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与张闻天早期思想转变

金 慧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与张闻天早期思想转变

金 慧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观点和根本要求，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思想素养。张闻天作为共产党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其早期思想中虽然充斥着一定的“左”倾成分，却也闪烁着实事求是的火花。伴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张闻天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促使他最终远离错误思想，进入到正确的思想轨道上。

张闻天；实事求是；思想转变

1931年2月，张闻天结束了他在苏联的学习，返回祖国长达5年的留苏学习，让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加深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这伴随 他一生的思想素养，不仅决定了他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促成了他早期冲破“左”倾错误思想的牢笼，成功地进行了思想转变。

一　早期思想中实事求是的火花

建党初期，共产国际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内的威信都很高，经常说什么就是什么，王明凭借其“亲苏”的关系，一度使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刚回国的张闻天，在对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就被推至中共的领导岗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长期在外学习，导致张闻天缺乏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使他的思想深受共产国际思想的影响，对共产国际非常信任和依赖，思想不成熟的他，难免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博古、洛甫（即张闻天）、稼祥三个，开头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的人，主张是同样的，都是的相信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说的都是对的；他们学的是本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中国革命他们都没有实践过。”[1]

张闻天虽然早期犯过“左”倾错误，但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错误思想中还有一定的实事求是成分，也正是他的这种思想素养为他的以后的转变做了思想准备。

共产党在早期坚持“城市中心论”，无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继续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味地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运动为主。张闻天也是这一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在1933年2月的6日和18日，分别写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两篇文章，坚决反对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同志提出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发展地方武装”思想，且还亲自参与并发动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就在同年的7月和9月，针对当时苏区党的领导方式中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情况，在《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中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往往以革命的‘左’的词句，脱离了现在的实际情形，以致脱离了群众，同样的，使党失去了领导者的资格。而党在任何时候不能同群众对立，而须时时刻刻是群众的领导者。”“在每一宣传鼓动之后，在说服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组织群众。”“我们必定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战争，争取五次战争的胜利！”[1]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思想恰恰就是他当初反对的批判过的罗明的思想。张闻天是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的，之前他都是在上海工作，刚进入苏区后的2月份还在斗争“罗明路线”，经过不到半年的实践和研究，就已经开始接受当初自己批判过的思想，敢于面对自己当初的错误，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也是他同博古、王明等的不同之处。

1931年刚回国的张闻天积极支持“反对富农、富农只能分坏地”的政策，进入中央苏区后，仍继续坚持“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残余，反对富农”的“左”倾阶级政策，认为给富农分好田“实际上是投降了富农”[2]。共产国际和王明等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要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不仅要消灭地主阶级，还要消灭具有剥削性质的半地主的富农。但是，张闻天尽管反对富农，但并不主张消灭富农，这也是他同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思想的区别之处。张闻天从我国农村中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的实际出发，坚决反对消灭富农，指出“在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小商品生产在苏维埃经济内所占的优势，从广大农民群众中，会产生新的富农，这是毫不足怪的”[2]。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中央苏区内阶级斗争加剧，对富农的极“左”情绪也极大增长，不加区别的消灭一切地主和富农。针对这一失去理智的行为，张闻天于1934年6月25日在《红色中华》第208期上撰文《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乱》，对此予以反对，认为上述行为是消灭富农的极左路线，对富农可以反对、削弱，但不能消灭、赶尽杀绝。当时张闻天虽然还处于“反对富农”的“左”的错误思想里，但是他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实际，研究问题，坚决的同极左路线划开界限。另一方面，他还实事求是地分析农村各阶级的性质，把握住富农和中农的内在联系，指出不仅要正确区分新富农和旧富农，而且要正确对待新富农，以达到团结中农的作用。同新富农的斗争，“我们一般的不能再以没收他们的好田，给他们以坏田为同他们斗争的方法。因为这种政策对于新富农的继续应用，必然会动摇中农，使中农失去对于土地生产力提高的兴趣，影响苏维埃经济发展。这里我们的任务，一方面经过我们的累进税限制他们的发展，另一方面组织雇农群众，发动他们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提高他们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最广大的贫农与中农在他们的周围，为将来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斗争。只有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才能消灭富农的产生与发展。”[2]P254张闻天不仅将富农和中农的关系联系起来，认为消灭富农会削弱同中农的联合，而且还正确划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消灭富农正确的归类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当中去，这既是他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他实事求是的结果。

