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心百年素韵流芳
——写在著名画家潘素诞辰百年

□任美霖

慧心百年素韵流芳
——写在著名画家潘素诞辰百年

□任美霖

潘素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着黑色旗袍那幅照片，以压倒众生的曼妙，成为古典和现代转折节点上的一个唯美标志，令人过目难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见到她时早已是一头短发，一件浅色蓝灰褂子，一条合体的裤子，简洁从容地裹住了双腿，唯一的点缀是一条款款挽在脖子上的丝巾，参差的两个巾角随徐徐来风飘动。最令我难忘的是她那笑得眯成缝的一双眼睛和清水般的眼神。我从认识她那一刻起，就觉得她身上有种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是眼神、微笑、细软的吴音侬语……都不尽然。

光阴似水，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在潘素诞辰百年之际，我每每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获交于先生的十载岁月，不禁感慨良多。

我与潘素交往的初始，还是工作之余的聊天或电话信函；稍后，她助力我搜集他们夫妇传记素材；继续交往下去，她便给予我一份特殊的信任与厚待。我赴京拜访，她和女儿张传綵挽我宿其家中。我观赏她挥毫作画，她挤出时间与我促膝而坐，数次深谈，每每至夜半。我们共进餐，常相对，接席谈笑，一住即十日有余；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先生携女儿引我进入了不允外人进入的卧室，亲自打开卧室中柜子，将其深锁珍藏了一生的日记、手稿、照片等资料取出，无介意、也无保留地供我查阅、抄写或复印。这幕往事历历犹如昨日。获取资料之人，数十年公务缠身，无暇顾及，又浅陋无知，尚未咀嚼消化，实难载荷。如今退休，宅在家里，翻着发黄的资料，看着字迹模糊的采访记录，心里沉甸甸的。我虽不才但义不容辞。潘素一生的传奇经历、骄人成就和潜藏在华丽与苍凉背后的诸多细节，斯人不作，何以告慰先人、当世和来者！

一、徜徉青山绿水

潘素为我国著名青绿山水画家，吉林艺术学院教授，张伯驹（1898-1982）先生的夫人。原名潘白琴，字慧素。祖籍江苏苏州，1915年出生于上海，1992年逝世于北京。潘素自幼聪慧，擅音律，弹得一手精妙的琵琶和古琴，且酷爱绘画。自拜师学画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历经半个世纪，这位古稀之年女画家的绘画创作抵达生命高峰。

晚年的潘素精品杰作不断，艺事活动颇为繁盛。诸如办画展，出画册，海峡两岸媒体竞相刊登作品和评介。其作品一次次以国礼相赠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日本天皇裕仁等。尤以与隔海相望的张大千补笔传馨、被誉为“双绝”的两幅名画为媒介，而声名远播、闻名遐迩。这是当可载入我国绘画史册而流传后世的一段佳话。

“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这是以画名天下的张大千先生于1981年对潘素《云峰春江》一作所作的题词。大千先生用“神韵高古”和“直逼唐人”精准地概括了潘素青绿山水艺术风格的特色，并将她比为盛唐时期深得张僧繇真传的著名山水画家杨升，可谓备极赞誉。杨升法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善作没骨山水，论者为：“深得王者气度。”日本画界也称潘素画为“唐画”、“宋画”。潘素在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中继承了唐代绘画瑰丽璀璨的时代特色和宋代绘画趣谐情真的特点，并融进自己对山水的种种体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1980年著名美术史家和评论家常任侠教授著文称潘素的作品：“功力既深，培基复厚，远绍祖国唐宋传统，下与明清名家并驰”。宋振庭教授则称之为：“采撷传统精华，加以自己的长期实践、探索，自成一家画风。”

艺术作品的审美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屡获同行权威人士首肯好评则殊为不易。

潘素和张大千海峡两岸补笔合作源起于1981年。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伯驹和张大千即是一对契友。垂暮之年的张伯驹思念远在台北的老友心切，难相见便生合作之念。当时正值中山书画社在京举办郑成功纪念画展，就由潘素绘就两幅芭蕉图，伯驹修书，托一位香港友人转给大千先生，请他任择其一加以补绘。大千先生见之大喜，不料时值病中，不能作画。转过年来大千先生又取出悉心保存的这两幅画，分别作了补绘。其中一幅，在泼墨芭蕉的左下侧补以双目异色、毛色黑白相间的匍匐的波斯猫，并题词曰：“壬戌之夏，潘素大家遥寄大作，命为补笔，时方大病初恙，更兼目翳，有负雅望矣，八十四叟，爰。摩耶精舍。”另一幅，大千先生则补绘了背立的素装仕女图，题曰：“壬戌夏四月即望，潘素大家遥寄妙笔，命予补写团扇仕女，落笔惶恐。八十四叟，爰。摩耶精舍。”分处海峡两岸的两位画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共笔墨于尺素之间，不仅开创了海峡两岸画家携手合作的先河，也留下了传世佳作。由这些题词中，不难看出大千先生的谦逊美德和对潘素先生的推崇。

当人们交口称赞潘素晚年绘画成就时，尚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是，潘素的绘画生涯及种种内情，如同其人生经历一样有着传奇般的故事和异彩。

我们还是要听潘素从头说起：“我幼年喜爱国画，二十一岁开始正式拜师学画，初从朱德甫老画家学花卉。”此时的潘素已和张伯驹结婚，循常理，贵为人妇的她画画花鸟鱼虫就很有味道了，怎么就画起了大幅的青绿山水来了。“夏仁虎老先生教我通鉴古文。有一次夏老先生说，历来女子只能画花卉，仕女图，写诗词，从来没有能画出山水画的。我听后很不服气，从此立志，一定学好山水画。”这是潘素讲述的真实故事。由此不难看出，潘素的心气、志向素来与世迥异，她的人生哲学、骨子里的东西连同兴趣爱好与嗜书画诗词如性命的丈夫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潘素学画生涯可谓路漫漫、苦求索，历历数十载，所付艰辛无数。

据所能查阅到的资料和阅读其作品，潘素近五十年绘画的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临摹期，即起步阶段（1936年至四十年代初期）；初创期，即独立创作的初期（四十年代中后期）；成熟期，即已形成自己的面貌和创作风格（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高峰期，即抵达生命创作的高峰（七十年代中后期和整个八十年代）。

凡习绘事者一般要数年或数十年方有些许声名，潘素则不然。大概是她正式学画的第四年即1939年，北平天津画坛出现一件人们热议的奇闻，潘素因临摹一幅古画而一举成名，誉满平津文化圈。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张伯驹的藏友味云太史家中不幸遭遇水灾，其珍爱的一幅清初大画师吴历（号墨井道人）山水画卷《雪山图》毁坏，无比痛惜。伯驹得知，将残画借来，征询夫人意见，可否临摹？潘素将自己关在画室里，面对这幅残画，足足看了两日，第三日方动笔临摹。临摹期间，废寝忘食、身不离案、手不离笔，数日后，两幅《雪山图》展放在画案上。伯驹将一幅连同残画送还与味云太史，味云破涕为笑。另一幅装裱后自家珍存。时有名人、雅士闻讯陆续前来欣赏并于画上题字。沈尹默题字：“墨井精灵造化工，黛螺著粉雪山同。兰闺亦有吴生笔，点染才分咏絮功。”沈老赞誉初出茅庐的女画家具有清初六画家之一、《雪山图》原创吴历之笔触，张大千题词又把潘素誉为“管仲姬”；西山逸士溥儒的题词为：“衡门无遇客，萧瑟对寒林。岩际悬飞瀑，能清冰雪心。”陈庸叟题道：“墨井安能独擅名，纤纤女手画描成。漫劳重立门前雪，云水光中老眼明。”高一涵看画后题写“忽忘归”，夏敬观题道：“妙似冰蟾笔，能追墨井踪。为谙松柏性，写出岁寒容。”此画轰动一时，先后于画上题词者有清末探花、翰林、进士，有现代名画家黄宾虹、陈半丁、于非闇，书法家章士钊、叶遐庵、潘伯鹰及孔门后裔孔德成等，竟达五十余人。那一行行或遒劲、或潇洒、或挺拔、或隽永的题字跃然画上，和层峦起伏、错落有致的雪山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画坛上一幅罕见的作品。

