊的制约条件和社会文化。而这种社会性的制约往往是区域性的，地区之间往往对于其周围区域产生外部性影响。腐败、市场化和民生发展的空间移动成本、集聚规律，以及三者之间的空间依赖性，这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本文在对多方文献的梳理后认为，腐败主要通过对社会投资的准入门槛设置下筛选出能给出“最多”贿赂的资金雄厚企业，从而决定改变的投资方向。同时，腐败在税收机制上一方面是影响政府资金的来源进而影响其在民生建设上的支出;另一方面是由于财政上的“内在稳定器”的存在，使得腐败对财政资金的负面影响有所减缓。这在经济导向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地区尤为突出。但是，由于腐败这种次优方式广为诟病，促使市场化这种更优的资源配置手段呼之欲出。孙刚 (2005)、吴一平 (2010)持有一个观点:腐败和市场化是配置资源的两种互为替代的方式。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市场机制不发达，因此通过腐败产生的交易成本较低，腐败就成为主要的经济组织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逐渐降低，因此市场会取代腐败而成为较优的方式。相较于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市场化对民生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

二、实证数据

为了分析我国腐败、市场化状况、民生发展状况的经验状况，本文选取了2000年到2011年全国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的样本。考虑到港澳台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的廉政工作和效果可能与大陆地区有明显区别，因此本文将其剔除不予考虑。

对于腐败程度，本文借鉴陈刚和李树 (2012)的做法，利用职务犯罪立案数量/当地公职人员数 (人/万人)来构造各地区的腐败指数，其中职务犯罪立案数量等于贪污贿赂数量和渎职立案数量之和。贪腐渎职涉案人数来自相应年份《中国检察年鉴》中各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当地公职人员数来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样本的区间为2000—2011年。

市场化程度主要由市场化指数来刻画，样本区间为2000—2011年，市场化指数主要是从不同的方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场化进程进行全面比较;使用基本相同的指标体系对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持续的测度，市场化指数均采用客观指标，避免了主观评价的影响。由于数据来源仅报告截止至2009年，故本文遵循王永綦 (2013)的做法补齐。数据来源是樊纲等人出版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1》。

民生发展水平本文主要用民生发展指数来刻画，样本的区间为2000—2011年，民生指数主要分为客观指数和主观指数部分，包含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和环境保护四大方面，具体又分为11个二级指标，最末端的三级指标一共被拆分为44项。数据来源是2013年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发布的《2012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 (DLI)统计监测结果》。

表1 变量统计描述

三、空间相关性分析

纵观国内外关于腐败、市场化和民生发展各自现状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多采用非空间的模型来测度外部性的强度和宏观的趋势走向，鲜有从省域空间角度对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空间自相关模型来检验腐败、市场化、民生发展集聚的空间外部性存在程度。

空间依赖的较弱形式是空间关联，而空间关联主要指的是空间自相关。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主要使用两类工具，第一类是分析整体分布特征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一般用Moran指数Geary系数测度，第二类是用来分析局部子系统所表现出的分布特征的，局部空间相关性，一般用G统计量、Moran散点图来测度。

本文收集了30个省份的腐败、民生和市场化数据，分别对民生、腐败、市场化三个变量数据进行了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和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Morans’I指数是最早应用于全局聚类检验的方法，其取值范围一般为［－1，1］，大于0表示正相关，小于0表示负相关，值越接近1则表示相关程度越高，表明具有相似的属性集聚在一起。由表1可知腐败、市场化、民生在30个省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市场化指数和民生指数的空间依赖性较高，腐败指数的空间依赖性最小，几乎接近于0。其公式为:

其中，n是研究区域中的地区数量，本文中n=30，wij是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 (见下文部分)，xi是区域i的属性，xj是区域j的属性，本文中属性分别是指腐败指数、民生指数、市场化指数等需要检验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数据。

