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无上的“阳谋”
——评夏昕长篇小说《阳谋为上》

王爱民

（衡阳市铁一中学，湖南 衡阳 421002）

至高无上的“阳谋”
——评夏昕长篇小说《阳谋为上》

王爱民

（衡阳市铁一中学，湖南 衡阳 421002）

论文是对夏昕“长篇时政小说”《阳谋为上》的文学评论，主要侧重三个角度加以分析：一、阳谋与阴谋的本质区别；二、阳谋与阴谋的终极效应；三、“意外”之外的严峻命题。

文学评论；夏昕；《阳谋为上》；长篇时政小说

一　阳谋与阴谋的本质区别

夏昕先生的“长篇时政小说”命名为《阳谋为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场大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开始是极力发动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可是当意见越提越 多时，发动者又受不了了，突然来了一个“大反击”：将提意见的人全都打成“右派”，并作为“阶级敌人”进行镇压。事后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阴谋，发动者则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从此，中国的政治学词典里又增加了一个新词——而且是由领袖创造并专用的。其实，阴谋也好，阳谋也罢，就政治领域特别是官场政治而言，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的说法应该是“权谋”——为夺取权力或保住权力而谋；而且其过程和结果必定充满了残酷、血腥和欺骗。上个世纪的“反右运动”，就是政治“权谋”的最好注解。

关于政治的残酷、血腥和欺骗，这是马克思的总结。马克思认为，政治包括三个含义：残酷、血腥、欺骗。从某种意义上说，“残酷”是本质，政治只要与权力相关，就是冷酷无情的；“血腥”是结果，无论夺取权力或保住权力，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欺骗”则是主要手段，无论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均免不了使用这一手段。用西方政治学术语来解释，“政治”的英文是Politics，翻译出来就有“阴谋”、“权谋”、“策略”等含义，这种解释与传统等级社会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曾将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概括为三个字：法、术、势。“法”是“法禁”，也就是“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其关键是“禁”：禁止群臣百姓乱说乱动，以保证“上尊而不侵”——维护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术”是“权术”，也就是运用各种政治权谋来驾驭群臣，利用各种手段来欺骗民众。“势”是“威势”，也就是统治者怎样以威势来慑服众人。一句话，政治统治就在于保持或增加统治者的权力。为达此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如残酷、欺骗，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等等，成功和胜利才是决定一切的，正如中国的俗话所说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纵观历史，从古到今，乐于玩弄政治手腕的人，几乎都是在玩弄权术和阴谋诡计，一个个都是心怀叵测、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等等。其目的是就为了获得更多的名利和地位，其实质就是为了获得权力和享受，其结果就是残酷与血腥的事实和场面……毫无疑问，政治玩家稍有不慎，也会粉身碎骨，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乃至于遗臭万年。因此，对中国的官场来说，“阳谋”或“阴谋”是不能不玩的手段，而且一个个都玩成了“高手”。《阳谋为上》的封面上赫然印着“高手过招的至尊境界”字样，这不仅点出了该作品的突出特征，也切合了“官场”文艺的常见特征，更是揭示了官场政治的本质特征。可以说，官场上集中了中华民族“阳谋”或“阴谋”的最高智慧。

