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研究述评与展望

● 赵婧 李朋波

由于创业活动所受到的资源局限性，创业者需要通过构建团队以开发机会。近年来，有关创业团队研究的关注点正逐渐从静态描述转向于动态过程分析，团队治理作为重要的过程变量逐渐得到重视。

创业活动作为企业形成的基础，参与该活动的团队成员在开发机会的同时追求合作收益，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缔结的契约实际上是未来新企业的治理雏形，因此对创业团队治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企业不同，创业企业的治理面临的情境是尚未形成成熟的组织结构的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其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难以通过正式的契约治理有效配置，因此创业者通常通过关系治理方式建立与组织一个新企业。由于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讨阶段，本研究结合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特点，通过对国内外关系治理研究，尤其个体间关系治理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提炼，对什么是创业团队关系治理、该如何进行创业团队关系治理以及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前因后效进行分析，以期解答创业团队治理问题，为推进创业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关系治理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关系治理的内涵与层次划分

关系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又称非正式治理（informal governance），其逻辑在于通过一些非正式层面的惩罚，变通地促使个人或组织完成承诺，以应对契约的不完备性。

关系治理的概念来自于关系契约理论。关系契约理论由Macneil（1977）首次提出，其基于契约法将契约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认为任何类型的契约都嵌入了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Williamson（1979，1991）把关系契约概念引入交易成本理论，结合资产专用性等概念对关系契约理论进行了发展。其认为，对无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古典契约的治理为市场治理；对存在一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依靠第三方实施的新古典契约的治理为第三方治理；而对于高资产专用性的关系型契约，可进行双方治理或一体化治理。其中双方治理作为科层和市场的中间机制，发展成为后来学者们所讨论的“关系治理”。由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没有充分考虑交易的社会属性，Granovetter（1985）从关系资本的角度，进一步补充强调了个体层面交易的关系嵌入性，认为社会关系的嵌入作为一种防范措施，通过创造关系价值有效防范交换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关系治理的认识，并对关系治理的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涉及社会学、管理学、营销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由于关系契约允许在契约中存在无法由法律弥补的漏洞，因此，关系契约的执行依赖于法律之外的作用机制。由于关系治理概念的跨学科性，学者们对其的界定方式各有侧重（见表1）。经济学者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一种依靠对未来关系价值的期望而维持的合作机制，用博弈论的方法来讨论如何缔结最优关系契约；社会学、社会经济学等学者则更为强调其作为一种与关系相关的综合行为或规范，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关系治理行为；管理学学者们针对不同关系交换的各自特点研究关系治理，并在供应链关系、关系营销等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对关系治理要素内涵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Uzzi（1997）认为企业间关系治理的内涵是信任、信息沟通和联合解决问题；Yu 等（2006）认为供应链关系治理的内容应为计算信任和仁慈信任； Goles 和Chin（2005）以及Rai（2012）认为IT外包等项目合作关系治理的内涵是信任、沟通交流和灵活性；同样研究IT 外包，Poppo 等（2008）则认为关系治理主要包含信任、合作和共享目标与计划；Fink 等（2009）将供应链关系治理的维度总结为七种——冲突解决、关系聚焦、权力限制、团结、角色完整、依赖性和灵活性。

总体说来，关系治理的内涵大体上包含：关系规范机 制（Dyer & Chu，2003；Zaheer & Venkatraman，1995；Goles & Chin，2005）、未来关系价值机制（孙元 欣、 于 茂 荐，2010；Gulati，1995；Baker et al.，2002；Carson et al.，2006）和声誉机制（杨瑞龙、聂辉华，2009；Johnson et al.，2002）等等。并且，信任在关系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研究将信任作为关系治理最重要的机制（Schoorman et al.，2007；Oechslein & Tumasjan，2012；Griessmair et al.，2014），也有少数研究认为信任是影响关系治理的前因或后效（Guo et al.，2013）。除了信任机制，在各种不同的分析中重要的关系规范还包含信息交换、共同行动、承诺履行、灵活性、共识等。

表1 关系治理几种有代表性的界定

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者们对关系治理内涵的界定上尚未达成共识（陈灿，2012），这是由于对关系治理层次缺乏界定而导致的。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关系治理要素混淆在一起，并使用不同的测量方式进行测量，导致了关系治理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

