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段岩娜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段岩娜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通过对昆明市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已基本实现在城市的生存，经济融合状况相对较好，但由于居住条件差、收入不稳定、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难或教育成本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融合程度较低，从而心理融合度处于较低状态。这说明，经济的融合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层面的融合，经济融合、社会适应、身份认同之间并没有呈现依次递进的关系。在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过程中，经济层面的融合和制度的接纳最为重要，而与本地人的接纳互动关系不大，这说明，区隔型融合是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的可行方式。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融合建议

一、引言

中国被认为是和平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国内人口迁移的国家。无论对于农村的打工者还是民工流入地的都市人来说，这种流动都被视为是从“贫穷”“落后”和现代化的“边缘”进入到“富裕”“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心”的一场运动。［1］（P3）2014年5月1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共有2.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0%①海峡之声网：2014年05月15日，http：／／www.vos.com.cn／news／2014-05／15／cms813456article.shtml。，也就是说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反映了一种利益关系、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和秩序，涉及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流入地的经济结构及居民的态度和行为、流动者的社会经济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大问题［2］。

西方社会融合理论中，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的影响较大，它们均用来解释和理解移民在西方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西方对于移民社会融合的概念存在多重界定，如同化、文化适应、社会吸纳等。而移民的社会融入又主要包含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对移民社会融入受限的解释主要形成了三种归因理论，即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因论与制度归因论。与西方国家关于移民社会融合的大量文献相比，国内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大多借鉴西方社会融合的理论脉络。在融合现状方面，比如王春光从市民权、日常生活、社会认同和主观体验三个方面进一步证实了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格局［3］。国家卫生计生委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已基本实现在流入地立足，但社会网络依旧处于血缘、亲缘、地缘阶段，与本地人有较大的社会隔离，也说明社会融合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②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新华网，2015年07月06日。。在社会融合维度方面，杨菊华提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到身份认同的递进过程。［4］周皓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的递进关系。［5］李培林、田丰通过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的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6］

国内学者对移民社会融合状况的结论比较一致，即融合度不高。但对融合的维度是否存在递进关系存在争议，这一方面源于研究者对社会融合的分类和指标设计各有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较强，少数地区或者单一城市的样本很难代表总体的情况。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

本文所探讨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转变为城乡一体的居住制度之后，从外地迁移到昆明的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的适应和融合问题。

本文以昆明市两所流动儿童聚集的中学为田野点，在学期末家长会上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共发放问卷223份，回收有效问卷19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89.2%①问卷的回收率相对较低，是由于部分家长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能自填问卷。。文章主要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层面进行了调查。

表1 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除了表1显示的基本信息外，样本的平均年龄是39.66岁，平均居住时间为11年。从流出地看，58.3%的受访者是从省外来到昆明的，这其中以四川、贵州、湖南、浙江居多。37.2%的受访者是云南省内地州市的。从来昆明年限看，来了10年的比例最高，达到16.6%，均值为11年，最高为30年，最低为1年。这说明，流动人口基本都是青壮年群体，流动的时间较长，省外流动人口占了近60%。

（一）经济层面的融合

经济融合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经济结构方面，如经济收入、工作状况、居住环境等方面的融入情况，是个体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本文用职业、居住状况和经济收入来测量。

1.收入状况及工作时间

就业和收入问题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首要问题，它是流入者立足目的地的基础，是社会融合的主要指标之一，只有流动者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而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两个群体才有交往的可能，有了交往才有可能实现其他层面的融合。

表2 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状况

调查显示，被访者每天平均工作时间是9.57个小时，32.1%的人每天需要工作10个小时，每天工作8小时的占31.6%。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占17.9%，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46.6%的人每个月需要工作30天（每月按30天计算），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人每天都在工作，没有休息日。另有20.9%的人每月需要工作28天，每月有两天的休息时间。从职业类型与工作时间的交互分类表中可以看出，主要是两种职业类型，一种是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生意需要天天营业，另一个主要的群体是打零工、劳力工类型的人员。对后者而言，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以及较低的收入迫使他们多加班、多赚钱，以维持全家在城市的生活。

