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周本纪》历史话语中的主体意识

徐 军 义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史记·周本纪》历史话语中的主体意识

徐 军 义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史记·周本纪》是上古史中叙述时间单位最短的一篇。司马迁在历史事实与社会意义的叙述中，构建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意识。一是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农耕意识；二是历史记忆中的身份认同；三是社会变革中的德政思想；四是历史叙述中的主体精神。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历史话语；主体意识

在我国历史上，周朝是继殷商灭亡之后的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周本纪》是司马迁关于上古史叙述时间单位最短的一篇，它完整地再现了周王朝的兴衰，勾勒出一个天下朝宗、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司马迁以儒家观念看待周王朝的历史发展，构建了历史事实与社会意义之间的特殊关系。它以时间顺序记述了不同阶段、不同君王的厚民爱民或是虐民伤民事件，写圣君贤王，如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等，也写暴君昏王，如厉王、幽王等，用对比方式宣扬了仁义兴邦、失德亡国的社会变革道理。

周王朝是华夏民族文化轴心的形成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创造，奠定了中国历史走向封建社会的基本文化资源。周王朝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语言联系，这种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共同体已凸显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含义[1]61，具备了形成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基本要素。

在《周本纪》中，主体作为一个虚构概念，是关于事物构成的主要部分。[2]867农耕基础，身份认同和德治政治是构建周王朝民族国家所必需的条件，它们渗透在历史叙述的话语世界中，成为人们认知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历史虽然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但我们能够给它一种特殊的意义。[3]259-260《周本纪》重在历史事实的叙述，用简单的语言概括过去的历史，记述农耕生活、始祖神话、德政变革、暴君亡国等，再现过去人物事件间的复杂关系，发现这些历史事实的社会意义，以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构成一个能够体现表达理念的有机体。[4]284-285司马迁将周朝八百年的王朝史记述的简明扼要、跌宕生姿，而对春秋战国间的文化事象则涉及较少，通过与《史记》其他篇章间的互见关系来体现周王朝的伟大。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阐释了民族国家构成的文化主体。

一、农耕意识

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到近现代，中华民族主要围绕黄河、长江拓展生存空间，形成和沉淀了几千年一贯的大陆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创造了具有民族特性的农耕文化。土地是人们重要的生活依托，与土地相联系的是春种秋收的四季轮回，自然现象的运行规律成为人们认知和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依据，社稷是国家的象征，成为历朝历代敬奉的对象。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在时间上是循环往复，在空间上是土地的延展扩大。人们在土地上劳动、栖息，最后又回归到土地。

周部族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世为后稷”阶段，迁徙流转“戎狄之间”阶段，公刘定居豳地阶段和古公亶父迁至岐山发展四个阶段。[5]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反复叙述“复修后稷之业”的历史事实，贯穿了浓厚的“农耕意识”，并以此为基础阐释古人从“神人以和”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流变。这种以土地为生存根本，自然规律为生活依据，血缘关系为联系纽带，合理化了社会中的等级秩序，构建了中国后世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法则。

《周本纪》说后稷小时“喜游戏，好种麻、菽，麻、菽美”，就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志向，长大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于是，帝尧“举弃为农师”。帝舜时代，后稷管理农事，播种谷物，“天下得其利，有功”。“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6]112，夏王朝也随之灭亡。

公刘生于夏末商初，《诗经·公刘》叙述了公刘为避夏桀灾祸，带领周部族从邰迁豳的历史故事。在夏“去稷不务”后，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于是，“周道之兴自此始”[6]112。

