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范雎列传》创作主旨新探

谢模楷，王春霞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史记·范雎列传》创作主旨新探

谢模楷，王春霞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描写范雎“复仇”的故事，多有可疑之处，其中存在有司马迁加工创作的成分。“信威于强秦”是范雎传记重点描述的内容，其倾向和态度明显，集中体现了传记的创作主旨，并寄托着作者对辉煌人生的向往。

关键词：范雎；创作主旨；司马迁；《史记》

范雎作为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作《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下文凡出自《史记》者，直接以篇名行文，不另说明；此外，为突出传主及行文方便，下文以《范雎列传》指代《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记录范雎的部分)，生动记录了范雎相秦十余年的事迹，其人物形象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历来学者评论这篇传记，多注重对范雎是非功过的分析，以及对范雎、蔡泽二人高下的比较，较少见到对传记创作主旨的深入发掘，而洞悉《范雎列传》的创作主旨，才是理解本篇传记的关键所在。本文将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并由此进一步探析《范雎列传》背后司马迁的内心世界。

一

《范雎列传》全文，由议论和叙述两部分交错组成。议论部分主要为三段说辞。第一段是范雎未见秦昭王之前的上书，他殷切希望见到秦王，以达到游说秦王的目的，“一语无效，请伏斧质”。秦昭王见书信后，“以传车招范雎”，范雎第一步目标实现。第二段说辞范雎已面见秦王，主要表达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此段说辞后，昭王拜范雎为客卿，主治军事。第三段说辞是在数年后，范雎已得到秦王信任，说辞的主要思想是“强公室，杜私门”，结果是宣太后被废，“四贵”被逐，范雎为相。

这三段说辞，均采自《战国策》原文，只有少数文字变动[1]。抽掉这些说辞，叙述部分就连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故事：魏国人范雎，为魏中大夫须贾门客，随须贾出使齐国，回国后遭须贾诬陷。丞相魏齐棒打范雎，致其肋折齿断，然后扔范雎于厕中，令其遭受宾客便溺侮辱。范雎更名张禄逃到秦国，游说秦王成功，被任为秦相。须贾出使秦国，方知秦相张禄乃昔日范雎。范雎廷辱须贾，逼杀魏齐，终于报仇雪恨。

范雎向须贾复仇的故事，不见今本《战国策》，取材出处不明。《韩非子·难言第三》载：“范雎折胁于魏。”[2]则范雎在魏国有“折胁”之事。范雎因何“折胁”？《韩非子》没有说明，但随后有议论：“此数十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圣贤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君子难言也。”由此可以推断，范雎在魏国游说“悖乱暗惑之主”不成，而导致“折胁”受辱。而这个“悖乱暗惑之主”显然不可能是中大夫须贾，那么会不会就是魏王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但除了《范雎列传》外，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须贾就是令范雎“折胁”的仇人。

范雎逼杀魏齐则更可疑。据《范雎列传》载，秦昭王为范雎报仇，约会平原君，迫使赵王杀魏齐。首先，秦昭王约平原君“会饮”事，仅见《范雎列传》。秦王与平原君约会，乃是诸侯国的大事，按照司马迁创作的“互现法”，《史记》相关篇章应该有记录。如《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出使秦国，《田敬仲完世家》、《秦本纪》也有记载；《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出使秦国，《楚世家》有记载，《秦本纪》也有相应记录；《平原君虞卿列传》载平原君出使楚国，《赵世家》、《楚世家》有记载，《春申君列传》也有相应记录。而独平原君出使秦国，仅见《范雎列传》，连平原君本传也无片语提及。其次，魏齐被迫自杀的时间，《范雎列传》没有明确说明，但侯嬴当时曾劝信陵君接纳魏齐，信陵君犹豫不定，魏齐愤而自杀。据《魏公子列传》载，侯嬴为魏国隐士，为信陵君所用，曾献计信陵君窃符救赵，后在信陵君赴赵救邯郸之围时自杀。魏齐自杀时，侯嬴尚在，则魏齐自杀时间更在邯郸解围之前。但《战国策·齐策三》及《平原君虞卿列传》都明确记载邯郸解围之后，赵王与楼缓、虞卿等人有数次讨论，则邯郸解围后虞卿尚在赵，虞卿协同魏齐去赵更在邯郸解围之后，那么《范雎列传》记载魏齐自杀在邯郸解围之前就不可能。

王慎中曰：“此传议论辞说，悉本《国策》；而叙事贯串，则太史公笔也。”[3]1范雎复仇的故事，司马迁所本材料已无从查考，但其复仇对象多有可疑之处，且在《史记》中也多是孤证。由此我们推断，范雎在魏国折胁受辱，这是存在的事实，它是司马迁确立《范雎列传》创作主旨的触点，传记的内容不能说全是杜撰，但肯定有司马迁加工创作的成分，而整个故事的情节玄妙、褒贬抑扬，则更是太史公的手笔。

