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晋系兵器铭辞格式及相关制度研究

秦晓华

铭文格式是我们从出土兵器铭文中归纳出来的固定的套语，是当时兵器制造者在刻写兵器铭文时所形成的较为规范的程序。比较固定的铭文格式主要出现在战国时期，其形成当与兵器的批量制造有关。战国时期是“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时代”①杨宽:《战国史》，第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兵器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为了保证兵器的质量，往往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铭文刻写得多了，必然会形成一套简洁实用的固定格式，为后人所遵循，逐渐固定下来。通过归纳、分析晋系兵器的铭文格式，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东周时期三晋相关制度的变革，同时也可为三晋兵器的分域提供参考。

一、东周晋系兵器铭辞格式的类型

根据铭文是否包含有纪年，可以将晋系兵器的铭文分为纪年铭文与非纪年铭文。从时间上看，非纪年铭文的产生要早于纪年铭文。

(一)非纪年铭文

Ⅰ．物勒主名

(1)赵孟之御戈。(《新收》②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著:《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湾)艺文印书馆2006年版。本文所引，简称《新收》。972)

晋系兵器当中，物勒主名的格式主要见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仅发现一件廿七年晋戈，然而，此戈属于战利品，铭文格式在同时期的晋系兵器中较为特殊。因此，晋系兵器中，物勒主名的格式主要流行于春秋时期。这种铭文格式虽于战国时代的三晋极为罕见，但却仍然流行于同时期的燕、齐等国。

Ⅱ．物勒工名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a． ×冶

b．库+工师/冶

c．职官

(5)大攻尹。(《集成》18．11576)

Ⅲ．地名、库名

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a．地名

(6)黄成。(《新收》973)

仅记地名的兵器在东周晋系兵器中较为少见，时代层次难以判别。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齐国却比较多见。

b．地名+库名

(7)上党武库。(《集成》18．11550)

从时间上看，“地名+库名”的兵器春秋、战国皆有，如春秋时期晋国的栾左库戈(《集成》17．10959)、战国时期韩国的郑武库戈(《集成》17．10991)。这种格式还可以将“库”字省略，如:

(8)甘丹上。(《集成》17．10996)

(9)武阳左。(《新收》1490)

(二)纪年铭文

晋系纪年兵器铭文主要发现于战国时代的韩、赵、魏三国。春秋时期的晋公戈(《新收》1866)虽然刻有纪年，但铭文内容却是典型的物勒主名铭文，与物勒工名的三晋兵器铭文区别显然。因此，晋公戈我们暂且不讨论。下文对三晋纪年兵器分类的标准主要着眼于不同铭文之间督造者、主造者、制造者的共性与差异。

1．韩

根据督造者、主造者、制造者的共性与差异，韩国纪年兵器铭文格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Ⅰ．年+令+工师+冶，如:

Ⅱ．年+ 令+ 司寇+ 工师+ 冶/冶尹+(造)，例如:

有时候，还会在铭末赘上器名，如:

Ⅲ．年+冢子+啬夫+冶+(造)，如:

(14)十九年冢子□□，上库嗇夫吏□，库吏高，冶□。(《新收》1997)

目前所知的韩国纪年兵器当中，其铭文以Ⅰ、Ⅱ两种铭辞格式为主，Ⅲ式仅发现三件。

从时间上看，韩国兵器铭文Ⅰ式在几种格式中产生较早。Ⅰ式的令既有国都郑之令，也有各地方之令。以郑令为督造者的兵器，工师之前皆有“×库”;而地方之令督造的兵器，“×库”或有或无，没有定式。铭文为Ⅰ式的兵器直接制造者均为“冶”，未见“冶尹”。在Ⅰ式当中，有几件兵器的铭辞格式较为特殊，我们可以看作是Ⅰ式的变式。第一种变式是在“×年”之前冠以“王”字。如:

在“×年”之前冠以“王”字的韩国兵器目前共见四件，均为桓惠王时期的兵器。相似的情形不见于战国时期的其他晋系兵器，却与秦国惠文王时期的兵器铭文相似，例如:

秦兵“×年”之前冠以“王”字的原因与秦惠文君称王有关，而韩国君主在桓惠王之前早已称王;桓惠王时期的几件兵器冠以“王”字，与秦国的情形应该不类。其中原因，尚待研究。第二种变式是将地名置于令之后。目前所见的四件宜阳戈，地名宜阳皆在令之后，如:

