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云山：伟大的文化侨领
——从谭云山与泰戈尔、甘地的友谊谈起

蒋慧琳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谭云山：伟大的文化侨领
——从谭云山与泰戈尔、甘地的友谊谈起

蒋慧琳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谭云山曾说自己很幸运能跟泰戈尔住在一起，并在他的精神指引与亲身颂导之下工作。甘地生前对谭云山说，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到中国走一趟，谭云山为促成此事两国奔忙，眼见既成事实，然而历史的吊诡，让他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谭云山在印度旅居长达半个多世纪，目睹了甘地所领导的印度民族自治运动的成功；见证了泰戈尔为声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所发布的严厉谴责和真挚呼告。谭云山一生为中印关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坚忍、兼爱无私的精神鼓舞、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文化侨领。

谭云山；泰戈尔；甘地；精神鼓舞；文化侨领

谭云山（1898-1983），湖南茶陵人，在印度从事文化交流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跟泰戈尔、甘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印友好交流架起了一座金桥。抗战期间，印度两大 圣人通过谭云山传达了他们对我国的大力支持。他1928年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教授中文，一直到1983年去世，都未曾离开印度。

谭云山深受泰戈尔影响，庆幸自己有着与泰翁住在一块儿的幸运、能在泰翁的精神指引与亲身颂导之下工作。不仅如此，他跟甘地的友谊也甚笃，曾跟甘地有过近距离交谈和信件往来，并深受甘地思想鼓舞。谭云山用毕生的热情修补了中国与印度两大民族间的友谊桥梁，享有“中国非官方的文化大使”、“中国的和平乡学术大师”、“中国的学术大师”、“现代中国的玄奘”、“和平乡的中国圣人”、“中国的圣雄或甘地”等尊号。是他又延续了中印友好关系的火种，尽管他的名字直到现在还不为普通人所熟知。但是，在印度的政界、汉学界，他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

谭云山在印度住了半个多世纪，他1928年到达印度圣地尼克坦，直到1983年在印度去世，打破历代名僧旅印的记录。中国唐朝高僧玄奘，为取经共花了19年时间，在印度的时间大约14年，谭云山已然超出玄奘很多年。在20世纪中印文化关系史上，“谭云山教授的贡献独放光芒。他成功的文化工作是不会及身而没。他是虔敬忠诚加谦卑；丰富学识加圣人般性格的化身。”[1]

一　谭云山去印度

谭云山在国内受教育时，政治、社会非常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际教育文化运动”在当时很盛行，所以他于1924年春经广州、香港，抵达新加坡和马来亚从事教书工作。其实，他预先的出国目标是：先到南洋，再到欧洲（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最后从俄国和西伯利亚回国。后来，他没有按既定的轨迹完成，而是在另外的一方天地驰骋，终其一生。

有心者往往有缘。泰戈尔1927年到新加坡游历时，正在新加坡教书的谭云山听到消息立刻赶往会面，那一次也让他有幸如愿见到了诗翁。泰戈尔喜欢眼前这位怀揣梦想的青年，热情地邀请他到印度去做中文教授。这对青年谭云山而言，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召唤。他神往印度这个古老的邻国，这是一个多年未尽的夙愿。他幼年始潜心研佛，一心想往佛祖诞生之地虔诚朝拜。谭云山对泰翁的这个邀请，没有多少的犹疑，立刻应允第二年就到印度。1928年的8月，谭云山乘英国轮船抵赴加尔各答。最初的打算是在印度住五年时间（三年跟从泰戈尔，两年跟从甘地）。由于跟印度前缘过深，无论时代如何风雨飘摇，他的命运都紧紧跟印度系在一起，印度竟成了他后半辈子的侨居国。去了就一直在留在那儿了，直到去世。

谭云山自1928年抵达印度，便在圣地尼克坦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受到了诗圣的亲炙。他把那里作为第二家乡。泰翁于1941年去世，他们在一所学校相处的时间长达13年。晚饭过后，会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交换彼此的思想，畅谈对中印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看法。泰翁非常热爱有着悠久文化的中国，他跟中国的学者、艺术家都有着频繁的来往。所以在他晚年，不顾年老体弱，几次前往中国文化交流。谭云山读了很多关于泰翁的文章和见了许多泰文所作的事件。也因阅读与习见的增多而对泰翁的敬仰来得更大。他认为泰翁是尽美，尽善的化身，是人类与世界的导师。谭云山跟泰翁这段非同寻常的忘年交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

