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史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反思

周 楠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党史教研部，郑州 451000）

图书馆史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反思

周 楠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党史教研部，郑州 451000）

图书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图书馆的基本过程和最一般的规律，适用于图书馆各部门，为这些部门提供科学方法论和理论基础。讲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揭示图书馆内在运行机制，乃是完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指导图书馆具体工作展开的先决条件。基于此，对图书馆史研究中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进行了归纳总结。

图书馆史；历史观；方法论

1　图书馆史研究中的历史观反思

唐克文在《图书馆历史观初探》一文中，论述了图书馆史观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史研究的关系。他认为，图书馆历史观是图书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图书馆历史观的范畴、观点、原理和规律等是最抽象、最概括的具有最一般、最普通的性质，因而是研究图书馆发展的普遍规律，各门具体图书馆科学是研究某一方面图书馆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图书馆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是图书馆的基本过程和最一般的规律，适用于图书馆各部门，为这些部门提供科学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事实上，图书馆史学家在研究图书馆史的时候，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一种历史观的制约或引导，影响着其研究方向、路径、结论和最终成就。因此，一些图书馆史学家，对图书馆史研究中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反思性研究和论述。

1.1谢灼华对自身图书馆史观的反思

谢灼华堪称建国后国内图书馆史研究界的第一人。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始，一直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其有关古越藏书楼和上海通信图书馆等主题的历史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无人出其右。学界认为：“如果说刘国钧先生是中国书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话，那么，谢先生这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开创者。”20世纪60年代初，谢灼华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共同编写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油印本教材，初步构筑了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基本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谢灼华开始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史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1983年、1996年后谢灼华率先开始招收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原有的中国图书馆史本科课程教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中国图书馆史教育层次；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教材建设构建了中国图书馆史学的学科体系。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灼华先生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首次将中国图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两个专门史融为一体，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广阔背景下阐述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图书馆史学体系。其后，该教材被许多高校相继采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图书馆史学“教科书”，其影响不言而喻。2001年，宁波出版社出版了谢灼华与傅璇琮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该著共计112万字，通论中国古今各类藏书的源流聚散、历代的藏书思想和当今的研究成果，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打通了中国藏书与历史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从而建立了中国藏书学、藏书文化学的基本体系。

在谢灼华长期的图书馆史的研究中，在不同时期，他曾多次对图书馆史研究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图书馆史观，进行过评价与反思，从他的这些反思之中，也可以感受到建国后主流图书馆史馆的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面的特色、经验与不足。1959年，谢灼华的《关于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是建国后较早出现的最具影响的系统反思建国前图书馆史观、确立新中国图书馆研究史观的标志性论文。谢灼华认为，过去的图书馆事业历史的某些研究者们，歪曲了历史，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于个人的作用，甚至公然的割断历史，或者只限于材料的堆积，否认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解放后，图书馆学着重于图书馆工作方法的研究，对历史及基本理论的研究，也注意不够。总之，以前的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的某些人，虽然所处的历史朝代不同，但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而得出的结论也是相仿佛的，都是为了赞颂古人，宣扬封建道德，或赞颂洋人，宣扬资产阶级文明。他们的研究回避图书馆事业的本质和阶级属性，没有也不可能说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关系。他们在图书馆事业史研究中，首先是不能正确解释历史发展的事实，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发展：把图书馆历史的发展归功于封建帝王的“功德”，官僚地主的“努力”，处处显露出其为封建统治者的“正史”和封建世家大族的“族谱”。至于专门捧洋人，否认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悠久的历史的人，其思想实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买办阶级的思想反应，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次是这样的研究，根本不能认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把历史事实解释为偶然现象的堆积，这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的局限所决定的，他们的研究，对于今天的价值来说，只是堆积材料的汇集而已。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就应负担如下几个任务：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解释历史事实，认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律，通过各种历史事实来说明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图书馆的作用；二是阐述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及其对图书馆事业的巨大指导意义，总结图书馆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体会，所产生的问题。借以更好地指导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正确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做好我们的工作；三是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更不能孤立地与文化事业的其他部分无所联系；四是表现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图书馆掌握在不同的阶级手中，如何把这个工具为本阶级服务的，这包括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图书来源、图书处理和保障、图书的宣传与推广，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作方法等状况；五、历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也是构成图书馆事业的一个主要部分，这包括古代、近代的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现代图书馆学研究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1960年，谢灼华《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强调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认为它揭开了中国现代进步图书馆事业史的序幕，就是这种图书馆史观在其研究中运用的结果。