当然，夏昕的小说似乎有点与众不同，他写的是“阳谋”，但并非是“反右运动”的发动者所说的“阳谋”。那么，该作品所要表现的“阳谋”，其真实涵义究竟是什么？

首先来看书中人物是怎么理解的。直接从字面上进行理解的是莫小琪：“阳谋？阳光下的谋略，当然可用”（《阳谋为上》，P265。下引仅注明页码）。既然是“阳光下的谋略”，当然就应该是公开透明的，这与欺诈欺骗的“阴谋”，至少从手段上来看就有了根本的区别；更本质的区别则还是目的不同。从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阳谋”一词是省环保局副局长林建勇用来说明自己的一次考察行为的。他发了一条短信劝作品中的主人公郁远达：“郁县长，初次相识，感觉你也是性情中人，不使阴招。但请记住在众人面前千万别太露性情。我与你不一样，我即使得罪了他们，也是阳谋，他们又奈我其何？”（P125）结合林建勇的所言所行，“阳谋”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形式上的公开透明，他对南溪县的批评是在会场上的公开批评；二是内容上是经得起检验的，他质问道：“蓝天冶炼厂污染如此严重，受害的老百姓数以万计，甚至会影响到好几代人的健康，有些人却视而不见，甚至暗地里还支持蓝天冶炼厂暴力抵抗执法，请问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你们良心哪里去了？”（P122）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当然，如果再结合南溪县委书记邢贺华的所言所行，“阳谋”则还应该有第三层意思：言行一致。针对林建勇的质问，邢贺华也有一个似是“阳谋”的反驳：“绝不能哪位官大半级，哪位就说了算。一切应以法律为准绳，以党性为原则，以良心为内律。”（P123）仅从言语上看，邢贺华以党性和良心作答，还把法律放在了首位，可谓滴水不漏。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又在蔑视法律，违背党性，践踏良心——公开所说的与背后所做的全然相悖，这也就是“阴谋”者的突出特征，也应该是阴谋与阳谋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阴谋”更多的是“欺骗”，“阳谋”更多的是“诚实”。

二　阳谋与阴谋的终极效应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专制体制的国家，权谋政治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统治者玩权谋不管玩得是如何娴熟，有一个权力制衡的命脉总是无法逾越的，那就是“得民心者的天下”。失去了民心，无论怎样的权谋高手，最终也难免被别人所玩，乃至于身败名裂。秦始皇无疑是权谋高手，他身边的谋士李斯、赵高同样是权谋高手，当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时，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于是将秦国带向了辉煌；当秦始皇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时，他便失去了民心，再高明的权谋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将秦国带向了灭亡。因此，诚如鲁迅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但因此能成大事者，古来未有。”（鲁迅《捣鬼心传》）民间口头语“捣鬼”，换成书面语就是“阴谋”。阴谋是有效的，但不一定长久有效；阴谋也能成事，但成不了大事。那么，要长久有效，要成大事，恐怕还得用“阳谋”。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效应”上来区分一下阴谋与阳谋：从短期效应看，阳谋或许斗不过阴谋；从终极效应看，则是阳谋终将战胜阴谋。这恐怕也正是《阳谋为上》所要表达的主题。

从短期效应说，有时候阳谋的确斗不过阴谋，例如蓝天冶炼厂的排污事件，“附近村民一直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多次与蓝天冶炼厂发生直接冲突”，作为当地一霸的老板孙满柳不仅不整改，反而“安排一些地痞流氓去找村民的碴子”；村民集体到县委县政府上访无济于事，又大家凑钱集体到省委上访，县主要领导已经被追责了，作为县委书记的邢贺华仍然拖着不处理（P21）；与此同时，“省市环保部门曾先后下发了十三个文件，要求蓝天冶炼厂整治，但蓝天冶炼厂排污依旧”（P121）；尤为不可思议的是，新来的副县长郁远达带着县环保局副局长朱大保到蓝天冶炼厂调研，厂方不仅不配合，还组织数十名工人堵住厂门示威，并用白布写出“谁断我们路子就打断他的腿子”等标语进行威胁，最后还真就把朱大保打成了脑震荡。在这里，什么法律、党性、良心等“阳谋”全然不起作用，只有“阴谋”在指挥着黑社会手段的胡作非为。

