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论与文学翻译

成兆英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顺应论与文学翻译

成兆英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顺应论已经普遍被翻译界接受，运用顺应论探讨各种翻译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但是涉及文学翻译的文章相对较少。论文运用顺应论，结合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探讨文学翻译的问题，主要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何运用顺应论来解决语言、风格、文化三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顺应论；文学翻译；语言顺应；风格顺应；文化顺应

一　引 言

顺应论是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对语言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他指出，语言使用者在语言变异性和商讨性的基础上， 根据特殊的交际目的，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实际需要。顺应论从语言内部（即结构）和语言外部（即语境）对选择和顺应进行综合探讨。[1]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结构和两个语族的语境，所以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选择和顺应过程。顺应在我国翻译界已经广为采用，特别是与侧重交际的翻译活动，比如说，社交文件、商业广告、电视字幕等等。但是涉及到文史哲，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尚不多见。本文聚焦文学翻译，讨论如何运用顺应论，解决文学翻译的一些问题。文学是运用语言形象化地表现客观现实的一门艺术。在文学翻译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但主要体现在语言、风格和文化三个层面上。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逐一展开讨论。同时结合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进行切入。

二　语言顺应

众所周知，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换码程序。以英译汉为例，翻译就是把英语词句所表示的意思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由于两种语言的编码系统相差悬殊，因此能从字符直接转换字符的翻译的情况很少。而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体，直接转换字符更是不大可能。因此，必须运用顺应理论来加以解决。如何做到语言顺应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译者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以中译英为例，译者不仅要精通英语，还必须具有高深的汉语修养。在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就有融贯中西的大师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钱钟书先生对“化境论”有明确的表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境。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2]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世界名著译成汉语都有多种版本。这里不妨选择两家出版社发行的《无名的裘德》的译本来讨论。小说开篇的一段原文如下：

The schoolmaster was leaving the village, and everybody seemed sorry. The miller at Cresscombe lent him the small white tilted cart and horse to carry his goods to the city of his destination, about twenty miles off, such a vehicle proving of quite sufficient size for the departing teacher’s effects. For the schoolhouse had been partly furnished by the managers, and the only cumbersome article possessed by the master, in addition to the packing-case of books, was a cottage piano that he had bought at an auction during the year in which he thought of learning instrumental music. But the enthusiasm having waned he had never acquired any skill in playing, and the purchased article had been a perpetual trouble to him ever since in moving house.

我国正式出版的一种版本的译文如下：

这位小学教师就要离开村子，人人都很难过。水芹谷的磨坊主把自己那辆有蓬的小型白色二轮运货马车借给他，以便把他的财物运到他将去的城市，那儿大约20英里；事实上，这样一辆小马车装载教师的行李绰绰有余。因为他校舍的家具一部分是由校董们预备的，除了装书的箱子外，唯一笨重的东西就是一台小型立式钢琴，是他那年想学器乐时在一次拍卖中买到的。可是他的这种热情已消失了，他也没有学到什么弹琴的技巧，而这台买来的钢琴从此每遇到他搬迁时都成了一个累赘。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译本：

村校的教师要走了，大家似乎都深感惋惜。水芹谷磨房主还情愿让出自己的白色二轮运货马车，给教师拉行李，送他到要去的城市，行程大约20英里。其实，马车虽小，运载教师的行李还是绰绰有余的。原来，他住房的家具一部分是校董们添置的，所以除了一个书箱外，唯一累赘的家当只是一台立式小钢琴，那还是教师过去想搞器乐时，在一次拍卖中买的。后来随着学钢琴的热情冷下来，也没学到什么演奏技巧；可是每当搬家时，这钢琴就成了永远无法摆脱的麻烦。[3]

将两个译本进行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个译本保留的英语结构的痕迹甚多（尤其是斜体黑字所标出的），而第二个译本却没有多少原文结构上的痕迹。中国传统译论强调“信达雅”。第二个译本读起来更加通达，符合了“达”的标准。换句话说，也就是译者在用译语表达的过程中，顺应了译语表达的习惯。

三　风格顺应

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体，人们一般认为文学语言至少具有三大特点：形象化、情意化、个性化。这些就是文学语言的风格体现，因此文学翻译不可能不讲语言风格。这里笔者以网上流传的一个例子为例。该例子本来的目的是要说明汉语的表达功能，也就是，按照顺应理论，汉语为了交际目的，所提供的选择很多。该例是有关一首英语现代文的翻译。原文如下：

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

but you open your umbrella when it rains

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sun

But you find a shadow spot when the sun shines

You say that you love wind

But you close your windows when wind blows

That is why I am afraid, you say that you love me too.