随后的古公亶父，初居豳地，后为戎狄侵袭，迁居岐山，并定国号为周，《诗经·緜》叙述了古公开国奠基的伟大功业。古公“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6]113。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6]116，继承古公遗烈，修建公室，平定夷狄，内用贤臣，周族日益强大，被诸侯认为是“受命之君”[6]117，又“改法度，制正朔”[6]119，推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等，为周灭商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武王伐纣被认为是“天罚”，是“上天降休”的结果，他布告百姓，“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又“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6]121。于此，武王伐纣是代天行事，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在周部族发展过程中，司马迁对“复修后稷之业”的重复叙述，这是一种明显的自觉记忆，力图通过话语回忆，重构历史事实，以构建后世的记忆主体。这种自觉的农耕记忆，是对过去祖先生活的再现，是从平常的生产生活中发现历史事实的意义。[2]13-21这种重复叙述可以实现历史的增殖，引导人们对历史的自觉思考，农耕是立国之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周代商后，农业生产模式没有大的变化，社会生活方式也没有完全冲破原始民族制度沉淀下来的风尚、习俗、观念、意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 在漫长的农耕实践中，人们已经习惯了顺应周围环境，协调宇宙自然，亲和天地万物的生产、生活模式。他们意识到人与宇宙万物间存在着一种既原始又终极的境界。人类生存的一切矛盾，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解决都需要从天地和谐境界来解决。[7] 207-216土地上的稳定生产与和谐生活要以不违背天心与人意为前提，也就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和对宗法制度的认可，只有这样，生命才可以延续不断，社稷才可以长治久安。

周朝建立后，需要根据土地的空间位置和它的历史沿革进行诸侯分封，希望姬姓子孙能够永固国本，进一步延展周王朝的土地，重新构建和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等到成王时，周王朝走向鼎盛，“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6]133。而自成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贤圣君主，却出现了如厉王、幽王的昏庸暴君，统治阶级淫靡腐化，阶级矛盾日渐严重，周王权失去了管理国家运行的效力，周朝社会也随之走向解体。王纲解纽，诸子之学兴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他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了治理国家的方案，诸侯改革此起彼伏，它们或远或近都是周王朝农耕文化的演绎和重构。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经过八百多年的文化发展，周王朝创造了华夏民族自我构建和运行最基本的文化资源。

二、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确认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因此，许多民族往往会宣称他们古老的传统或起源，其实这些更多是后人的发明和创造，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种族存在的合理性。人们会假借各种语言符号，“建造了事实上的特殊地带”，创造了后世进行自我确认的“想象共同体”[8]152。神话传说也就成了族类自我寻找历史源头的重要途径。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原型，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哲学理性、自然科学正式建立权威之前，神话是解释和确认“自我”存在的主要方式，它构成了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基础，被人们反复接受和演绎，也就逐渐形成了这一民族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司马迁对神话传说的历史叙述进行了伦理化处理。夏人的鲧、禹；商人的契，周人的弃，秦人的大业等，都是人神共生、天降祥瑞的结果。殷墟卜辞显示从五帝到商人祖先的神话故事还没有达到伦理化，商人的“帝”和诸神并不遵循任何道德法则，人神之间没有相互制约的伦理关系，也没有出现对神的伦理评价，神话的伦理化是商之后的事情。[9]561-582周人以伦理化的“天”重新阐释商人非道德化的“帝”，出现了“以德配天”的神话叙述，鲧、禹由创世神话的“文化英雄”变成了夏的祖先和社神。[10] 80《尚书·序》中说：“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汉书·郊祀志》中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欲迁句龙，德莫能继，故作《夏社》，说不可迁之意也。”[11]1192-1193也就是说，商代夏以后，曾想变更传自夏的社神，但“德莫能继”而没有成功。

周人灭商后，为重建政治上的合法性，创造了姜原弃子神话。“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6]111-112后稷诞生传说也见于《诗经·生民》：“厥初生民，时为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为后稷。”[12]234-235《诗经·鲁颂·閟宫》说：“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实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12]664屈原在《楚辞·天问》说：“稷为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鸟和袄之？”[12]401后为司马迁转载重叙，强化了神话传说的伦理化色彩，成为人们可以学习和效法的对象。