1963年，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的《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仍表示，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学，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要严加批判的，我们继承他们的，应该是其中优秀的东西，而不应兼收并蓄。可见，1960年代谢灼华等人对建国前图书馆史观的认识并无明显变化。

1978年，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的文章《开展图书馆现代化的研究是新时期图书馆学的重大课题》，不再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观对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性，而是提出要用系统化观点对图书馆学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系统化，第一，从内容上看，应该具有先进性，即能反应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也反映国外图书馆先进技术和方法；第二，要具有系统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从范围上要包括图书馆学各个领域，从系统上，也应是既有适应于普及的通俗图书馆学丛书，也有适用于提高的高等图书馆学教科书和专门论著，同时，还要有适合于图书馆应用的图书馆学辞典、图书馆学百科全书，以及成套丛书、译丛和书目索引等工具，第三，要具有实践性，即我们的图书馆学是总结图书馆丰富实践的成果，并系统化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是进行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这种转变，显然是在“文革”后谢灼华的图书馆史观自我反思、悄然转变的结果。其后不久，他的《辛亥革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维新派与近代中国图书馆》《公藏是主流——中国封建社会藏书制度的历史特点》《私藏的功绩——中国封建社会藏书制度的历史特点之二》等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对近代图书馆事业受辛亥革命影响、古代公私藏书，都做了正面评价，就是这种新历史观的具体运用。然而系统论虽说在当时国内属于一种较新的理论，但其本身和马克思主义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并且还主要是一种方法论，并非一种纯粹的历史观，由此可见1980年前后，谢灼华在反思过去图书馆史研究中的马克思史观时，还并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替代性的新史观，因此在《开展图书馆现代化的研究是新时期图书馆学的重大课题》一文结尾：“新的长征已经开始，图书馆事业发展形势十分喜人，让我们紧跟党中央和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立足本职，放眼未来，只争朝夕，大干快上，为迅速改变我国图书馆的落后面貌，加速建设现代化的图书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出现这些充满政治鼓动性的语言，也就不奇怪了。

1985年，谢灼华的《中国图书馆学史序论》中认为：“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作为封建社会文化现象的图书馆，自然属于地主阶级文化的一部分，但他们的藏书目的，收藏图书的数量与质量，对图书的利用程度都会有所差别，作为反映封建社会图书馆发展与图书馆工作内容的图书馆学，有些思想和见解富有人民性的一面，如提倡图书开放，供读者使用的观点，如图书整理工作的严密的制度化，图书保护措施的科学化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这里，虽然仍未摆脱马列史观，但其强调的重点已非阶级革命性，而是文化的普适性，1987年，谢灼华的《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图书和图书馆的发展》明确提出：“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典籍。”“因此，通过总结图书和图书馆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历史发展过程，探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图书的编制、整理、出版和图书馆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利用，阐明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中的发展特点，从而说明文化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是研究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母的。”则标志着谢灼华在图书馆史研究中对马列史观的最终扬弃与文化史观的确立。其后，谢灼华的《评建国以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与图书馆》，都有对过去政治性史观的进一步反思与文化史观的阐述的表述，其间他主编的教材《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就是以这种文化史观对图书馆进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1.2程焕文等人对图书馆史观的反思

在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史学研究中产生重要学科影响、能够和谢灼华并称的是南开大学的来新夏（1923-）。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来新夏鉴于过去中国书史、目录学史和图书馆史三分天下，开始构思将中国书史、目录学史和图书馆史“三史合一”，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体系。程焕文、王蕾的《影响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八位史家及其代表著作——谨以此文恭贺图书馆史学家谢灼华教授70华诞》认为：来新夏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基本内容是以图书为中心而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搜救、典藏、管理、整理和编纂等，就多个专门史的整合而言，来新夏先生的中国图书馆史学思想与谢灼华先生的中国图书馆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

