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人文精神”学术论坛(一)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史记》与人文精神”学术论坛(一)

嘉宾：

韩兆琦(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岳庆平(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项羽文化研究会会长)

丁德科(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渭南师范学院院长，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院长、教授)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原执行院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

张新科(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

陈曦(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主持人：韩先生，您好！今年是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大家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齐聚司马故里的最高学府——渭南师范学院，我们在这里深情追怀司马迁，在这里隆重纪念司马迁。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纪念活动，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司马迁？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司马迁的意义是什么？请您给我们谈一谈。

韩兆琦：为什么要纪念司马迁，这个听起来好像还需要思考，我把这个题目颠倒一下换成另外一个提法，可能大家的思维马上就可以积极一些。我是说，假定古代没有司马迁，那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化领域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在史学发展的系统里边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在文学系统里面发展的情况应该是什么样？从这个问题出发，我想如果当初没有司马迁，中国的二十四史每个朝代都有一部正史的这个样子的面目会从什么时候出现，从东汉出现呢，还是从三国出现呢？是从隋朝还是从唐朝出现呢？多亏西汉中期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司马迁，司马迁写了这样一部《史记》，于是就使得日后的班固、陈寿、范晔等等，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就这个样子排列下来了。司马迁《史记》的优点被大家所讲，司马迁的优点很多人学习了半天学不来。咱们回想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司马迁，开头的那个人假定是班固，那么中国的二十四史会是什么样子？班固努力地学习司马迁，《汉书》里有一半抄的是司马迁，那么他留在《汉书》里有很多的遗憾。比方说，司马迁不媚皇权，说刘邦的父亲叫刘老头，说刘邦的母亲叫刘家的老太太，由于他们是下层人民，名字好听不了，不能够上史，所以司马迁就这样加两个字。写刘邦，司马迁写了他杰出的一面，是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刘邦的那些缺点，那些不好的习气，司马迁如实地写了。所以说，不媚皇权这一点上，司马迁是很优秀的。比司马迁晚一百年的班固，他的《汉书》写刘邦首先把他的血统人为地高贵起来了，说刘邦是尧的后代，谁能做证明呀？说刘邦有一个祖先叫刘累，刘累的祖业是驯龙，有龙这个东西吗？驯龙职业人能相信吗？刘邦军队进入咸阳的时候，司马迁写得很好，但是到了班固，便把他神秘化，说刘邦进入咸阳这一天 “五星聚于东井”， 就是五星连珠，金木水火土，聚集在一起，历史上有没有这件事情？有，但是不是刘邦进城这一天，也不在刘邦进城那一个月，但是班固一定要把他拿过去神秘化刘邦。媚不媚皇权，司马迁和班固差别可大得很。

司马迁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民主精神，他有很崇高的政治理想，他把大禹写成一个劳动英雄，他把尧舜写成很富有民主精神、很能听从人民意见的君主。司马迁的书里充满着批判精神，后代像陈寿的《三国志》，为曹家打掩护，为曹氏讳，为司马氏讳，为这个讳，为那个讳，就是不说真话。曹操的赤壁之战，这八十万人马到了长江边上，由于闹瘟疫水土不服，这个军队就撤回去了，那么赤壁之战会有吗？这些东西在《史记》里边，司马迁的民主精神、批判精神表现得很充分。后代的那些所谓的历史家，像班固、陈寿也算杰出的历史家，把历史写成那个样子，你说如果没有司马迁那个样板在那儿，中国的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开头呢？这是第一点。

主持人：韩先生，您刚才说得非常精彩，特别是一上来您就有一个假设，您说假如中国汉代没有司马迁，那么中国古代的文化格局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在座的各位深思，假如汉代没有司马迁的话，至少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中国的文学史，甚至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它的基本格局、基本样貌将会大不一样，由此可见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当然，说起司马迁，有学者说司马迁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司马迁拥有许许多多的桂冠，我们说他是历史学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文学家，说他是思想家，说他是军事史家，但是司马迁的身份，毫无疑问，第一身份还是历史学家。但是，像我和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学中文出身的，我们在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或者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史记》一定是单辟一章的，可见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韩先生给我们谈一谈司马迁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