司马迁对周人在“上帝选民”中的“元子”说和“有德”说进行了权衡性的叙述。“元子”说是通过与帝的血缘亲疏关系，以确认政治统治的等级秩序。“有德”说则具有明显的道德意识，它超越了纯粹的血缘纽带，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在《周本纪》中，弃的智力使“天下得其利”，是“有德”的重要表现，当弃成为一名善种植的农神后，他就从创世英雄转化为文化英雄。这样，“有德说”就明显地区别于夏、商创世神话的“元子”说，它淡化与“帝”之间的血缘关系，而重视个人的能力和品德。另外，和这一文献相印证的是“凤鸣岐山”的传说。岐山是周部族的发祥地，这一故事突出了凤的灵异性和周人有厚德两点。这样，“凤鸣岐山”就是一种因果叙事，周人有德，招来凤鸟，或是凤鸟在这里筑巢鸣叫，预示周人厚德，上达于天，天将降圣贤于周地。可以看出，周人能以“蕞尔小邦”战胜“大邑商”的根本原因是周人“有德”，而不是因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13] 395。另外，《大戴礼记·帝系》中以姜原为帝喾元妃，生弃，简狄为帝喾次妃，生契，这其实是周人为了在神圣性上高于商人而虚构的故事。司马迁从构建先进文化的角度审视历史，“有德”才有资格管理社会，才能够给百姓带来福祉。张光直认为在神与祖的世界分立中，“德”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主要观念，西周长老就是以“有德”说和“元子”说推行姬姓代子姓而有天下的合理化。[14]49-50这样，周人在自我身份构建中，确认了“有德”在政治历史上的合法性地位，这一认识对中华文化品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周灭商后，深知“天命靡常”，在重构国家秩序中，汲取教训，把殷人尚武、尊神的思想转化为周人尚德、修身的观念，提倡敬天保民、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是古代巫术文化的人文化和伦理化转换。周人一方面宣扬自己上承天命，突出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歌颂先王的功德，强调祖先的能力和品格，最终构建起一套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制度，为时人和后人树立楷模，实现其王朝发展的理想和政治统治的权威。

西周“有德”说也影响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多强调其祖有德，有资格承受天命，可以在分封的土地上延展势力范围，帮助“天子”征伐那些“无德”的统治者，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诸子百家对“有德”说也十分重视，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也扩大了“有德”说的历史影响，老子、孔子的有德观就广为流播。到了战国晚期，儒家学派还先后撰写《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以“德”为尺度，全面推进了中华诸神的人格化与历史化。西周人或许没有想到，当“有德”观念成为社会的共识时，他们的东周后裔也就一步步失去了神话上的权威。

三、德治思想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根本，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一贯的治国理念。“德治”即“仁政”，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以轻徭役、薄赋税，有节制地对人民进行有效的剥削和管理，不断缓和阶级矛盾，达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司马迁以儒家德治思想审视社会生活，从社会变革的成功与失败说明“德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用事实证明“德治”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并不断强化和宣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民本思想。

《五帝本纪》中黄帝“修德”，颛顼有“圣德”、帝喾“其德嶷嶷”、帝尧禅位帝舜，是因为帝舜有“厚德”，又“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6]45。从表面看，“德治”是天下归服的根本，是衡量帝王能否拥有天下的标准，从深层看，是“德治”揭开了中国历史文明的序幕。在司马迁看来，“有德”可以使诸侯归服，并在征伐中取得胜利，得到百姓的拥戴，它是社会变革和承继政权的重要依据。“五帝意象”的塑造构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主体精神，他们是后世帝王学习效法的对象。[15]《夏本纪》说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6]81。又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6]88《殷本纪》说：“汤德至矣，及禽兽。”[6]95《周本纪》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公刘能“复修后稷之业”“故诗人歌乐思其德”[6]112。古公亶父能修德进业，“民皆歌乐之，颂其德”[6]114。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6]116。文王“德盛西伯”，诸侯归服。周公、召公因德高望重，才可以辅政，“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又“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6]133-134，而天下归服。在这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周王朝因“德治”而走向鼎盛，就足以说明“德治”是合乎天道、合乎人道的社会变革规律。

