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郭秀平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文明观

[中图分类号]G63[真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5－0023－04

黄牧航老师在《历史教学》连发三篇文章：《正确看待历史传承——二听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摆脱历史的宿命论——三听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和《历史教学有别于政治教学》，否定了希腊民主政治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源头的说法，认为将雅典的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民主政治相比较，是荒谬的；将雅典民主制度与同时代的中国专制制度相比较，就会形成历史宿命论的认识。对此，我不敢苟同，提出来与黄老师和各位同仁共商。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提出的要求是“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要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必须从理论角度和历史角度对民主政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民主”是一个颇多歧义的概念，至今也没有一个令大多数人接受的权威定义。追根溯源，民主一词是由希腊语的“人民”和“统治或权威”等词演变而来的，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的统治”。所以，尽管千百年来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主有过很多的定义，但万变不离其宗，民主最基本意义始终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赞美的词汇，人们认识民主制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古希腊最伟大的三位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一例外地明确表示了对雅典民主制的厌恶。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的抽签选举简直视政治为儿戏。他的学生柏拉图则认为，“平民政体”将导致社会的分裂和混乱、统治者的无知无能和人的品性堕落，在他设计的“理想国”中，最好的政体乃是由哲学家主宰的“贤人政治”。政治学的开创者、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把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民主视为一种不符合“中道”原则的“极端”形式，在他的学说中，法治才是真正优越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民主制归人“反常的”政治制度，因为“多数的统治”也就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民主制度有可能导致多数穷人侵犯富人的财产权或发动骚乱等。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这种恐惧传给了后世。从托马斯，阿奎那一直到近代的洛克、康德和基佐，主流思想界一直把民主视为财产侵夺和暴民统治的同义词。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平等派”虽然高举民主的大旗，但“光荣革命”后，英国人没有将自己的制度下的国家称为“民主制度”。美国建国时，宪法的奠基者们一开始对民主制度也不看好，他们把自己代议制的国家称为“共和国”，以示与民主制度的区别。《联邦党人文集》中写得很清楚：“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最高权威。”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许多人也没有把民主看作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一词甚至被视为“街头流血事件”或“暴民统治”的同义语。

“民主”作为一种正面的政治价值被普遍接受，大约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欧洲各国普遍爆发了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极大地震动了思想界，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835年，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出版，在书中他论述了民主制度优于专制制度，并宣告“民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的普遍到来”。但民主意味着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权和最后决定权，从而也就含有多数人的绝对统治。对民主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改造，也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更容易成为穷人剥夺富人财产的方式。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民主政治设置了一条底线，即：民主政治必须以不侵犯私有财产权为基本前提。后来又增加了违宪审查制度、人权保障制度、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各种非政府组织对少数群体的保护机制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防止多数人暴政的机制，从而大大完善了民主制度。因此，从19世纪开始，民主在西方一些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到20世纪，民主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人类从厌恶到认可民主制度，并不惜为民主流血牺牲，决不是受到什么人的鼓惑，而是对人类曾经实行过的政治制度的深刻总结所致。迄今为止，在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政治制度、经过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后，人类终于认识到，尽管民主制度有着种种弊端，但它被证明是最好的一种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政的最适用的工具。民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价值、国家原则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追求。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政权宣称自己是专制政权，即使是那些公认的专制暴政也常常自我标榜为民主政治。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属于全人类所有的，其反映的规律不只适用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是具有普适性。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创造的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进步价值观。实现民主也是中国人民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历史，民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成为中国人民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实现民主已经庄严地写入了我国宪法：“中国各族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主总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这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个根本观点。正如恩格斯在1891年所指出的：“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黄老师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雅典民主的本质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奴隶享受不到民主，对奴隶来说雅典的民主制和中国的君主专制是没有区别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民主还具有一般社会性。即作为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共同形式的民主。对于这个问题，请大家参考俞可平教授的文章《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民主的一般社会性即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它并不完全由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恩格斯在评价雅典民主制时说：“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如前所述，它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就是说，具有民主性质的雅典国家机器对全体统治阶级同样有约束力，即使是最高行政长官将军也可以被判死刑，所以民主制能够抑制独裁和暴政，的出现，能够协调社会关系。君主制国家的君主显然是不受国家机器约束的，如果出现独裁和暴政，除了武力推翻外没有任何办法。在君主制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因此，

马克思不但称赞奴隶社会的希腊民主制，而且称赞扫除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说：“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君主制)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资产阶级理论家以民主的普遍性抹杀民主的阶级性，宣扬其民主是全民的、超阶级的，这是欲盖弥彰，但是，以民主的阶级陸抹杀民主的普遍性和一般社会性，也是不正确的。黄老师在这里显然只看到了民主阶级性的一面，忽视了民主的一般社会性。