韩兆琦：西汉中期，汉武帝时代出现了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不光是一部历史杰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杰作。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左传》的传统，既有很好的真实性，同时也有很好的文学性、抒情性。《史记》的语言比《左传》还要通俗，还要口语化，非常流畅，非常流利。虽说后代历朝历代的正史，能够赶得上《史记》的生动、个性化、口语化、通俗化这个样子的还没有第二部。司马迁《史记》里有的部分，他也尽量地把口语变成文言，尤其是发表评论的那些部分。班固比司马迁晚得多，但是他的文章比《史记》要难懂难读得多，字难认，意思不好懂，尤其是在发评论的那一部分。所以鲁迅说汉朝的班固、扬雄，好习用古老的字，古老的写法，用那些不常用的字，好像以此表现他们更有学问。实际上，写的字古怪，写的字让人读不懂就伟大吗？我看不是。包括唐朝人的诗，要是让人很难理解，很难读，我认为这种诗不是好诗。凡是好的诗好的文章，都是很容易读的，一读就懂。司马迁不光是个历史学家，同时是优秀的文学家，《史记》不光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散文集，也是一个小说集，为后代树立了一个样板。这一点，后来人学习得不够。像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是学习《史记》学得是最好的，我觉得欧阳修通过写历史，发表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新五代史》抒情性很强，对于那些个卖国贼，对于那些软弱的、缺乏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的人，充满了讽刺、鞭挞，这个是《新五代史》的长处。但是，《新五代史》跟《三国志》有差不多的缺点，就是太简单。《三国志》最大的毛病，刚才讲了就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不敢写他们的真实性。另一个方面就是太简单，前代人评论说，三国那个时代比楚汉战争那个时代一点都不差，历史的真实、残酷斗争的复杂，在《史记》里边，写得如此的生动，可是到了《三国志》里边，就写得粗枝大叶，让人看不出名堂。读《三国志》要是没有裴松之那个注，在后头给你加引了很多的史实，你在《三国志》正文里读不出多少深刻的有感情的东西。《新五代史》也有这个毛病，太简单。抒情性也不如《史记》强。有些人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不要抒情，明明是真实的历史他也不要抒情，也把它删掉。比如刘邦经过他的故乡，乡亲父老举行招待会，欢迎刘邦，刘邦思今想古，既高兴也有点悲哀，就唱那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把这个诗写到历史上是多么的生动啊！可是《资治通鉴》把这个删掉。项羽的垓下歌，项羽失败的情景、悲惨的情景，他都写了，可一到项羽的抒情作歌，“力拔山兮气盖世”，他把它删掉了。刘邦感到痛苦伤怀，作这个《大风歌》，司马光把这个删掉了，这就是故意！故意把一些很精彩的东西删掉，就是丢弃了司马迁这个传统。我觉得如果前边没有《史记》在那儿指引倡导，那后边二十四史不知道会多么糟糕。汉朝的散文家司马迁继承了《左传》，继承了《国语》《战国策》，继承了孟子，继承了荀子，后面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轼、欧阳修。司马迁在这个散文史、散文大家里边是高高地领先，如果在汉代没有司马迁，那就是司马相如领头了，司马相如诗赋写得还是可以的，尽管很难读，读起来没劲，其思想、人格那就无法说了，讨好汉武帝，向汉武帝献媚，搞的是一种贵族文学，人民性、进步性是比较差的。还有就是《史记》的抒情性，早在20世纪40年代，李长之先生就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在西方，不是有荷马的史诗吗？在中国或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李长之当时就提出来了。后来美国人也提出来，中国不是没有史诗，中国以《史记》为代表的就是古代的英雄史诗。

主持人：感谢韩先生精彩生动的发言。刚才韩先生由一个假设入手，畅谈了《史记》的史学贡献、文学成就，我想韩先生在这里对《史记》的颂扬，对司马迁的颂扬，实际上也彰显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纪念司马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感谢韩先生的精彩发言。谢谢您！

