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学思想简论

陈汉威

（广东培正学院 经济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

曾国藩治学思想简论

陈汉威

（广东培正学院 经济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

中国近代历史之中，曾国藩在政治、经济、学术、外交、军事等方面有重大的影响。该文通过论述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形成、实践和成就，剖析其治学思想的本质，及其对近代的学术发展的贡献，对其治学思想做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曾国藩；治学；思想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11月，卒于1872年。晚清时期，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 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曾国藩治学力主提倡“耐”和“恒”。在晚清时期，许多读书人懒而躁，不愿意读完一部书，曾国藩却坚持一书未毕，绝不换读别书的治学思想。陆沣曾经提倡“士大夫之学，略观大义，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这正是当时学术思想最为现实的表现。

一　曾国藩治学思想的形成

曾国藩极力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这种风气主要体现在《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之中。

在家书中正式开始讨论到做学问，还要追溯到1842年。曾国藩当时治学期间的安排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当时曾国藩已经贵为清朝朝廷翰林院的检讨，协助修订国史。三十二岁左右才开始读《汉书》与《后汉书》的曾国藩曾经说过自己，“早不自立”，并非过分谦卑。在早年，曾国藩用功的对象，只有八股文。在中年时期，才发奋读书钻研治学。由此可知，曾国藩治学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不该追溯其青少年儿童时期，而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其中年时期。这时期的曾国藩才开始对“学问”的重要性产生浓厚的兴趣。

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官位由侍读升为内阁学士，曾经任过礼、刑、工、兵部侍郎，做过主考阅卷大臣。1840年至1852年期间，曾国藩任江西正主考官，以丁艰回籍。在他的家书里屡次见到，“应酬之繁，目不暇合”一类的话。可见在这段时期，曾国藩无法专心于治学研究。此后则主要从事于军事，如此环境的改变，更不适合专门治学。

从1852年到创立乡团，到1864年攻破太平天国天京前后经历十三年。在这戎马生涯之中，曾国藩收获了他在治学思想上的成就，乃至学问与事业相互辉映，而且各有特色。一方面取决于曾国藩个人坚强意志，另一方面，在于其远大的目光与方法的适当。治军的特殊经历，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曾国藩与传统知识分子高卧书斋庙堂不同。领军打仗的经历使他不可能专心一致于治学。这种兵戎生涯中形成的治学思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不可能拘泥于传统想法而不做出改变。

曾国藩原本是专注于八股文，在进入京城之后，便开始致力于学术，最初主要得益于朋友的启发。第一封讨论治学的家书内容是：“子序之为人，子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根据所述朋友言论，了解到曾国藩治学思想，主要是“老守一井”和“约而专”。即持之以恒，而要“精”。清朝乾嘉年代以来的翰苑之学与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和其官宦戎马生活相差甚远。而且曾国藩不仅“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还关注“身心国家大道理”，在见识和眼光上，都决定了他学术地位的高卓。由此可见，曾国藩以“约”功夫来研究学术，着眼于“国家”的方向，这是一种相互为用的两处。

在《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中，都能够常常见到曾国藩“克己”的读书方式。“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各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经，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书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则穷理，史义考事，舍此二者，更别五学矣。”

因此，曾国藩对于“克己”的读书方式，有十分坚定的立场。与当时较为流行的博雅考订，完成不同。从曾国藩戎马生涯上，和“扎硬寨，打死仗”的口号，可见其功业上的成就，和其治学精神，处处相通。

二　曾国藩治学思想实践

曾国藩认为治学读书要克己，则在选择标准就需要审视。克己读书第一要义是对各书籍审视。而选择的标准，曾国藩定为“先务乎其大”。主要体现在曾国藩的一篇散文《圣哲画像记》：“当世书籍和作者之多，犹如江海一样，不可能凭一个人的肚量能容纳。主要的就在于谨慎的选择。”凡读书治学，终需要作一个明确主题的书目。清初考据学的代表，乾嘉学派全盛的代表书目，便是江藩撰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以及后面接踵而起的《皇清经解正续篇》。这种考据学要求很高，除非符合一定环境条件和个人要求，否则很难深入研究和有进一步的发展。清代陈沣对于考据学的发展有一定认识，提倡要注意注释，但仍然无法跳出传统经义范围。相对来说，曾国藩则另辟途径，不受考据学的影响。如果清代陈沣的治学思想归类为经义的“博士学”，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则可以称为经世之学的“士大夫学”。

根据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将曾国藩治学思想实践概括为“一生三变”。“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话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洛靖于骆文忠幕中肆口低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1]P17

曾国藩在治学实践上的三次重大变化主要是指，由“翰林词赋”变为程朱理学和乾嘉训话学的儒家之学。第二次重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办理团练，治学转变成“申韩之学”，也就是法家学说。这种转变主要是取决于晚清时期的乱世需要。第三次转变主要体现在，对于“黄老”道家学说的深入研究。[2]P68