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随着自身革命实践的深入和他自己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研究革命问题，导致他与王明的“左”的错误思想越走越远。对“关门主义”这一左的错误思想的分歧就是一个很好地证明。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危机空前加大，国内出现了一部分对蒋介石不满的民主思想和主张抗战的思想。张闻天把这一阶级关系的变化当作是国民党别有用心的手段，“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所谓‘革命的’主张，愚弄民众，来巩固地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2]P159张闻天在苏联的理论学习，受共产国际思想影响极大，尤其是斯大林的“左”的影响更是深刻，因此很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经验花、教条化；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系统的理论学习，让他具有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塑造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随着张闻天研究中国革命的深入，他对“关门主义”也有了新的认识。在他去中央苏区之前，他就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过 “关门主义”。1932年11月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中将“左”的关门主义看作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最大障碍物，，这个障碍不克服，就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因此坚决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半个月之后的18日，他又在《斗争》第31期上，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文中继续批评了“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出“在我们的左翼文艺家中间，有着不少的图画家、音乐家与戏剧家，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去利用他们，使他们的天才能够与群众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这两篇文章是在东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写的，既是张闻天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分析阶级状况，实事求是思想素养的体现，也是他克服“左”倾向着正确思想路线转变的起点。由于我党长期对地主实行消灭，对富农实行反对甚至消灭的政策，导致地主和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长期遭到排斥，这种对歧视富农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遭到了张闻天的反对，“为了发展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工作，为了养成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旧的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出身是地主或是富农）的利用是绝对必要的。”[2]P281张闻天虽然仍然坚持反对富农的政策，但是对于知识分子一视同仁的客观态度正是他面对现实，服从实际的真实体现。张闻天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否定自己原来的错误认识，不断纠正，最终突破。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针对博古等人抱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理论不放的情况，于1933年11月26日在《斗争》发表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不指名的批评了博古的“左”倾关门主义，不仅认为国民党内部必然会发生新的分裂与瓦解，我党不要关起门来表示自己的纯洁，应该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战斗；同时还指出在全国民族危机面前，不能否认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可以在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上层统一战线。这与他九一八事变后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可谓是有天壤之别。

张闻天从1931年回国，再到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其思想理论也一直在不断更新，基于对实践认识的深入，思想也更加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可以说张闻天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不仅是促使其思想转变的原因，也正是毛泽东当初决定争取他重要原因。

二　思想彻底挣脱“左”的牢笼

任何思想的转变，其背后都有“导火线”。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导致红军苦战一年多仍未能突破国民党的“围剿”，反而接连失利，损失惨重。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百万兵力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王明等拒绝毛泽东等人的正确建议，坚持阵地战和正规战，导致黎川失守、泰宁失陷，直至广昌战役再次失败，心系革命的张闻天不得不反思并改正军事战略上的缺陷。广昌战役是张闻天思想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其思想转变的最大“导火线”。在关于广昌战役的一次讨论会上，会上张闻天与博古争得面红耳赤，最终不欢而散，二者的冲突也终于公开化了。在这次会议之前，张闻天对博古的“左”也有过反对，但是由于害怕博古的“拿手好戏”——把别人“左”的思想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所以在反“左”的时候，他常常是胆怯的，通常是在反右的同时附带提一下反“左”，或者反“左”后，赶紧转到反右上。但是，这种惧怕最终败在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上。从这之后，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日益加深，张闻天对博古的批评也日渐深刻。1934年7月，张闻天受博古排挤被派往闽赣边区巡视，直到长征出发前才从闽赣回来。可以说张闻天遭排挤的积极影响一方面是他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获得许多战争的一手资料，加深了对革命实践的了解；另一方面就是他同毛泽东的联系及思想交流增多，逐渐突破“左”倾牢笼，挣脱“左”倾束缚，并通过遵义会议为其思想“正了名”。从闽赣边区回来后，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长征出发前的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2]P149-150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以实际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做了反对“左”军事路线的反报告，由于他身份和地位特殊，反报告内容获得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认同，促进了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会后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开始就写“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是不正确的。”这里的××即指博古，×××指周恩来。决议开头就批博古，表明张闻天彻底从“左”倾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在决议的内容中，批评了堡垒战、速决战等错误思想，肯定了运动战、持久战等正确主张，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系统概括了党的军事思想，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问题，挽救红军与党于生死存亡之际。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也标志着张闻天思想的彻底转变。