与“德治”相对立的是“暴政”。《夏本纪》说帝桀失德，“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6]88。《殷本纪》说纣王失德，“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5]105-106。桀纣之所以被灭亡，是他们“失德”，不能“敬天保民”。周朝建立后，周公反复告诫国人要“明德慎罚”，才能永保天命，而不“坠命”。《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16]205-206周人要以夏商为鉴，才可以“永命”。“明德”是周人对自己的要求，“慎罚”是对被征服者的态度，就是要谨慎使用刑法和战争，但周后世并非如此。《周本纪》说昭王时代“王道微缺”。穆王即位，“王道衰微”，诸侯有不顺服。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耀德不观兵”，希望穆王能修德息兵，但“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不睦，于是“乃作刑辟”[6]136。等到懿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6]140。厉王失德，为政暴虐，专利塞言，导致周王朝国政昏乱，百姓不堪，并以杀戮方式禁止国人批评朝政，最后为国人逐于彘地。《诗经·桑柔》《诗经·民劳》《诗经·板》《诗经·荡》等都是讽谏厉王，防奸安民的故事。等到幽王时，比前代君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诗经·瞻卬》就叙述了幽王宠褒姒以戏弄臣工，最后为犬戎杀于骊山之下的故事。幽王失德直接导致西周走向灭亡。从武王灭殷建周至幽王被杀共257年，司马迁以君王“德治”的盛衰，叙述西周的历史演变，确认了“德治”是国家走向兴盛，“失德”是国家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等到东周时代，已是王室衰微、诸侯并起，群雄逐鹿的历史场景，《周本纪》多简略叙述，也仅仅描述了东周帝王的历史更替，这意味着周王朝的统治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诸侯争霸正在改写历史，华夏历史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叙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过程的重要依据。君王“德治”可以给国家带来兴盛，为万民带来安康。相反，“暴政”失德只能使国家走向衰亡，给百姓带来苦难。这种“德治”的“集体认同与其说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说是后来人为制造出来的”[17]22。司马迁对“德治”的反复性强调，重复性叙述，用历史话语的记忆内容创造了历史的形式，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回忆，而是出于一种理念表达的需要，是要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创造属于社会的意义，是一种话语阐释，也是一种主体构建。

四、主体精神

20世纪后，“系统”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它的发生与人类思维一样久远，自从有人类开始，系统论实践就已运用。司马迁在《史记》的体例设置、时间设计、人物塑造、历史事件构成等方面就已使用了系统论，以契合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系统论主体思想。[18]《史记》的编写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司马迁系统研究和探索历史规律的结果。

司马迁之前的历史记载多片断不全，单线条居多，如《春秋》《战国策》甚至《左传》等，最多也只是在时间上保持连续性，是一种低层次的叙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旧史官记事而实无目的，孔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19]司马迁“网络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又“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6]。张守节《五帝本纪·正义》解释：“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6]1又刘知几《史通·本纪》：“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络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20]15《报任少卿书》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级。……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336司马迁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两个角度揭示华夏民族的历史规律，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在历史叙述中渗透了彼此间的逻辑关系，将三千年的民族发展史结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体系严密，结构完整的系统性著作。

“究天人之际”的空间性探索贯穿了大一统思想。《五帝本纪》作为第一篇，具有象征性和标志性意义，司马迁认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的后代，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夏本纪》说大禹是“黄帝的玄孙而颛顼之孙也”[6]49，《殷本纪》说商始祖契的母亲简狄“为帝喾次妃”[6]91，《周本纪》说周始祖弃的母亲姜原“为帝喾元妃”[6]111。《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6]173另外，《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黄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6]1689《越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丰守禹之祀。”[6]1738《匈奴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6]2879这种历史事实叙述是要说明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诸侯君王都是黄帝的后世子孙，他们之间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有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关系。这一关系内蕴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构建社会文明的动力，华夏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与革命是君王权力和义务的交替，而任何一位君王都需要履行“敬天保民”的基本职责。

“通古今之变”的时间性研究贯穿了社会进程中的革命意识。[22]“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多士》，“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又“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16]229。《多士》是周公克殷后，对殷商及多方诸侯所做的训誓。它的意思说殷商先祖成汤革夏的命是正义的，因为夏桀暴政，不能履行“敬天保民”的责任，成汤的革命符合“帝”的意旨，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3]170。现在，周人革殷商的天命，也是因为殷纣暴虐，丧德失政，它也符合上天的意旨，殷人应该心甘情愿地服从周人的统治。《诗经·皇矣》还生动地描述了文王“受命称王”的情形，“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乃眷西顾，此维于宅”[12]。它的意思是说天上的帝向地下观望，需要找一位能够为人民所爱戴的君王，夏商及其他诸侯，帝都不放心，最后是向西观望，可以定居下来，于是文王就受天命称王。另外《诗经·文王》也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2]周虽然历史悠久，但它建国是受天命所赐，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命在古文字中作令，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可以引申为国家政权是上天所赋予的，具有神授性，可以是受命，也可以是革命。司马迁认为商革夏命，周革商命，都是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天命的更替，都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革命者的主体是要顺天意，应民心，才可以替上天的帝管理国家和人民。