治学实践上的三种变化，都是以曾国藩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客观影响下进行划分。这种治学时间的转变是特定时期，因客观环境的需要而出现的情况。随曾国藩不同时期不同经历的需要，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对自己治学实践做出不断调整。由此可知，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实践不能依据某一特定时期来概括其治学实践的主要体现。在中国晚清时期的客观情况下来看待曾国藩的治学实践是必要的因素。在太平天国动乱时期，办理团练需要重视法家学说是为治军的需要。

1852年，曾国藩阅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这本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定倭寇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曾国藩对此类书籍的重视是为了满足现实治军的需要。曾国藩守孝留在家中，咸丰皇帝第一次请其出来领兵平乱时，曾国藩向咸丰帝要权而受到训诉，而且当时太平天国正处于内乱之中，国内战况并不紧张，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并没有再重用。此时曾国藩内心充满了矛盾，既表现出对当朝统治者的不满，也有对同僚的不满，及以自身仕途的忧心。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曾国藩的治学实践只能以“黄老之学的道家学说”来纾解心中的矛盾之情，也可以理解为缓解心情的办法。

根据黎庶昌的《曾文正公年谱》记载：“公之为学，雅重礼典。国朝尚书徐公乾学《读礼通考》，秦文恭公蕙田更为《五礼通考》二书，皆公素所服膺。自上年奉讳家居以来，旦取二书，昕夕研读，读之数反，凡几奠祭，考古书，衷于至是而后已。”[3]P3黄老之学的治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曾国藩的精神压力，但并不能说明曾国藩的治学实践由此完全转向道家学说。“夜阅陶诗全部，取其尤闲适者记出，初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等五家之闲适，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4]P1925在此之中，曾国藩的治学实践都视读书开阔胸怀，有用于洗涤名利之心的作用。

在《圣哲画像记》中，曾经有记载“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但是曾国藩对于诗词、散文的见解和成就已经在境界上超过了姚鼎。其中最宝贵之处在于劝人读专集，而非读选本。这点主要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之中，“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这种劝人读专集而放弃选本是研究文学的一种重要建议。

曾国藩在诗辞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声调变化的特色。这种成就主要来源于姚鼎的影响，以调变化来表现诗辞的灵性。从而让读者与作者的灵魂进行交流。这种文学上与圣贤交流的境界与考据派通过训诂考订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各有优劣之处。

在《求阙斋日记类抄》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曾国藩尤其喜欢诗文研究，特别是韩愈、王安石的诗词。主要是因为曾国藩有雄心而且倔强，但是也带有闲适。这种性格的特点造就曾国藩性灵修养，也是“士大夫”经世之学与经文“博士之学”的不同之处。

曾国藩并没有因为着重诗词的灵性修养而陷入思想空虚。在《致刘孟蓉书》中，表现出曾国藩认为文字是学问的中心。因此，曾国藩通过《十八家诗钞》中，修炼诗词上的灵性。在《经史百家杂钞》中，对义理、考据、辞章进行兼修且相互贯穿。曾国藩认为这三者就能概括文学的全部。从这两部选集之中，可以了解到曾国藩治学思想的本质。

三　小 结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对于其事业有重大影响。在近代学术史上，因此，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成就，只是在文学的诗辞散文上有一定成就。在考据学上，曾国藩与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同属一派，但是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学者中，仅仅有吴挚甫、张濂卿有所成就。在研究曾国藩的众多学者中，以其道德、政治、经济、治学具备于一身。但是，由于客观原因的影响，曾国藩治学思想受到的局限也体现出中国近代社会在历史局限下的传统学术没落。

曾国藩的治学思想有特殊的地位，却影响较小。大致因为：曾国藩在从事学术研究之时，已在三十高龄，而且久经太平天国引起的兵乱，对他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曾国藩幕后的宾客幕僚主要追求功名利禄的传统八股文之士，对于曾国藩治学思想的理解未能接受。曾国藩的治学思想上，除了诗辞散文的独特见解外，其他方面成就较少。在《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家训》之中，更多地体现出以贤兄严父的身份对兄弟、子女的教导。

总而言之，曾国藩是一位实用型的学者，一个更讲究实际效果的理学家。他的治学思想，都是出于社会实际的需要而做出的思考，是实际问题的解决出路上升到理论高度之后的结果。对于脱离社会而空谈的治学方式，曾国藩十分反感。因此，曾国藩提倡读书最重要是将书本知识学以致用，根据自身经历，结合社会现状，然后才能成就出大学问。

[1]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3]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4]曾国藩.曾国藩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

[5]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责任编校：王晚霞）

K254.9

A

1673-2219（2015）04-0049-02

2015-01-10

陈汉威（1986-），男，广东湛江人，历史学硕士，广东培正学院经济学系辅导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与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