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的上海音乐会

苏全有，白中阳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浅谈民国时期的上海音乐会

苏全有，白中阳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民国时期，上海西洋音乐会举办得极其频繁，类型多种多样。就现场演奏形式而言，可分为交响音乐会、口琴音乐会；就音乐的传播媒介和方式而言，又出现了唱片音乐会、无线电音乐会等新的音乐会形式。各种类型的音乐会在上海这样一个西方气息浓郁的城市出现和传播，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关键词：民国时期；租界；交响乐；音乐会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中西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产生了很多新兴事物。音乐会作为西方的一种“舶来”艺术也迅速融入上海的社会生活。但近年来学界关于上海音乐会的研究成果较少，只有王艳莉在《上海工部局乐队管理机构初探》[1]及孙悦湄在《近现代西方声乐艺术在上海的传播与影响》[2]中对上海音乐会简单提及。鉴于此，笔者重新整理史料，以期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交响乐音乐会

交响乐又称交响曲，源于希腊语“一齐响”，是采用大型管弦乐队演奏的鸣奏曲。交响音乐会是由交响乐队演奏交响乐的音乐会。它是民国上海地区最为常见的音乐会形式之一。此类音乐会多由外国租界机关和上海市政府举办，其它音乐团体也会不时举办。

外国租界机构有自己的交响乐队，所以举办交响音乐会最多。上海工部局乐队就是其中之一，在整个民国时期举办了无数次的交响音乐会。“工部局交响乐队在本埠素来很有名，每年要举行几届音乐会，最近的一次是从10月21日起，地点在法租界兰心大戏院，时间在星期日晚间。”[3]足见，像工部局这样的外国租界管理机构，举办交响音乐会很频繁。

租界内每遇到节日庆典，也往往以举办交响音乐会作为其主要庆祝方式之一。“工部局音乐队，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起见，定于本月九日(星期日)午后五时十五分，假座兰心大戏院举办特别音乐会……”[4]可见，外国租界机构节日庆典离不开交响音乐会助兴。值得说明的是，租界内举办的交响音乐会在票价上规定的很明确，而且为了扩大音乐会的受众，票价分为多个档次，以方便具有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观看。

除外国租界举办交响音乐会外，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也会定期举办交响音乐会方便市民娱乐。如“上海市交响乐团本季第二次音乐会，本月七日下午五时一刻，举行于兰心戏院，第一项节目是提里乌斯的‘两幅水彩画’，由弦乐演奏，该种作品是在上海初次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舒曼的一首交响曲(降B长调)。”[5]由此可见，市政府不仅举办过大量的交响音乐会，而且和租界举办的交响音乐会一样，演奏内容多以西方知名音乐家创作的交响乐为主。

此外，上海的其它一些音乐团体也会定期举办交响音乐会，如上海音乐协会。由此可知，民国时期的上海交响音乐会举办次数多、规格高、票价多样、受众广泛，是当时上海音乐会的主流形式。而事实上，它不仅在精神上愉悦了广大受众，而且在艺术层面上也为建国后乃至当下我国交响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口琴音乐会

口琴音乐会是指以口琴演奏为主要演奏形式的音乐会。

民国上海地区的口琴音乐会就其举办次数和规模而言并不比交响音乐会逊色，诸如光明、中华、联合、上海等口琴协会都会定期举办口琴音乐会。如：“中华口琴会成立已届三载……现因庆祝三周纪念，并为提倡高尚艺术发扬民族精神起见，爰于日昨(十日)举行音乐大会……各界来宾到者约千余人，由该会分赠三周纪念特刊一册，内容丰富印刷精美，表演方面精彩迭出，听者无不击节叹赏。”[6]

校园里也经常能欣赏到各种类型的口琴音乐会，有的学校甚至有自己专业的口琴乐队。如“本埠胶州路大夏大学口琴队，系著名口琴专家王庆勋君所组织成立”[7]，常常受邀到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演出。更甚者，就连一些乐器公司有时也会因销售口琴的需要而举办口琴音乐会。“中国新乐器公司为提倡口琴音乐普及民众娱乐起见，特定于本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七时半起，假四川路中国青年会举行第一次口琴表演大会，凡购该公司口琴一支者均赠人座券一纸。”[8]

当时的上海，口琴音乐会发展迅速且足以能和其它形式的音乐会相提并论。当时的《申报》报道称：“今年音乐季业已开始，除经常每星期日兰心大戏院有工部局管弦乐队举行音乐演奏会外，团体方面在本音乐季中已举行过的有《全沪联合口琴音乐会》《实验业余音乐会》《赵梅伯学生声乐音乐会》，先后假座美国妇女总会、青年会等举行，成绩均甚美满。”[9]可见当时上海口琴音乐会已有一定的地位。

由此可见，口琴音乐会与交响乐比较而言，具有举办方便，形式自由、演奏成本低廉等诸多特点，因而在上海地区也极为风靡，成为民国上海地区民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会形式之一。

三、其它类型的音乐会

唱片音乐会是民国上海音乐会的另一种形式。所谓唱片音乐会即是以推广某西洋音乐唱片而举办的特殊形式的音乐推介会。这种新类型的音乐会不仅在民国晚期频繁举办，而且一般是由一些专业的音乐组织举办，并且实行了严格的音乐会员制。“唱片音乐会，系Symposium Club主办……节目以Light Music为主，凡会员请准时莅临。”[10]。