吴振武先生最先注意到这种现象。然而，由于吴先生仅见到了一件宜阳戈，即《集成》17．11316 之四年宜阳戈，致使吴先生怀疑“当时可能因为漏刻，所以补在‘命(令)韩訷’之后”①吴振武:《东周兵器铭文考释五篇》，见《容庚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吴先生论文发表之后，又有三件“宜阳”戈相继公布②详见蔡运章:《论新发现的一件宜阳铜戈》，载《文物》2000年第5 期;黄锡全:《新见宜阳铜戈考论》，载《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 期。，而后几件宜阳戈的地名同样也在“令×”之后，学者们才又重新关注这个问题。黄锡全先生认为:“目前我们暂且将这个‘命(令)’理解为宜阳令，作为宜阳兵器铭文的一个特点。”③黄锡全:《新见宜阳铜戈考论》，载《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 期。朱力伟先生则认为“宜阳”是工师的修饰语，标明工师的所在地。④朱力伟:《东周与秦兵器铭文中所见的地名》，第41 页，吉林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纵观晋系纪年兵器，只言“令”而不言令属于某地者，目前尚未发现。而且，晋系三级监造的款式“工师”之前冠以地名者，极为罕见。⑤三晋兵器工师前冠以地名的情形仅见于少数两级监造款式的兵器，如魏之廿七年泌阳戈与廿八年上洛戈，而这类兵器的督造者尚未出现。因此，笔者认为，应从黄锡全先生之说，“宜阳”为“令”的修饰语。

Ⅱ式与Ⅰ式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是在令与工师之间增加了“司寇”作为督造者。此外，通过仔细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与Ⅰ式相比，无论是郑令还是地方之令监造的兵器，Ⅱ式的工师之前皆有“×库”，而且库名种类也相对繁多，有左、右、武库四种。其次，Ⅱ式的直接制造者除了“冶”之外，又出现了“冶尹”。黄盛璋先生在讨论韩国都郑所造的兵器时指出，韩桓惠王末年制造者“冶”一律改用“冶尹”。诚然，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以郑令为督造者的兵器，制造者于桓惠王末年由“冶”改为“冶尹”但是，以地方之令督造的兵器，其制造者仍是“冶”，未见“冶尹”，如韩王安时期的六年安阳令矛(《集成》18．11562)、六年襄城令戈(《近出》1196)①刘雨、户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下文所引，简称《近出》。等。Ⅲ式的督造者与主造者分别为“冢子”和“啬夫”，这一点与Ⅰ、Ⅱ两式区别显然。以“冢子”“啬夫”作为督造者，又见于同时期的三晋彝器铭文。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兵器铭文的末尾有时候会缀“造”字，这种情况Ⅰ、Ⅱ、Ⅲ式中皆有出现。有时还会在“造”字之后加上“戈”“戟朿”等器名，而缀器名者则仅见于Ⅱ式。

2．赵

相对于韩国有铭兵器来说，赵国兵器铭辞格式的种类较为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Ⅰ．两级监造的款式，如:

(21)八年兹氏命吴庶，下库工帀长武。(《集成》17．11323)

Ⅴ．年+令+工师+冶，如:

Ⅵ．其他

以上几种格式当中，除Ⅰ式外，均为三级监造款式，Ⅰ式仅有督造者与主造者，未见制造者冶，其出现的时间应早于其他格式。Ⅱ、Ⅲ两式为赵国中央系统所造兵器铭文的典型款式，Ⅳ、Ⅴ两式则为赵国地方所造兵器的常见类型。最后一类当中的几种格式较为罕见。

赵国两级监造的Ⅰ式铭文仅出现督造者与主造者，如赵惠文王时期的八年兹氏令戈、廿三年代相铍等兵器的铭文，尚处在物勒工名式铭文发展的早期阶段。苏辉先生指出:“在赵国兵器刻铭的演变过程中，惠文王在位的三十三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由前期形式比较多样的辞例发展到后期严密规整的三级铭辞格式，并奠定孝成王以后赵国兵器刻铭的一般形式，惠文王时期对赵国后期兵器辞铭格式的影响不可谓不大。”②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0，14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Ⅱ式的督造者为相邦、守相或代相，见于兵器的相邦有春平侯、阳安君、平国君、武襄君、建信君、司空马等，守相仅见廉颇(或称信平君)，代相则主要见于战国末期代王时期的兵器，均为赵国国君之外的最高统治者。Ⅱ式工师所属的库仅见邦左、右库。此外，八件十七年春平侯铍、两件十八年平国君铍在工师前有邦左、右伐器，关于“伐器”吴振武先生认为是冶器的意思。③吴振武:《赵铍铭文“伐器”解》，见《训诂论丛》第三辑，第795—805 页，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Ⅱ式的直接制造者有冶和冶尹。