为使关系治理的研究更加清晰化，根据交易双方主体层次的不同，将关系治理分成三种类型：1）企业间关系治理，如供应链治理（Zaheer & Venkatraman，1995）；2）企业与客户个体间关系治理，如农户-企业合作关系治理（万俊毅，2008）、群体营销治理等；3）企业内个体间关系治理，通常涉及代表企业核心责权利主体的个体，如创业团队、研发团队和家族企业的治理（朱仁宏等，2013；Cao et al.，2014）。此外，陈灿（2012）把关系治理分成内在规则和外在行为两个维度，董维维和庄贵军（2012）把关系治理分成状态、行为和规范三个维度，对企业间关系治理的要素进行了维度划分，这种分类方式同样有助于进一步提炼关系治理的概念。

个体间关系治理与组织间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人际之间除了追求经济利益，还涉及情感因素。因此，个体间关系治理相较于企业间关系治理更为复杂。而现有文献中对创业团队关系治理进行探讨有时直接沿用了企业间关系治理的相关理论，将创业合作简化为一般经济交易合作，从而大大降低了对于创业团队合作现象的解释力度。为此需要分析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内涵特点。

二、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特点

（一）创业团队

对创业团队关系治理进行研究需要首先需要界定创业团队的概念。相较于个体创业，团队创业有更多的优势，因此绝大多数创业是通过团队来完成的。创业研究中对创业团队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分歧（朱仁宏等，2012）。早期研究认为创业团队是两个以上的人为创立企业投入一定资本并持有相应财务权益所形成的群体（Kamm，1990）。由于只强调物质资本的投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后来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又加入了“参与高层管理与战略决策”（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6）、“相互认同和不确定性共担”（Cohen & Bailey，1997）、重大财务收益（Cooney，2005）以及“组建于新企业成立时或成立之前”（Chandler & Hanks，1998）等条件描述。制度经济学视角强调创业团队的制度逻辑，认为创业团队由以创业活动而实现共同目标的个体组成（Harper，2008），社会学强调创业团队的关系逻辑，认为创业团队由直接或间接参与创业活动的个体共同组成。综合以往研究，把创业团队可以界定为：在新企业达到成熟期前，参与并投入物质或人力资本，以获取创业的重大不确定性收益为目标而协作的群体。因此，创业团队也是创业企业及创业企业治理的核心。

（二）创业企业的治理

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契约的不完全性可能导致事前的投入激励不足和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正式治理方式通过安排事前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激励或者事后对专用性物质资产的保护来保证合作的顺利达成，并且得出非人力资产的所有者应该拥有对资产的剩余控制权的结论（Williamson，1979； Hart & Moore，1990）。在此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强调委托代理关系中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围绕保护股东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展开。这种主张在创业情境下受到了挑战。

Williamson（1991）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主张高不确定性的交易需要通过一体化（交易的收益足以支撑一种专门的治理结构）或者双边治理（交易的收益不足以支撑一种专门的治理结构）来实现。一体化的基本假设在于资产的价值可以衡量和让渡，而创业的高不确定性以及创业企业的重要资产是难以让渡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朱仁宏等，2013），导致一方面难以判断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难以预测和规范人力资本的付出程度。此外，对高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家资本，首先，很难事前制定一个完备的激励政策，股权等激励机制的安排要为机会开发带来的资源重要性变动留下空间，从而需要保持灵活；其次，事后安排则由于人力资本的先天性属于个人也无法实现。因此，由双边治理演化而来的关系治理成为创业团队治理的重要机制。

可能的解释为，创业企业的目标与一般企业不同，其目的在于机会的开发，因此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应围绕如何更好地开发机会这一目标而展开。创业企业的难点在于如何在较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合理有效地开发商业机会，为此需要安排相应的治理机制。创业合作具有以下突出特点：1）高不确定性；2）以创业机会开发为目的；3）创业团队成员所投入重要的专用性资产是企业家人力资本（杨其静，2005；朱仁宏等，2013）。

创业团队通过整合资源进行机会的开发，然而在此过程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创业过程中很难预测开发哪些创业机会，导致每个团队成员所投入的资源的重要性不确定；另一方面，创业机会的价值和成功概率无法得知，导致机会开发的剩余价值回报也不确定。所以很难在创业初期通过建立契约而决定应该由谁做决策，以及企业的所有权应该由谁掌握，从而凸显出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地，Carson 等（2006）通过把不确定性分为模糊性和易变性两种，提出正式治理有助于应对环境模糊性，而关系治理更有助于应对环境易变性，从不确定性的应对角度给出可能的治理建议。