二

分析了《范雎列传》文本撰写的情况，下文再结合历来学者对这篇传记的评论，进一步剖析其创作主旨所在。根据韩兆绮所编著《〈史记〉笺证》[4]之注释与集评，学者们评论《范雎列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范雎的为人。如司马光曰：“若雎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扼其吭而夺之耳。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甥舅之恩。要之，雎真倾危之士哉！”[5]罗大经曰：“雎幽险诡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态。”[6]50董份曰：“范雎脱死亡而取相，其恩仇快意，气焰灼然。及蔡泽一说，即让位弃印如振埃洗垢，不得顾藉，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过人者。”[3]23-24这些对范雎为人品格的评论，褒贬皆有。

第二，范雎的功过。如苏辙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及雎任秦事，杀白起，用王稽、郑安平，使民怨于内，并折于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观之，范雎、蔡泽自为身谋，取卿相可耳，未见有益于秦也。”[7]姚苎田曰：“范雎人品心术皆高，其有功于秦亦甚大，某于评点《国策》中每亟予之。”[8]这些对范雎的评论，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第三，范雎、蔡泽二人游说的难易。如黄震曰：“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亲，则雎攘之也难；范雎当君臣疑阻之际，则泽攘之也易。”[9]钟惺曰：“穰侯戚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坚；雎疏而相，方负罪，求释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坚持者于戚而有功之人，与受所欲急释者于疏而负罪之人，顺逆固已不侔矣。”[10]认为范雎游说成功，要比蔡泽困难。

第四，范雎、蔡泽二人的高下。如杨维桢曰：“及禄位既盛，则又不以四贵为戒，使非泽乘其日昃之势，吾固未知其死所……及泽代雎，不数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我，优游于秦，以封君令终。”[3]24罗大经曰：“雎必俟泽反复以祸福晓之乃肯退，泽为秦相数月即告老，为客卿以终，进退雍容，过雎远甚。”[6]50对二人的高下比较，主要在于功成身退的智慧，认为蔡泽要比范雎高明。

以上评论，立足于范雎、蔡泽二人“策士”的身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点评，各有立场和道理，但没有抓住《范雎列传》的创作主旨。从传记“太史公”曰，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对上述论题不以为然的态度。

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

司马迁认为，范雎、蔡泽二人是当世的辩士，但他们的辩才并不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绝对条件，强大的秦国才是它们游说成功的根本原因；其他游说诸侯白首无功者，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辩才不如范雎、蔡泽，很可能是他们游说的诸侯国不如秦国强大。如《韩非子·五蠹》云：“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范雎、蔡泽二人的游说，无论孰难孰易，二人的智慧，无论孰高孰低，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并没有根本的意义，“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范雎、蔡泽以白衣而取卿相之位，在战国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显身手，影响当时，流传后世，就值得司马迁为他们作传。至于范雎的功过是非、人品高低，在本篇传记中也没有根本的意义。

三

《太史公自序》：“能忍诟于魏齐，而信威于强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这是司马迁为范雎作传的写作纲领。联系太史公曰。“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这篇传记的创作主旨就清晰地体现出来，即志士因困境而激发出不屈的奋斗，最后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

具体到《范雎列传》的创作，“忍诟于魏齐”是困境，三篇说辞是“奋斗”，“信威于强秦”就是理想的境界。“忍诟于魏齐”的描述着墨不多，主要是陈述事实；三篇说辞抄录《战国策》，并没有多少倾向和观点；“信威于强秦”才是传记重点描述的内容，其倾向和态度明显，描写袅娜多姿，集中体现了《范雎列传》的创作主旨。

首先，司马迁极力描写昭王对范雎的信任，这是范雎能够“信威于强秦”的前提条件。《范雎列传》里，昭王对范雎几乎是无限度地信任，如昭王写信约会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这是以秦国的名义为范雎个人报私仇。又如范雎为报恩用郑安平为将，结果郑安平率两万人降赵，按秦法范雎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曰：‘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秦昭王对范雎的仁慈与宽厚，与我们想象中的“虎狼之秦”简直有天壤之别。

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据《战国策·秦策三·应侯失韩之汝南》：“自是之后，应侯每言韩事者，秦王弗听也，以其为汝南虑也。”显示秦王对范雎并非无限度地信任；《战国策·秦策三·秦攻邯郸》记载，范雎推荐的太守王稽谋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诛范雎”，范雎“请药赐死”，显示秦王并不对范雎特别宽厚。司马迁作传记，几乎照录了《战国策》里所有关于范雎的材料，但这两条却没有选取，明显可见其创作倾向。另据《战国策·秦策三·范雎曰臣居山东》载：“昭王谓范雎曰：‘昔者齐桓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叔父。’”《范雎列传》载秦王对平原君所说与此略同。结合上文分析，笔者疑心秦王约平原君“会饮”，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根据《战国策》的这段记载加工而成，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秦昭王对范雎的宠信。