表2 2000－2011年民生、腐败和市场化的Morans’I指数

(2)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选取2011年我国省域腐败、民生、市场化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用Moran指数散点图和空间相关模式分析出我国省域三个变量的集聚度。

①腐败指数

图2 2011年省域腐败集聚度Moran’sI指数散点图

表3 2011年我国省域腐败集聚度的空间相关模式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到，我国省域腐败集聚度的空间相关模式四大象限均有分布，省域腐败集聚度确实存在着空间集聚现象，地区差异比较明显。整体来看，我国的东部的腐败集聚度要弱于西部地区，较发达地区的腐败集聚度要弱于不发达地区。而以第四象限的山东为例分析，山东的腐败集聚度相对较低，但是在空间地理上，山东被腐败集聚度高的河北、河南、江苏和山西四省包围，所以是HL的空间相关模式。

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腐败存在破窗效应①，即腐败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更加具有腐败倾向。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腐败状态时，由于司空见惯会造成“罪恶感”缺失，进而破罐破摔，倾向于长期腐败。根据结果可知位于第一门限值的地区并非随机的，而是一般是沿海经济带地区或内陆政治圈地区，这说明在中国腐败现象的确存在一种破窗效应。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不良的信息，而这种不良信息又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这是“破窗理论”得出的一个结论。

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文化”，当主权者寻租腐败时，下属官员和官僚为了避免被穿小鞋或者是政场排挤，往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退出政治圈;要么退出同流合污。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的究其根本还在于没有能够树立正确的应对社会失序的责权意识。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一方面需要公民的基本道德水准的约束，另一方面其必须要考虑完善的法制约束机制。文明不是靠自发的道德积累形成的，如无有效的惩戒手段，社会就会陷入失序。这也是国家现在严惩腐败的原因。

②市场化指数

图3 2011年省域市场化集聚度Moran’sI指数散点图

表4 2011年我国省域市场化集聚度的空间相关模式

由上可知，市场化集聚度的空间相关模式也没有位于第四象限的省，主要分布在第一、第二象限内，说明我国目前整体市场化水平较高。云南、青海、新疆位于第三象限内，结合空间地理情况，由于其本身的市场化集聚度较低，同时其周边的省的集聚度也较低。同时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相对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度较高，且周边省的空间集聚度也较高，因而东部地区多在第一象限，这与东部地区更丰富的资源和地理环境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同时对比腐败指数可以发现，市场化聚集程度相近的地区容易趋向有相近的腐败聚集程度。这可能是因为市场化程度存在示范效应，进而使得腐败对周围地区亦存在示范效应。当地区之间存在相同效应时，意味着地区之间的市场化水平具有近似的发展状况，假如滞后一期相同，可以认为某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可以传递到周围地区，进而对周围地区的发展状况发生影响。

由上可以得知，地区之间的示范效应在中国确实存在。这种存在现象在外国可能并不常见，但是在中国而言却是非常显著的。对于这种现象首先当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落后时，官员为了寻求收益补贴会通过设置准入门槛进行寻租，此时对周围地区的示范效应同样源于中国特色“人情文化”的影响，而当周围地区腐败程度增加时，又会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市场化进程，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其次，无论是腐败还是市场化，只要能一定程度使地区获取利益，便能对周围产生“跟风效应”，这也促进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再者，当某个地区实行腐败进行配置资源时，尽管腐败可能对民生发展产生正的效益产出，但是这种效益的产生很可能是以周围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在发电站选址时建立在下游地区对总体的环境影响会最小，但是某个上游地区为了自己政绩对有关人员行使贿赂，使得该发电站最终建在该地区。这显然对一定程度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民生水平，但是对于下游地区的负影响确是无法估计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之间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政绩而追求高度的市场化水平而竞相腐败。这其实也因为，如果周围区域有某个地区不愿意进行同流合污的话，那么周围地区就会联合起来，把不恰当发展市场化所带来的这种外部负相应转向该地区。