从流动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可以推算，以表2中过去三个月月平均收入2推算，2013年流动人口的年平均收入为44912元。2013年，云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188元①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局，昆明信息港，2014年07月22日http：／／xw.kunming.cn／a／2014-07／22／content_3635093.htm。。我们可以由此推论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状况较好，但不能由此推论流动人口的年平均收入高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因为由于户籍制及附属在其上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和生存保障等权利的缺失，增加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比如，难以进入公办学校享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只能进入民办学校，为此每年至少要付出六千元以上的学杂费。

2.职业及住房状况

被访者的职业以私营业主和打零工、劳力工为主，两者相加占70%。这种职业的特点是工作时间长，没有固定的休息日，而且与人交往也主要是工具性交往，闲暇时间的缺乏导致他们无法参与城市的娱乐和休闲，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居住方面：62.3%的被访者租住在城郊结合部或城中村里。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作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最初居住地，发挥着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平台作用，同时也标示着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居住隔离状况。

（二）社会层面的融合

1.子女教育

“我们来到城市，说到底也是为了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L先生，镇雄人，来昆明8年，开小饭店）。“我们这一代就吃了没文化的苦，希望孩子能在城里接受好的教育，以后不要象我们这样苦，我们现在吃的苦都是为了孩子以后能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Z女士，文山人，来昆明10年，家具厂工人）。

“为了孩子的教育”，这是被访者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教育作为一种资源，既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也是流动人口实现与城市融合的关键，作为第一代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主要工作是务工或者经商，基本属于体力劳动的范畴。而美国华人移民的经验告诉我们，重视教育对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很难通过一代人就能实现，通常需要二、三代人才能实现。

56.3%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子女从事和自己一样或相近的职业，因为“太苦，太累，收入不稳定，没地位”，期望子女从事的职业前三位是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办事人员（公务员、公司白领），这体现了流动人口希望子女能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跨入城市中产阶级从而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2.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

以流动人口日常交往的人是哪里人及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自己的人是哪里人来衡量，来看流动人口的交往群体是否扩展到本地人。是否与城市居民形成频繁的、亲密的交往是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只有通过情感性的互动，才能习得城市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逐步培养城市性，从而实现与城市社会的全面融合。

53.8%的被访者交往的人中既有昆明人又有外地人，但测量指标从社会交往转向社会支持，即“过去一年帮助你的人是哪里人”时，既有昆明人又有外地人的比例降了20%，这说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可能部分是工具性的，而情感性的社会交往很少。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社会支持比社会交往更具说服力，这同时也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融合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

（三）心理层面的融合

1.感知的社会态度

城市居民的接纳是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文中用流动人口自身所感知的是否受到公平和公正对待，是否对城市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昆明是否有家的感觉以及自我感知的在昆明的生活层次来衡量。

61.8%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在昆明偶尔受到过不公正对待，主要表现在子女很难进入公办学校，不能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就只能进入民办学校，而民办学校的教育成本比较高。在昆明的生活中主要的困难表现在收入低和居住环境差。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流动人口自我感知的家庭生活水平在昆明的层次中，80%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在昆明处于中层及中下层。

制度性的排斥和市场性的排斥造成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障碍和收入及住房难的问题，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城市居民的态度都还在其次，关键还是制度性和市场性的接纳，这对流动人口在当前的城市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

2.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他们才真正融入到了流入地的主流社会。因此，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

身份认同方面40.2%被访者认为自己既是昆明人又是外地人，39.7%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如果把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以两分法，即认同或者不认同来看待，那么，87.4%的被访者不认同自己为城市人。另有58.3%的被访者对未来的预期也主要处于“摇摆型”状态，即“走一步，看一步”，持“摇摆型”预期的人通常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比较含糊，尽管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好多年，但由于户口不在本地，或者没有稳定的住所和工作，或者在城市缺少熟人和朋友，对城市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程度较低。

那么，在流动人口看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城市人呢？自购住房、有稳定的工作和有城市户口成为城市人的最重要的标准，这再一次印证了经济融合和制度性的接纳对于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重要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流动人口已基本实现在城市的生存，经济融合状况相对较好，但由于居住条件差、收入不稳定、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难或教育成本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融合程度较低，从而心理融合度处于较低状态。这说明，经济的融合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层面的融合，经济融合、社会适应、身份认同之间并没有呈现依次递进的关系。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过程中，经济层面的融合和制度的接纳最为重要，而与当地人的接纳和当地社会网络的建立关系不大，这说明，区隔型融合是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的可行方式。

