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态视角下《飘》傅东华译本分析

⊙周文娟 许建忠［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作 者：周文娟，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许建忠，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

1940年傅东华第一次将《飘》译入中国，使《飘》成为读者最受欢迎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傅东华的译本语言质朴却不失文采，通俗易懂，文风古典。他运用归化翻译策略，凭借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使译文在通俗易懂的基础上从文化、语言和叙事结构上充满中国古典名著特点。为了使读者轻松阅读，傅东华将原小说中人名、地名、称谓中国化，更易于读者接受认可。傅东华对异质文化进行大胆改造，用中国谚语典故代替原作中的西方意象和典故，删减、改写原作中情景、心理描写。他的翻译备受争议，在好评如潮后被指责不忠于原文，随意删改。因此在研究中最为显眼，而且研究视角多样，涉及各流派翻译理论。尽管研究繁多，视角多样，笔者发现还未曾有以翻译生态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视角的分析，因此本文将基于许建忠教授的翻译生态学理论分析傅东华的译本《飘》的翻译生态环境，探寻傅译本特点形成的根源，希望可以丰富《飘》和翻译生态学的研究。

一、翻译生态学理论

翻译生态学研究是在全球化进程发展，学科融合，研究出现跨学科趋势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兴学科。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是由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人文科学系主任兼翻译与语篇研究中心主任Michael Cronin首次提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许建忠教授深受启发，在经过思考和沉淀后，撰写并出版《翻译生态学》一书，依据生态学原理，系统科学地论述翻译生态学。该翻译理论著作系统研究分析翻译生态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等外部环境，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并从生态学角度，探究各种层次和类型的翻译现象、特征和规律。《翻译生态学》中指出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翻译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类文化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和英国的地理环境差异反映在两国语言和文化中。由于地理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国是农耕文化，而英国是海洋文化，所以在翻译时，英语中的“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对应汉语的“进退维谷”。翻译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历史环境。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着翻译理论对译者权利与责任的认定，一般公众对译者的看法，影响着译者解读原文的角度和方法，以及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映和接受。经济环境对翻译有一定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经济败落使人通过翻译向外寻求发展思路；经济腾飞，翻译会成为全球化发展中的沟通桥梁。历史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语言风格，以及具体词汇的选择。

翻译的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主要包括文化、艺术、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民族传统和习俗，等等。它们对翻译产生促进或妨碍的作用。其中，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属于内在的生态环境。生理环境是翻译灵活反应和积极创新的前提，而性别作为重要的生理因素也和翻译紧密相关。不同性别的译者其翻译作品会在审美、文风、表达等方面存在差异。女性主义在翻译界的介入更加凸显了这一差异。心理素质主要包括智慧、智力与智能；群性、群育与群化；德性、道德行为与自制力；情绪与性格等。

二、傅东华译《飘》的翻译生态环境分析

自然环境对傅东华译《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文化而间接地体现在翻译上，比如语言特征和规则大不相同，体现在构词、语法、发音、语篇结构和其他用语习惯等方面。因此本文对自然环境影响不予讨论，而通过文化的间接影响将在规范环境中细致探讨。

1.社会环境与《飘》的翻译。傅东华的《飘》译本是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被分为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1937年末上海进入“孤岛时期”。日本侵略者推行禁止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和反对政治局势的文化高压政策，对抗战主题的严肃文学实行强制封锁，对通俗文学则很宽容。同时，国内处于抗日救亡运动时期，出现“国防文学”等将翻译社会功能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译介倾向。此时上海市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况，对战争何时结束深感无望。《飘》正是这样一部表达主人公在美国内战艰苦环境中不懈奋斗、永不服输的精神的作品。它为深处沦陷区的人们带来希望和精神安慰，其改编的电影在上海公映后引起市民推崇热潮。总之，日本侵略者的文化高压政策、翻译为救国服务的译介倾向、民众期待等构成了傅东华译《飘》的社会大环境。因此，为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他力求表达的通俗易懂，以通俗文学作品的方式展现这部作品。