不仅如此，就连南溪县最大的企业南溪矿山集团的夺标和组建，也是以“阴”对“阴”、以“黑”对“黑”才取得的成效。先是东山锑矿的老板为了夺标，组织一些人或是当街打人、或是假冒警察抓人、或是打电话威胁人，将“前来参加招标的老板们，吓走了一大批”（P141）；然后邢贺华又指示招标办，让开标公告只在周末的深夜以飞幕的形式在电视屏上走了两遍，使得绝大多数竞标者没有看到公告，即使看到了，只有周末的两天时间，也无法凑齐2000万元的竞标保证金，使得竞标最后只剩下了三家。北京来的客商姚顺南能够最后中标，除了他的经济实力外，更主要的是他早就准备好了以黑对黑的办法，他“早料到有人在招标上要玩各种把戏，因此他自从决定参加招标后，就准备好了5000万资金，随时可以取出来。而为了防止没有看到开标公告，他组织人对招标办可能投放开标公告的几家媒体进行了分析，然后给这几家媒体的广告部主任都塞了红包，要求他们一接到相关广告时，立即电话通知他”（P146）；当中标之后步出会场时，“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往姚顺南这边围了过来”，而姚顺南一声“操家伙”，“所有保镖迅速将暗藏在西装里的一根两尺长的钢管抽了出来，然后一字排开，挡住了那伙人”（P145）；组建南溪矿山集团之后，他又“棋高一招”，聘请南溪县矿管局局长刘大江为总经理，“全权负责南溪这边的一切事务”，因为他知道，“开采矿山,少不了要发生各种纠纷,而解决这些纠纷的办法,走法律不一定管用,找政府也难一时见效,不少人往往就是凭各种社会关系，甚至用江湖的方式来处理”（P149），而刘大江虽然曾是政府部门的局长，但他处理矿山事务的方式则主要是江湖方式，因而才被姚顺南看中并聘为总经理。从这里不难看出，姚顺南如果不使用点“阴招”，连竞标的时间和资格都难以争到，争到了也难以安全离开现场，安全离开了也难以组建企业，组建了也难以正常经营——这一连串的“难以”，也正说明了“阴谋有术也有效”。

不仅如此，即使是“不使阴招”的郁远达，他要去除网络上给自己泼脏水的帖子，也只好使出阴招：让内弟请黑客将相关网页黑掉。

为什么通过阳谋的手段、纯粹走正常的渠道事情难以办成，而要辅助以“阴招”才有效？这也正好映照了当今社会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国情特点。从时代特征说，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旧的规范已失效，新的规范还不完善，社会生活还没有完全进入规范化的轨道；从国情特点说，中国历来就没有健全的法制，自觉守法的公民意识也没有很好地树立起来，相反，个人专权与特权思想的结合，已经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潜意识，只要有机会，从官员到普通百姓，人人都想从正常的规范之外捞取点特权和利益，只要这种心理意识不能祛除，在办事过程中的那一连串“难以”现象也就无法消除，阴招的有效性也就会长期存在。

当然，从长远看，阳谋毕竟要战胜阴谋；只要玩阴谋的人失去了民心，最终要走向灭亡——这种历史的定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邢贺华不管如何地费尽心机，最终还是难逃法网，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三　“意外”之外的严峻命题

邢贺华的落网，的确体现了民心的向背，“邢贺华被抓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南溪县，南溪县城四处有人放鞭炮庆祝，有的还打出‘感谢党，感谢政府，终于消除了南溪恶霸’的条幅”（P308）。从这一条幅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三层含义：其一，邢贺华完全失去了民心，所以难逃历史定律的惩罚；其二，党和政府抓捕邢贺华的行动代表了南溪的民心；其三，民心的向背并不能直接发挥作用，只能通过党和政府这一中介。于是，这又引出了另一问题：当邢贺华这一类恶霸还在台上时，他同样代表着党和政府，就因为他掌握着“党和政府”所任命的权力，所以才能胡作非为。因此，我们说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从国家政权更迭的历史定律来说是必然如此，但具体落实到局部和个人，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邢贺华的落网就是如此。

本来，邢贺华“老谋深算”，且“树大根深，人脉关系复杂”，“南溪县的公检法司，为他效忠的人很多”（P305），要扳倒他很不容易。就在郁远达与省报名记者贺子墨两人“合谋”通过发内参和省检察长的关系意欲扳倒邢贺华时，邢贺华却被调到了市委任副秘书长，“这个位置虽然不像县委书记那样掌握实权，但也可进可退，关键是他从风口浪尖上跳了出来，平稳地落到了一个安全地带”（P306）。既然邢贺华已经“安全”着陆，郁远达也就放弃了扳倒他的计划。当新来的县委书记林建勇征求郁远达对治理南溪“这个烂摊子”的看法时，他指出南溪存在“两大害”：“其一是邢贺华在南溪期间专横跋扈，使得整个官场歪风邪气盛行”，“其二是以孙满柳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肆意横行”；“这两害不除，工作就不好开展，也难以得民心”（P307）。但他又认为邢贺华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只能“慢慢来”，“孙满柳这一害可以先除掉”。正是在“除黑”的过程中，牵扯出了邢贺华的受贿事实，于是邢贺华很快落网，这可以说是打黑的“意外”收获。