从谭云山与泰戈尔甘地的友谊得知，印度两大圣人不仅对本国的民族自治事业呕心沥血，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十分关切，给予了中国人民相当大力度的声援和支持。获得这些帮助的当中无不有谭云山从中周旋努力的因素。

二　泰戈尔“登高一呼”

泰戈尔在印度受人民崇敬的程度和甘地一样。甘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领袖；泰戈尔则是印度文化教育运动的最高领袖。泰戈尔是一位诗人，对芸芸众生有着深切的关怀，善恶在他的世界观里不偏不倚。日本在亚洲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之前，泰戈尔对日本人的勤劳是非常赞赏的。他印象中，日本民众积极向上，生气勃勃，经济欣欣向荣。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日本举国上下都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化，军阀大肆向全世界发动战争，泰戈尔对此颇为痛惜。当时亡命日本的印度人拉什伯哈里，他原本是印度一位很有声望的老革命家。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他写过反对日本军人荼毒生灵的文章。但殊难料想的是这个人转向了，他倾力支持日本的疯狂侵略行为，并写信给泰戈尔道：“全体旅日之印度商人学生及侨民等，请求你老，为保全印日友谊及印人在日本之利益起见，不要发表反日言论；并设法劝阻印度国民大会及尼赫鲁氏，不要做反日举动。”［2］泰戈尔看完信，非常激怒，立刻写回信谴责，这一篇名为《太戈尔先生给日本侵略者之训诫》经路透社广播全世界：

“日本之恶劣较其经济的掠夺与土地的侵占，实尤甚著，即其日常的毫无悲悯的屠杀的罪恶，与其不知羞耻的非人道的优胜。在历史中，许多国家，从前也被征服过，其景色并更为宽广。但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当其越过另一个以前优胜民族所建筑的已经倾毁的藩篱时，却并无十分人道与可惊怖的事情。自科学使人类的残酷行为至于如此其极，这种战争，对于一切生命竟似不值一惜。此与过去情景，已完全不同。今日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其罪过犹不仅在其所怀抱之帝国主义者的野心，而尤在其对于人类之不分皂白地屠杀，比任何瘟魔为更甚。如果全世界的被侵害的良心，皆大声疾呼，以反对此种罪过，我何人斯，而可以消弭这种正大的抗议？”［2］

显然，诗人的心不为任何暴力、威胁恫吓所屈服，不会被任何利益收买。对于是非的评判完全依从自己的内心，善的加以赞赏，恶的予以揭露、抨击。

泰戈尔同时也规劝那位已经转向的在日友人，不要被一时的冲动遮蔽了双眼，不要为一己私利玷污了自己的良心。不难看出，泰戈尔眼里不仅仅只有自己的同胞，他对所有深陷灾难中的苍生都怀着深深的悲悯和担忧。“此种抗议，并非出自任何单独个人所发动，它是完全出自公众的良心，自然而然；正如三十年前，东方各国人民对于日本所起的崇敬一样。即使我胆大地加以阻止，亦必毫不能为力。因此，我希望一定原谅我，不能顺从你的请求。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国人在日本乃至日本人民他们自己，实有很大的同情。但由中国传来的那些心碎头破与骨断的呼声，实在是过于惨痛与可怕。”［2］人性是相通的，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深深扎痛了泰戈尔的心。

日本有个诗人野口，甘愿做日本军阀的奴婢，支持日军的残暴侵略行为，为他们做辩护。他反复写信给泰戈尔，企图拉拢，为其不义之举找支援。泰戈尔非常气愤，回信给野口：“日本用一切从西方学得的极残忍的方法，以发动劫掠中国人民的战争，实已侵害了一切为文明基础的道德原则。这种事实，实非任何特殊的借口辩护所能改变的。你申说，日本的情境，是特殊的；却忘记了，军事的情境，常常是特殊的。并且，假虔诚的军阀们，每对于其暴行加以奇特辩证，信以为是。”［2］不知读完此信的诗人野口还能作何辩解。