接下来请教的是岳庆平先生。岳先生是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项羽文化研究会会长，据我所知，您撰写过多部秦汉史方面的专著，还主编过多本项羽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以我粗浅的认识，我想如果要研究秦汉史、研究项羽的话，《史记》一定是重要的史料之一。据我了解，您对《史记》非常熟悉，有很深入的阅读和研究，对《史记》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内容，特别是法制方面的内容有精深而独到的认识。我想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是：秦朝法律偏于严酷，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是如何评价秦朝的统治的？您能否给我们讲解一下？

岳庆平：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刚才我们尊敬的韩先生对《史记》和司马迁的重要地位讲得非常好，我都同意，我就在韩先生的前提下，讲个小问题。韩先生讲了《史记》的重大学科贡献，我认为《史记》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它对我们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有启示。大家知道，从去年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现在已经作为“四个全面”之一。其实，中国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切切不可走西方那种以契约作为基础的完全法治。因为最早梁启超就说，单纯法治不行，单纯人治也不行。单纯法治不行，他说了两点：第一，法律是人制定的；第二，法律是人执行的。他讲得非常简单，我就想起来司马迁是比较欣赏德与法和礼与法的，德主刑辅，德是主要的，刑作为辅助的。还有一个就是依法礼制，在秦朝他对李斯、对秦始皇并不是特别欣赏，为什么呢？秦朝从商鞅变法以后，基本信奉的是法家的思想，特别到了李斯，他主持、整理、修订法律，作了很大的贡献。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对李斯也多有褒奖之处。但是，他也感觉到从李斯开始，从商鞅开始，秦朝的法律偏于严，严刑峻法，偏于严酷，所以他在肯定李斯贡献同时，也觉得有点遗憾。如果李斯在制定、修订法律的时候，能够稍微偏宽一点，那么就可以和历史上的周公、召公相提并论。大家知道李斯是个传奇人物，在上蔡这个地方，本来他是一个仓库的小吏，他看到老鼠不一样，有大老鼠、小老鼠，举一反三，就想一定要到京城。他后来当京城的廷尉，后来又当丞相，后来和赵高一块立了公子胡亥。但是对他的仕途，后来有人说他的仕途是血流成河的仕途，因为他被弃市，被灭了三族，他和三个儿子在监狱里边，一个被折磨死了，在临刑时，他对另一个儿子说，现在想着那个时候领着你俩出上蔡东门，牵着黄狗，追逐狡兔，那个天伦之乐，走到头明白了。可能是路走到头了，在监狱里对严刑峻法也有点反思，他最后走到了不归路，虽然明白了，但不可能再重新选择。司马迁专门把贾谊的《过秦论》附在《秦始皇本纪》后边，贾谊的《过秦论》说，仁义不施，对这样的解读司马迁比较认同。丁德科院长写的文章中认为礼义一统，这是司马迁的核心精神。他非常重视仁义礼义，他对秦始皇的很多政策，也不是非常的认同，他比较认同贾谊的观点，认为仁义不施，严刑峻法，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有很深的见解。

主持人：谢谢岳先生！正如岳先生所论，秦朝是严刑峻法，酷虐暴戾，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秦始皇本纪》里，都表达了他对秦朝法律批判反思的态度。我们看秦汉史，从秦汉史发展的沿革来看，与秦朝的严刑峻法能够形成鲜明对照的，在我看来应该是汉文帝时期的法治。岳先生，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汉文帝时期的法治情况。在《史记》当中，司马迁是如何评价的？