邢贺华的“意外”落网，首先说明了这是必然中的一个偶然，如果孙满柳、汤大鹏之类的黑社会头目不交代自己的行贿事实——因为行贿与受贿同罪，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攻守同盟——邢贺华之类的官员就会逍遥法外，不会“被偶然”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官员恐怕还有很多，民间老百姓说，随便拉出一个县委书记去枪毙也不会冤枉了他，话虽过激，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反腐形势的严峻性已无需多说，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邢贺华的“意外”结局，却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思考，也提供了“意外”之外的严峻命题。

命题一：在权力的制衡中，民心如何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蓝天冶炼厂的排污事件，“附近村民一直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济于事，村民集体到县委县政府上访、最终到省委上访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这说明民心在处理这一事件中所发挥的直接效应是如何地微弱，村民根本无法制约县委书记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怎样把权力装进笼子，怎样来限制权力。这当然是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笼子”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一种制度，甚或是用一种权力对付另一种权力，而不能体现民心的直接效应，那么这个“笼子”就形同虚设，甚至又免不了权权交易，增加一批贪官。近年来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不是缺乏制度，也不是缺乏监察机构；试想，当南溪县的公检法司都在为邢贺华效忠时，制度和监察机构又有何用？因此，把权力装进“笼子”是必要的，但更为关键的是要让民心成为这个“笼子”的构成要素，让民心发挥权力制衡的直接效应。

命题二：在权力运行方面，如何形成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防止黑社会性质的暗箱操作？权力本身应受到制约，权力运行更应该公开透明。南溪矿山集团的招标，就是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如果不是姚顺南早有预料并准备好了以“黑”对“黑”的办法，最后参与竞标的恐怕就只有邢贺华保护下的东山锑矿一家，国家资产不知要流失多少。这还是有明文的制度规定和县委常委的集体决定必须公开招标的项目，仅凭邢贺华的一句话，整个操作过程就变成了暗箱操作，如果不是明文规定和集体决定的事务，更是一把手个人说了算，暗箱操作更为严重。因此，权力制衡在权力运行阶段更要体现民心参与的直接效应，更需要民众直接参与监督。

命题三：在以人为本方面，如何保证“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势必导致官员的“专横跋扈，使得整个官场歪风邪气盛行”，邢贺华的所作所为，只是中国官场的沧海一粟。这不仅是一个失去民心的严峻的政治学问题，更是一个扭曲人性的严峻的哲学问题。贺子墨总结官场发展的五阶段：“最先自己要行；其次要有人说你行；再次，说你行的人要行；然后，你说谁行谁就行；最终，谁敢说你不行？”（P287）而在“最先”阶段，自己的“行”不仅是能干事，更重要的是“主动选择先做孙子，装孙子装得差不多了，他也就逐渐被提拔上来了，这时就轮到他做老子了。这些人的理论是：开始不愿做孙子，一辈子都难当老子，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个谁都不闻不问的弃子”（P43）。官场上的人性是这样一代一代地扭曲下去，何谈人性的解放？作为先锋队的官员们连自己都解放不了，何谈解放全人类？那么，马克思所描绘的最高目标——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岂不成为一句空话？毋庸置疑，“阳谋为上”——阳谋至高无上，缺失阳谋，近则失去民心、失去政权，远则失去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扭曲人性，这是《阳谋为上》启迪我们的严峻命题。

（责任编校：呙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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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219（2015）04-0036-04

2015-02-30

王爱民（1969-），男，湖南祁阳人，衡阳铁路一中语文教师，研究方向为语文教学与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