泰戈尔为日本的疯狂行为深感痛惜和痛恨，曾经是受过中国文化滋养的弱小名族，非但无基本的敬畏和尊重，还付诸以残暴的武力摧毁。日本无疑是所有亚洲人的耻辱。“诸君之邻有国焉，其国本受有贵国丰富文化之深恩厚泽，在理应向诸君讲求交谊；即为其自身之根本与久远福利计，亦应与诸君同心协力，携手言欢。奈彼国却受西方之恶毒传染，因转身一变而为一狂暴贪婪之帝国主义者，反而向诸君趁火打劫，并自弃其可以保卫东方光荣使命之伟大机会，而使之成为悲惨之祸害。彼之对于其势力之高声叫嚣，对于生命不分皂白之凶狂残杀，对于文化教育机关之肆意破坏，以及对于人类一切文明法典之任意侮辱，实使正在时代前线努力奋斗争取光荣之近代亚细亚精神，蒙上一层不可不磨灭之耻辱。”［2］泰戈尔进而揭示了一个现实：日本此等卑鄙侵略行为是弃人类道德与文明于不顾，毅然步入西方野蛮堕落的渊薮。他对此，颇有感慨。“其尤为大不幸者，因彼西方之若干骄矜强国，方蹒跚于其傲慢之繁荣之下，对于彼等自命为高尚文明之标准主人用血所浸渍之政治，予以懦怯之宽恕；并正在卑屈匍匐于其秽褻成功之坛坫之下，不思此种秽褻成功，实曾摧毁几多保卫神圣人权之干城。”“然而日本却愤愤然以否认自身之伟大可能性，暴弃其所传承之光荣武士道精神，并使吾人从其卑鄙投机与冒险之行动中，获得一深刻沉痛之感悟。”［2］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伟大的国民，在历史上未曾有如日本民族那样颂扬武力的势力习气。他号召中国人民上下同心、坚决抗战。物力的短缺和战场的失利只是短暂的，在道德上守持人类正义阵脚的我们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相信不久之后，中国在艰难的奋斗中一定会获。“由于此种投机与冒险，即其显然已得之几许成就，亦必堕于污泥尘途，而满载以无可逃避之失败重负。吾人之所慰藉者，即希望贵国此次所遭彼蓄意刻画之暴力侵略，将附丽一庄严崇高之意义；使贵国由英勇牺牲之中，而诞生一新国家与新民族生命。诸君乃世间唯一之伟大国民，从来即无彼势利习气，而颂扬武力，为国家民族特殊光荣精神之一种。当此，贵国为彼无理性之帝国主义之暴力，与其可憎恨之优势所侵袭时，吾人谨以全副心力祈祷诸君，能再度由此患难中打出。于此正欲背叛其至善理想之懦怯世界中，以证实诸君对于更高之人类真实狭义精神之信任。纵或在物力上，诸君暂时不易立刻成功；但诸君在道德上之收获，将永远不致遗失。利之种子，已深植于诸君此次艰难卓绝奋斗之中，其未来之生命必将永无终绝。”[3]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的这番寄语和关怀，送予国人以无穷的慰藉、鼓励和希望。

一场艰难的战役，想要获胜，需要诸多条件大力促成，而精神支持和舆论影响又是绝不容忽视的。泰戈尔不断发表反对日本的言论，带动全世界舆论界以及各界领袖人物“山鸣谷应，万声齐发。”这令人振奋的“登高一呼”，无疑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的斗志，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有切切实实的影响和帮助。

三　谭云山与甘地的一次会晤

甘地生前对谭云山说过：“生平有一个最大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是没有到过中国。机会来临时，很愿意到中国走一趟。”[4]为这句话，谭云山回国联系、制定邀请、接待甘地访华计划。当一切安排妥当，返回印度促进甘地成行之际，甘地不幸遇害。谭云山闻讯痛苦了半个月。甘地一生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殚精竭虑，很长一段时期内，只因民族问题尚未解决而从未有离开国土的意思。他要守护他的同胞，为实现民族自治燃尽最后一束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期许，在印度没有获得独立和自由之前，决不会离开印度。甘地的想法和行动是一致的，直到在被暗杀前，他的确未曾离开印度。然而当印度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民族自治实现、到中国访问的时机成熟，却出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危剧。实在令我们扼腕。毫无疑问，这个未实现的愿望不仅是甘地的遗憾，也成了中国人民对这个圣人永远的追念和遐想。