岳庆平：前边说秦代非常短，只有十几年，我刚才讲了商鞅变法之后，李斯、秦始皇还有二世。到了汉代，最重要的是西汉，我对西汉比较感兴趣。实际上它也有三个阶段，第一，就是汉初，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到了文帝的时候，开创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再用了五十四年，又开创了一个盛世。可以看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并没有汉文帝的高，当然就因为汉武帝的时代在司马迁的时候应该算“今上”，当然李陵之祸司马迁选择了接受腐刑，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对汉武帝的儒表法里不太赞赏。为什么呢？他是主张德主刑辅，讲究礼义，这个“礼”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道理的“理”，他讲的是“礼法”的“礼”，这个“礼”是在做事之前，是“未然”。“法”是“已然”之后，他强调的是“未然”，我是比较认同司马迁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比较吻合的时间，就是汉文帝的时代，前边从刘邦、汉惠帝到汉文帝，基本上推行一种宽政，表现在法律上，也是比较宽松。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有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汉文帝做得最好，至少有两大标志。具体来讲，一个是他废除了收孥的制度，因为收孥是从秦代开始的一种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严酷，有人犯罪了，然后妻子、子女都要受到惩罚。汉文帝认为法律正当了，老百姓才能诚信，这个惩罚、处罚得当，老百姓才会服从。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好，汉文帝这个观点也落实在他的实践当中，他觉得收孥的制度有点严酷，所以他就废除了这样一个制度，我觉得这是他的一大惠德。第二条他废除了肉刑，废除肉刑是由一位女子的上书引发的。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法了，按照法要到京城去接受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她跟着父亲到了京城，就在皇宫外给汉文帝上书，意思就是说，肉刑不太合理，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另外一个就是既然我父亲犯罪，我愿意到官家去当女奴来替父亲赎罪，这样让我父亲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一看上书，就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觉得肉刑有点残酷，应该对官吏、老百姓重在教育，不应该有肉刑，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不应该是上对下、对老百姓的方式，所以他就此废除了肉刑。废除肉刑，也是司法体制的重要举动。我是非常佩服司马迁的，刚才韩先生说的《史记》史学、文学的价值，其实静观现在法治，几千年过去了，尽管现在我们要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但是要避免完全走西方的道路。特别是司马迁的德主刑辅，依法和治德的理念，我觉得一定要落实在我们依法治国之中。司马迁在他的很多文章和《报任安书》里也提出来了“情理”，天理的“理”，人情的“情”。因为在中国，无论是说话，还是处理任何事情，除了德和礼之外，任何事情都要合法，要合理，还要合情，除了“德”，礼仪的“礼”之外。现在我们依法治国，也不要完全走偏了，毕竟中国在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史记》里有非常优秀的文化精华。希望我们能够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使我们的现代化之路更加健康。

主持人：刚才岳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两幅迥然不同的法治图景，同时分析了司马迁褒贬有别的情感态度，揭示了蕴含在《史记》当中的法治思想。我想这些分析，一定会有助于大家把握《史记》的法治精神，有助于大家积极继承包括《史记》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并使之有效地服务于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感谢岳先生！

下面我要提问的是丁德科校长。我读过您在《史记论丛》中的一篇文章，您在文章里提到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国内外学者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呼吁大家要大力弘扬司马迁精神。请问什么是司马迁精神？