作为机会开发活动的创业行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一般交易治理问题的不确定性。Alvarez 和 Barney（2005）指出，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应用于创业企业治理的问题在于，其假设交易合作会所产生收益，并且其结果是确定的或风险性的，而非不确定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不确定性的概念指的是交易方合作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非开发机会以获得经济价值中的不确定性，合作行为不确定性在于无法预测是否交易主体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交易主体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所有不同方式。因此，尽管交易成本理论将行为不确定性整合到了治理理论框架中，但并没有整合由开发市场机会带来的价值回报的不确定性，因此与关注与机会开发的创业行为不确定性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实际上，即便是由两个彼此几乎完全信任的经济主体，如夫妻所组成的创业团队，也会面临开发新市场机会中的很高的价值回报不确定性。

因此，现有治理理论难以解释创业治理的问题，在实践中创业团队治理机制的建立仍缺乏足够的理论可依，创业活动的特性决定了关系治理在创业团队治理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三）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特点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是创业团队治理中的非正式机制安排，是创业团队成员之间为了更好地开发创业机会，所建立的一种创业合作相关权、责、利的非正式协调机制。在关系治理研究中属于个体间关系治理的层面。朱仁宏等（2013）强调创业团队治理中的人力资本特殊性，认为创业团队治理是团队成员间的一种激励与控制机制，通过采用一整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来合理地界定和配置创业团队成员间的权利与责任，使得团队成员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能有效地平衡好个人人力资本优势和团队效应，以保证创业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从而实现成功创业。

在现有的关系治理研究的内涵要素当中，相较于企业间关系治理，作为个体间关系治理的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则更倾向于通过未来关系的社会价值机制以及关系规范机制等心理及行为机制发挥作用。信任、交流和柔性是得到最广泛运用的三个维度（Goles & Chin，2005），信任作为价值的增强机制，在关系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研发团队和探索性项目合作团队等多方面情境下得到证实（Arranz & Arroyabe，2012）。同时，创业团队治理的目标是在高不确定性情况下更好地进行机会开发，这使得创业团队在进行关系治理时较少去考虑道德风险的防范，而更关注于如何鼓励成员的资源投入，以便能可持续地开发创业机会。

三、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前因与后效

（一）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效果

对关系治理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做了解释。关系机制使得亚洲经济在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方面呈现出明显较大的区别。Schjoedt 等（2013）通过对创业研究的总结，认为不论是家族创业还是一般创业的团队，团队成员间关系比团队成员技能多样性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更重要。关系治理对创业结果的积极影响可能有以下几种解释角度：

基于资源基础视角的分析认为，关系治理有助于提高创业企业的资源能力。Frances 和Sandberg（2000）发现团队成员间的友情关系使团队成员间形成一种非正式的隐形契约以开展创业投资，并有助于减少创业过程中的情感冲突，从而提高创业绩效，并认为如果创业团队在进行创业投资前是基于友谊而组建的团队，创业团队会迅速的达到职能的齐备。类似地，对于能力和品格的信任、血缘关系、感知的价值观相容性都对于吸引成员加入创业团队有积极影响（Forbes et al.，2006；Schjoedt et al.，2013），而这些因素都是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内涵要素。

基于知识创新视角的分析认为，关系治理对于创业学习和知识管理有重要的意义。Rampersad 等（2010）认为，关系治理通过提高合伙人之间的亲密性、行为可预测性和相互依赖性，进一步促进高质量信息和隐性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He 等（2014）认为，团队关系中的集体主义，通过内部竞争机制，提高团队中的知识分享、授权和灵活性，从而有助于提高团队的有效性。Clercq 等（2010）认为创业企业管理者相互之间的信任，通过促进信息交换，有助于创业企业的机会识别。

基于组织演化视角的分析认为，关系治理有助于保持企业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作为正式治理的替代，创业团队关系治理有助于将企业从严格控制系统中解脱出来，使企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Gulanti，1995；He et al. ，2014）。Gedajlovic 等（2004）从组织和生态演化的角度，认为创业企业发展的临界阶段面临现有资源和成长机会的不匹配，而创业企业中的关系契约有助于帮助提高其间隙能力，使其在零碎的市场和制度约束中保持灵活，并主张由创始人管理创业团队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权力关系和内部合法性规范。

基于团队合作视角的分析认为，关系治理从减少冲突、提高决策效率等方面提高团队的有效性。Mayer 等（1995）的研究表明，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够增加工作团队中的合作、信息共享等行为，从而提高团队的有效性。其成员互相信任程度高，团队的沟通就会比较顺畅，对于出现的意见分歧也能够冷静客观地讨论，较少产生错误的归因，团队成员更加容易达成一致。由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所导致的创业团队成员的权利结构作为团队结构因素，对创业绩效产生一定影响（杨俊辉等，2009）。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也并非总是带来积极影响。Cao 等（2014）通过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于新上市的创业企业，其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团队内部的交易关联会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其解释在于，社会资本尽管能有效地替代新兴市场中的正式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但存在寻租和裙带主义的风险。陈刚等（2010）把创业团队的权力结构作为团队结构的一个维度，对创业团队决策质量进行了分析，认为应以“权力与角色匹配”“权力与能力适应”“权责对等”为权力目标，才能有效提高创业团队决策质量。

