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

2015-03-15 01:47闫玉婷山西师范大学山西临汾041000
名作欣赏 2015年35期
关键词:知性王安忆叙述者

⊙闫玉婷[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

作 者:闫玉婷,山西师范大学201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散文。

王安忆创作颇多,从1977年开始陆续发表《流逝》《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等一系列引起强烈社会效应的小说,至今三十多年来她始终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更迭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我们说作为一位“深具反思能力的作家”,王安忆虽然也不免受到各种观念冲击,被现代派的叙事技巧和手法所吸引,但她始终没有真正地依附于哪个思潮和流派,而是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观念和形式不断地突破自身的创作局限。正如汪政、晓华所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在,有伤痕、改革、反思、寻根以及先锋(实验)、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新历史、新市民、现实主义冲击波,五花八门,有哪一种思潮能解释王安忆?”她自己也说:“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每一次生死攸关而又荒诞不经地冲破禁区,都为我开辟了道路,(使我)能够在前人或同辈的掩护下,从容不迫地考虑我自己的问题。”

“叙事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实际上,认为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就是把叙事看作修辞。”在这个意义上,修辞不仅仅作为叙事手段,实际上已成为叙事本身,只要存在叙事,修辞便无处不在,叙事建构的过程亦即修辞建构的过程。因此,作者的创作理念在参与文本的叙事建构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作者要表现什么、运用何种方式来表现、也就是写什么、如何写,都决定了文本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面貌。

分析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小说创作的核心理念是书写心灵,而这一理念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纵观其三十多年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感性变得理性、逐渐成熟起来的王安忆,但始终没有偏离她的“心灵世界”的目标。下面我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对她的一些文本进行分析,了解她小说的叙事特征。

一、王安忆小说的叙事时间

在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时间的跨度最易引起人们对人生苦难以及生命的思索,这里的时间已经不仅仅是文本中的叙事时间,作家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哲理思考、自我情感融入到了时间中,使时间中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有对历史的认知还有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这样,在叙事作品中,叙事时间可以自由穿梭,不受过去、现在、未来的束缚。在王安忆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小说的叙事时间大致有这么两类:一是“现时性”叙事,即对一时一地的人物和事件集中而直接地进行“现在进行时”叙事,免去了对人物、事件、时间的交代性叙述;二是“历时性”叙事,即在文本叙事以人物、事件原有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发展变化进行连续性的叙述。

(一)“现时性”叙事。“现时性”叙事可以减少读者与文本之间因时态而引起的心理隔阂,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与文中人物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文本中的事件有切身的了解,这样会使读者的感受更加深刻。

在《本次列车的终点》《流逝》《墙基》《姊妹们》等文本中都采用了“现时性”叙事。比如在《姊妹们》一文中,把姊妹们的日常生活片段做了“现时性”的叙事,读者可以在阅读中直接体会到姊妹们的喜怒哀乐,从而在她们的共同的喜怒哀乐中,深切体会到她们是古老、淳朴乡村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让我们看到古老中华人性美的集中体现。

《桃之夭夭》讲述了郁晓秋不矫揉造作而又快乐幸福的一生。作者不仅仅在讲述郁晓秋的故事时采取了“现时性”叙事,在交代她的出身、介绍其母亲笑明明和郁子涵的爱情、婚姻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叙事时间,这就使读者可以自己考量郁晓秋的身世。纵观郁晓秋的经历,我们可以在作者的“现时性”叙事中发现郁晓秋如何背负身世之谜在动乱的年代中生存以及逐渐成熟起来,她让自己活得健康而幸福,获得朋友的爱戴、亲人的呵护,赢得丈夫的爱情。正是因为“现时性”叙事,才让我们以同步的情感感知郁晓秋那健康积极的心态,并为其折服。

王安忆采用“现时性”叙事,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将讲述的那个时代的故事重置于那个时代中,这样读者对文本中人物的言语、行为、心理活动、境遇都能得到切身的体会,这样会带给读者更强烈的阅读冲击。

(二)“历时性”叙事。“历时性”叙事是对人物进行多方面的刻画,对事件进行连续性的交代,整体上增加了文本中生活的容量,读者是站在一个制高点来对文本做一个纵观全局的把握。