丁德科：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古代文化典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如现在的探索精神，《易经》里天地人统一的整体精神，老子的道论指导下的和谐精神，孔子仁义一统的德治纲领，还有如《庄子》《淮南子》等好多传统典籍，而总结先秦时期关于精神探索的鸿篇巨制就是《史记》。再往后，例子就很多了，像我们熟悉的唐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文化之一，我们西安人对唐文化颇有兴趣，我们中华民族也以唐文化为骄傲和自豪。刘禹锡在他的诗里讲“精神”，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停杯酒长精神”，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记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典籍中，也记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诗歌中，无处不在。英国有一位首相，他说中国人只能输出电视机和产品，不能输出精神。还有一位美国总统讲，中国人没有精神，中国人缺乏精神，这只能说这位首相、这位总统敢说，但证明了他的无知，不了解中国历史，这是我感到遗憾的。如果说中华民族没有精神的话，那就不会有五千年以至永久的历史，如果中华民族没有精神的话，也不会协和万邦，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那么，司马迁精神是什么呢？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原韩城市委书记，现在的渭南市副市长刘新兴就讲，他在2005年举办过关于司马迁的学术研讨会，十年后他又参加关于司马迁的学术研讨会。我就讲你和司马迁有缘分，我们各位更有缘分，今天是人有情，天有情，上天也和我们的思绪是一样的，绵绵不断的细雨正好表达了我们民族对司马迁的悼念和追思。刘市长讲当年他定的主题是风追司马，意思是风行司马，当人们到了韩城的时候，到司马迁祠的时候，风比较大，人们随着迅疾的风会想到司马迁的精神。还有一句就是奉行司马，就是我们每一位了解司马迁的人，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奉行司马迁的精神。那么这一次的会议，我们的主题是“《史记》与人文精神”，当时我们想定“《史记》与中华人文精神”，张大可先生给我讲，司马迁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他也是世界的，世界人民的，他的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所奉行，也为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所了解，所奉行，因此不能有更多的定语，定为“《史记》与人文精神”最好。那么主题定了以后，我就在思考：司马迁精神到底是什么？在座各位专家尤其是老专家对司马迁精神作了长期的探讨，各种观点值得我学习，我和我们学校几位专家马雅琴教授、梁建邦教授在探讨这个提纲的时候，都想到了各位专家的论点，我们认为司马迁的精神核心就是礼义一统。“礼”是对个人讲的，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一点一滴都要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要讲礼，中国的礼是礼节的“礼”，出于和善的“礼”，并且有节制的礼，社会的各种人等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做皇帝的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做大臣的不能像小学生一样。当小孩子有一句说得比较大气的时候，会说这个小孩子有大人气，当我们大人做错事的时候，会说当儿戏，没有遵礼。“义”是对社会而言的，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上要应该有的行为。那么，礼义代表的就是文明和进步，代表的是发展的真理，发展的真气，是根本的东西，是最管用的东西，也就是精神的东西，司马迁精神内涵要概括的话，应该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铁肩担道义的治世信仰。司马迁具有使命感、责任感，他所要担的道义就是要为西汉的社会以及以后的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良策，铁肩担道义。第二点就是，妙笔著文章。司马迁如何铁肩担道义？他选择的路径就是妙笔著文章。通过生动的史实，或者是鲜活的历史，展示中华文化精神。第三个精神内涵就是理性加辩证。中国人讲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事物，认识事物，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什么是辩证？辨证就是辩证法，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第四方面是尚古更崇今。对古代我们不能菲薄，要正确地看待，要发掘精华，为的是今天，为的是未来，这就是我们对司马迁精神的概括。再重复一下的话，就是礼义一统的核心，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理性加辩证、尚古更崇今四方面的内容。

主持人：好，谢谢丁校长！刚才丁校长精辟地揭示了司马迁精神的核心就是追求礼义一统，还进一步揭示了构成司马迁精神的四个基本的维度。看我记得准不准，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笔著文章，三是理性加辩证，四是尚古更崇今。我们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于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接下来我还想请教丁校长：如何弘扬司马迁精神？弘扬司马迁精神与我们今天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怎样的关系？

丁德科：刚才我谈到中华民族是最注重精神的，因为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管用的东西，它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不断走向辉煌的正能量。那么我们学习、研究、挖掘司马迁精神，弘扬传承司马迁精神，为什么？为的是我们今天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能传承弘扬司马迁精神，说到底，是倾注的问题，努力的问题。各位作了《史记》的普及工作，或者说叫作《史记》的大众化工作。长期以来，历代学者特别是今天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挖掘、传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为我们现代的发展探讨精神的根本，作出了贡献，值得肯定。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会间休息的时候，韩城文化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讲，随后要和我们合作，要在“史记广场”做一些工作，把《史记》跟我们熟识的《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一样，让人们熟知。我们渭南师范学院作了一定的工作，首先是请来了《史记》研究的大家张大可先生作为我们渭南师范学院的特聘教授，也请来二十多位在全国《史记》研究方面的专家，也请来了在座的各位，到渭南师范学院共同探讨《史记》的人文精神。我们成立了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我们坚持每年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我们编写撰著了若干史记著作，还要出《史记人物辞典》，还要继续出《史记疑案》一些重要著作，为什么呢？为的是普及。我们英语系的老师最近正在英译《史记》，他们先翻译的是一些经典的片段，就是为了让大家熟悉《史记》，让我们的同学熟悉，也让外国人熟悉，这都是《史记》的普及工作。随着《史记》的普及和大众化，我们一定会为传承传统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贡献。