其次，司马迁重点描写范雎对须贾的复仇。有了秦昭王的绝对信任，范雎成为战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信威”诸侯之处实多，如施行反间计，挑动赵国任用赵括为将，致使赵兵四十五万被秦将白起大破、活埋。这是战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绞杀战，该是何等的威势，而《范雎列传》里只一笔带过，却把笔墨的重点放在对须贾的报仇之上。范雎报复须贾，情节曲折，颇具传奇色彩，如一篇“绝妙小说”，对此评论者颇多。笔者认为，司马迁撰写范雎复仇，重点在于突出范雎之“高”与须贾之“卑”。比如须贾使秦，从秦相门下知道范雎就是张禄：

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雎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贾不意君能自致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发以续贾之罪，尚未足。”

按《史记·穰侯列传》载有须贾致书穰侯，止秦罢兵攻梁事，其忠心、才干皆有可观，不似此处须贾“低到尘埃”的形象。两篇对看，可知史公正是以须贾之“卑”衬托范雎之“高”，文中借须贾之口直接道出“不意君能自致青云之上”，更说明了这一点。吴见思评曰：“一边面有骄色，一边心如死灰，纯是乞命之声，写来神妙。”[11]

值得注意的是，范雎复仇。还有一个插曲。须贾使秦，范雎微服私访，须贾不知，见范雎“贫寒”，取其绨袍相赠，这个意外的举动，使得须贾绝处逢生。“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这个情节被后人津津乐道，它为范雎复仇增添了一抹温情，但并不妨碍司马迁突出范雎“信威”，反而显得更加真实。茅坤曰：“专要摹写雎之辱于魏齐，显于秦，因以报复于魏，故于恩怨处尽力袅娜。”[3]13

四

司马迁描写个人在困境中激发不屈的奋斗，从而达到人生理想的境界，这也是《史记》表现的重要思想。如《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皆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苏秦列传》：“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虞卿列传》：“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司马迁身受“困厄”与他们相似，“愤书”的精神也与他们一脉相承，这是司马迁创作《范雎列传》的动机，也是传记的创作主旨所在。需要讨论的是，《范雎列传》的这种创作主旨，寄托了司马迁怎样的情怀。

论者通常把《范雎列传》的主旨归为“复仇”，这是可以斟酌的。《史记》里的“复仇”，以伍子胥为最。伍子胥隐忍十九年，支撑他的唯一信念就是复仇，所以他违反天道人伦，对仇人掘墓鞭尸。范雎对仇人魏齐，只取其人头，对须贾更是只有“跪门吃草”的惩罚。若是联系范雎当年受到的冤屈和折磨，这样的“复仇”无疑太轻，尤其是须贾，确有百种取死之由。若范雎的信念就是复仇，就不能有微服私访，也不会有温情的“绨袍恋恋”。所以，范雎的“复仇”只是表象，并不是传记的创作主旨。

确切说来，司马迁“愤书”是为了“偿辱”。如《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吾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通篇我们读到的不是司马迁的“仇恨”，而是他深重的耻辱。深重的耻辱必须用百倍的成功才能补偿，所以司马迁向往那种“高山仰止”的杰出成就，他希望站在功名事业的辉煌顶峰来品味人生。司马迁以身膺五百大运相期许，这该需要建立怎样的功业才能与之相匹配！他的理想太高，人生的期望值太高，而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太远。因此他的心灵经常处于不满足状态，他的情感世界也异常干渴，这种空旷寂寞的情感世界，常常投射到《史记》的创作中，使他的作品有了异乎寻常的表现和感染力。所以《范雎列传》“复仇”表象的背后，是司马迁对困厄中奋起的不屈斗志的称赞，是对功成名就“信威”天下的向往。在此不妨把“高山仰止”四个字还给司马迁，以表达后人对这位困境中奋发的伟人的由衷敬意。

范雎“复仇”的故事，出现一个“赠绨袍”的插曲，结合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及《史记》其他篇目来看，这也并不是偶然的。司马迁当年身陷囹圄，多么渴望有人伸手拉他一把，但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司马迁在备受身体煎熬的同时，也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以他渴望人间的温情，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相待。如《管晏列传》中集中描写了这种真情，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与这种呼唤人间真情相应的是，司马迁批判了冷漠炎凉的世态人情，如《商君列传》载商鞅欺骗公子卬而赢得战争，司马迁曰：“卒受恶名于秦。”《樊郦滕灌列传》载郦况骗吕禄交出兵权，使太尉周勃掌握了北军，由此平定诸吕叛乱。司马迁曰：“天下称郦况卖交也。”由此可见，推崇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相待，是司马迁的一贯思想，这其中包含了司马迁痛苦的人生体验。所以在《范雎列传》中，一场意外的“绨袍恋恋”，就轻易地化解了生死仇恨。它意在告诉人们，少一些冷漠，多一份温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打开生活的大门；它引导人们用真情驱除心中的阴霾，过一种阳光的温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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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林奕锋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5-0043-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5.011

作者简介：谢模楷，男，湖北仙桃人，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王春霞，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11-23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11 10:42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1111.104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