傅东华将原文中的物质名称和专有名词归化为符合中国名称特点、能引起中国读者联想的词汇表达。他尽力使人名地名本土化，将人名单词的个别音节和中国命名规则相结合，比如，姓氏翻译都是单字：郝，卫，白，韩等，名字用中国名字常用的表达美好意象和信念的字：礼，德，忠等，仆人的名字也会有中国名字常用的前后缀：阿，子，儿，等等。如例1：

原文：He drove an old wagon to the Yankee camp every day and sold cakes and pies and beaten biscuits to the soldiers.（M itchell，2009：528）

译文：他每天用一辆旧货车装一些饺子，糕儿，饼干之类到北佬营里去卖。（傅，2008：560）

由于经济历史环境不同，社会物质文化不同，中西饮食习惯不同，当时中国读者对西方的蛋糕、派和薄软饼是没有概念的，因此傅东华归化为饺子、糕儿和饼干这类日常食物名称，易于读者理解，避免生疏的异质文化。

2.规范环境与《飘》的翻译。傅东华生于1893年，属于晚清时期，他所处的时代，儒家文化的文言文诗书经典仍是主要的思想传授媒介，他经历了清末“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白话文”的语言变迁，所以他的翻译文字在白话文的基础上留有文言文特点。如例2：

原文：M oney ill come by never comes to good.（M itchell，2009:827）

译文：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傅，2008：868）

当时的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而后者是建立在儒家礼仪文化基础上的，在抒发感情上，包括对于爱情的态度都比较含蓄。所以傅东华对于原作中爱情体验的情景、心理描写进行删减或恣意改写，使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例如原文第五十四章有一段白瑞德强吻郝思嘉的场景，描写了思嘉内心的细腻感受，傅东华的译文只是表面生硬地讲述了这一事件，“她一面尖叫一面挺硬着身子，他就在楼梯顶突然停住脚，将她翻过一个身，在她面颊上，嘴唇上，颈脖子上拼命吻着，直吻得她没有思想和喘息的余闲”（傅东华，2008：909）。傅东华译《飘》时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浓厚，封建等级制度的理念仍根深蒂固。译文顺从了这一理念，如仆人阿宝称呼种植园主郝嘉乐为“老爷”，“house niggers”为“奴才”，“first chamberlain”为“头等的太监”，“king and queen”为“皇帝皇后”，“maid”为“丫头”等。

《飘》译入时，佛教已在中国有悠久的发展传播历史，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认同度和接受度。而基督教是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才开始传入的，所以还未被广泛熟知和接受。因此傅东华对原作中所涉及的宗教文化、宗教历史典故做了相应重写、归化、省略、删减。如原文中的“圣坛 （shrine）”“修道院 （convent）”“上帝(God)”等基督教意象被重写为“神龛”“尼姑庵”“天”等佛教意象。除了替换宗教文化意象，傅东华对于不熟悉《圣经》的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宗教文化典故和大段的宗教背景描写进行省略删减。如例3：

原文：A pagan hearing the lapping of the waters around Charon’s boat could not have felt more desolate.(M itchell,2009:260)

译文：这时她觉得万箭穿心，无异于一个至亲至爱的人要被绑赴法场去受死。（傅，2008：273）

Charon（卡伦）是希腊神话中的冥河渡神，和他碰面的地方就是地狱的起点。思嘉此时就如异教徒遇见卡伦一样凄凉寂寞，但是这个意象是无法给中国读者带来同样感受的，因此傅东华将该典故隐去，直接表达其相对应的感情。同样其他和宗教相关的描述，因为其文化信息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异质文化，傅东华对其进行了删减，使译文语篇更利于阅读。

3.译者生理和心理环境与《飘》的翻译。原作是由女作家执笔细致地描写了女性心理和体验，她很好地在作品中传达了女性意志、女性追求、女性独立和尊严需求。傅东华身为男性作者和译者，他对文本的解读和重写是以男性视角出发的。这种性别意识会导致作者写作过程和读者理解过程中的文化思想和审美差异。因此，在译文中多处体现出男权体制下父亲家长式权威，比如他在翻译“may I be damned if I’ll have me own daughter telling me what I shall jump and not jump”（Mitchell，2009：28）时，略译为“女儿教训起老子来了”，这是典型的中国“三纲五常”规范下父亲为一家之主的形象。而对于女性特有经验的描写，他的翻译却显得不足。如他对哺乳和生育场景的描写语言不够细腻，甚至有些粗俗。如例4：