Ⅲ式的特征是以邦司寇作为兵器的督造者。赵国以邦司寇为督造者的兵器目前仅发现四件，格式基本相同。邦司寇之后皆有私名。工师则与Ⅱ式的工师不同，属于下库、武库等。

3．魏

Ⅰ．年+库

(29)十四年邺下库。(《新收》1186)

Ⅱ．年+工师+冶

(30)廿七年泌阳工帀紻，冶象。(《近出》1171)

Ⅲ．年+令+工师+冶

(32)十八年莆反命钥，左工帀即，冶□。(《近出》1177)

Ⅳ．年+司寇+工师+冶

Ⅴ．其他

(37)廿七年晋上匋大夫。(《集成》17．11215)

从时间上看，Ⅰ、Ⅱ两式产生较早，Ⅰ式仅记时间与库名，性质与非纪年兵器铭文中仅记库名者相似。Ⅱ式的署名仅有两级，但是与赵国两级监造款式的兵器有明显的区别:赵国两级监造的款式末署直接制造者冶，而魏国的督造者则尚未出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魏国两级监造的款式“工师”之前常冠以地名。这在三晋兵器当中是罕见的，却常见于秦国纪年兵器铭文。

魏国兵器铭文中，最常见Ⅲ式占到了已知魏国纪年兵器铭文的二分之一左右。工师之前库名或有或无，有库名者，皆为左、右库。另外，与韩、赵两国不同的是，工师分左、右，这一点却与秦国相似。

Ⅳ式与Ⅲ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督造者的不同。Ⅳ式的督造者为司寇。司寇既有属于中央的“邦司寇”，又有属于国都或地方的司寇，格式为“地名+司寇”。“地名+司寇”者除例(32)之“大梁司寇”外，尚有《集成》17．11337 之“阴司寇”。

二、铭辞格式的演变与相关制度的变革

以上对晋系兵器铭辞格式的分析似乎稍嫌繁琐，但总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黄盛璋先生按照铭文的繁简，将兵器刻辞分为简式、繁式、最繁式三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发展先后和时间早晚的关系。①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原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 期，见《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第146 页，齐鲁书社1982年版。苏辉先生认为:“只刻有地名的兵器在战国各个阶段都有，而开头冠有纪年的铭文则逐渐发展完善，最后定型为有督造者、主造者和铸造者的格式，韩赵魏三国应该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②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8，23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黄、苏两位先生主要关注的是战国时期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其实，研究晋系兵器铭辞格式的演变，如果将之前的物勒主名式的铭文也考虑在内，将有利于全面了解东周晋系兵器铭辞格式的演变过程，并且从中窥探到先秦中原各国相关制度的变革。

晋系有铭兵器铭辞格式的演变，首先是由物勒主名式的铭文演变为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其次是由简单、不固定的物勒工名格式向成熟的三级监造款式铭文的转变。物勒主名式的铭文主要出现于春秋时期，铭文的作用是标明器物之所属，其格式一般为“主名+器名”，如“吕大叔之贰车之斧”(郘大叔斧，《集成》18．11788)“韩钟之鐱”(韩钟剑，《集成》18．11588)。这类铭文到战国时期基本上就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物勒工名式的兵器铭文。

