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朝鲜对华经济贸易关系及其历史影响

潘志　李飞

基金项目：2012年度辽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理论经济自选项目《辽宁经济转型发展绩效研究》（L12DJL036）；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环境效应及调控研究》（13BJY067）

摘 要：甲午战争前朝鲜是中国最稳定的外藩，与中国保持了稳定的经贸往来。明清两代，中朝两国通过以朝贡贸易为主的经济贸易关系，强化了政治上的宗藩关系，朝鲜成为这种关系的典范，因而备受中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待，军事上也会给以支援。此外，中国文化还通过茶、瓷、书等载体和渠道，传播到朝鲜，推动双方的文化交流。分析其历史影响，对于今天的中国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甲午战争；朝鲜；对华经济贸易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这场战争严重改变了东北亚国际秩序，使朝鲜被日本拉出了以清政府为核心的宗藩体系，中朝两国不但在政治关系上走向近代化，在经济贸易关系上也逐渐开始按照近代通商规则办事，摒弃了以往朝贡贸易为主的经济贸易形式。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朝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尤其是其中的朝贡贸易，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圈区域内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典范。从1392年李氏朝鲜建国，到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在这五百余年的时间里，朝鲜是中国最稳定的外藩，从而也与中国保持了稳定的经贸往来，研究甲午战争前朝鲜对华经济贸易关系，分析其历史影响，对中国进一步扩大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甲午战争前中朝两国间经济贸易概述

甲午战争前的中朝两国间贸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方面是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另一方面是官方主导民间经营的边市贸易。其中，前者在中朝两国间贸易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也体现出当时整个中华文明圈区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特色：即政府对经济贸易发展高度控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中华文明圈地区的区域内国际贸易发展规模虽然比较客观，但是质量和效益却不如同时期西方文明圈的区域内国际贸易。为了深入分析中朝两国间经济贸易，这里主要分析研究作为当时中朝贸易支柱的朝贡贸易。

1.明鲜朝贡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1）明鲜朝贡贸易的形成

朝贡贸易是中华文明圈文化观念上多层次文化圈和政治上宗藩体系在经济上的直接体现。明朝初年，朝鲜接受中国册封，并被明太祖朱元璋列入“不征之国”，正式被纳入以明帝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之中。在此后的历史中，明鲜朝贡贸易虽然不如郑和下西洋时期印度洋沿岸各国与明代中国之间朝贡贸易那么光辉耀眼，但也有所发展。

明鲜朝贡贸易初期形式简单，主要是使臣代表国王入朝上贡，然后接受皇帝的赏赐。这一贡一赐之间，价值规律并没有起决定作用，往往是其政治性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性意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朝贡的朝鲜“燕行”人员所从事的使团贸易逐渐取代了这种简单的贡赐关系，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而其中主要形式就是“八包贸易”。

“八包者，旧时官给正官人，人参几斤，谓之八包。”由于当时朝鲜白银产量较小，货币经济不发达，朝鲜当局为了限制白银外流，并避免让宗主国产生“朝鲜银两充裕、国力富庶”的口实而加大对朝鲜的掠夺和勒索，因此严禁朝贡使团私自携带银两，而以实物形式作为使团人员的盘缠生计费用，实物的内容则是便于携带且在中国市场需求较大的人参等土特产。朝鲜当局还实行严格的“搜银”之法，实质上促使“燕行”使团人员在华实物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明朝对朝鲜的朝贡管理整体上比较宽松，不但不限贡期，而且对使团私货交易实行免税或者低税政策，并且一直秉持“厚往薄来”的理念，推动朝鲜对华朝贡贸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当然，也有一定的控制，例如，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就指出：朝鲜使臣来京朝贡，“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诚非中国之利。乞下所司禁约，且以行人带领，通事伴送，沿途防禁之”。明政府后来采纳了这一奏议。