这位女画家早年绘事，就是从临仿这幅吴历《雪山图》为历史坐标而享誉声名的。

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人要成就一件事尤其绘事怎么会如此轻而易举！潘素的青绿山水创作果真如此轻松？

临摹作品成名之后，潘素的创作进入“瓶颈”阶段。

两年后，张伯驹在一则日记中写到：

慧素作画十日未成一幅，是知其尚不能离师也，徒有虚名耳。午朝海伉俪约餐，敬亭伉俪陪，饭后回仍作画。晚去敬亭家晚饭。饭后回，慧素画至夜深，仍未成，愈画愈劣，可知平素功夫浅，只伏师改终不成也。

张伯驹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无一例外。这则日记极为珍贵，是研究潘素早期绘画不可替代的资料，它原生态地记载了潘素绘画创作起步阶段的真实状况和所付艰辛。其实，绘画中的临摹与创作之间还是有段距离的，凡绘者均需跨越这段距离，需要完成从技能技巧到心性的升华。快慢则因人而异。

张伯驹对夫人“徒有虚名耳”的现状不满足，并指出“只伏师改终不成也”，期许她尽快进入独立创作。潘素极聪慧、天赋高。但她自幼文化积累贫乏，“大字认不了几个”（孙耀东语），存量不足，初期“临摹功夫了得”已实属不易，跨越到独立创作，并非易事。

张伯驹在这则日记前的数日还有一则日记，中有赋《浪淘沙》一首，题慧素《春到江南图》：

《春到江南图》也是临摹作品，是临邵僧弥《青绿江南春景正好》。由此更证实，潘素绘画初始是靠临摹打底、起步的。

脉络与事实同样清晰，潘素的绘画与名气一开始就与张伯驹有关。张伯驹家里常常是贤朋满堂，琴棋书画、诗酒酬唱。诸多的题词者或因与张伯驹过从甚密而对其夫人作品多有美誉，但潘素临摹作品达不到一定水准，那般声名显赫的大牌人物谁会去题词，又怎会有那般高的赞誉！

潘素绘画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初创阶段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此期间在继续临摹的同时，进入创作阶段，但多半是与人合作。

潘素的绘画生涯的确异于常人。她刚刚进入创作，便运行在大格局之中，与其合作者和题词者皆为画坛如雷贯耳的大家，颇多看点。

目前能查到的潘素初创期代表性作品有几件，最早的一件是1943年，潘素与张孟嘉等合作的《山水图》卷，引来众多大家好评。潘素早期创作擅写松柏，她于此画画面中间绘写三松，张孟嘉评：“深得新罗神韵。”新罗山人为清代杰出绘画大家，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傅增湘题：“溪山独往意沉冥，入耳松风梦后醒。”傅岳棻既着眼画内又兼顾画外功夫，题道：“万里行游意自奇，悠然落笔写虬枝。”陈宗蕃题到：“簪花妙笔管夫人，幻作虬髯亦有神。”管夫人即赵孟頫夫人管道升，为元代著名女书法家、画家，擅画墨竹，笔意清绝。这是继张大千后又一称誉潘素为“管夫人”的题词。

第二幅为1946年夏，潘素创作了一幅《华清宫图》，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潘素最早的一幅独立创作的山水画卷。此画不仅具标志性，且颇有趣味。这是她和丈夫早年合作的一幅杰作。张伯驹调寄一首风流子词，以行楷相间书于卷上，潘素出手不凡，据词补上此幅画作。我读这幅画，每每都有一种惬意，其构图、设色、笔墨、韵律及意境，蕴藉着一种唯美的东西，久看不厌。那才真叫珠联璧合，词、书、画相得益彰，堪称绝妙。隐藏在背后的故事请看张伯驹的题记：“癸未居秦，偕慧素游华清池也，步元人风流子词，慧素补图。时新得南宫墨迹，并请雪斋居士书欤，以记雅兴。”时间为丙戌之秋，也就是1943年张伯驹携夫人游华清池三年后夫妇的合作。溥雪斋所题前两句为：“嵯峨宫殿倚晴空，吊古偏来夕照中。”邓以哲所题后两句为：“多君淡赭轻阴意，貌得琼姿分外明。”皆取画意以赞誉潘素之作。

当光阴流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潘素绘画之功力和气魄已非昔日，就在此时，她开始了和张大千的合作。那是1947年，在承泽园（庆亲王府）的家中，数位大家驻足案前，有人请潘素开笔，潘素波澜不惊，微笑着提起笔，在四尺宣纸的右下角落笔，有序地勾线、点染着墨，坡坨、秋林出现了。接着张大千在秋林后补一脉山屏，山屏下写一芦汀，又在坡坨旁添一叶扁舟，于非闇在坡坨左侧盖起了一所水亭，大千又补上了相向而坐的两个人物。最后张伯驹提一只狼毫小楷，于湖中补几笔水草，并题句道：“丁亥冬至日，丛碧写小草，大千居士写叠嶂、芦汀、扁舟，非闇补水榭，潘素写秋林、坡坨，伯驹题记。”也是这一年，潘素还与张大千合作了一幅《临乔仲常赤壁后游图》。

《峨眉春海》、《潭柘寺松亭》、《湘漓分界》等作品均是独立创作初期的作品。四十年代末期，应北平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之请，潘素山水画作品与张氏家藏名贵书画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展出，获得好评。

新中国成立，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为潘素绘画生涯的成熟期，其标志为完全进入独立创作阶段。此期间虽格局一直保持传统画法，但笔墨、风格、面貌皆有别于初期。其作品意境清朗、深邃、饱满。建国初期，潘素振奋画笔，颇为活跃。她曾与何香凝合作创作，并三次为抗美援朝义卖作画。1952年与陈半丁、吴镜汀、胡佩衔等人合作画册一本，为祝贺毛泽东主席生日。毛主席于1953年春节特派秘书专送火腿、糕点、果、酒四色礼品答谢。此后，又曾作《日升松茂》等三幅画，祝贺毛主席生日。

1955年，曾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的潘素，被全国美协邀请同胡佩衔、惠孝同等画家赴桂林写生。回京后，潘素的青绿山水作品《漓江春晴》参加了当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这幅作品色墨线面巧妙结合，倍增如画江山的灵秀气韵。闭幕日，周恩来总理前往参观，驻足于《漓江春晴》前观看，赞评曰：“此画颇有新气象。”

“颇有新气象”成为这段时间潘素作品的鲜明特色。这期间，她尤其注重坚持深入生活、融入生活，创作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潘素来吉林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最初几年，一面精心教学，一面倾力创作。1961年，据吉林省委宣传部安排，潘素与王庆淮、孙天牧、卜孝怀等参加了吉林省举办的“八人画展”，她的一幅现实题材作品《门头沟食堂》，画面明朗开阔，充满生气，颇受时人关注。