在印度居住的前十几年里，他亲眼目睹了甘地所带领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甘地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谭云山，为谭云山在艰难中指引了明晰的道路。谭云山能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有所作为，甘地所给予的精神鼓舞功不可没。从谭云山的著作来看，写有《圣哲甘地》、《与甘地先生往来书》、《甘地访问记》、《初访甘地翁》、《甘地给中国青年学生的第一个福音》、《甘地与泰戈尔之生活谈》、《悼甘地》等多个篇目，共计6万多字；还翻译了甘地的大量著作，如《印度自治》等。由此可见，甘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甘地是现代印度的“国父”，在近代史上，他以“非暴力抵抗”的思想解救印度而闻名世界。爱因斯坦称赞他：“后人也许很难相信，史上竟有这样一副血肉之躯行走于世间。”甘地“非暴力”与“坚持真理”的思想广泛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效仿者不计其数，包括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曾是甘地思想的追随者。他在6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和大家一样，听说过甘地，但我尚未认真研究他。我对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极为惊叹，也为他的食盐运动和无数次绝食行为而感动。坚持真理（爱的力量）对我有深刻的意义。当我钻研甘地哲学时，我对爱的力量的怀疑减少了，也第一次看到爱的力量在社会运动中的巨大威力。”可见，不仅是在东方亚洲，在西方世界，甘地思想也是有拥护者的。

在谭云山与甘地的友谊交往中，给谭云山印象深刻的是他跟甘地的一次见面。谭云山一直景仰甘地，希望能早一点目睹圣人的风采。1928年，他刚到印度不久，在一次甘地出席的一个会议，他请求泰戈尔写一个介绍信，以便立刻可以走到圣人面前问候。泰翁对他说“没有必要，甘地先生会很高兴见你的。”意思是，甘地随时愿意接见他。后来他仔细想了想当时的情况，甘地时值忙于会议，应该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跟他交谈，与其那样突兀而匆忙地认识一下，还不如待一个正式的时机，详细地跟他交谈，请他解惑答疑。故打消了迫切一见的念头。

在印度，甘地的思想、甘地的事迹，随时随地都有人向他传来。随着了解的加深，他的内心愈发渴望能亲身体验与甘地近距离的交流机会。终于，在两年半之后，即1931年的4月，他为提交西藏十三世达赖写给甘地的信，必须面见甘地。为这次会面，谭云山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也是在印度时，他与甘地唯一一次珍贵的会面。

谭云山在去见甘地的旅途中，颇费周折，但最后还是如愿到了甘地的真理学院所在地——巴多利，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圣雄。这一次非同寻常的会面，让谭云山终身难忘，记忆犹新。这次见面，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感触很多。在他日后写的《甘地与泰戈尔之生活谈》中，他是这样描述的：

“甘地先生之瘦骨裸身光头赤足之照像。国人已见之多矣。其‘瘦’比瘦鹃先生之‘瘦’，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由其瘦骨裸身光头赤足之照像，亦即可想见其生活。

先生原为富贵子，但现在则无所谓财产，亦无所谓家庭。其夫人儿子，皆随之奔波无定。席不暇暖，以从事民族革命与改造国家社会事业。衣料皆自纺自织，而少缝裁。暑时，仅下身围以布；寒时，再土身披以巾。无论行至何。皆携纺车与俱。印人晋见者，均易衣‘甘地衣布’，从未有穿西装着洋服者。即欧美人士往见，亦多之。饮食简单淡薄。食品以羊乳疏菜为主。杀牲吃肉，是所绝戒。

平居，每在早上四时起身。卧具为木床草褥，或不用床，即在地上。漱浴后，即与徒众朝会，诵诗唱歌静默祈祷。日中除办公见客外，则纺纱看书写文章。早晚六时左右，均作村外散步。每礼拜一日缄默，不发一声，藉资休养。有事，用笔谈、作手式。是日即名为‘缄默日’（Silence Day）但纺纱看书写文清理函牍等工作仍如常。总而言之先生生活，可以‘刻苦’二字作包括。”[5]