程焕文、王蕾在《影响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八位史家及其代表著作——谨以此文恭贺图书馆史学家谢灼华教授70华诞》一文中，还对20世纪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料的收集整理中成就与影响突出的三位史家：张静庐、李希泌、徐雁进行了论述，认为李希泌先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图书馆史家，《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一书中的史料鲜见错误，是一部可信的史料著作。同时，李希泌又是一位颇具史识的图书馆史家，从该著的题目、目录和史料编排上，我们可以窥见李希泌先生有关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的许多颇具时空穿透力的真知灼见。李希泌先生的中国图书馆历史观通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一书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史学的研究”。“徐雁和王燕均主编的《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发凡与1984年，1990年开始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徐雁先生在该著中撰写的代序《全面展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和《中国历史藏书常识录》不仅比较集中地反应了徐雁的图书馆历史观，而且与该著的‘导读文章’和‘参读文献’珠联璧合，与李希泌先生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互为补充，为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描绘了一副比较完整的史料画卷。”在这里，程焕文和王蕾，虽然没有对李希泌、徐雁在他们著作的图书馆史观进行具体的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程焕文和王蕾是对一种突出史料的图书馆史观的反思与褒扬。类似地，2011年，金明生、王晓敏的《周文骏先生史学研究的独立意志与求实精神——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为例证》，也对周文骏独立于思想意识形态之外的求实精神所体现的唯物史观，做了分析与赞扬。

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学的程焕文，是中国第三代图书馆学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当前最活跃的图书馆史专家，他1992年在《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中宣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则具有重大的作用。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不难推导出一个结论：全部图书馆的历史实质上是图书馆人本身的历史。无论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曾有所创造的人们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抹杀了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在这里，程焕文虽然仍显称自己的图书馆研究史观是“唯物史观” ，但显然已不是建国初期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而成为强调个人价值与作用的新型的“唯物史观”。这种史观显然是程焕文对建国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和1990年前后强调信息技术的图书馆史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果，程焕文的这种图书馆史观可以称之为“人文”史观。程焕文的图书馆史代表性研究成果：《文华精神——在纪念文华图书专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演》、《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百年沧桑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都贯穿着一种人文精神史观。

2000年后，程焕文提出的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图书馆事业史观，在图书馆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被一些学者作为一种视角对过去的图书馆事业史研究进行反思，王涛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略论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刘国钧先生的人文眷注》，从刘国钧的人文教养、图书馆事业观、图书分类探索、图书史观、图书馆工作实践等方面，探讨了这位卓越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富于原创性的图书馆学家深切而真挚的人文眷注。认为：早在1921年发表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和1934年的《图书馆学要旨》中，刘国钧就通过比较近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的异同，提出现代图书馆所注重的对象，已由书籍变为它所服事的人，从中可以把握他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总的看法，即他的一种富于人文关切的图书馆观或图书馆事业观。而在1949年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一直在以政治为统帅的意识形态的统摄下，刘国钧先生被迫承认自己的图书分类思想为“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

1.3其他学者对图书馆史观的反思

1984年，李建中的《技术革命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一文，首先提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然后强调，技术革命即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和方法的巨大变革，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也改变了思想、观念、理论，其中也包括图书馆学理论。图书信息经历了五次革命：语言的产生、文字和印刷的发明、大众传播现象（印刷技术的提高，报纸、杂志等）的出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现代通讯技术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几乎每一次革命都给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变化和理论突破。该文虽然仍坚持唯物史观来看待图书馆史的发展，但显然更强调科技革命对图书馆事业与研究的推动作用，而扬弃了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观点，实际上也是对过去图书馆史观的反思，并提出了新的史观——科技革命史观。考虑到1980年代中国提出和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不难想到，这种科技史馆仍和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与国家政策，有较明显的关系。与之类似，2004年，唐克文的《试论图书馆形态——兼与陈高潮同志商榷》，也运用的是以唯物史观为表象，实质上强调科技作用的科技史观。2008年，曹冲凌、易志亮的《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还强调了图书馆建设要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其受政治影响就更为明显了。

2007年，孟祥凤的《近百年中国图书史研究述评》认为，19世纪末以来，众多学者运用不同的历史观及图书史观，对中国图书史的源流及其规律予以阐释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显示出明显的阶级性与层次性。19世纪末到1949年是中国图书史研究的起步时期，从传统思路到传统文献的收集和考证，都显示出早期研究的实证史观特征；20世纪50-80年代初是中国图书史研究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随着唯物史观的流行和深入，研究者普遍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角度，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念，阐释图书史的发展变迁及其对个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图书史的研究步入繁荣期，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深入人心，中国图书史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图书史观得到更新，研究视野趋于广阔，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得此间的图书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此，孟祥凤虽是针对百年图书史观的述评，但显然也适用于20世纪图书馆史观的变迁。