潘素在吉林期间赴长白山写生，回来创作了一幅《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潘素写延边秋色）。画面上，远近青山错落，山间白云缭绕，一排排茅舍和潺潺溪水相映成趣，生动有致。而入眼最突出的则是漫山遍野的秋枫红叶，颇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境。画家以红色为主色，青色、银色、白色有层次的运用，淡赭点缀其中，线条清晰，笔墨洗练，将蔚为壮观的长白山层林尽染的深秋景色刻画得淋漓尽致、生趣盎然。

潘素在长春期间还创作了一幅《征服希夏邦马峰》，后被多家媒体刊载。她在这幅画里将张伯驹《高阳台·中国登山队登上希夏邦马峰绝顶》词中的“堆雪成川，凝冰作堑，从无鸟道人踪。地裂风号，终年四季皆冬。穷荒绝境开奇绩，气昂藏，真个英雄。”的意境表现得惟妙惟肖，将“红旗直插云霄际，引明露映日，彩雾腾空。”的画面刻画得细致入微，词与画皆气势不凡，颇有震撼力量。

如开头所述，潘素绘画创作进入高峰是她生命最后的十几年时间。此期间她的作品数量多、精品多，深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青睐和赞誉。

1980年2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主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展品中一部分是劫后幸存，一部分是新作。在展出《江楼夜泊》（淡彩）、《峒关蒲雪》（没骨青绿）、《衡山图》（丈二匹浅绛）、《万里江山》（丈二匹金碧）、《海思图》（墨青）等共五十六幅。1980年，于香港大学等学府任教的著名学者马玉琪持潘素的《晴岚秋光》和《夏山欲雨》两幅作品请九十七岁的沈裕君先生题字。沈老颇有兴致地为他讲述张潘这次联展的盛况，“参观人数之多，赞誉之热烈，是前所未有的。”宋振庭撰文发表在《北京日报》，常任侠撰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包立民撰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王泽庆撰文发表在香港《美术家》杂志。潘絜兹撰文《经霜叶更红》中评介潘素：“解放后她到各地旅行写生，探索山水画的推陈出新，创作了许多重彩山水，描绘祖国的多娇江山，其作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1983年，美国圣荷西市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市北桥大学艺术馆邀请中山书画社的作品去美展览，潘素展出《峒关蒲雪》、《云峰秋林》和《台湾风光》均受到好评。

1983年春节期间，潘素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临摹完成了中国传世最古的一幅山水画——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在一面大幅绢帛上出现了春日的青山碧水、树石屋宇、游骑画舫，以及漫步的雅士和婷婷淑女，临摹得惟妙惟肖，完全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和风采，显示出画家在艺术上日益精湛的造诣。

潘素晚年作品呈现出“神韵高古、明丽清朗、意境幽深”的艺术特色。数十年来，潘素笔底临摹有一般人不易见到的真迹，实地写生更有世人所未到之奇境，积累沉淀至晚年，全部倾泻于笔端。她作画讲究韵律，在饱满而富于变化的画面里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源于其擅音律且功夫深厚。这正是艺术上触类旁通普遍规律的体现。她的作品无论是神韵气势、构图章法，还是对各个局部隐显、藏露、虚实、强弱关系的处理都呈现出一种整体的美感，具有于雄浑之中见清秀、于富丽之中见典雅的特色。她尤长金碧青绿及雪景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则兼南北宋之长。金碧青绿是以“青绿为质，金碧为纹”，如《江山无尽》、《晴岚秋光》等，而这种远峰顶上嘉木葱茏的绘画，又异于李思训以界画为主，山水为辅的形式，颇具新的意境。

潘素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在具体绘法上，她总结出：“画青绿山水先以淡赭石或淡草绿打底，再一层一层地敷石绿或石青，须浓淡得宜，过浓则宜匠气，不干净，过淡则不厚重。然后勾勒用深草绿或花青，要用硬笔直下，取其劲拔。点苔用草绿、或用墨，然后再加石绿。金碧青绿画成后，于线上勾金，宜细。没骨青绿则不勾线，可以本色稍加皴擦，小青绿则以墨笔画成后以淡石绿敷色。”由于她不“拘泥于古”，所以在皴、点、染等技法上都有自己的见地。

潘素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作品近千幅。晚年的潘素除任吉林艺术学院教授外，还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美协会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工笔重彩画会顾问、中山书画社副社长等职。绘事和社会活动甚为繁重，但其坚持作画，案牍劳形，日不间断。

我每每想起潘素置于偌大的红色画案前作画的情景，心中不免荡起一种莫名的感慨。这位古稀之年的女画家，一下笔就画六尺、八尺、一丈或丈二匹山水，很少见其画小品。她画的气魄神韵如同她本人的气象格局和内心独白。不染纤巧习气，不见刻板匠气，清雅空灵、和谐优美、气度恢弘、韵味高妙。我常想，人生若不见多识广，不历风霜雨雪，不经大起大落，怎会有这般超逸脱俗的胸襟和笔墨。她的画活脱脱即她自己的写照。

二、一代名士倾情

举凡世间之事皆机缘，尤其婚姻。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双巨手，它从茫茫人海中将你和妳挑选出来揉捏在一起，相爱相伴，然后进入如烟如雾般的幸与不幸之中。潘素是幸运的，潘素一生最幸运之事，莫过于遇上了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早年曾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并称民国“四大公子”，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于诗词、书法、绘画、文物鉴藏、戏曲色色俱精，尤以词之成就最高，甚被论评为，在“中国词学史上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张伯驹集诸艺于一身，且臻于峰巅之境，如斯国学修养渊深之人，实世间罕有；张伯驹身为贵胄门第，为免于国宝流失国外，曾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典质借贷抢收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墨迹隋朝展子虔《游春图》等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宝，无偿捐公，实现其“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而于国家奖励的二十万元人民币分文不取。随后被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等，他对此漠然一笑，淡然处之。张伯驹虽贵为富豪之家，却一生坎壈多艰，苦乐兼备而苦多于乐，但其性情与心怀坦荡超逸、博雅通脱、慷慨率真，不因时世迁移，不因境遇更改，本性一生、本色一生，成为一代高流名士。这样在文化领地，艺术苑圃和精神境界俱臻高峰之人，已渐次在国人记忆中走远，亦无人再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时期这一“士”的标本意义，惜哉！悲哉！

潘素是张伯驹的第四个夫人。其父潘智合，其母沈桂香。潘家为名门望族，其祖上潘世恩中过前清状元，官至英武殿大学士加太傅衔，潘世恩其孙潘祖荫在光绪年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苏州百花行是潘氏大家族的住地。潘智合迁往上海后，家道始衰落。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幼小的白琴常常看见母亲以泪洗面。七岁时，母亲为其延师，教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白琴天资聪颖，很快便初通音律并能挥笔成画。然不幸过早降临，在白琴十三岁上，母亲撒手人寰，去了另一个世界。古稀之年的潘素，娓娓道来，平静如水：“父亲不成材，有好几个老婆，那个王姨娘就是班子里的，父亲胡搞，母亲活活气死了。”我们家“在上海的康铁路住，后继母也是乱搞，大继母姓王，是班子里管事的，比班子还高一些”。“我继母不怀好心，可‘喜欢’我了，她有她的打算。我对她早有戒备。”戒备归戒备，父亲不成器，继母将幼小的她藏匿起来，外祖父多次找寻不到，身患急疾一病不起，不久与世长辞。她未能逃脱继母魔掌，还是沦落风尘，于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时人称：“潘妃白琴，天生丽质，谈吐不俗”，弹得一手好琵琶，也能挥笔成画，尤其是骨子里透出的一种孤傲和贵气，一时间，使她在偌大的上海滩，大红大紫，颇有盛名。