原文：Her faded calico dress was open to the waist and her large bronze breast exposed.Held close against her,Melanie’s baby pressed his pale rosebud mouth greedily to the dark nipple,sucking,gripping tiny fists against the soft flesh like a kitten in the warm fur of itsmother’s belly.（M itchell，2009：391）

译文：她身上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粗布衫，一直袒开到腰部，把一双铜铸一般的大奶子统统露出来。媚兰的孩子紧紧贴在她胸口，苍白的小口衔住她的黑奶头，贪馋地在那里吮着，同时一双小拳头在那软肉上不住地擂滚，像个小猫儿在它母亲肚下乱闯一般。（傅，2008：412）

此例中，原作者意在描述蝶姐儿给媚兰刚出生不久、经受一路颠簸的小儿子喂奶的情景。与战乱和家园被摧毁的颓景相比，这是唯一令刚回到家的郝思嘉感到欣慰的一幕。就傅东华的翻译而言，归化过度，使应有美感缺失。将象征着健康和生育能力的古铜色乳房翻译为“一双铜铸一般的大奶子”，市民语言“大奶子”有对女性亵渎之嫌，且内容不准确，原文“breast”为单数，并非译文中“一双”。另外原文中细腻的描写“rosebud”没有译出。这是源于译者男性身份对女性经验的缺失和缺少关注而造成的。

傅东华自幼接受私塾教育，以古代经典为教本，熟知中国古典文体，之后又很热衷于国学，因此在他的翻译中，词汇层面、句子结构、文体风格都有古汉语经典文学特征，这体现在四字格成语的运用上，受说唱艺术的影响，删减过长的环境描写或心理分析文段，并且口语特征明显，如儿化音、讲述多由“这”“那”开头。如例5：

原文：Oh，there were so many things to do to bachelors and she knew them all,the nuance of the sidelong glance,the half-sm ile behind the fan,the swaying of the hips so that skirts swung like a bell,the tears, the laughter, the flattery, the sweet sympathy.（M itchell，2009：165）

译文：啊，此外对于未结婚青年所能做的事情还多着呢，她是统统知道的，例如横送秋波，扇遮笑口，款摆纤腰，嘤嘤而泣，吃吃而笑，软玉温存，输寒送暖之类。（傅，2008：171-172）

傅东华本身具有很高的国学水平，加之他对国学的热爱，在文篇翻译中不免国学特色。上述例子很完美地凸显了这一特征。原文为定冠词“the”为首的名词短语构成的排比结构，傅东华很娴熟地运用四字成语将原文美的姿态表达出来，在结构上也如原文一样工整。

傅东华的归化翻译当然也和他本人的翻译理念相关。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前异化翻译策略为主流翻译策略，但其翻译作品可读性差。在三四十年代归化翻译成为主流翻译策略。另一方面，傅东华对国学的热爱促使他运用通俗易懂的诗意古典中文保留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美学。因此在《飘》的翻译中他使用大量中国熟语和典故代替原文熟语意象，如“when elephants roost in trees”译为“雄鸡生蛋”，“people cutting off their noses to spite their faces”译为“吞了毒药去药老虎”，“like a possum in a poke”译为“瓮中之鳖”等。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所以在用古典的审美使译文最大限度地展现其艺术价值。

本文基于许建忠教授的翻译生态学理论知识，以具体实例分析了傅东华所处社会环境、规范环境、译者生理环境和心理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他译《飘》的。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决定了他将名字称谓、宗教意象、谚语典故等进行中国本土化，对于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观念的描写和异质文化进行删改；他的男性性别身份造成在翻译文本中女性体验时的不足与偏差，个人翻译理念更多地解释了其译本文风古典美的特点。虽然研究中对傅东华《飘》译本指责为数不少，但以翻译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发现他的归化翻译甚至于某种程度上的过度归化都是由其翻译生态因素影响的。这无法掩盖他的译作运用归化翻译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影响。他的译作《飘》以读者为取向，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以及经典文学的优势融为一体，不仅在当时为译作传播扫清障碍，也对后世读者和研究者影响深远。

[1]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傅东华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2] 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