三、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社会结构变动剧烈，大量已经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流动人口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事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关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建，是未来中国实现长期和谐、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1）流动人口年收入与城镇非私营企业单位职工的年收入相当，但由于相关制度政策的限制，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城镇居民，可以就此推论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状况较好，但不能推论已经实现了经济层面的融入。

（2）经济融合对身份认同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经济融合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并没有呈现依次递进的关系。

（3）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合状况更接近于“区隔性融入”，经济层面虽然与城市居民相近，但情感性社会互动主要还是集中在流动人口内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主要限于工具性交往，社会支持主要还是外地人。

（4）流动人口是否认同自己是城市人与其自我感知的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研究认为随着其就业、居住、社会交往等层面与城市社会的联系日益展开，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扎根，部分去别的中小城市或者返乡。本文认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其发展困境部分是由中国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干预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发展及社会融合。

根据上述的研究发现，本文拟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制度政策层面

（1）政府应充分认识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际经验表明，移民的社会融入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即便是在城市居住地出生并获得法律身份的第二代移民，仍然难以完成身份认同，并有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反抗者⑧。政府可根据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群体制定对应的政策来促进融入，根据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和各种因素重要性的高低，来不断破除融入过程中的障碍推进流动人口不断融入当地城市社会。

（2）逐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途径与方式。切实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流动人口感知到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子女难以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读书，在现有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应树立公民权的意识，多方式、多渠道、逐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在现行的制度和政策下，流动人口子女初中毕业后接受教育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回户籍地读高中，另一条是在城市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在现阶段的社会认可度较低，也不是流动人口子女期望的教育方式，而回户籍地读高中，要面临与父母的分离，这也是很大的难题，探索流动人口初中后的有效教育是解决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关键。

（3）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本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同为城市人。这说明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技能培训，不断提升流动人口自身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这样不但保障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向工人阶级的转化提供了可能，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技能型劳动者，更好地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同步发展。

2.社会组织层面

（1）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家长学校”“母亲培训工程”类似的活动，提升家长的文化资本。本研究发现，很多家长表示自己内心很想重视孩子的教育，但不知道怎么去做？青春期的孩子出现的情感及心理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应对，而有些家长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够，觉得初中毕业就行了，早点赚钱才是硬道理。正如本研究发现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身份认同呈现显著正相关，子女的身份认同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没有相关性。这样的发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母亲对下一代的重大影响，从而重视女童的教育。

（2）鼓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进社区在家庭关系协调、行为和心理矫正、观念的学习和调整、情绪的疏导等方面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有效地提升流动人口的适应能力。

3.流动人口自身层面

鼓励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合。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主体对新环境逐渐适应的一个过程，在其中，流动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对其身份认同和对城市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流动人口应积极主动参加劳动技能培训，多渠道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在与市民的交往中重塑价值观念、积极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拓展新的社会网络，由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可能需要二、三代人才能实现，因此，应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从而实现子代更好地融合。

4.城市居民方面

发挥媒体的倡议功能，多宣传报道流动人口的正面的、向上的题材，倡导、营造一种宽容、接纳、尊重的城市精神，使城市居民树立公民权意识，接纳并包容流动人口，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比如，有些媒体错误地引导和夸大流动人口的大量聚集带来的脏乱差及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却忽视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积极贡献及对市民生活提供的便利。另外，由于城乡文化的差异，一些流动人口的生活习惯和对城市生活规范了解的缺乏，往往遭遇城市居民的轻视，媒体应重视城市生活规范的宣传，使流动人口逐步内化城市的生活方式，从而促进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的相互理解、接纳与包容，从而实现共生。

［1］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等.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2）.

［3］王春光.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J］.学习与探索，2009，（5）.

［4］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1）.

［5］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12，（5）.

［6］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5）.

A Stud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Urban New M igrants

DUAN Yan-na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survey on newmigrants in Kunming City，the paper analyzes newmigrants'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economic，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It is found that the new migrants have been economically integrated in the city；however，as a resul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social isolation from urban residents，the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is low and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alienation to city.Itmeans that，newmigrants'social integr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the economic-social-psychological sequence；and the cohesion at the economic level does not guarantee the cohesion at the other levels.

urban new migrants；economic cohesion；social adaptation；identity

C912.81

：A

：1006-723X（2015）01-0093-05

〔责任编辑：左安嵩〕

段岩娜，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