2002年，李刚、倪波的《分期的意识形态——兼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探讨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分期问题。文章认为，20世纪的图书馆学史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观点虽有不同之处，但是其思维方式和理论背景却惊人的一致。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以社会史分期取代学术史分期；二是这些观点归根到底是“建立、发展、成熟”的三阶段进化论史官。这种范式在某些学科如思想史的思潮史研究上尚有一定的合法性，若超越特定的条件，扩展为所有年代、所有社会科学的普遍原则，则必然走向主观独断论和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并不是所有的学科年代愈久，成就愈高。有些学科一诞生就达到顶峰甚至成为绝学，有些学科则往往是在一个大师那里就成为千古绝唱。三阶段论的图书馆学分期不仅与历史的真相不符，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在是应该抛弃这种三阶段论进化史观，从20世纪这个历史长时段反思图书馆学的时候了。作者进一步指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在时间序列上并不是一个有进化传承关系的整体，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来看，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是一段段的碎片，这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知识碎片的学术成就并不是愈后愈高，也不是愈前愈高，每一块碎片都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20世纪20 - 30年代是中国图书馆的确立时期，这也是相对少受政治、经济干扰的时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相当高，许多成果今天也难以触及。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10年，图书馆学研究深受政治运动、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分类体系等问题的讨论中，充满了非学术的话语。1979年以后，图书馆学迎来了新时期，但是图书馆又遇到了两大挑战，一是重商主义，二是技术决定一切的技术主义。这两大思想倾向导致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服务意识的淡薄和人文关怀的失落。

与李刚、倪波的《分期的意识形态——兼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观点有相同之处的文章是，2011年袁月发表的《知识考古学时域下的图书馆史观》，这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对过去图书馆史观反思最为深刻、最具颠覆性和创新意义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认为：在传统的思想史中，对于中国图书馆史分期大致存在5种观点。一是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特点划分为：封建社会时期（上古至鸦片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新中国时期（1949至今）。二是根据文化学术发展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三是根据图书馆自身的发展特征分为：图书馆萌芽期、藏书楼时期、公共图书馆时期、现代图书馆时期。四是根据图书馆的特征和其对图书馆的影响分为：简册时期、写本书时期、印本书时期、机械印刷时期。五是根据历史时代的划分方法分为：古代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史、现代图书馆史。在这些普遍接受的图书馆史叙事方法中，所有的方法都是将图书馆的发展按照时间先后的线性顺序安排，并与思想启蒙、时代进步、科技创新等重大事件有着必然的因果性和决定性联系，图书馆按照人类预想的现代性序列丝毫没有偏差的发展至今。这样的历史观人为地同一了差异、隐藏了断裂、简单了因果。即使一些学者发现了这些认识上的不足，但都只是做了简单的修正，又因图书馆史的研究已经显得没有新兴技术和时髦理念那么“重要”了，我们也在追赶时间的同时丢弃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追问与反思。连续性不是自然而就的，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将客观时间做人为的划分，并将一切迂回、曲折和零散的事件隐匿于时间之中，显然带有目的论的思想倾向。将图书馆发展从属于科技、经济等因素的发展也会给自身价值带来围困。传统的图书馆史观强调时间的连续性以及事件的因果性，将图书馆的发展叙述为简单的线性模式，导致图书馆学者及从业人员在传统是我历史观下盲目追赶时间，缺少反思和考证精神，致使在图书馆发展思路上做出不当选择。以知识考古学为视角探讨图书馆史是一种后现代史观。与传统的图书馆史观不同，知识考古学下的图书馆史观并不追求神秘莫测的本源，也不探讨图书馆发展的永恒规律，而是探讨图书馆产生的条件、发生的可能性层面、发挥的功效以及一些差异和悖论，它不是一种思想史的回顾以给今日的成就以依据，更不是位图书馆的发展规划路线以预示，图书馆知识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历程、规律或者萦绕在图书馆周围的或明或暗的东西，而是关注图书馆本身，那些本该是其一部分却被其他描述所替代的事物。总之，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思想，强调历史的断裂性、事物的复杂性，呼吁图书馆人摒弃权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图书馆发展问题，以批判的精神审视图书馆职能、图书馆精神等图书馆基本问题。知识考古学的图书馆史观对于图书馆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都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认识论下合理性已经受到质疑的图书馆史观，并且提供给图书馆史研究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理念；揭示了以往图书馆史观给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误导，并在图书馆工作中提倡一种批判精神；强调了考证历史条件对于图书馆发展选择的重要性，并在断裂、零散的忽视的事件中给图书馆发展以反思。