在《69届初中生》《长恨歌》《纪实与虚构》等小说中,或者是透过叙述来追踪人物的人生历程,抑或追寻人物的家族根源,这一切都使叙述、文本和阅读紧密联系,使读者与叙述者的思维契合,从而达到对叙述者的理解以及置身文本中所要传达的情感。

《长恨歌》是一部时间跨度较长的文本著作,从主人公王琦瑶的青年时期一直写到她的老年时期,对她四十年的人生历程作了详尽的描述,道出了她这四十年饱经沧桑的人生境遇。王琦瑶在这四十年的人生中经历了风云变幻的革命浪潮、风雨飘摇的解放前夕、全民癫狂的“文革”、高歌猛进的红色年代,但她始终保持着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单而又单调的生活,做点小菜点心、打扫屋子、与好友聊天,就这样过着平静的生活。

“历时性”叙事,在对文本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连续性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也共同经历了同样的人生。我想,这也就是王安忆的目的,她要带读者去她建构的世界走一遭,让读者对那时、那人、那事都有了更深的体会。

二、王安忆小说的叙事视角

“视角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述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语言叙述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作者对不同视角的选择反映了作者不同的人生情感体验,所以作者会透过叙事视角将其人生感悟、感情体验、哲理思考投射到作品中。

(一)全知性叙事。在全知性叙事中,叙述者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文本中的人物、事件都整体地处于他的视野中,这时的叙述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

《小鲍庄》《岗上的世纪》《长恨歌》《桃之夭夭》《启蒙时代》等都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小鲍庄》中,运用无所不能的全知叙事视角来讲述一个有关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人性的复杂的故事。《小鲍庄》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描述这个村庄里众多人物的个性:他们纯朴善良、极具忍耐力的一面以及性情麻木、本性被压抑的另一面,忠实地记载了这些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并没有介入自己的主观态度,让所有的日常生活的常态原原本本地展露在读者面前。

《长恨歌》用全知视角叙述了有关上海弄堂、流言、闺阁的场景,叙述了上海女人王琦瑶从竞选上海小姐到做了国民党要员的不能见光的女人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潜居平安里弄堂,与程先生、李主任、阿二、康明逊、老克腊的爱恨情仇,用细致委婉的笔调叙述了王琦瑶四十年的沉浮命运。

王安忆采用全知视角,全面地对人性、文化进行审视与批判,能够把叙述对象最难窥透的内心变成最易为人接受的外在表现。

(二)限知性叙事 所谓限知性叙事,就是“叙述者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他叙述的是只有人物所知道的事”。托罗多夫把这种叙述角度称为叙述者等于人物。与全知性叙事相比,限知性叙事叙述者只是站在与人物平等的立场上来与周围的一切对话,这给叙事作品带来了空前的真实感,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庸常之辈》等采用了限知性叙事。在“雯雯系列”中,采用的也是限知性叙事中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叙事角度,文本通过雯雯们的眼睛来看待周围的世界,表达出雯雯们对爱情、人生、前途的困惑与思考。

《庸常之辈》同样采取第三人称叙事。在大毛头的朗读声中,何芬睁开眼睛,在这平淡的气氛中,开始了忙碌而平常的一天,就是在这普通的一天中,叙述者和读者都能感受到何芬的生存状态,同时也体悟到了何芬的人生哲学——认认真真地生活。文本不仅展示出了何芬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还体现了何芬作为一个卑微小人物的顽强生活意志。王安忆这一限知性视角的运用,既向读者展示了何芬辛苦但幸福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向读者呈现了何芬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王安忆在限知性叙事中,仅仅将文本中人物的言行、心理事件的发生进行表面性的叙述,没有了全面的阐述和解析,虽然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但是更加真实。

总之,王安忆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作家,在她的小说创作中采用适当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给我们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1] 汪政,晓华.论王安忆[A].吴义勤主编.王安忆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 王安忆.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之四(散文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3][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孟庆莲.论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J].作家,2012(9).

[5] 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6] 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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