因为民主按其本意主张人民主权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所以，民主与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本质的内在联系。由于民主的另一本意是对私有产权的挑战，因此，真正实现民主就必须实行公有制，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特征。据此可以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同一个斗争：如果民主真正得以实现，其后果必然是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民主当作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一个本质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在1845年指出：“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原则，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把民主革命作为党的最低纲领，提出工人、农民有选举权，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罢工等项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以争取自由、民主为旗帜，吸引了许多先进分子加入了革命的行列。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高扬民族、民主的旗帜，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回答黄炎培担心的“周期率”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失误，都是与民主、法制不健全有关。“文革”肇始，中央对此不赞成和不理解的占绝对多数，如果有民主机制，便可避免国家和民族遭受这场大灾难，但是，当时不具备发扬民主的条件，“文革”灾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黄老师却说“文革”是追求民主，“文革”的灾难是实行民主造成的，这一结论的得出有待商榷。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江泽民同志也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一崭新的命题，2007年10月21日通过中国共产党新党章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总之，实现民主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但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能仅从理论出发，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制度。

在教学中，将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同时期的中国专制制度相比较，其意并不在于苛求我们的祖先，目的是进行国情教育。应使学生明白：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同时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是在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意识的条件下起步的，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只能是渐进式民主，“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扩大。民主意识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制度的完善，都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黄老师不但没有纠正比较雅典民主政治与古代中国专制制度的意义，反而认为这样的比较在史观上犯了历史宿命论的错误。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文明观的问题。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对历史宿命论的定义是“历史宿命论：(historical fa-talism)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是由一种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神秘力量(天意或命运)所决定的历史学说。它完全否认人在历史上的自觉能动性。如中国儒家关于“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古希腊罗马斯多亚派‘服从天命的主张。”历史宿命论是一种唯心史观，唯心史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历史宿命论，一种是唯意志论。历史宿命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宿命论。历史宿命论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将雅典的民主制度与中国同时代的专制制度比较，无论得出哪种结论都不是一个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谁决定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认识问题，即政治文明观的问题。

黄老师赞赏中国古代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反对“把中国的古代政治描绘的一片漆黑，对外国政治制度顶礼膜拜”，“诚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民族到底是昌还是亡，道理其实很简单，就看这个民族有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已。”黄老师的观点是错误的，违背了人类社会共同的进步价值观。中华民族要想昌盛只能选择民主，绝对不能选择专制，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真理。黄老师可能忽视了，孙中山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世界潮流，是民主共和而不是专制独裁。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尽管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民主的阐释和理解有所区别，但民主的核心内容是保证人民的权利如何实现、国家的权力如何健康运行。民主的形式，则是为贯彻民主而采用的制度、体制、措施与做法。民主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有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有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有总统制和内阁制，包括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等，都是民主的实现形式。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把民主的内容与民主的形式混为一谈，甚至将二者割裂开来是当前人们认识民主问题时常见的一个误区。黄老师认为西方民主不是起源于希腊，指的是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实现形式不是对雅典直接民主制的直接继承。这一点学术界是普遍认可的。黄老师认为雅典民主制对西方民主制只是观念上的影响，既然承认了这一点，那就是承认了现代西方民主在内容上与雅典民主的渊源关系，那么，西方民主起源于雅典这个命题就是正确的。黄老师只看到了民主的形式，没有看到民主的内容，犯了将民主的内容与形式割裂的错误。

雅典的民主制是一种古典的公民政治，这种公民政治被后来的西方政治学家发展概括为“人民同意”的观念，公民与公民权等概念一直是西方民主政体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所以雅典民主制首创的主权在民原则成为西方民主实践遵循的政治学的基本原理。雅典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它只有在人口和地域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这是它的局限性。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因为在大国条件下，多数人亲自参加政府管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代议民主制取代直接民主制，是民主发展的必然，从理论上来看，则是对雅典民主经验分析总结的结果。所以，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的，雅典民主制无疑包含了公民政治参与最早的经验和启示。雅典法制与后来成为西方民主制普遍理念和制度特征的“法制主义”宪法原则存在着渊源关系。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法制原则大部分都可以在雅典民主制的司法政治中找到古老的原型。所以，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是对希腊民主内容继承与发展，希腊民主政治就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

总之，历史教师在讲政治文明历程时，对政治知识应有基本的了解，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文明观。历史教学不但要坚持求真、求实的底线，教给学生真实的“史”，而且要教给学生正确的“论”，一一不正确的“论”对学生的危害更大。这是新课程对我们历史教师知识结构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中学历史教师的挑战。

[责任编辑任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