主持人：好，谢谢丁校长！刚才丁校长对司马迁精神的精辟阐释，将启发我们进一步挖掘蕴含在《史记》当中的宝贵思想财富，并将这些财富有效地与当代核心价值观相嫁接，从而很好地实现《史记》思想的当代价值转换。谢谢丁校长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我要提问的是黄朴民先生。黄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执行院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在中国古代军事史、军事思想史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出版过多部高水平论著。据我的粗浅阅读，您的不少论著论文都是聚焦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治、军事领域的，因而《史记》一定是您从事学术研究随时要翻检的重要史料之一。我记得您对《史记》有这样一个观点：《史记》是真善美三位一体。为什么《史记》是真善美三位一体呢？能否给我们讲解一下。

黄朴民：好，谢谢主持人！我跟前边发言的专家教授有所不同，不是专门研究《史记》的，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确确实实以先秦两汉为重点，研究过程中《史记》当然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和依据，我跟《史记》渊源还是很深的。二十年前我曾经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过一篇文章，后来他们编到《一百个博士的少年情》这本书中，我的是第一篇。我与《史记》的缘分是在我最穷的时候，打工做“九三先生”的时候开始的。什么叫“九三先生”？一天一块钱，其中七分钱交管理费，还有九毛三就是收入，这就叫作“九三先生”。那是家里非常困难的时候，我母亲知道我喜欢书，当时用十块零三毛，可以说是巨资，给我买了《史记》这套书，这套书伴随了我大半生，因为这是家人对我的期待，母子情深的一种展现，《史记》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信物，文化上的一种寄托。

我什么会讲真善美的结合呢？我想到了历史学创作的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的历史，当然是深化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很多，我们现在是什么后现代主义、新史学，这应该说拓宽史学的领域，发展史学的研究，深化史学的研究，都是有着贡献、价值的。但是也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往往是社会史研究，鸡零狗碎的，文化史研究又是大而无边，就是很宽泛。现在社会上的主流，能不能入流，就看这个文章看不看得懂，如果写得生动、直白、雅俗共赏的话，那么这个学者一定是不入流的。假如说这个文章让你在一个小时里睡着觉的话，基本就入流了，三流水平，你在五分钟里睡着的，就是二流了，听到他的名字你就睡着了，那就是一流水平。孰不知这样学问就做到死胡同了，所以我老是说，《史记》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标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既要用现代的一些史学观念、方法，但同时要回归传统，传承传统，回归到《史记》里边去，因为《史记》体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高度结合。所谓“真”，就是科学精神，《史记》也明确说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资料的完整，既看到先秦《左传》这些资料的收集，也有秦汉时期的档案，还有当代人的口述史、采访史，这是三部分写的，所以班固才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据史实书，称为实录。缺乏科学性，就不是信史。第二就是，史学在求真的同时，要尚善，“善”就是价值观。刚才韩老师，包括岳老师几位老师讲了，它有个精神在里边，它是帮助人提升的，选择正确的价值理念的，不是让人沉沦的，里边在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同时，对它那种弊端的批评，对老百姓的那种喜怒哀乐的同情和关怀，对那种英雄主义气概的歌颂等等，都是正能量，都是正面的。所以这种价值观使《史记》充满了人民性，充满了民族性，是正向性的集中体现。第三个，《史记》作为历史学著作，是美的。孔子讲：“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我自己有体会，当时我们的《孙膑兵法》在汉简没有发现之前，它失传了，大家都感到很遗憾，觉得《孙膑兵法》应该不比《孙子兵法》更差，为什么？《孙膑兵法》用在军事上的那些作为，马陵之战、桂陵之战、围魏救赵等等战法，那是经典的。1972年汉简发掘后，对照以后，我们才发现它的失传是一定的，《孙子兵法》流传下来是必然的。因为从文字的文学性来看，两本书没法比，《孙膑兵法》要差得多，像孙子那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格言，在它那里是找不到的。那你想一想，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最后留下来有它的合理性。尽管司马迁有感慨地说：“能言之不必行之，能行之不必言之。”所以孙武在军事实践的层面，比不上孙膑，但在理论文字的表述方面，他要好得多。所以鲁迅讲《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许多东西，非常感人至深的，像垓下之战的时候，那些诗词，比如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就像虞姬的诗那也是感人至深的，“汉军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比我们现在有些流行歌曲好听多了。所以这些东西，使《史记》充满了一种灵气，鲜活的生命力，这三者结合，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老是追求细节的真实，有完全真实的吗？只有逻辑的真实，就像垓下之战、霸王别姬的场面谁看到了，看到的人都是项羽的亲信，战场上二十八骑都战死了，但是司马迁以逻辑的真实，推断出应该有这个场景，举世无双的英雄，与四大美女相提并论的虞姬生离死别，英雄美女诀别，招呼不打就走了吗？那肯定有一场让人感慨的、动情的告别仪式，所以在逻辑上是成立的，这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回到司马迁，回到这种真善美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历史的研究创作道路。因为只有求真，只有向善，正确的价值观，才有努力的方向，只有唯美，才能真正打动人心，使人感动，才能传之久远，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黄先生！刚才黄先生给我们讲解了《史记》真善美三位一体说。《史记》的真，就是史实求真，崇尚科学性；善，就是价值观向善，弘扬正气；美，就是形式求美，打动人心。黄先生在这里对《史记》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揭示、分析，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史记》在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的卓越贡献。感谢黄先生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我要提问的是张新科先生。张先生，您是当代《史记》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是国内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我注意到您不仅非常注意对国内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而且对国外《史记》研究的成果也下了工夫进行梳理和分析。所以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史记》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和主要的研究成果。