2　图书馆史观研究中的方法论反思

研究方法是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思维形式和研究手段，从来就是构成一本学科的重要的科学要素。讲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揭示图书馆内在运行机制，乃是完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指导图书馆具体工作展开的先决条件。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研究，都必须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图书馆学研究也不例外，这是揭示图书馆内在规律，建立完善的图书馆学科体系所必需的。信息技术发展及服务环境、服务理念、用户群体变化等因素使得图书馆事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作为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图书馆学及其研究方法也将根据实际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拓宽方法论研究的领域、完善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的一项充满挑战而又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只有建立合理的图书馆学方法体系，图书馆的理论研究才具有实际应用意义，图书馆学才能走向真正的科学境界，推动这图书馆学研究从探索阶段不断走向成熟阶段。具体到图书馆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的是否恰当、成熟、有效和具有创新性，也直接影响着图书馆史研究的成熟与创新程度，只有好的研究方法，才能不断为本学科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2011年，郑玲在《略论中国图书馆馆史研究方法创新》中指出，当前，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十分活跃，各地图书馆通过周年庆典陆续编撰出版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有关图书馆历史的著作，尚有一大批图书馆正在编撰或筹划编撰该馆的史志。然而，目前对于中国图书馆馆史的编撰，无论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远不尽如人意。从已问世的图书馆馆史来看，编撰方法无法与其他学科的历史著作相比。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图书馆馆史学界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图书馆馆史研究者缺乏史学知识，不注重史料发掘；二是图书馆馆史研究者史学功力不够，缺乏应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法首先要转换研究视角，把图书和图书馆不仅当成图书馆馆史研究对象，而且让其成为图书馆馆史的本体和中心，让图书事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其次，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政治紧密结合的方法，更多地从图书和图书馆自身发展规律论述和研究图书馆馆史；再次，借鉴其他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由此，在实现图书馆馆史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2.1对图书馆史研究一般方法的反思

国外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曾组织召开以“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检验与评价”为主体的方法论专题研讨会。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图书馆学界掀起了一股方法论研究热潮，伴随着大量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界也大胆尝试和引进了新的科学方法198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学界受欧美影响，也对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也是在此期，而中国图书馆史学界开始了对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和反思。