除此之外，无线电音乐会也是民国上海音乐会的一种新形式。音乐通过无线电传播，具有快捷方便、廉价的特点，能满足较低消费能力的音乐爱好者的需求，因此无线电音乐会成为民国上海社会雅俗共赏的音乐会形式。民国上海地区的电台经常会通过无线电播放一些现场音乐会。另外，上海工部局乐队在福州路567号排练厅排练时，还通过XQHA电台转播，从一月至五月底，每周二晚九时至十时播出二十场音乐会，每周五晚八时三十分至九时三十分由半支乐队演奏，播出二十场晚餐音乐，还播出过两场室内乐队演奏的专门音乐会。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无线电台还直播过国外现场音乐会的情况。1931年10月梅·帕器回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指挥奥古斯丁交响乐队，演出实况向全球广播，上海的电台也进行了转播。这不仅说明了无线电音乐会的盛行，更说明了当时的上海已具备了用无线电转播国际节目的能力。而且，随着上海市民装设无线电接听设备的增多，无线电音乐会的发展日益迅猛。

不难看出，唱片音乐会和无线电音乐会相较传统的交响音乐会和口琴音乐会而言，因其形式新颖、收听便捷、举办场地受限小而成为“后来居上”的两种音乐会形式。它们的出现促进了民国音乐会形式的多元化和成熟化，不仅对当时西洋音乐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给我国现代音乐形式自由化的发展以启迪。

四、社会影响

民国时期的上海音乐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精神层面而言，音乐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听者的精神食量并净化他们的内心世界。正如一位音乐评论家写道：“最近上海音乐界颇有生气勃勃的现象，如口琴手风琴演奏会等，不断地举行。过去不久，郎毓秀在兰心两场独唱大会，连吿满座，可见一般人情绪之热烈，音乐诚然是精神上的食粮。”[11]尽管现代音乐会起源于社会精英阶层，但是随着音乐会的逐步发展，普通民众也加入到听众的行列，使音乐会更广泛地影响人们的心灵，使更多的人经受艺术的洗礼，并逐渐褪去百年来萦绕在人们内心的被外国人冠以“落后”“野蛮”称谓的“阴霾”。足见，音乐会实现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就艺术层面而言，上海音乐会丰富了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形式。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音乐评论家写道：“唱片音乐会在西洋及日本，早已流行，但在中国，仍然是很新的玩意儿。音乐会既便于举行，又可以介绍世界已故名家或现存名家的作品及演奏，它的意义与其说是娱乐的，不如谓为文化的，教育的……”[12]由此可见，西洋音乐会对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直观影响。由于西洋音乐会演出频繁、形式多样，也使民众接触音乐艺术的机会日益增多，这种西方艺术被降下神坛，逐渐从精英阶层走向普通民众。民国西洋音乐会的发展既是国民实现艺术审美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日常生活艺术化的一种方式。

另外，上海音乐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及族群内部的认同。“上海这个‘五方杂处’之地、无国籍者的家园，也正是各种音乐的边界之地，身份认同争夺之地。各流散民族在这里以音乐竞相表现自己的存在，争夺话语权、领导权。”[13]而音乐会恰恰就具备增进民族及族群认同这样的功能。不可否认的是，西洋音乐会的听众还是以具有共同族群文化特征的外国人居多，他们通过音乐募捐、宣传、联络感情等。“今晚九时一刻，本埠法侨方面，将假座爱麦虞限路四十七号法国巡捕总会，举行一盛大之音乐会，敦请本埠知名法籍音乐家多人奏唱，所得之款作为救济法国战时俘虏之用。此会由本埠法侨名人如谭克礼、雷奈薛勒潘诺夫、葛罗布、波达加及西弗助夫等数人发起，业已邀请关系人士届时前往参加……”[14]。

综上所述，以上海为视角，民国时期的音乐会是极其丰富的。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音乐会产生发展的初期，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国民的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作为现代性事物之一，音乐会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艺注脚，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和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 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管理机构初探[J].中国音乐学，2011(1):55-62.

[2] 孙悦湄.近现代西方声乐艺术在上海的传播与影响[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2):39-48.

[3] 陈正生.申报音乐资料选辑之——上海音乐学院部分(上)[J].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2):46-50.

[4] 佚名.工部局特别音乐会庆祝英皇加冕典礼[N].申报，1937-5-4(15).

[5] 虞思.音乐会评述[J].音乐评论，1948(29):1.

[6] 佚名.口琴会音乐会志盛[N].申报，1934-06-13(14).

[7] 佚名.第一次口琴音乐会[N].申报，1930-06-5(16).

[8] 佚名.音乐会[N].申报，1933-03-5(12).

[9] 饱明珊.给主办暨参加音乐会者[N].申报，1940-10-27(14).

[10] 佚名.唱片音乐会今日第六次演奏假座现代体育馆[N].申报，1942-06-14(5).

[11] 洪进.沙龙音乐会[N].申报，1941-11-8(12).

[12] 梁酉延.美国新闻处唱片音乐会记[N].申报，1947-05-20(9).

[13] 汤亚汀.上海工部局乐队史写作三题：“音乐上海学”的阐释、建构与隐喻 [J].音乐艺术，2012(1):52-54.

[14] 佚名.法音乐会筹款救济战时俘虏在法捕总会举行[N].申报，1941-05-8(7).

(责任编辑：杨华轲)

Concert’s Categor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Shanghai

SU Quanjou, BAI Zho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Shanghai, western concert held very frequently. Concert type is various, in terms of live performance for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ymphony concert, harmonica concert. In terms of the media of music and the way music concerts, radio concert, and other forms of new concert began into the country. Various types of the concert in Shanghai this full-bodied breath of a modern western city emergence and spread, greatly enriched the cultural life of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the spirit world.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the concert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44(2015)06—0160—03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收稿日期：201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