张新科：谢谢主持人！今年我们举行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术会议，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司马迁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他留下的这一部书，可以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经典。两千多年来，这部经典不光在我们国内有比较多的研究，在国外的文化界，它也是很有影响的，这是由于这部书和司马迁本人。刚才几位先生谈得非常好，这部书之所以传到国外，我觉着就在于它内在的魅力。有了魅力，就有了生命力，传播到了国外，黄先生谈的真善美，就是对其内在魅力的集中展现，由于它的伟大和司马迁精神的伟大，在整个世界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那么，司马迁是世界性的，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作为《史记》的传播，据现在最早的史料记载，二十四史里的《北史·高丽传》，以及《旧唐书》里的《高丽传》记载，大体上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史记》就已经传到了朝鲜半岛。再后来，根据我们现在一些学界的考证研究，大体在隋朝的时候，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到了明清之际，可以说是传播的高峰时期。《史记》的传播是先从东亚这个文化圈传播开来。《史记》在欧美的传播，时间稍微晚一些，大体上在18世纪的时候，传到了俄罗斯。之后，他们节译了《史记》。2010年，由越特金和他的儿子花了40年工夫，翻译的俄文版《史记》全部完成，这可以说是第一部在欧美国家完整的《史记》的翻译。在法国19世纪后期，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沙畹，他翻译《史记》，不过没有全部翻译完，成为西方重要的里程碑。根据最新资料，汉学家雅克·班岜诺教授在沙畹翻译的基础上完成了全部《史记》的翻译，法文全译本在巴黎问世。根据一些资料看，美国大体上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到20世纪以后，有两次大的翻译影响比较大，一个叫华兹生，他翻译了《史记》80卷。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很有名的汉学家倪豪士，他翻译《史记》花了多年的工夫，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根据一些研究动态来看，他要把《史记》全部翻译完成。如果他要完成的话，那就有了一部完整的英文版《史记》。在欧美的其他国家，像德国、英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都有一些《史记》翻译介绍。总体上看，《史记》的传播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传播了一千多年，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因素，传播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宽。这是《史记》的传播情况。