三　吸取教训后的实事求是

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因为曾经犯过“左”的错误，所以他对“左”更加敏感。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吸取自己错误的教训和经验，对革命中的问题研究更加深入，力求实事求是，力求决策更符合中国国情。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内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某些军事问题在党内基本上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对于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情况却并非如此，总的政治路线的彻底解决则是在瓦窑堡会议上。这一问题的解决基本是由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促成的。在这之前，张闻天就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1935年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做了《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的发言，联系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导致展开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指出日本将加剧对中国的侵略，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将会削弱，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从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最早提出的关于战略转变的文字记录。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下寺湾会议上，并发言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苏区，使其成为反日反蒋的根据地；我们要发动群众，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11月21日在《斗争》第74期发表文章《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文中他虽然仍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但最可一提的是将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问题提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道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实际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2]P611月18日，张浩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精神和《八七宣言》，张闻天根据这一新的精神，分别主持起草了《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系统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基本上与瓦窑堡会议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脉相承。瓦窑堡会议与12月17日开幕，25日结束，会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最终解决了党的总的政治路线问题。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虽然有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等人的贡献，但是，张闻天为此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埋没的。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的是西安事变后，张闻天沉着冷静的分析了当前国内的革命形势，力排“除蒋”、“审蒋”的观点，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正统，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集体智慧的体现，但是张闻天出于对党负总责的领导人，他的主张是极具影响力的，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调基本上在他的主张下确立。

张闻天实事求是的思想素养，贡献最大的一笔也是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确立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军事的总指挥，毛泽东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才是军事的实际指挥者，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确定毛泽东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没有赋予他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利。虽然“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贡献，但是这一贡献也是在朱周二人的将其策略变为命令之后才有的。关于鸭溪会议上对打鼓新场攻打与否的争论就是很好地体现。张闻天也正是在打鼓新场一事后，才意识到毛泽东虽然高明，但无实权的情况，因此在3月12日主持召开的苟坝会议上，成立了全权负责军事问题的“三人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促使毛泽东成为军事的领导核心。但这只是一部分，这只能说明毛泽东进入核心，但并非是最高统帅，因为“三人团”的组长是时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也就是说军事最终大权还是掌握在周恩来手里，最终促使权利交换的是沙窝会议和俄界会议。沙窝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患病，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替代周恩来负责军事；在俄界会议上再次提议毛泽东任陕甘支队政委，这以后，毛泽东就在实际上负责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关于党的军事领导的转换也算最终完成。不仅在军事领导反面，张闻天促成了毛泽东，在对全党的领导上，张闻天也是尽力配合，尤其是在同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张闻天吸取自身早期错误思想的教训，坚决的同毛泽东站在同一战线上，支持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遵义会议后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在张闻天的支持下，基本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但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以“钦差大臣”的自居，在12月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对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予以反对。会后张闻天写了《关于十二月会议讨论总的结论》一文，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继续支持毛泽东正确的主张，为洛川会议毛泽东胜出做了铺垫。张闻天不仅在国内为毛泽东铺路，在共产国际方面，也一直传达毛泽东的正能量一面。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就积极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并派人去汇报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近况，加深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后来又陆续安排陈云、王稼祥前往，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国内情况，因此共产国际对从未真正接触过毛泽东才会逐渐有了好感。最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作组织报告，真诚的拥护毛泽东，最终会议结束了王明对党中央的错误领导，再次确立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虽然早期思想上犯过“左”倾的错误，但是贵在他实事求是，能够在实践中不断纠正。遵义会议之后，更是通过自身“高配”的实事求是的理论素养，始终力求贴近国情，促使红军长征的胜利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1]程中原.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J].百年潮,1998,(6).

[2]张闻天.张闻天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责任编校：王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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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219（2015）04-0061-04

2015-02-15

金慧（1990-），女，山东莱西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