（二）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影响因素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尚处在理论探讨阶段，相应的实证分析比较缺乏。对于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信任要素，李鹏飞和鲁虹（2011）基于个体要素和团队内部环境要素的分类提出了影响的综合模型。创业团队关系治理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团队构成、机会潜力、社会网络关系以及成员特点以及关系行为等等。

表2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效果的相关研究

1.创业团队因素

创业团队的组成类型是分析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基础。Alvarez 和Barney（2005）建议通过把创业组织分成家族型、专家型和魅力型三种类型，而针对不同类型团队的核心能力不同，对创业企业进行治理。

创业企业尤其创业机会的特征对于创业团队中的关系治理也有一定影响。Oechslein 和Tumasjan（2012）对中国IT 创业企业中关系治理的信任维度进行了检验，发现商业创意的新颖性和企业的成长潜力对于创业团队中的信任有正向影响。

2.创业团队成员个体因素

创业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关系从两方面对关系治理产生影响：一方面，在团队组成时期，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创业者组织团队成员进行资源投入，使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内化到创业团队当中；另一方面，外部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强化核心创业者在团队中的权力地位，并影响团队成员信任关系以及成员的选择。Vissa 和Bhagavatula（2012）关注了创业决策者的社会网络形式对其组织合伙人选择的作用机制，认为由于信任程度的不同，创业者开展纵向的网络活动时较少进行经济交换而更偏重社会交换，而动用横向的网络关系时则多通过经济交换来达成。Kotha 和George（2012）基于资源的角度研究了创业者初始资源的来源和所有权回报的问题，发现创业企业的所有权配置和资源特点受到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影响，此外行业经验和创业经验也正向影响权力配置以及资源获取。

创业团队成员的个人特质也对创业团队中的关系治理造成影响。能力、仁慈、正直等创业团队成员的特质因素对关系治理中信任的产生有直接影响，此外，情感和认知也是影响信任和建立关系的重要因素（Mayer et al.，1995，Schoorman et al.，2007）。创业团队人力资本的特点对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Rajan 等（2000）强调企业中人力资本的谈判力是决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配置权的主要因素。朱仁宏等（2013）通过对创业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进行了探讨，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可证实程度决定了创业企业更倚重关系治理还是契约治理。

3.关系行为

关系行为可能构成创业过程中影响关系治理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关系行为 Morgan 和Hunt（1994）构建了信任承诺理论，认为关系承诺受到共同价值观、关系收益和关系终止成本的影响，而信任受到沟通和共同价值观的正向影响，受到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影响。石书德等（2011）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发现，现有国内外有关创业团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团队结构和团队过程方面，忽略了创业团队治理这一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作为过程要素，创业团队治理受到团队构成、团队合作过程的综合影响，并进一步影响新创企业的绩效。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以往研究，区分了关系治理的不同层次，结合创业活动的特点以及个体间关系治理的特点，对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内涵和前因后效等进行了分析。总体来说，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已有文章的积累不多，但可以从关系治理、创业企业治理方面的研究得到相应的启示。

表3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前因的相关研究

现有对于关系治理内涵的研究较为复杂，缺乏明确的层次和维度，为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带来难题。因此，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把关系治理分成企业间关系治理、企业与个体间的关系治理和个体间关系治理三种层次，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属于个体间的关系治理，从而与企业间关系治理存在较大的不同，对现有的关系治理文献进行了梳理。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兼具个体间关系治理以及创业活动的特点。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方面特点：1）作为创业活动的治理，需要达到激励成员投入资源以开发机会的特殊目的；2）创业活动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对其进行治理，需要应对创业机会开发的回报价值不确定性，并且建立动态机制为未来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机会主义风险应对留下治理空间；3）作为一种个体间关系治理，考虑由于在经济因素的同时也考虑到情感因素，作为个体间关系治理的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在内涵要素上更为复杂，亟需更进一步的探讨。