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语义直接翻译，译文将是这样：

你说你爱雨，

但当细雨飘洒时你却撑开了伞；

你说你爱太阳，

但当它正当空时，你却寻找林荫；

你说你爱风，

但当它轻拂时你却紧紧地关上自己的窗子；

你说你爱我，

而我却为你烦忧。

按照一般的翻译原则，我们很难对上述的译文判断是否忠于原文的意思。但是文学语言是不能这样平铺直述的。前面已经提到，文学语言的基本特点是形象化、情意化和个性化。不同的语体，就有不同的风格。翻译特别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情趣。诗歌是一种更加情意化的语体，因此，更加讲究风格的切合。比如说，伟人毛泽东的作品，人们一般注意到《毛泽东选集》四部宏文。但是那些都是哲学论著、政治评论、政策性的文告和指示。这些文章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逻辑的魅力和政治的感染力，很少涉及到情意方面。而毛泽东真正具有情意性的作品，还是他所写的诗词。上述英文的译本网上提供的风格选择很多，有诗经版、楚辞版、律诗版等等。笔者以为，如果侧重情意性，我们应当选择情意较浓的文学风格版。请看以下两例：

诗经版：

子言慕雨，启伞避之。

子言好阳，寻荫拒之。

子言爱风，闭户离之。

子言偕老，吾所畏之。

七言绝句版：

恋雨却怕绣衣湿，喜日偏向树下依。

欲风总把绮窗闭，叫奴如何心付伊。

文学语言具有个性，也就是作者遣词造句的特点。比如说，英国文豪狄更斯，他的作品人物形象鲜明，个性化是最明显的标志。例如《双城记》中对主人公德伐石的描写。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酒店老板，他的一言一行都不离自己的身份。这里不妨引出小说中心场面，即攻打巴斯底狱的一个场面。小说主要人物德伐石在指挥战斗时呼喊道：

“Work! Comrades all. Work! Work, Jachques One Thousand, Jachques Two Thousand, Jachques Five-and Twenty Thousand; in the name of all the Angles or the Devils which you prefer---Work!”

我国较早的一个译本，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译如下：“工作呀！同志们，全都来工作呀！甲克一千，甲克二千，甲克二万五千；凭了天使或恶魔—随你喜欢—之名工作呀！”这是在战斗最激烈时，德伐石发出的号令。译文始终扣紧原文的字句，逐字逐句的翻译出来，这样就显得很不自然。以译单词work为例，它即有其本义，也有其引申义。这里用的是引申义，即“尽力奋斗”的意思。总之，我们必须顺应语境，做出调整。有学者提出的译文如下：

“冲啊！同志们，大家冲上去！甲克一千，甲克两千，甲克两千五，看在天使或魔鬼的份上，管他谁的呢，听你们自便吧—大家冲啊！”[4]

我们对比以上两个译本，哪一个才像是战斗的号角呢？笔者以为，修改后的译文更加忠于原文的意思，也比较通顺，因为它更切近原语的个性化的语言。

四　文化顺应

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化地表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所谓一定地域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每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等等，是千差万别的。翻译一方面是两种语言代码的转换，一方面又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一种文化要被另一种文化的人去接受，就必须做出适当的文化顺应。笔者曾听说我国外交史上的一则轶事。说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一位政要来中国访问。外交部门做出了一个安排，由周恩来总理陪同这位政要在晚上去观看中国的名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戏开幕前，一知名学者充当翻译，详细介绍剧情。可是外宾不懂中国的国情，对这个名剧还是不太懂。周总理顺便插了一句，说“这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这一句话，外宾一下就领悟了。这是文化顺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处理呢，这就要看译者的文化素质，也就是说，译者不仅要熟悉自己的文化，也要熟悉原语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就不能按照佛经翻译的大师玄奘的“五不译”的原则行事了。而是要想尽办法，让接受异国文化的读者能够理解和领悟。下面我们来看知名学者处理文化差异的顺应办法。这里引用的是对培根的散文《论高位》中的一段。原文如下：

As for facility; it is worse than bribery. For bribes come but now and then; but if importunity or idle respects head a man, he shall never be without. As Salomon saith, to respect persons is not good; for such a man will transgress for a piece of bread.

(Of Place–by Bacon)

这里涉及文化的关键词语是a piece of bread。在西方，人们的主粮是面包，因此在英语中，由面包构成的成语就很多，这里不必多举例了。这说明面包与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联系密切。

但是中国人的主粮是米饭，因此米饭才与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联系密切。比方说，“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这句名言是表示人的清高，有骨气。中国当代的流行歌曲，也是用米饭来表达情感的，比如说：“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等。因此在翻译上述原文时，我们就不一定采用直译，而可以顺应文化做出适当变通。下面请看王佐良先生的译文：

至于圆滑，它比行贿更糟。因为贿赂仅偶然发生而已；如果人一味听人强求而得虚尊，就一辈子也改不了了。所罗门说过：“对人过分尊敬并不好，因为这种人往往为了一两米而违法乱纪。”[5]

五　结 语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形式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定的语境中，如何理解语言和在不同的语境下如何应用语言。一般说来，翻译是一个双理解、双应用的过程。也就是说，译者首先要理解原语文本和原作者运用原语的内容和特点，再通过运用翻译技巧，把自己理解的内容和特点用译入语完整地表达出来。文学翻译是翻译活动中更为复杂的过程，必须用译语来重塑原作的形象，来传递原作的情意。这就是茅盾先生所说的“形貌”和“神韵”。有时候，两者不能完全保留。茅盾先生的主张是：“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6]现在顺应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可供选择的潜在因素。因此文学翻译应当按照文学语言的特点，去挖掘那些潜在的因素，在语言层面，在风格层面，在文化层面做出恰如其分的变通，以便尽量保持原作的“神韵”。

[1]Verschuren.语用学新解[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0:61.

[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125.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4]耿智,萧立明.无名的裘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5]萧立明.新译学论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136-137.

[6]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93.

（责任编校：张京华）

H315.9

A

1673-2219（2015）04-0119-03

2015-03-01

成兆英（1975-），女，湖南衡阳人，硕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