在那一次的拜访中，甘地对谭云山很热情，也非常的体贴，知道他是远道而来，旅途劳顿，早晨不忍叫醒一起散步，以便让其多留些时间补充睡眠。提到返回的行程时间，甘地希望他不要匆匆离开，再多住些时日。谭云山也随即表达了对甘地的崇拜之情：“我可以永远追随你吗？”甘地说：“我不敢期待你这样做，你在这儿，就住到我也离开去往别的地方时吧”。谭云山感动甘地对他的挽留。后来在一起谈话时，他们谈了中国和印度在宗教、文化的交流，两国过去古老亲密的关系，目前两者之间应该恢复交流友谊的必要。甘地对谭云山说，他非常钦佩中国文化，对中国人也有极深的爱。说自己在南非的时候，有很多中国朋友，其中不少还参加了他所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谭云山告诉他，中国人对印度的两位伟人甘地和泰戈尔非常尊敬，把他们当作佛土的活菩萨。并表达了他真诚邀请甘地到中国访问的想法。

谭云山在真理学院那几天，他和甘地常常一起散步。有一件事，是受到甘地的直接点播而决心改变的。甘地谈了对中国人的大概印象，他说中国人是喜欢艺术的，甚至日常生活也充满了艺术情趣。但是他不喜欢中国人肉吃得太多，并问谭云山是否愿意尝试着吃素。谭云山脱口回答并同意说：“我很久以来就想成为一个纯粹的素食者。现在承你这样劝我，我将努力成为一个素食者，并把这件事当作我和你见面的一个愉快的纪念。”[1]甘地很为谭云山的承诺感到高兴，并祝他成功。

无论多愉快的相见，也会有离开的一刻。临别前，他向甘地告辞，甘地握住他的手，点头微笑，像父亲对待儿子一般。谭云山在感动难舍中结束了跟甘地相处的日子。谭云山多次与人谈及，初见甘地是他一辈子中最值得珍贵的回忆。给他日后的事业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分别不久之后，谭云山便收到了甘地如约寄来的“给中国青年学生的第一个福音”——信中写道：“要知道，中国之拯救，是完全凭藉纯正无疵的‘和爱不伤害’。”谭云山认为，甘地这封信虽然简短，意义却很深长、沉重。对于当时中国互相残杀和血肉飞溅的处境而言，无疑是救济的良药。

三　文化救国的谭云山

“平生自愧无多长，但有虔诚塞太荒；忧患死生相与共，孔颜乐处是家乡。”

——（谭云山《忆昔八章<四>》）

谭云山漂洋过海，跋山涉水去印度，在印度艰苦地生活，为各种事务来往两国奔波，若不是受甘地精神的鼓舞，从泰戈尔思想中汲取力量，他也许很难把一份伟大的事业坚持做出影响力。他没有庸碌一生籍籍无名。正如，甘地有言：“我们是神圣的朝圣者，应对生命中每一分钟负责。”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战胜那么多的困难，吃下那番苦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翻阅史料，我们得知他为协助民国政府特使进藏，差点葬身悬崖；为促进中印交流，筹办中印学会，由于经费不足，遇到重重困难；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两国早日友好建交牵线搭桥。谭云山在印度的五十多年，在为中印两国之间友好发展努力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升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没有辜负风云激荡的时代。

谭云山与当时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社会贤达、知名学者都有过交往。其实，谭云山性情是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的，他之所以热衷与外界接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交流。他后来在《中国与印度》也说过这样的话：“以个人的地位与一个纯粹学者的立场，除研究讲授中印文化学术之外，对于中印两国人民的联系，也略略有所尽力。”这段话他说得很谦虚——“略略有所尽力”，其实功绩远不止于此，但由此表现出其谦谦君子之风。可以这么说：在中印交流史上的贡献，谭云山的名字彪炳史册。那些年，有他联系的两国之间的互往，有人形容犹如蜜月期般亲密。