（2）明鲜朝贡贸易的发展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帝国的触角随着探险家们的脚步延伸到了亚太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东西半球共同纳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当中。明代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在16世纪中后期，大量白银等贵金属从美洲经过西班牙人之手辗转流向中国，直接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使团人员往往也不局限于实物交易，时常突破当局的规定，私自携带使用白银。以白银作为载体的货币经济贸易的发展，使得朝鲜的“搜银”之法显得日益过时，实质上逐渐废弛：“近来赴京之行，公私银货，行用已久，搜银事目，实为虚套。”由此，为清代两国朝贡贸易的进一步货币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明朝政府起初由于受倭寇等因素影响，收紧了对外贸易，关闭了部分市舶司，然而由于中朝贸易主要走陆路，在会同馆等地交易，因为未受太大影响。隆庆开关后，随着民间私人贸易的放开，海商集团在东亚经济贸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角色，与同时期到达东亚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等形成互动，对朝鲜对华经济贸易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到了明清之际，由于日本和后金（清）先后入侵，朝鲜半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乱，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商路阻隔，“燕行”使团往往难以组织成行，严重影响了中朝两国间的朝贡贸易的发展。随着明朝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并最终失去了中央政权，明鲜朝贡贸易走到了尽头。

2.进入18世纪后清鲜朝贡贸易的发展

（1）清鲜朝贡贸易的形成

1637年，丁丑条约签订，正式确立了清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此后虽然清鲜关系几经波折，但整体而言，朝鲜还是如约履行称臣纳贡的义务，组织使团“燕行”，由此形成了清鲜朝贡贸易。明鲜朝贡贸易的主体仍然是八包贸易，但其贸易内涵已经随着贸易对象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与明朝不同，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对人参的经济价值也就具有比传统汉人政权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因此把人参供销纳入官方垄断经营的范畴之内，这就迫使朝鲜使团不得不以银代参：即以白银作为“燕行”资费，取代了以往人参等实物所扮演的角色。”朝鲜当局“以银包立法”，且“今不官给，令自备银”，由此自然使“燕行”使团产生大量白银需求。为了获取白银，朝鲜发挥其区位地缘优势，与进入锁国时代的日本合作，发展出在东北亚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清鲜日三角区域贸易，具体流程是：朝鲜把人参等本国土特产卖给日本，换取白银，然后通过八包贸易，在“燕行”沿途大量收购丝绸和日用品等物资，然后或运回朝鲜，或转售日本，获利丰厚。朝鲜由此成为中国与日本的中间商。

在这一阶段，清政府对朝鲜的朝贡管理仍然秉持了明政府对朝鲜的怀柔和优待政策，对朝鲜入朝进贡不限贡期和品种，对交易地点和数量也比较宽松。但是，由于清鲜两国曾经兵戎相见，清政府对朝鲜防备心理很重，严格限制对朝出口产品品种，不但牛角、铜、铁、马、史书、兵器、硝药硫磺和高级绸缎等中原王朝例行禁止出口之物仍然被禁止出口，油、蔴、米、谷、骡和造船大木钉等也被列入禁止出口的范畴之内。清政府对禁止出口的物品检查严格，在凤凰城和山海关两地设点搜检。在严格的朝贡管理政策之下，从顺治到康熙初年，清鲜两国屡次因为朝鲜使团犯禁而发生贸易纠纷。清政府要么责成朝鲜当局自相详审，迫使国王上书引咎；要么甚至专门派出查勘敕使，赴朝与国王会审，案犯定为死罪，案件甚至株连到使臣官员，使朝鲜当局感到惊辱。