张伯驹时任盐业银行总稽核，每年两赴上海分行查账。张伯驹始访潘素于“青楼”，第一次相见听潘妃弹奏，即惊为天人，立即提笔挥就：“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将人的名字嵌入联中，挥笔即成，历来是张伯驹的拿手好戏。遇此“仙女”，他更是深情地将“潘妃”两字嵌入，且誉她的弹奏似汉朝王昭君的“塞上曲”，将其身韵、步态和优美的琴声入诗入画，惟妙惟肖，闻者无不击掌欢呼。“我们的上代人孙老（孙履安）先生”出面搭设鹊桥，便一拍即合。我当时“看他土气”，但“很有才华，会画花卉，文化也好，我同他结婚时二十岁”，潘素回忆当初，依然是平静如水，其实未必如此简单。张伯驹已是家有三房，见了潘素则非娶不可，潘素也是“名花”有主，与当时国民党中将臧卓都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张潘皆冲破阻力，走到一起。

中国古代的高等艺妓，为彼时女性中有知识、有情趣一族，又有社交的自由，书生自然趋之若鹜。西方则不同，他们最具学问和通达艺术的女人为贵妇。贵妇也以招附众多诗人和艺术家为荣。故西方“书生”上攀贵妇沙龙，而中国书生则下接青楼欢场。各自形成了有趣的文学生态圈。中国古来的文人书生、高官名士与名妓交接酬唱亦属风流韵事。然也有个例。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的陈子龙，虽为名士，仍难以接纳风尘女子柳如是为“女弟子”，致使柳大为气愤，大伤自尊。后柳嫁了名气超过陈子龙的钱谦益。三百年后世间又现张伯驹，他于潘素则是：“风尘之中辨物色”，堪为天下真名士。

“我们是在苏州结婚的”，是在苏州花园饭店结婚，孙履安老先生是主婚人，银行界的律师前来祝贺。“完婚后在苏州租了一处房子住下了。小住了一段时间。结完婚后回上海，住在金安四路，在上海租了一处房子，主要是作画。”潘素忆当初，真确明了、有板有眼。

“青楼”女子嫁给了张伯驹，近乎潘素的一次涅槃重生，她的人生之路，从此步入正途并宽阔和亮丽起来。

潘素最重要的受益是一步就跨进了张伯驹的“文化艺术圈”。大凡文学艺术大家，其一生必定与许多名人大家产生交集，而常在一起相互接触相互切磋，便形成了“圈”，即人际圈、文化圈、艺术圈。

“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早年的交友即皆鸿儒无白丁，他的这个圈，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除金融业外，他广涉鉴赏收藏、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戏曲音乐等诸多领域，所交之友张大千、溥心畬、余叔岩、傅增湘、沈裕君等皆为一时之国手。张伯驹本身的才气、性情、品格、贡献以及与友人交往的种种轶闻趣事，被有识之士视为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所以张伯驹自身辐射出的力量和气息，不仅让潘素有了依靠和安慰，时时的濡染和熏陶更是天下无双。

笔者从尚“藏在深闺”不为人知的张伯驹早年日记看到，他们婚后多居上海，常往返于北京、南京，间或去苏州、杭州、海宁、德州、昆山等地。此期间除常与友人聚餐外，还观话剧、看电影、赏京剧等，几乎日日泡在其间；海宁观潮、泛舟西湖、观赏古迹等亦频繁密集，常于山水名胜间流连忘返，怡情养性。

我们不妨抄录日记中的些许文字，真实地再现其彼时的生活情景：

某日

天阴，八时起。院内独步，梅花已放七八朵。去寿之家，彼夫妇已起，就置书案，为慧素画梅一支。早点后同慧素、寿之伉俪去博物馆参观。十一时回。孙养侬来，闲谈馀去。晚十时同慧素去车站，（乘）平沪车去平，车上遇徐项辰、濮少堪。

某日

天晴，晨到南京，渡江进早点。九时到滁州，午到蚌埠。于车上教慧素读《千家诗》。五时许到滁州。

“院内独步”，“梅花已放七八朵”。我们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介儒者张伯驹的情趣和气息！张伯驹多情，多情通向审美。他爱潘素的天生丽质，但他不把她当作“花瓶”，当作摆设，他看好了潘素是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一经琢磨，就要显露出炫目的光彩。“为慧素画梅一支”，“同慧素去博物馆”，“于车上教慧素读《千家诗》”等，真可谓用心良苦啊！他与潘素同进同出，同行同往，终日奔波，席不暇暖，乐在其中，爱在其中，陶冶、熏染和期待尽在其中。

是他，为潘素延请名流，传授法绘，也是他，为潘素提供了常人无法企及的习画条件和环境。且听潘素自述，我先是：“以家收藏历代名贵书画真迹，潜心观摩学习，进而临摹隋、唐、宋、元、明、清，专攻国画山水。”

张伯驹自1927年收藏了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在天津收藏了溥仪被逐出皇宫后，变卖的那批书画，如五代吴仝《秋山平原图》、宋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贴》、米友仁《姚山秋霁图》、文征明《三友图》等。

更令人炫目的是他抢收了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帖”的《平复帖》，这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比《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早七十九年，确系无与伦比的珍品。

接着，又忍痛卖掉了一处房产和院落，以重金收藏了我国现存传世最早的一幅国画，即被称为“天下第一藏”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先后陆续收藏了唐李白《上阳台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卷》、黄庭坚《草书卷》等，其重要收藏著录于《丛碧书画录》中，共一百一十七件。他捐献故宫博物院二十二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捐献吉林省博物馆六十余件，件件为精品。张伯驹的收藏向来求精品、求顶级，而不求数量，难怪启功称其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张伯驹并不满足于潘素只是面对一幅幅家藏珍品，又携她出入京沪藏友家中，遍赏名迹。还是引用张伯驹日记，再现当时情境：

某日同慧素去汉卿家看书画，最佳者为董文敏册、王圆照册。

某日同慧素去顾公硕家看王麓晨戴醇士册子。

某日许汉卿、杨子安来访，观石谷周服卿卷，同慧素等去兆丰公园一游，晚齐云青约餐，有王仰贤、刘菊村、王孟钟等友，出示书画，多邵甫家物，赝者居多，问其多景楼米帖尚存否，则已入内地矣。又有颜鲁公册，彼视为最可宝者，乃赝品中之下乘者也。

某日同慧素去许汉卿家，沈石田设色荷花，王圆照短幅设色山水，均精品也。

某日同慧素、敬亭伉俪去梁园，士侒约餐，饭后回。纳凉图卷子，姚虞琴君送来到沪，只收此一卷书画。

某日同慧素等去兆丰公园一游，去顾公硕家观赵松雪、鲜于伯机、俞紫芝字。赵书为金丹四百字，缺元明人跋，伯机书佳，毫无疑问。晚同慧素去，卢小嘉约餐，饭后去敬亭家，十时余，又去汉卿家，杨子安在座，观其新得米札卷，即溥心五札，所余之二札确系真迹，但非精巨之品，是以余未收于前也，但价已在数年前三倍矣。