谭云山身处异土，心却系念国内。20世纪30年代，阴鸷日寇略我国土，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学者谭云山无心安坐书斋做学问，他以著述的方式发出他满腔的愤怒和反抗。“日本军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兴百万之师，动全国之众；以冒然侵犯我中国。其军队在我中国，所行所为之种种无法、无耻、惨无人道之暴举兽行，如屠戮我非武装民众，奸污我老幼妇女，轰炸我不设防城市，摧毁我文化教育机关，破坏我宗教祠堂庙宇，劫掠我公私器物财产；真是馨南山之竹，难以书其罪，尽东流之水，难以涤其恶。不但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之惨祸，且为全世界人类历史上从来所罕见之悲剧。其影响及结果所至，又不但我中国国家民族之主权独立与自由等等，遭其毒害；而我东方之高尚文化与世界之和平安宁，亦为之摧残为之玷污，且举凡一切人类之宗教道德正义公理等等，亦皆为之毁灭无余。使得我中国人民，深怀仇恨，世世难忘，且此仇此恨，不知要到那年那日，才报复得了，清算得了。即全世界上之公正人士，亦莫不切齿痛心，深抱不平与愤慨。”[6]字句朴质、严正，道出了国人的悲忿和沉痛。

印度在甘地带领下实现了民族自治，这给世界上所有暴力者和殖民者一个绝好的范本和警示。甘地解释，他所认为的自治的最小单位，是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体。他自己首先体验对自身的自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印度就是自由的。当我们学习管理我们自己时，这就是自治。因此自治在你的手中，不要将自治视为一个梦，我所构画的自治就在你我面前，一旦我们实现了它，尽毕生之力去劝导其他人这样做。这样的自治必须由个人亲自体验和践行。”[7]国家要实现自治，要从个人的自治做起，不仅如此，还要劝别人学会自治，而且要落实到行动中。谭云山从甘地那里汲取灵感，并有自己的发挥。他强调人要自省，只有先认清自身的问题，才能去战胜敌人。他在《第二次大战》这篇文中谈到：“我人将如何消灭此丑恶精神耶？此法不在完全归罪于敌人，而在吾人对我民众及国家作极诚恳之内省，对我文化与文明作极恳挚之考察与审视。”“然则人类良心醒觉及灵魂开悟能易致之于短时间耶？曰：能。吾人只需一呼即能醒觉酣梦。等于梦中，只需一缕光明即能烛照暗室。以追念先圣大贤之崇高遗训我人即易唤醒人类之良心及开悟人类之灵魂。”[8]同时他引用圣人古训强调，人生来是自由的，我们不去统治别人，亦不受人统治。我们不仅要有勇气去战胜强大的敌人，也还要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也需大力去除。“古代印度大贤与大史中教我辈以金规曰：‘若人以痛苦见施加汝，汝慎勿报之。’中国之圣贤孔子教我人二字：一曰‘忠’，兹引彼之言曰：‘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曰‘恕’，其言曰：‘己所不欲，勿施人’。奉行此诸教训良非极简易之为耶？将彼等译为现代名词则为：‘若吾人自身欲自由，应不否认他人之自由；当我人自身不欲人统治，亦不应统治他人。若我人自身有罪恶，眼中有一缕光明，我辈焉能令他人搜出分毫？当然，我人必须有战斗恶敌之勇气，但亦必须有自认错误之同样勇气。吾人必须有击败希特勒，莫索里尼及日本军阀之力，但同时亦应有征服自身弱点之力量。唯能如是，则吾人庶乎能获得战争之胜利及和平之胜利也。’”[8]