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方法，它是在研究图书馆学的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与运用，去揭示图书馆及其思想学说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方法作为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在整个图书馆学研究中都运用广泛，有调查显示，运用历史方法的图书馆学论文约到了14.84%。冯锦生在《历史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运用》一文中，将运用历史法研究的图书馆学归纳为12个方面：中图书馆事业史；中外图书分类法与编目的历史；中外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发展史；中外图书机构、管理的历史；中外图书馆法的历史；中外图书馆网络发展史；中外图书馆建筑史；中外图书馆自动化发展史；中外图书馆学史；中外图书馆学教育史；中外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史；中外图书发展史。显然，这些论文基本上都属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冯锦生在文章中，还主对历史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作用、历史法的主要步骤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同在1987年发表的张懿范的《历史图书馆学新探》文章，对历史图书馆学的反思意味更为突出些，他认为，包括图书馆学史、图书馆史以及图书馆思想史、图书馆事业史等的历史图书馆学，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内容之一，在图书馆学中没有多大地位，尤其是近几年来，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史”的研究的误解：历史研究时间的误解；史料的误解；历史图书馆学深化研究的误解。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上的无用，导致了历史图书馆学研究的萧条，应当引起注意。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盛行的“方法论热”中，被称为“三论”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影响非常大，风靡一时。尹张弛《关于系统论与图书馆史学的几个问题》认为，图书馆史是图书馆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乃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着争议，如图书馆与阶级斗争的问题，等等，而这又涉及方法论问题。关于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没有一个很好的解答。尹张弛在文章中，尝试从图书馆发展动力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系统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反思。然而，作为方法论的“三论”，也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方法，直接将其移植于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史研究，虽可以开拓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但也常常存在无视图书馆学基本特点，削足适履的倾向和弊端，对此，程三国的《对其他学科方法向图书馆学领域移植和渗透现象的思考》、包和平的《应用新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和《应用“三论”研究图书馆学应注意的一个问题》等文章，进行了相关讨论和反思。中国古代图书馆史一般是指19世纪中期西方近代图书馆概念伯来之前我国古代历史上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和使用等实践和综合。傅荣贤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研究的叙述模式》中认为，在展开图书馆史的研究之前，首先应该对自己是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知识进入图书馆历史的前提和理论预设进行反思。文章指出，迄今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的叙述框架是以历史性模式和北背景化模式为主线的，这固然充分顾及到了图书馆法杖的社会意义和历史真实，但也导致图书馆史研究的“他律化”，整个图书馆史也因而被叙述为已不只有意识形态观念变迁的思想史。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对已有研究模式（历史性的叙述模式、背景化的叙述模式、图书馆本体叙述模式）的剖析，提出：图书馆史研究应该回归图书馆本体，研究的焦点应该定位在历史上各个不同类型图书馆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和使用上。文章在检讨前人图书馆史研究成败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以图书馆本体为框架的可行性模式，从而为图书馆史的写作实践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思路，因此也属于对图书馆史一般研究方法的反思性研究。

袁月的《知识考古学时域下的图书馆史观》中，虽主要将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图书馆史观进行了论述，但历史观本身也包含着方法论的意义，文章在具体论述图书馆史观中的知识考古旨趣时体系提出，知识考古学史观要求：对差异性与复杂性的重视；对断裂性与偶然性的陈述；对习惯性与权威性的质疑，也可以视为对图书馆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对新的研究方法的阐述。

2.2对图书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反思

图书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对某些具体图书馆史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反思中。在1980年，虽然理论界有方法论探讨的热潮，但当时的方法论探讨都着眼于较为宏大的对象和根本性方法论的反思，对于实证性的具体方法的讨论并不多，加之国内图书馆史的编篡在2000前后才渐渐多了起来，因此，2000年前，探讨和反思图书馆视具体研究方法的文章不多。1985年靳密森的《浅谈县图书馆志的编写》、1986年李东来的《浅谈图书馆编年史》等文章，虽对图书馆编年史研究方法有所论述，但还主要是工作经验的总结，并且还非常简略，算不上是对图书馆史研究方法的成熟反思。

2000年以后，国内图书馆史的研究与修撰渐渐多了起来，对图书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讨论和反思的文章相应增多了，并且分析的也较为深入。由于国内所编撰的图书馆史多为高校图书馆史，因此这些反思性文章也主要以高校图书馆史的研究和编撰方法为论题而展开的。