由于鲜有研究对于影响关系治理的因素做出系统性阐述，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内涵尚缺乏明晰，关于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前因和后效的理论和实证讨论多从某个角度、一个或几个代表性内涵要素作为代理，因此得出的结果尚未趋于一致。大体上来讲，创业团队关系治理从获取资源、知识创新、提高团队效能等角度发挥作用，并主要受到创业团队合作因素（商业创业特点、团队类型）、创业团队成员因素（社会网络关系、情感、能力、品质、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及一系列关系行为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现有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内涵要素及前因后效的梳理，我们希望能够推进创业团队关系治理概念的进一步深化，为创业团队关系治理进行实证分析做出相应的铺垫。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可以说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许多要素和关系来自于其他相关概念的理论，有较大的理论发展空间。此外，理论和实践方面均证实了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对于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说明了对于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在指导创业实践方面的重要价值。

未来有关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理论的再探讨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相关研究较多地沿用了关系治理理论的现有成果，有的研究甚至直接使用了通过组织间关系治理研究而得到的结论。组织间的关系治理是经济体之间的交易合作，可以基于经济行为假设进行分析，但作为个体间关系治理的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必须同时考虑交易方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为此需要对组织内个体间关系治理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界定和描述，在此基础上，方能够区分个体间关系治理和组织关系治理，以免过度关注在创业团队关系中的经济属性，才能更好地解释创业行为。

另外，创业团队治理初期主要面临的是机会开发结果的不确定性，而非团队成员机会主义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为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区别于其他治理理论提供了突破口。如何针对机会开发的不确定性进行治理研究，分析创业团队决策权配置问题时，创业理论中的效果逻辑的决策机制可能为分析针对机会开发不确定性的治理问题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2.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内涵要素的界定

由于涉及多个学科及不同理论，目前有关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内涵要素的研究过于分散，作为一个概念缺少清晰的边界，关系治理状态、行为和规范等维度的界定也众说纷纭。这种内涵界定的不清晰直接导致关于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研究，尤其其前因及后效研究，其结论不一，缺少一个核心的理论视角。虽然本研究从关系治理主体的层次上将其进行了初步界定，但本研究的建议是需要以创业理论为基点，针对创业活动的特点，关注机会开发所需要的关系治理，作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吸引资源以开发机会所需要解决的治理问题与传统公司治理有很大不同，在委托-代理关系尚未建立前，创业团队是依靠感情、能力和愿景聚集到一起的，创业团队的决策也是一种高度不确定情境下所进行的，此类特点皆为创业企业所独有，非常值得关注。关注机会开发面临的治理问题，以此方式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创业团队关系治理概念逐渐清晰化。在内涵界定清楚的基础上，进一步可以开发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相关量表，以进行实证分析，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3. 信任与关系治理的关系

现有的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研究中，信任与其他关系治理规范相比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一些学者直接使用信任作为关系治理的代理变量。但由于信任概念的复杂性，对于信任到底是关系性规则的组成部分，还是和关系性规则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理论界尚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直接把信任作为了关系治理的一部分，另一些学者试图探讨关系治理与信任的因果关系。

关系治理的维度与信任的维度有很高的重叠度，若将信任按产生来源分为三种：基于情感的信任、基于认知的信任和基于计算的信任（秦志华等，2012），大部分现有研究中提到的关系治理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信任对应起来：人与人的情感信任可能基于情感基础和一致性等行为，表现为已投入的关系中的情感关系规范；认知信任则对应于治理方的声誉、社会资本、沟通、正直等信号；计算信任则对应于对于未来关系价值。加之经验主义的分析，可以发现信任与关系治理有一定的互为因果关系，在信任的基础上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关系规范，关系规范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这种关系有待遇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与确认。

4.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研究

对于关系的内涵现有研究仍集中在关系（relationship）的层面，使用的是关系治理的相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关系”（guanxi）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并包含了关系内容及质量的含义在内，用于解释我国创业团队合作现象有其特有的优势。

本研究认为本土化的关系治理研究，即对于关系治理（guanxi governance）的研究有较大的未发展空间。现有关系的分析通常假设关系有同质性，而没有重视在企业中起到更重要作用的、包含了不同要素而更为复杂的“关系”（刘军等，2011），把关系假定为一种社会结构，观察其连通性，并没有重视关系作为一种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容及价值。这种假设在探讨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并无明显问题，然而却成为关系治理概念用作人际关系的研究缺乏一定的解释力的主要原因。“关系”是一种社会网络，使得网络中的人们彼此形成的一种排外性的互惠或便利的机制。这种更强调关系内容的概念，有望成为未来进行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

除此之外，在清楚界定创业团队关系治理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创业团队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在创业企业生命周期内的动态关系研究和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对于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等研究方向，同样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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