另外，司马迁尊重历史运动的自然规律，在“本纪”叙述中渗透了主体认知的辩证法，叙述时间的长度和历史事件的意义相适应，达到以史为鉴的叙事效果。在上古史的叙述中，《五帝本纪》时间最长，《夏本纪》《殷本纪》次之，《周本纪》时间最短，由几十年至一年不等，材料的选择以对当代最有借鉴价值的内容为主，农耕意识、大一统观念、德治思想、身份归属等都具有重复性叙述，构成一个具有等级性、秩序性、层次性的历史结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为近代史，以一年、一月或是一日为时间单位，比较详细地叙述历史进程。从《高祖本纪》到《孝武本纪》为当代史，时间单位更短，以日、月为单位，详细叙述了当代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这种鲜明的对比关系表达了司马迁叙述主体中厚今薄古的历史观。

整体性是系统性的第一原则，整体性越好，各部分的联系就越强，系统性也就越有效，主体精神体现得也就越明显。《周本纪》以粗线条方式叙述周朝历史，由几十年至一年不等，历史事实的对比性明显，更多历史事实的“空白”又分别渗透于齐、鲁、燕、管蔡、卫康叔、周公旦、召公奭、吕尚等世家的叙述中。为突出整体性，司马迁以互见法实现各部分间的联系，达到有主体倾向的历史高度。当某一事件在某一部分发生变化时，它就会牵动整个系统变化。葛一之先生说：“《周本纪》中叙述周公讨伐管叔后，作大诰等篇，就说：‘其事在周公篇’，这样就把《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联系起来了。”[24]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构成要素分散在数篇之中，相互勾连补充，凸显彼此间的逻辑关系。这样，“在一个特定的文本空间里，可以发现来自其他文本的许多声音，它们互相交叉，互相中合”[25]145。这种重新组合，相互交叉会构成一个更具综合领域的研究空间，它使历史事实的意义变得更清晰准确，更符合历史叙事的标准。

五、结 语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那些事件的思想认识中，当代性是历史的本质特征，历史与现实具有统一性，而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26]400“一部历史杰作中有不可否定的东西，这不可否定性因素正是其形式，历史杰作的构造在于它的形式。”[27]169《史记》的五体构成形式，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构成一个宝塔形态，呈现了纲举目张的艺术效果，司马迁用形式表达社会的逻辑关系。

历史是一个有目的的系统性认知和有理性的创造性活动。历史叙述既不是客观的编辑生活事实，也不是历史学家头脑里的主观产物，更多是历史学家根据表达理念的需要，反映社会事实间相互作用的连续过程，是现在和过去永无止境的问答和交流。司马迁的历史叙述充满了叙述者的“偏见”，在历史事实的背后都有思想在支配，但历史绝不是思想史，而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它的任务就是要重演过去的社会生活,引导人们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以探索历史的真理和社会的规律。

《周本纪》的历史叙述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重复，而是人类知识的重新编排，对农耕生产的反复性叙述，对始祖身份的差异性叙述，对德治变革的对比性叙述，对主体精神的整体性认知等，都是对文化历史的重新创造，以发现历史的价值。“过去的文化并不仅仅是人类的记忆，而是我们自己已经埋葬了的生活。对它的研究导致一种认识，一种发现。通过它，我们不但看到以往的生活，而且还看到当今生活的总体文化形态。”[28]346汉代的大一统社会为区域文化的综合提供了外在的条件，“《史记》是汉代大一统社会的产物，是一次大的文化综合”[29]89。司马迁的《史记》携带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再现了汉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华夏文明的基本方向，帮助人们更好地研究和发现汉文化的总体形态，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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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正平】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Zhou History of Historical Records

XU Jun-y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Zhou History of Historical Records is the shortest chapter in narrating chronical unit for the ancient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Sima Qian constructed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irst is the farming consciousnes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the second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 third i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social change; the fourth is the subjective spirit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Sima Qian; Zhou History of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discourse; subject consciousness

K092

A

1009-5128(2015)15-0045-07

2015-05-26

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秦东传统家训在当前新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发挥研究(13JZ018)

徐军义(1976—)，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民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