这只是张伯驹在某年某月两周之内的记载。且看，张伯驹偕夫人或设宴聚饮、或茶叙小聚、或公园一游，或观电影话剧等，而多以相约赏画、切磋品鉴为主。时从过密者多为同道、同好。顾公硕为著名收藏家、过云楼第四代主人，能书善画，尤擅鉴赏古字画，藏品颇丰。与其频繁走动且年长于张伯驹二十五岁的冒鹤亭为如皋大族，书香门第，冒辟疆是他的祖辈。他曾列名“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二十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之一的张聪玉日记中窥见张伯驹与当时文人雅士的交往和友情。1939年11月14日张聪玉记载：“张伯驹自平来，治馔款之，邀大千、之深、靖侯、建川、和庵、祖莱、秋君兄妹、集才、雁斋看画……余畅谈至午夜始散。”

刚过花季之龄的窈窕淑女潘素，日日与丈夫相伴。她热情温婉、典雅大方，一副清秀俏丽的面庞、扮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入时得体的服饰、迈动着款款的步伐，在张伯驹的朋友圈里历历而过，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优雅迷人的风韵。“淑女乐得配君子”古已有之，潘素选择了张伯驹之后，其怡然和欣慰可想而知。

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一直是潘素生命前端最耀眼的部分。

张伯驹不愧为才学高、识见广，早年他就曾讲授过《怎样画中国山水画》。他懂得一个山水画家，读万卷画不可或缺，行万里路更势在必行。他还把潘素带到了山川自然之间，夫妇联袂，时而登高山之巅，时而临大海之滨，时而漫步在湖畔江边，时而跋涉在银装素裹的塞北雪原，饱游饫看，实地写生。据潘素记载，解放前，她游黄山、峨眉山、莫干山、天台山、华山、衡山、泰山诸岳创作的作品曾展出于北京西安等地。

探幽凿险太白山，尤具趣味和奇彩。自古以来，太白山的雄险、奇丽和神秘，游者甚少，记游者更少。1932年秋邵力子随于右任登游之后写下感想：“想写一点文字，藉作纪念”，“自惧文笔拙劣，未能形容以万一，故不用游记体载，只写感想。”十三年后，即1945年夏，张伯驹偕夫人潘素、友人等往游太白山并写下一篇绮丽曼妙的美文《太白山纪游》。张一行雇驴十余头，小车之乘，载行李、背干粮、山居七日。“室人以病后之身，女儿以十二之龄，亦偕登绝顶。”张伯驹笔下的蹬开山至杨爷关，一路涧流曲折，颇似杭州九溪十八涧；一里至六台，大似黄岳始信峰；放羊寺至平安寺，最为幽奇，如黄岳始信峰，天台双阙，每处皆是；西太白高峰倏如朱砂、倏如紫宝石、倏如黄金。远峦近峰或蓝、或墨、或赭、或绿、或螺青、或翠黛，光明灿烂不可以颜色名状，诚为奇观。“余斯游所得，以太白之奇奇于黄岳，险险于太华，雄雄于五台，峻峻于峨眉。其林木之美，草卉之艳，兼有他山之有；积雪灵池，更有他山之无。”

潘素游弋于历史古画和山川自然之间。她一面晤对传世经典，细细研读，琢磨其中的一招一式，悟出那些不可言传的画理；一面在山川天地间，放眼量，细观察，聚胆识。上下求索，勤学苦练，终使她的积累化为气象万千的大美境界。潘素的青绿山水创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笔墨深灏流转，亦得江山之助。张伯驹在潘素登太白山之后的一幅山水画卷上挥笔题诗云：“云飞山欲舞，风怒壑齐鸣。”

潘素的名章和闲章说来不仅饶有趣味，更演绎着丈夫对她的“情感寓言”。潘素常用图章是两枚，石质为寿山田黄石，一枚白文刻“潘素”二字，用于题款名下；另一枚为朱文“女河阳”三字，是椭圆形的，一般用于题款的引首。张伯驹晚年赋《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此词不仅是“女河阳”印章的注脚，也是他们情定三生的美好追忆。

潘素另一名章为旧刻“慧素”二字，也是田黄石，此章对外很少用。据张伯驹日记载：某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在苏州与履老（孙履安）等“去拜印光法师，余与白琴同皈依之，余法名为慧超，白琴为慧素，讲训甚久。”直至同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即耶稣诞辰这一日，日记中正式将“白琴”名改为“慧素”，此后日记未再出现“白琴”二字。“慧素”名多在夫妻间使用。

另外，还有两方闲章，一方为旧刻“京兆”白文印，为葫芦形。据潘素讲，结婚时，伯驹刻了两枚“京兆”葫芦印，送她一枚，自用一枚，伯驹的那枚为朱文印，略大些，后来常常钤于藏品上。“京兆”取自于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与夫人感情甚笃，常以为其画眉为乐事的典故。张伯驹数首词引“京兆”，寓意与夫人情深。

“绘事后素”为另一枚闲章，亦为旧刻。据潘素自述，她早些时候，接连创作精品，伯驹甚为高兴，为其镌刻了这枚闲章，一直保存在伯驹那里。待丈夫逝世，她整理遗物时，才自珍起来。“绘事后素”为孔子提出，《考工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后比喻有良好的质地方能施以锦上添花的加工。于文学而言，“绘事后素”突出的是对质朴、纯真及情感的强调，于绘画而言，“素”功是在基本功夫的基础上，更强调源自内心的一种原始创作冲动。张伯驹为潘素镌刻“绘事后素”，或是对潘素捕捉大自然天赋敏感以及绘画能力的一种褒奖，或是对潘素未来创作的更高期许，又遇其名字中的“素”字，恰是在张伯驹身后把这方闲章留给夫人。颇为巧妙并值得深味。

张伯驹一厢对潘素薰香拔擢，悉力栽培，又用最美妙的方式表达情感，他不断地赋词于她，静默的情爱和深沉的力量一以贯之。

张伯驹的情词的确不同于表兄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欢场女子，张伯驹极具情痴一往的天性，他的情词只写给夫人。《张伯驹词集》中除三首是写给前夫人的，其余七十余首皆为潘素所作，感情真挚，分外动人。

潘素对此是怎样一种感受今人已无从知晓，作为一个女人，潘素如此“富有”恐鲜有其匹。

这对“神仙眷侣”相伴相依了近五十个春秋，在他们之间似乎一直流淌着一种心动不已，相知相印的神韵和气息。张伯驹将此化为词章，赠与夫人，也留予世人。

张伯驹偕潘素游历名山大川有词：“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六州歌头》）“携翠袖，历吴楚，过江淮。”（《水调歌头》）“阑杆落尽梨花雪，春归剩有双飞蝶。”（《菩萨蛮》）

同潘素访友步月归家有词：“玉街踏去疑空水，双影似双鱼。冰壶澄澈，纤尘俱净，万象清虚。”（《人月圆》）

词本身有着一种非常微妙的作用，何时填，填什么，要待心中溢出。1941年，张伯驹与潘素在重庆大佛寺除夕守岁，二十年后还要再追忆此事，填《鹧鸪天》一首，后半阕如脱口而出：“家万里，夜三更，香烟层叠佛灯明。匆匆二十余年事，知是前生是此生？”连秋夜同慧素宿丛碧山房，不寐也吟诵一首《秋思》，张伯驹对潘素之情，堪为情深一往，九曲回肠。