由于传播的时间不一样，研究的成果，日本、东亚研究的成果比较突出，尤其是日本，在座的藤田先生，他对日本《史记》研究情况非常熟悉。据我了解，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有几个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一个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这个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即使到今天也是研究《史记》的人手头上必备的。另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水泽利忠，在泷川资言的基础上，作了一些的补充，《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这部书更加完整，它不仅是一个注汇集在一块，这部书后边附录的《史记》传播研究的资料是非常珍贵的，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的作者是著名的汉学家池田四郎次郎和他的儿子池田英雄，他们编撰的一部大书叫《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把古今中外《史记》研究的著作一一给我们作了介绍，这部书大体上收录了700种著作，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史记》研究的状况很有帮助。第三部书是池田英雄在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的时候的一部大作叫作《史记学五十年》，详细介绍1945—1995年日本《史记》研究情况，并与中国的《史记》研究进行对比分析。这部书对我们了解中日《史记》研究的情况也是很有帮助的，这些书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包括在座的藤田先生的《史记战国人物研究》《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等等。欧美国家如法国的沙畹，翻译《史记》的时候，前边有长达250页的导言，对于《史记》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可以说在西方是研究《史记》的权威著作。在当代美国的《史记》研究里边，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华兹生，不光翻译，他也研究伟大的司马迁，还有一个叫侯格睿，还有一个叫杜润德，这些都是当代美国研究《史记》的重要人物。有一些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史记》的，研究内容也和《史记》有关。比如一个叫汪荣祖的学者的《史传通说》，就是把中西史学进行比较。他们的成果也是比较突出的。我就介绍这几部带有典型性的著作，这样的著作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主持人：感谢张先生的精彩发言！刚才张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史记》在国外的传播情况与主要研究成果，引导我们快速进入国外《史记》研究的新异世界，了解并掌握国外《史记》研究的精华，在帮助我们开拓学术视野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包括《史记》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感谢张先生！

在论坛第一阶段的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韩兆琦先生。韩先生，据我了解，您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史记》，屈指算来，您与《史记》结缘已超过了半个世纪，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史记》著名学者，我们这一代甚至包括下一代学子，很多人都是在您的大作——《史记通论》《史记笺证》《史记选注集评》等书的影响下进入《史记》研究领域的。长期以来，就我的感受来说，司马迁是我的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想必这一点对您来说更是如此。在此，想请您谈一谈，长期支撑您研究《史记》的精神动力是什么？

韩兆琦：对于这一点，我想说三句话：第一，司马迁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司马迁具有英雄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下来就应该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我们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有人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那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但还有我们这些普通的在一个部门或行业里的人。人的分工不同，那么他所起到的作用和想要达到的目标会不同，但我认为，人都应该奋发有为、蓬勃向上，树立一个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息。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读他的《报任安书》，我没有感到颓废，而是感受到了鼓舞。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挫折和逆境，我们应该学习司马迁的奋斗精神，跌倒了再爬起来，努力奋斗，坚持奋斗。《史记》中也有很多的悲剧英雄，对我们都很有启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个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然这两人都倒霉，但都有成就。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遇到挫折不要消极、颓废、潦倒。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在《史记》中学习司马迁研究问题、认识问题和评价问题的方法，看问题尽量全面，不迷信，讲求方法。司马迁喜欢先秦儒家以德治国、仁政、爱民重民的思想、批判暴政，但司马迁并不迷信儒家思想，他在《史记》中隐约也有些批评儒家思想的东西，读《孔子世家》，我觉得有真有假。虽然如此，《孔子世家》中也有让司马迁借鉴的、并视为其奋斗目标的东西，比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总之，要学习司马迁不迷信权威，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第三，我们在座的大多是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对青年同志和同学们来说，对于你们的工作和学习来说，《史记》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基础书。我们会发现，古代历史、文学专业中，先秦诸子在《史记》中都有，从《尚书》到《诗经》到《楚辞》等等。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中，只要下工夫把《史记》读熟，那就会成为我们的看家本领，讲到先秦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从《史记》中衍生出自己的观点。总之，一个人一生中可以读很多书，但总有那么一本或者几本是最重要的。读书要熟读，然后才能用，这样的学问才有根基。我的老师们都给我讲过这样一个道理，做学问好比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但雪球有一个核心的小雪球，至关重要，只有在小雪球硬实的基础上才能越滚越大。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韩先生以及今天我所敬仰的诸多前辈！我相信前辈们之所以对《史记》抱有长期研究的热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把司马迁精神作为他们教书育人的准则，这也启发我们每一个《史记》研究者和《史记》课堂的讲授者，只有将《史记》精神和我们每一个个体的文化人格建设紧密关联，我们才有可能做出活泼健康的真学问。韩先生的阐释，也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今天隆重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感谢大家！

(本文由朱正平、刘蓉、王萍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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