③民生发展指数

图4 2011年省域民生集聚度Moran’sI指数散点图

表5 2011年我国省域民生集聚度的空间相关模式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到，民生集聚度的空间相关模式没有位于第四象限的省，主要分布在第一、第三象限内，这也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现有民生发展水平较为缓慢。而第1、3象限省域民生集聚度主要特征是呈现HH和LL分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省域民生集聚在空间地理上出在着较强的依赖性和异质性。根据散点图的结果，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的民生集聚模式属于第一象限，这些高集聚增长的地区都被高集聚的地区包围，反映了民生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依赖性。第三象限的地区则正好相反，民生集聚度较低的地区被集聚度较低的地区包围。

从中也可以发现，低民生发展聚集程度的省份总是倾向于具有高的腐败聚集程度和低的市场化聚集程度。事实上，对于低市场化程度的区域而言，由于我国是实行分权分税制国家，地方政府往往承担较多的财政支出，而得到较少的财政收入。而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意味着公共物品生产，如环境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往往难以得到经济上的收益，由于落后地区的政府往往对于环境治理也往往有心无力。由于“破罐破摔效应”的存在，地方政府通过寻求腐败弥补收益，当其满足个人收益时，此时他可能会拿出一部分受贿资金进行治理，用以满足其“建绩心里”。

但此时，这种方式下该地区的民生发展往往是畸形且缓慢的。在规则逐渐透明化和生产性投资边际效益降低的过程中，腐败的负面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虽然政府会拿出一部分受贿资金进行治理，但是由于这是灰色来源，政府更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一方面是能从资本密集型项目中获得更多的非法收入;另一方面是出于腐败的非法特性隐含着腐败官员将会选取那些真实价值难以监控的物品 (Shleifer，Vishny 1993)。而这些产业往往由于资本和技术的雄厚，其产出收益往往远高于劳动密集型;同时此时劳动密集型产出很少，对福利制度的依赖性加大，而由于政府税收的减少，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会减少，转移支付和相关的福利制度也会弱化，因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研究市场化、民生与腐败的关系，探究了空间示范效应的内在规律，得到结果:市场化聚集程度相近的地区容易趋向有相近的腐败聚集程度，低民生发展聚集程度的省份总是倾向于具有高的腐败聚集程度和低的市场化聚集程度。当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落后时，官员通过设置准入门槛寻租，此时由于“人情文化”会对周围地区的示范效应，而当周围地区腐败程度增加时，又会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市场化进程，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另外，由于腐败使得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会减少，转移支付和相关的福利制度也会弱化，因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本文认为应该从宏观层面认识腐败规律，做到治标治本，把腐败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地区之间要加大合作力度，放大地区间民生增长示范效应。由于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存在示范效应，进而使得腐败对于民生发展存在示范效应，因而应当合理利用这种特殊性，进一步加强地区间交流互动，完善合作机制，打造合作平台，创新合作形式，形成融合式、互动式、共享式的新关系。同时，由于自然资源享赋、区位优势以及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政府在加大合作力度同时，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避免一些国家因为资源匮乏原因而“破罐破摔”寻租。另外，还可以制定经济合作考核办法，将经济合作成效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的范围中，有效地推动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加强对区域内经济合作组织合作政策的引导。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本文诚挚感谢段军山教授悉心指导。

［1］ 吴一平，芮萌.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11):10－7+27.

［2］ 唐朱昌，霍明，任品.腐败会抑制市场化程度吗?——基于省际面板经验分析［J］.南方经济，2014(04):9－23.

［3］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09):4－16.

［4］ 王永綦.二元金融结构、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D］.重庆:西南大学，2013.

［5］ 孙刚.反腐败_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2005，vol.4(4):1－20.

［6］ 吴玉鸣.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在省域研发和创新中的应用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6):74－85.

［7］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Corrup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08，Vol.108，No.3:59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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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攀登计划”)重点培育项目

黄伟涛 (1993－)，男，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金融方向。

课题编号:pdjh2015b0225

注解:

①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曾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