每每潘素生日，更是以词记之：“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粱孟日随肩。”（《水调歌头》）张伯驹眼光不俗，对美更是情有独钟，二十年前，他娶了“一双碧玉，人望若神仙”的潘素，二十年后，他与她的恩爱相敬宛如“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还要“日随肩”。

1970年春节，他们去西安女儿张传綵家度岁，转过年来元宵节，张伯驹竟为潘素生日连填两词，第一首为《鹧鸪天》：

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打灯无雪银街静，扑席多风玉斗寒。惊浪里，骇波间。鸳鸯莲叶戏田田。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

第二首为《人月圆》：

这两首词的背景是他们遭遇最为悲惨的那段时日。苦难中的相助、感知，远比欢乐中的体味更为刻骨铭心。不难看出，多灾多难中的张伯驹依然感受着“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的恩爱和欢娱。真真切切的是“喜逢花甲、黄醉华筵、神仙眷属、人间天上，岁岁双圆。”

笔者认为，最能见证张伯驹独钟情于潘素的是1941年他接连写给潘素的四首词，其背后是那段惊险恐怖的故事。那是1941年春夏之交，张伯驹突遭绑架，潘素只身上海，多方营救，一连数日，毫无转机。四十五年之后，潘素讲来依然动情：“有一天，他做一恶梦，梦见我死了，门口有口棺材。他不吃饭，也不喝水，别人喂他，灌他，他也一口不进。他说，爱人没有了，我也不活了。”后来安排我去看他，但不让见面，让我写个条给他，伯驹见字后恢复正常。据潘素讲述和笔者研读，1941年秋冬之际的四首词即写在被绑架期间。

《虞美人》十一月下旬、雪、接慧素信，词以寄之。

野梅做蕊残冬近，归去无音信。北风摇梦客思家，又见雪花飘落似杨花。乡书昨日传鱼素，多少伤心语。枕头斜倚到天明，一夜烛灰成泪泪成冰。

1941年七夕写给慧素，“露零罗扇湿，疑是双星泣。不忍望银河，人间泪更多。”（《菩萨蛮》）

这一年的中秋节又寄慧素：“怕听说是团圆节，良宵可奈人离别。”（《菩萨蛮》）更有自度曲《梦还家》，难中卧病，见桂花一枝，始知深秋，感赋寄慧素。“凉宵剪烛瑶窗，记与伊人对话。而今只影漂流，念故国，在何处？想他两地两心同。比断雁离鸳，哀鸣浅渚。”

在任何生命境遇中，词都是张伯驹心曲的最直接折射，是走近其内心的最佳途径。八个月的难中煎熬，孤独卧病，绝食及生死未卜，张伯驹惟赋词不误，且只写给潘素一个人。她是他心里永远的牵挂。风吹雨打，百转千回，仿佛古往今来爱情长河中最动人最经典的那些故事都逊色于他们之间的爱。

七十余首词隐藏着张伯驹的情爱密码，真切、质朴而有趣。对灯阅读，仿佛是用线串起了一盘珍珠，光华足炫人目。

潘素这一生相伴张伯驹，享尽了诗酒书画之雅福，或二人切磋、或数人雅集、或百人盛会、或千里壮游，其趣味之多、见闻之广可想而知，惜她不能笔墨记之俱化云烟。

三、世有蕙质兰心

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潘素只是幸运，才有了近乎完美的婚姻、事业和家庭，只是选对了男人，生命才绽放出了精彩和绚丽。

当然，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是，潘素一生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和艰辛，却鲜为人知。她的情怀、品格似乎在张伯驹盛誉掩盖下很少有人去挖掘和描述。

我们将潘素放到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传奇女性当中，她也属凤毛麟角。这些传奇女性中，有的是艳丽，但缺坚毅；有的是忠诚，但缺浪漫；有的是温柔，但缺大气。潘素几近集大成者，她是美貌与气质有之，坚毅与浪漫有之，忠诚与大气有之。尤其是她以自己独特的聪慧成全了丈夫，成就了事业。是她，或者只能是她，保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真名士的真性情。同时，她的生命也以人们无比钦羡和赞叹的方式展现出来。

张伯驹和潘素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那段婚恋传奇不免令后人津津乐道。的确，潘素的一生，最传奇的在开头，最为壮丽和感人的则是在和张伯驹婚后的漫长岁月。

以收藏大家名世的张伯驹，一双慧眼且足具倾家荡产甚至典纸借贷的豪放气魄。问题在于这个倾家荡产用巨资换“故纸片子”的过继长子，家人何意，支持乎？反对乎？张伯驹收《平复帖》、《游春图》等顶级藏品皆是与潘素婚后，也是在父亲张镇芳1933年过世之后。多有记载除潘素以外的家人无一不反对，无一不指责他是“败家子”。相形之下，潘素的懂他、支持他、帮助他更是远超人们所知所料。

据知情者透露，潘素与张伯驹结婚时自带嫁妆丰厚，可观的程度尚不为世人所知。林林总总的珠宝等细软首饰价值连城，甚至说不亚于杜十娘的百宝箱也不为过。潘素这笔数目偌大的财务竟也荡然无存，去向何处？

请看由婶母崔氏、王冷斋、陶心如为见证人，由张伯驹于1950年10月亲笔写下的家庭财产公证：

为我保存国家文物购买书画大部分都是潘素未嫁我以前的财务。例如，我为保存展子虔《游春图》免落投机商人手中贩卖国外，也是潘素卖出首饰贴补，始得了我心愿。

张伯驹还将潘素所卖出的若干财务明细附后，共计十笔，其中有两笔明确为购买书画：

民三十七年卖出蓝宝石钻戒一只，翠镶钻戒一只合价黄金三十一两，补助伯驹买字画用；

民三十七年卖出大钻石五克拉半一只，价合黄金四十五两，补助伯驹买书画用。

张伯驹的财产公证中还有：

依法，财产应当夫妇共有，但是她未嫁我以前她的财务已经损失，所以我把我的书画《名称列后》给予潘素，补还她自己的财务损失。其余我还有书画若干件，房产一处及欠外的债务，她仍有共有共负权力与义务。

此话后叙。

在他们婚后的第七个年头，张伯驹突遭绑匪绑架。潘素自述：“盐业银行有事，让他去上海，是我和伯驹同去，是坐飞机同去，住在上海亚尔培路胡同里。第二天坐吉普车出去，不一会司机跑回来，说在胡同拐弯处，伯驹被绑架了。绑架这一天，婆婆也到上海，开始我没告诉她，后来知道了，我一面劝她，一面自己跑，到处张罗，搭救伯驹。”

后人说来轻松，时年二十七岁的潘素所承担的巨大压力以及面对的环境之复杂、艰难与苦楚，四十五年后回忆起来依然神情凝重，令人唏嘘。丈夫命在悬口，她终日忧虑，提心吊胆，每至夜深恶梦连连。一位年纪轻轻的少妇披挂上阵，探听消息，打通关节，筹措款项，多方营救，且营救过程一波三折，持续了八个月。她还要悉心照料年迈多病的婆母，精心珍藏保护伯驹视若性命的书画珍品，还要应对卑劣之徒的趁人之危和不良居心等。压力、奔波已致她精疲力竭。

待张伯驹平安归来时，难怪朋友们都交口称赞潘素夫人侠肝义胆、忠贞贤良！老画家陶心如为此泼墨作画，赞誉潘素。古人云：“从行赴难有贤妻”。张伯驹在九年后言之凿凿地写到：