谭云山从战乱中来，深味奴役之苦：“时衰世乱慕前贤，宏愿坚持度众生；日月经天凭仰止，江河行地耐缘牵。”（《偶感八章》）谭云山与传统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抱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参与社会活动；秉笔直书；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民族命运鞠躬尽瘁。有人说：乱世家国不幸诗人幸，乱世出英雄。在乱世中能为国家和平、社会安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为历史车轮的向前推进出了一份莫大的力。学者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就会和一般文人有所不同，谭云山正是这样的学者。他对社会矛盾看得很透彻，他为民族、阶级不平等制度，为国家遭受侵略，人民沐浴战火深感悲痛。“余深信在任何情形，任何手段，任何武力下，中国决不能被征服。”正如甘地有言：“我们要么解放印度，要么死于此。我们不要活着看见自己被奴役。”谭云山没有被日本的铁蹄势力所征服。他呼吁：“对于各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皆不得有任何种分别歧待。”因为，人的自由平等是生来则有的，所以“对于一切人等（全体或个人）及各人种，民族，国家，应一律予以绝对自由平等。”进而“各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之间，不得有任何种对抗或嫌恨。”从谭云山的思想中看不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体现的是他对对人类的大爱“在一切之间，在个人，人种，民族，国家之间，应只有亲爱与和睦。”故而“任何人不得对于任何他人加以利用或侵损。只应牺牲自利，互助他人。”[9]

甘地还有一句为大家所广知的话“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他以此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而谭云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句话作了注脚。当不理解他的人对他横加指责的时候，他从不怀恨，更不会报复，而是以更加宽容的心去对待。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他说：“人生要以服务为目的，不可以夺取为目的。”还将自己的思想浓缩为六十四字的《中印箴铭》：“立德立言，救人救世；至刚至大，有守有为；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慈悲喜舍，禅定智慧；格致诚正，修齐治平。”[10]这六十四字真言，熔铸了儒释道和印度文化的精粹，也是他一生修炼的写照。

从个人经历考察，甘地早年负笈英伦，学法律，后来到南非从业做律师；泰戈尔青年时期赴英国留学，后回国创办国际大学；谭云山青年学成后赴南洋教书，写文章，做编辑，办报刊，最后到了印度。由此看出他们存在相同之处，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游子羁旅在外，积淀了对祖国更为深刻铭心的爱，他们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解放背负着坚定的使命。所不同的是，甘地、泰戈尔选择回到祖国服务，谭云山留在他乡为祖国呐喊助威。他在报纸上写政论、时评，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猛烈抨击。“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还是处在次殖民地民族的地位。受尽帝国主义者种种的束缚，种种的压迫。无处不是为人家欺凌，无处不是为人家侮辱。当我们在国内时，还不十分觉得怎样；我们一跑出国外，则这些束缚，压迫，欺凌，侮辱，更感受得特别真切。这种次殖民地民族的地位不打破，我们简直不配存在世界上了。”[11]他身在国外，强烈地感受到民族自尊被挫伤，心头悲愤的火焰在熊熊燃烧，民族自强的目标不曾松懈。他把这些经历都记录在文章中。

甘地说：“在内战中仍要谨记，政府和人民是一家，共同行动。”谭云山奉劝同胞不管困难有多大，敌人有多阴险凶残，号召大家都要紧紧团结，一致行动。“吾人应知敌人对我所施种种挑拨离间之毒计，所作种种分化折散之阴谋，与夫所行种种威迫利诱之诈术。吾人总当一德一心，精诚团结，内部不能有丝毫罅隙，不能有丝毫芥蒂，更不能有丝毫慊怨。吾人应团结如金石之坚，应团结如钢铁之固，更应团结如天地之久。”“吾人应以举国一致，全民一致，同生死，共患难之精诚，以克服一切艰险，以克服一切困难，以克服吾人之敌人。”[12]谭云山满腔的愤慨只能通过文字来声讨。他充分运用了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写出了一篇篇催人奋发的文章，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强烈的济世情怀在他身上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谭云山认为，灾难降临，大敌当前，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份力可以发挥。“每人往前线作战并非所需，一部分应在前线作战，另一部分应在后方作战；有人应以枪炮，坦克车，飞机而战，有人则应以笔捍、犁头、锄头、纺车或其他工具等而战——虽方式不同，共同作战则一也。”[8]