我国大学图书馆史研究开始于民国时期，建国后大学图书馆史的研究，则集中在20世纪末前后，有关论著相继出版，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推进，但是在成绩的背后还应看到不足。然而从目前的已经性的高校图书馆馆史编撰情况来看，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远不尽如人意，已问世的高校图书馆馆史不仅数量仍就偏少，而且从编撰方法上看也无法与其他学科的历史著作相比。许淳熙的《高校图书馆馆史编撰浅谈》在综述当前高校图书馆馆史编撰的一般方式的基础上，认为这些编撰方式有两方面面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内容方面的不足。目前，多数高校的图书馆馆史从内容上组要由“三史”组成，即图书馆机构部门的演变史、图书馆馆藏的建设史和图书馆自动化网络技术的发展史。而上述内容如果没有经过理论和思想层面的提升，很容易写成事实的单纯记录，甚至成为流水账式的“账本”，难以发挥记史的作用。其次，编撰体例上的局限。目前，高校图书馆馆史编撰所采用的比例，无论是年休、志体、还是年志结合体，多数属于按时间顺序记述事件的发生过程，这种体例，不便于从事件演化的记述中提取出更高层次的思想概念，并阐述思想观念的变化发展。文章最后提出了在撰写馆史中如何创新的方法：一方面，通过设立如图书馆建设理念的演变发展等论题，在内容上加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运用不同的视角来阐述图书馆发展史的方法，在编撰体例或框架方面进行创新。郝庆和的《试论高校图书馆的馆史研究》，则在分析了学校图书馆馆史研究在人与物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开展学校图书馆馆史研究的作用与意义之后，提出了在馆史研究中应与遵循的9个基本原则：客观性原则；长期性原则；阶段性原则；联动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专业性原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以物为载体的原则；以事为主线的原则。侯娴的《关于高校图书馆馆史编写工作的思考》，结合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的编写，阐述了高校图书馆馆史编写工作开展的方式，并探讨了如何拓展高校图书馆馆史的外延。认为馆史编撰：掌握大量史料是史实研究的起点和基础；馆史编写工作的核心是尊重历史并以史为鉴；发掘图书馆的人文传统以及发展的本质规律；根据图书馆的特点确定馆史体例；开展多种形式的馆史编研工作；加强馆史档案的网络化建设。欧阳宁的《略论高校图书馆馆史研究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以中国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分析目前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者史学功力不够，缺乏应有的史学理论；搜集史料的艰难；编撰方式的单一；研究的深度和高度有待提高。文章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潜心挖掘史料，充分运用史料，在进行缜密的思考和整理；加强图书馆资料的收集、保存、整理和研究工作；体例创新；努力探求图书馆发展历史中的规律性。

图书馆史研究的过程伴随着史料搜集、考辨和取舍的过程。王杏利、张歆杰的《高校图书馆馆史资料搜集与辨考》——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史史料搜集为例》，论述了高校图书馆馆史编纂前，馆史资料收集人员如何收集、整理史料，怎样扩大搜集史料的途径，及对不确切档案信息注重考辨的方法，突出强调口述历史在馆史资料收集中的重要作用。易向军、张秀玉的《论图书馆史志编篡的材料取舍》指出，近20年来图书馆史志编篡形成热潮，在史料的取舍上存在一些问题。认为图书馆史志编篡在材料取舍时：应“详近”，而不刻意“略古”；口述材料是你弥补史料不足的较好方式，当前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但选用时应慎加验证；要注意取材对图书馆专业特色的反映，并着重于本馆的历史特色；选取材料要全面客观，不认为地“选美弃丑”。王仁磊的《浅谈以档案史料为中心的高校图书馆史编篡》认为，编篡高校图书馆史的史料来源，应当以档案史料为中心，建构起馆史的框架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口述史料的积极作用，使得馆史的可读性更强；利用现代信息检索技术，搜集相关信息，史馆史的编篡建立在翔实可靠地史料基础上。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其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趋势。高校图书馆史的编撰和研究中，引入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无疑是馆史研究的一种新尝试，不但可以开拓出新的研究途径，还能推进高校图书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在高校图书馆史的口述事件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少问题，就需要研究人员在不断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摸索前行，以期真正发挥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独特魅力。胡筱华的《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高校图书馆史研究刍议》，阐述了应用口述历史进行高校图书馆史研究的方法：探求真相，忠于口述；环节无小事，效果蕴其中；访谈结束，“工作”未结束。白君礼的《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的几个问题》也认为，口述历史为图书馆馆史的撰写和研究工作提供了素材，具有丰富重要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细节、提出新的理念和方法、弥补文本文献的不足、反映口述者的认知价值等作用。然而，口述历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与其他史料相互对比考证后才能加以利用。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包括3个层次：展现时间或人物的“实况”；恢复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理念和价值取向；将其理念和价值取向置于今天的价值取向下审视。因此，馆史口述历史采集过程中应要求口述这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具有较好的记忆力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

另外，苏全友、马君朋的《对晚清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在回顾国内对晚清图书馆史的研究时，对其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也做了反思，认为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多是对史实的直接陈述。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助于读者很快了解晚清图书馆史，但是单一的研究方法非但不能满足人们的求知需求，更不能达到史学研究的目的。因此，对晚清图书馆史的研究应做到叙评结合，不但要提出问题，还要分析探讨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另外，还需运用如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心态史学等史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研究成果的丰富。

10.3969/j.issn.1673-0194.2015.02.137

G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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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