（2）清鲜朝贡贸易的发展

到康熙中期，中朝两国政治社会都已经趋于稳定，中国已经完成了明亡清兴的过程，而朝鲜则从日本和后金（清）的先后入侵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混乱中恢复了过来，并接受了原本被视为“胡虏”的满清定鼎中原的现实，与清廷确立了至少是形式上的符合中华文明圈传统的藩属朝贡关系。随着政治外交的稳定，中朝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八包贸易在康熙年间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很多朝鲜商户要么包下使团人员的包银配额，要么直接以侍奴之类身份加入使团，使得朝鲜“燕行”使团实际上成为官方垄断经营的跨国商团。然而，官方主导的贸易体制僵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朝鲜当局的禁缎令严重压缩了燕行商旅的利润空间，导致公用经费不足，借贷出去的官银又因为难以收回，以致“各衙门徒拥虚簿，国储渐缩。”八包贸易在18世纪逐渐式微。

在这一阶段，随着清鲜两国政治关系逐渐融洽，清政府对朝鲜朝贡贸易管理有所放宽，但这种放宽往往只体现于具体的技术细节层面，而并未影响整体上的宏观大政方针。例如，对于朝鲜使团犯禁案件，清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查办，而是改由礼部咨会朝鲜国王，由其本国审讯拟罪，并奏报清帝批准，定罪例律也相对宽大了许多。然而，清政府在重要物资进出口管理上改严还照样严，例如驳回了朝鲜请求购买牛角、出口人参和换买制钱等方面的奏请。而且，到光绪九年（1883）签订的《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开始规定朝鲜朝贡使臣的行李物品，改变了朝鲜使团人员只要不购买违禁物品，理论上可以携带任意数量的私人物品和货物与任何人进行交易的情形。

二、甲午战争前朝鲜对华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评析

1.历史影响

（1）和谐关系

明清两代，中朝两国通过以朝贡贸易为主的经济贸易关系，强化了政治上的宗藩关系，朝鲜成为这种关系的典范，因而备受中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待，军事上也会给以支援。16世纪晚期，朝鲜遭受日本侵略，向明政府求救，中国出兵驰援；19世纪晚期，朝鲜再次处于内外交困局面，向清政府求助，中国再次出兵驰援，在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最终卷入中日冲突，是为甲午战争。

（2）传播文化

由于朝鲜本国主产棉麻粗布，对华绸缎布匹需求很大，因此中国的锦绣绫缎自然也就成为朝鲜使团贸易的大宗产品。经过朝贡贸易的积累，到18世纪，中国的服装纺织产品已经风行朝鲜，以至于“僻邑穷乡无不衣被唐货”，“深山穷壤，遍着绮罗。”虽然朝鲜官方多次限制从中国进口丝织产品，但宫庭御用以及官方、军队仍大量购进，再加上走私贸易屡禁不止，到19世纪中期，朝鲜解禁绸缎贸易，进一步推动中华服装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此外，中国文化还通过茶、瓷、书等载体和渠道，传播到朝鲜。

2.启示

（1）政经互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层面的经贸往来必然与两国关系有着密切联系。今天，中国与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把“经济账”和“政治账”放在一起来算，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软实力

经济和政治都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文化则是国家软实力的直接载体。经贸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文化层面上的沟通交流，经过了多年宗藩关系历史，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具有一定的文化共生性，应该加以利用，从而更好地发挥软实力。

（3）政府职能

中国与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差异显著，可以针对两国不同特征制订相应的贸易规划和贸易战略，其中政府应该明确职能定位，明晰职能边界，起到的是服务监管作用，而不应该越俎代庖。

甲午战争前，朝鲜对华经济贸易关系在两国尤其是朝鲜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朝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通过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可以对今天对外经贸发展产生良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这里的“朝鲜”指的是当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李氏朝鲜（即朝鲜李朝或朝鲜王朝），而并不局限于相当于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土范畴意义上的“朝鲜”.

[2]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17.

[3]《备边司誊录》仁祖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4]《备边司誊录》肃宗三十八年壬辰二月二十一日.

[5]《备边司誊录》英祖三年丁未十月初八日.

作者简介：潘志（1983- ），男，辽宁丹东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李飞（1971- ），男，江苏徐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