兵器刻上工匠名字的目的是“以考其诚”，铭文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类铭文的格式从出现到成熟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地域不同，其发展的快慢、结果也各不相同。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韩、赵、魏三国当中，韩、魏两国三级监造款式的铭文最先成熟，时间大约是在战国中期;而在同时期的赵国，尚未发现有三级监造款式的兵器铭文。韩国的廿四年申阴令戈，铭文为“令+工师+冶”的三级监造款式，苏辉先生定为韩昭侯二十四年③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8，23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前339年)，其说可从。魏国的兵器铭文，惠王前元时期(前369—前335年)的纪年兵器尚为两级监造的款式，如廿七年泌阳戈(《近出》1171)、廿八年上洛戈(《近出》1183)等;惠王后元时期(前334—前319年)也出现了三级监造的款式，如十三年繁阳令戈(《集成》17．11330)，其后的铭文格式基本固定下来。赵国的兵器铭文，赵孝成王(前265－前243年在位)之前的格式尚未统一，孝成王时期才趋于基本一致。战国中期之后，三级监造款式的铭文虽然出现，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过程。如韩国三级监造款式的铭文，在桓惠王中期之后，督造者一级在令之外，均增加了司寇一级作为督造者，这类铭文一直延续到韩国灭亡。

兵器铭辞格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晋地区制度上的变革。物勒主名式的兵器，如上文所述，出现于战国之前，器物的主人多为晋国的君主或贵族，如晋公、郘大叔、韩钟等等，说明当时国家对兵器的铸造并没有统一的管理。君主、贵族均可以制造兵器，制造权力较为分散，尚未集中于中央。然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器是对内统治和对外防御与侵略的重要工具。兵器铸造制度不完善必将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行。因此，想要在诸侯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脱颖而出，必然要完善本国的兵器铸造制度，加强中央对兵器的管控。战国时代的三晋在这个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制度的转变反映在兵器铭文之上，就是物勒工名式铭文的出现，最终发展成为体现层层监管的三级监造款式铭文。值得注意的是，三级监造格式的兵器铭文，并非“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出现了直接制造者“冶”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兵器的督造者。三晋兵器的督造者，中央由相邦、邦司寇等高级官吏领衔，地方则由最高行政长官县令监督。而相邦、邦司寇、县令等都是直接服务于国君的，这充分说明战国时期的三晋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兵器制造的管控，使得兵器的制造权力牢牢地掌握在国君之手。此外，三晋兵器在督造者与制造者之间设立了监造者工师一职，实际负责兵器的制造，既可以省相邦、县令之劳，又保证了兵器的质量。

三晋也设立了兵器的专门制造与管理机构库。一地不只一库，如郑地有左、右、武、等库。库设有工师，工师手下有若干冶负责兵器的直接制造，如《集成》17 册收录的三件三年负黍令戈，工师均为瘳，其中两件由冶制造，另一件的冶则是，说明工师之下不止一个冶。通过韩国兵器铭文格式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兵库设置的逐渐完善。如上文所述，韩国铭文为Ⅰ式的兵器，以郑令为督造者，工师之前皆有“×库”;而地方之令督造的兵器，“×库”或有或无，没有定式。时间上比Ⅰ式要晚的Ⅱ式，无论是郑令、还是地方之令监造的兵器，Ⅱ式的工师之前均有“×库”;而且库名种类也相对繁多，有左、右、武库四种。可见，地方之库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三晋这样一套严密的制造与监督体系，既保证了兵器的质量，又使得兵器的制造与所属权掌握在国君之手。由此可见，三晋的确都明显加强了对兵器的管理。制度的完善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黄盛璋先生曾经指出:“三晋兵器铸造所以发达、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加强，特别是兵器上详刻层层统治的职名，显然和法家所推行的法治有密切的联系。”①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见《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第136 页。战国三晋之强大，与其严格的兵器制造制度不无关系。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除了以上体现层层监管的三级监造格式之外，晋系兵器当中尚有大量的仅记库名、地名、职官等简要信息的兵器。它们的时代大多数是在战国时期，内容之所以简要，可能是因战争频繁，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铸造大量的兵器，来不及加刻督造者、主造者、制造者之名即交付使用的缘故。

与兵器铭文相似，晋系彝器铭文也经历了从物勒主名到物勒工名的发展过程。春秋时期的晋国彝器，如晋姜鼎(《集成》2826)、晋公(《集成》16．10342)，皆为典型的物勒主名式的铭文;而战国时期魏国的彝器铭文则逐渐转变为物勒工名式的铭文款式。李学勤先生在《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一文中指出:“从梁十九年鼎到信安君，表现出魏国‘物勒工名’式铭文的发展过程，三晋和其他列国的铭文大约也都经过了类似的演变。”②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见《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06—210 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但是，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国时期变为实用器物的彝器，已经不像兵器在国家统治中如此重要。因此，三级监造款式在战国时期的彝器中贯彻得不够彻底，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铭文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