战争越来越不可遏制，他写得比以前更勤奋了，那份深沉的民族感情在文章中随处可见的。他痛恨卖国的汉奸，呼吁同胞为抗战坚持到底：“吾人今日，只有以整个之国家与敌人战，由亡中以图存。吾人今日只有以整个之民族与敌人战，由死中以求生。敌人若不向我求和，吾人决不可以言妥协；敌人若不从我国撤退，吾人决不可以言停战。”“为敌人作傀儡汉奸者，则又不但非我之同类，而且非人之同类也。”[12]他发动华侨爱国，支持抗战。呼吁侨民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然而这些情形，也是今日世界局势不安定的普遍现象，亦无法避免，我们切不可因此过于焦虑，过于苦闷。我们要在困难中造机会，由艰苦中成事业。以我华侨过去刻苦忍耐劳奋斗成功的历史看来，兄弟相信侨胞必能渡过这个难关，要紧的是如何应付当前的局面，如何把握未来的时机。依兄弟的浅见，我们侨胞目前最应注意的是团结、研究和计划。要团结才有力量，要研究才能明了现实，要有计划才能应付环境。”[13]他表达形式上在不断地改变，由原来抒写个人情绪的“小品文”，转向写为苍生呼告的政论文、演讲为主，包括大量用英文写就的。

谭云山在写给各方友人的信件中，无处不流露对国难的忧愤，强调各民族一致团结才是抵御外强的最好途径。“盖帝国主义所最畏惧者，辄为我大中华国内各地民族之团结，与国内政治之统一。因我大中华国内各民族一团结，与国内政治一统一，则彼帝国主义，即无侵略之机会。故吾人今日，急应窥破帝国主义之狡计，再勿受其愚弄，被其利用，否则必皆将为朝鲜、安南、布丹、锡金之绩，甚之将同归于尽，求立足于天地之间而不可得，后患真有不堪设想者矣。”“故吾人欲求民族自决，只有求整个的大中华民族自决；欲求独立自治，只有求整个的大中华国家独立自治。反之，若国内各地民族，自相分裂，各谋自决，各谋独立自治；则自决决不可能，独立自治决不可得。自决既不可能，独立自治既不可得，而所谓保护宗教，亦只是一谎语而已。”[14]

综观所述，谭云山之所以能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我认为，除了他满腔匡世救国的情怀，主要也非常根本的是受着两位圣人的指引和熏陶，使得他对自己的事业愈发的执着和乐观。他曾说：“必须从种种方面——对为恶不仁的‘战争贩子’，对残忍兽性的侵略者，亦即对报纸上所称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及日本军阀奋斗。对此等野蛮之徒奋斗，当然要竭尽种种艰苦的能事，要准备一切的牺牲。”[15]因是，在历经各种折磨时，他都因为有圣哲的精神鼓舞和支持，而能挺立过来。

伟大的人，往往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民族、为全人类谋发展谋幸福的人。他们背负这种使命勇敢前行。甘地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呕心沥血，直至献出生命，泰戈尔为祖国、为人类之爱而歌唱了一生。谭云山这位怀揣拳拳爱国心的文化使者，对祖国抗战胜利投入了一生的热情和才智。是这位中印友好的使者，循着儒释道和甘地、泰戈尔的足迹为我们指引和开拓了一条国际文化交流的道路。

国难出忠臣。抗战期间，中国出了两位伟大的侨领，一位是以实业救国的陈嘉庚，一位是以文化救国的谭云山。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谭云山和陈嘉庚，以及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牺牲的千千万万爱国华侨、华人，值得人们深刻缅怀，永远铭记他的历史贡献。

[1]陈文.谭云山传奇[N].中国时报,1938-04-01.

[2谭云山.诗圣泰戈尔与中日战争[J].民意周刊,1939,(65).

[3]谭云山.致中国人民书[J].民意周刊,1939,(66).

[4]德安,菊人,凌冰.会见谭云山[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5]谭云山.甘地与泰戈尔之生活谈[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6]谭云山.诗圣泰戈尔与中日战争[J].民意周刊,1939,(65).

[7]甘地.印度自治[M].谭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8]谭云山.第二次大战[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9]谭云山.从统一的亚洲都统一的世界[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10]谭云山.中印箴铭[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11]谭云山.国庆纪念与三民主义[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12]谭云山.全面抗战与全民抗战[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13]谭云山.精诚团结爱国[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14]谭云山.致达赖喇嘛书[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15]谭云山.知识份子对世界灾难应负的责任[Z].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责任编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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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5）04-0023-06

2014-12-20

蒋慧琳（1980-），女，湖南永州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印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