自潘素，字‘慧素’嫁我以后，我未曾给她一文钱，卢沟桥事变，我的家境已经中落。到民三十年，我又突然遭到汪精卫伪军的绑架，这时奉养我的生母，营救我都是潘素一人，任其劳，借款卖物把我救回。

张伯驹还具体列出：

民三十年卖出马鞍翠戒指一对。价合柒十两黄金，为伯驹被难营救所用项以及家用。

民三十一年卖出翡翠大戒指一只，价合黄金肆拾两。为营救伯驹还牛敬亭及银行欠款，卖于孙耀东太太。

给予潘素的书画共列出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卷、李白上阳台贴卷、杜牧之张好好诗卷、黄庭坚临怀素帖卷等共十八件。张伯驹最后写到：

右书画共十八件给与潘素所有，潘素执之。她不把上项文物轻易卖出作为她个人的享受（重要者研究终了捐于国家，次要者只能卖给国家），也不考虑作为遗产以至后人不识，使有历史艺术价值珍品散失。她仍要成全我保存文物的宗旨。将来个人研究终了，国家安定，将此项文物归于国家，她在服务于国家，国家自然会照顾她的生活。我对她这种精神表示感谢！

这段文字如明月泻地，晶莹闪光。张伯驹的心灵宛如水晶般的清澈，他对夫人的情义、关照、安排甚为感人，对珍存国家文物的夙愿一以贯之，如日月同辉。

透过纸面的文字，我们亦不难读出一个世人颇有兴致并着意寻觅的问题，即这对幸福伴侣的爱情密码：“兴趣相投、志向相同”八个字当是最为精当的概括。夫妇二人常常留连于金石书画之中，可谓琴瑟和谐；二人心目中皆有“祖”，对老祖宗留下的历史艺术、民族文化及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常常令人心动不已。

历史是人类的共同记忆。张伯驹跻身大收藏家之列，历史底稿上当有一笔——夫人潘素的倾心与竭力。

张伯驹作为富豪之家的大公子，千金散尽不足惜，潘素一介小女子卖掉自带价值几百两黄金的首饰，购画救夫贴补家用，慷慨大方，颇具丈夫气。

潘素善良、大气，她在这个大家庭里扮演的角色极为特殊。和丈夫、三位姐姐比，潘素年龄要小得多，他们虽少有时间凑在一起，毕竟多有牵缠。今人已无法像录像一样复原其当时情境，还是倾听当事者的回忆：“我曾劝伯驹要关心几个大夫人的生活，我自己也曾拿钱补贴他们几位。”“我想，我们都是女人，（她们）婚姻不幸，不能看人家不起。”“我们老大的床谁都不让坐，唯独让我进去，彼此谈心。我结婚三年后，她染病身亡。死之前，还说想我。我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嘴里叨咕着什么。”

张伯驹大潘素十七岁，1935年结婚时张伯驹三十七岁，潘素还是二十岁的妙龄美女。世俗社会的老少配、老于少、男于女，往往像一朵鲜嫩的花样捧爱、娇爱、宠爱，张潘则不然。他们在二人情感世界里，张伯驹不过是需要人理解、包容和爱护的大男孩，自结婚始，潘素便要付出极大的温柔与耐心。

“因细故与白琴生气，余发脾气时向不讲理，终由白琴向余敷衍了事。”张伯驹得意地写下这段日记的时间是结婚翌年农历九月初九。已届不惑之年的一个大男人，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因细小而不值得计较的事情生气，更明知自己“向不讲理”，还明知就是“敷衍”而已，也得照例“玩耍”不误。瞧瞧，张伯驹在芳龄二十一的夫人面前，活脱脱一个任性、顽皮的孩子。我们无法想象，他若感受不到夫人深爱于他，还会是这般样子？

从张伯驹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他们在上海期间，第二位夫人邓氏，第三位夫人王氏间或来上海。他们三人或四人同在上海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密码，各自的眼角眉梢，起承转合，其中种种微妙已不得而知。日记则是最私密的记录，从日记中可以读到，张伯驹对邓、王是礼数，偶尔也请他们参加聚餐等活动，往往是一请再请也不到。潘素是晨昏相伴、朝朝暮暮、不离左右。张伯驹与她们之间发生矛盾时，日记中用词是“龌龊”、“怒”，此时潘素的角色很特殊，张伯驹日记中用语“白琴劝余”。潘素不仅与人友善、温柔，还秉赋着雅量和智慧。

潘素从不看重金钱，却颇重道义和友情。他们夫妇从舒兰回京后，生活陷入极度困境，连柴米油盐的钱都要求借。潘素讲述到：“一个老人要收我的画，一个月现金五百，一个月存一千元，一年几张画不重样，画什么都可以，他国外有朋友要收。我虽然很困难，但怎么说也未同意。”谈及此事，潘素脸上露出几许惬怀和从容。“1979年，我的一幅金碧青绿山水《锦绣江山》在北海民族文化馆展出时，国内外友人流连忘返。国外有人要买，出价六万，未卖，我要献给国家。”潘素的赤诚爱国和胸襟气度同丈夫毫无二致。

被世人称为书童或秘书、跟随张伯驹十年之久的冯统一曾经深沉地回忆过潘素的故事：“1981年10月10日，我结婚那天，伯老潘素都去了。之前我去告诉他们，我要结婚了，她说我们还没见到，你们就结婚了，让她来看看我们。后来我们就去了，潘素从屋里拿出了一个非常华丽、金线手工绣的一个红色被面，绣的是龙凤呈祥，现在还有呢，我始终没用过。我觉得这个太珍贵了，手工绣的。潘老是个非常大度的人，然后就说一点薄礼一点薄礼。我说，这都可以挂墙上了，怎么能盖身上呢！后来就没有用，一个大缎子的，很厚的，在那时候是值点钱的。”“结婚当天早上起来，我弄个车接他们出来吃饭，我到那一看，伯老已经穿了一身新衣服，戴个帽子坐在那，我一进去潘素就跟我说，早早就穿了这身新衣服等了。”“我进来之前在门口先碰到邮递员，邮递员就递给我一张汇款单，潘素的汇款单，我拿进去了，给潘素了，我都没有看上面多少钱数啊，我说有您一个汇款单，潘素是连看都不看，就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这是你的。”潘素对待朋友慷慨大方之性情活脱脱跃然纸上。

张伯驹晚年同荀慧生友好相知。张伯驹逝世，荀夫人张伟君携女儿令莱亲往吊唁，又令女儿送去五百元赙仪，潘素谢道：“荀夫人盛情心领，铭感无既，因伯驹后事全由文史馆和民革、民盟负责了，家中生活也过得去，鼎惠恳辞。况荀夫人经济情况也不是非常宽裕，厚赐绝不敬领。”潘素为人厚道、慈善和通脱由此可见一斑。

张伯驹一生沉浮，先后历经突遭绑架、反右和文革三大劫难，潘素形影相随，尤坎壈中更见真情与本色。

张伯驹潘素夫妇于1956年7月向国家捐献了《平复帖》等价值连城的珍宝，获得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海峡两岸友人无不赞佩张潘的爱国壮举。一年后，因张伯驹主张演出旧戏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张伯驹被取消了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丛碧山房由昔日的门庭若市骤然间变得冷冷清清。张伯驹的兼职工作无人再来找他，也无人再敢前来吟诗联句，连亲戚朋友也甚少来往。他需要避嫌，也不再涉足朋友家说天说地。

“野草闲花半夕阳，旧时人散郁金堂，如今只剩燕双双。”（《浣溪沙》）这是张伯驹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十六年前的那次被绑架，夫人潘素营救时年仅二十六岁，此时夫人已过不惑之年，他们的婚姻经历了第二次考验。

“如今只剩燕双双”。丈夫遭遇坎壈，行动已不能随便，夫人不离不弃，恩爱如初。潘素一方面悉心照顾他的生活，还要遵伯驹嘱，去受到张伯驹连累的各家一一探望慰问。

在两人世界里，继续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写写画画，郊游踏青，观景赏花，伉俪情深。张伯驹的超然和通脱大概是天赋。“胸有崇山峻岭，耳无急管繁弦。俯仰悲欢皆趣韵，寒暖阴晴随自然，老年追少年。”（《破阵子》）到1961年，吉林邀请潘素来任教，潘素道：“我很高兴去，但丈夫年迈体弱，需要我的照顾，我不能自己去。”潘素的时时挂念是因为他们心灵上的天然契合。“后来我发现，伯驹什么坏毛病都没有，是一个文人，好酒喝一点，人很正直（潘素）。”潘素懂丈夫，懂丈夫的价值，愿与丈夫携手共时艰，以沫行漫漫。

时代演绎出一场凄凉奇景！文革中的张伯驹遭遇了人生中最残忍、最无奈、最无助的灾难。

说起文革，先说潘素的故事。吉林艺术学院教授英若识曾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那段往事。文革一开始，学校有人贴潘素的大字报，为其罗织罪名，其中“江南第一美人”也列为一罪状。潘素去看大字报，面对一堆罪名，了无惧色。她一改往日的低调谦和，第二天也贴出一张署名大字报，题目为“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文中列举了自己为毛主席生辰作画，为抗美援朝义卖作画，捐献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宝等诸般事项。大字报一贴出，便引来一拨一拨师生驻足，大家边看边交头接耳，之后事烟消云散。此事鲜活地再现了潘素个性坚毅和不屈不从的性格质地。

张伯驹先是被定位为牛鬼蛇神，接着在长春体育馆跪着陪斗；被抄家；又因一首《金缕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学习八个月后作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被强令退职，遣送舒兰农村插队落户。人生至幽暗处令人不可琢磨。当地认为这里既不是张、潘原籍，又无亲友可投靠，不予落户。二老在一个寒风刺骨、飞雪漫天的早晨乘车返回。

北京居地派出所也不给二老落户。张伯驹和潘素成了“无户口、无工作、无收入”的“三无”黑户、黑人。昔日富比陶朱的张伯驹，过着王公贵族一样的豪奢生活，如今落难，一粒粮没有，一文钱不进。人总要活下去，柴米油盐如何维系，总不能餐风饮露，辟谷修仙吧。

张潘的这一幕人生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张伯驹可以不闻不问，但潘素不可以不管。且看这一幕奇景中的女主人是如何撑起这个“无米无炊”的家，如何打理一文不入的日子，如何照顾年迈多病的丈夫。

这位苏州名门闺秀原本也是锦衣玉食，嫁入豪门贵族，二人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即使遭遇磨难也是衣食无忧。而潘素要用这双拨弄琴弦、挥动画笔的纤纤玉手，自己去买煤、买劈柴，自己动手打煤饼子、劈劈柴，自己燃炉子、买菜、烧饭等轻活重力一应俱全，还要三天两头去跑住地派出所，一再申请落户事宜。

劳累于她还撑得住，最犯难的是求借。第一次去朋友家告借，抵达后驻足楼下，徘徊踌躇迟迟不进。进见后，多次欲言又止，最终搪塞几句便借故离开。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潘素在八十年代与我讲述她向人借贷时的眼神，无奈和窘迫时心里总会涌起一阵阵酸楚。潘素东挪西借，替丈夫抵挡着凄风苦雨，承受着生存重荷。

张潘婚姻之潭虽又一次倒映出千古不变的佳偶定律，即男才女貌，才子佳人，般配爱偶，但深入进去，一种被称为“贤惠”的品格作用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1970年，春节刚过，张伯驹身患重感冒，卧于病榻，数日高烧不退，茶饭不思。困境之下的潘素请医生、抓药、煎药，细心呵护，汤汤水水，精心调理，日夜守护至痊愈。昔日“人望若神仙”的夫人如今变成了家庭“煮妇”，变成了丈夫的“护工”。

晚年的潘素于张伯驹已不能用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妇德”来概括，用“相知”一词形容，仍略显不足。恰当的解释，应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互为诠释。

累中偷闲，苦中作乐，潘素依然是夫唱妇随。任凭怎样的忙碌劳累，她都能挤出时间与丈夫一起进入无边的乐趣之中。疾病贫穷惨状不忍睹，夫妻俩竟然拾掇起绘画之事。张伯驹素来笃信“人生最是随缘好，半醉全醒各任时。”（《鹧鸪天》）一贯坚信“虫入蛰，雁归群。北风大地冻黄尘。绨袍赖有冬暄赠，不信一寒是弃人。”（《鹧鸪天》）此期间夫妻合画《梦华图》，二人笔下的红梅、腊梅、白梅、绿萼梅、素心兰、山茶、玉兰、牡丹、白莲、菊花等含苞绽放，姿色各异，张伯驹一气填词《小秦王》二十余首。这段时间，张伯驹尤喜欢赋词于花卉，除《梦华图》外，戊戌又填春花词。心中隐喻似可晓知。在潘素绘制的一幅白牡丹上题：“花县河阳女画师，拈将黛笔扫峨眉。无情不为金娇宠，怜取端端入洛时。”“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小秦王》）

任凭境况幽暗、生活艰难，但二老的精神生活依然高雅、充沛。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夫妇情趣相投、志同道合、共同致力于书画艺术的也不乏其人，如张伯驹潘素，以五十载的琴瑟和谐和相濡以沫、尤为耀眼。

在中国历史上，《史记》、《世说新语》的时代早已远去了，魏晋风度更是成了遥远的绝响。但数千年“士”文化的遗绪顽强而固执地传了下来。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在新中国生活了数十载的张伯驹就像新旧历史转折点上的一尊缩影，承载遗韵，到老也不改贵公子的风流气度，行事也迥异俗流。晚年坎壈，阮囊屡空，但仍不知稼穑艰难。某年除夕当天，他去了一家花店，见有各种名葩嘉卉，包括寒梅绽香，水仙伫素……他喜甚，于是倾囊“买断”盆花，嘱店家用车送至后海南沿家中。

张伯驹是坐对佳花而守岁，夫人潘素则啼笑皆非——她用什么去置办“年货”！即使年好过，一个月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怎么过！

如亲人和知情者说，潘素偶尔也吵几句，张伯驹逗着呢，你不吵还耍大少爷脾气呢，动不动就我不吃了，说躺就躺地上了，不论春夏秋冬，双目闭合，仿佛睡大觉一般，任凭何人劝说都无济于事，只有潘素出面，哄啊、劝啊，依从于他方肯罢休。夫妇俩小小摩擦的周围，满簇着相濡以沫的爱情。潘素说起这些事，依然是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公子哥出身，任性。”

蕙质兰心的潘素，我读久了，方感悟到她身上流溢着的那种迷人东西是什么，是力透纸背、深掩内蓄的华贵，是尽尝甘苦之后沉淀出的丰神和气息。

慧心百年、素韵流芳。潘素以青绿山水画家名世，终将以包容、成全了张伯驹的一身名士气而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