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籍人员管理舆情机制研究

杜慧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510420）

在华外籍人员管理舆情机制研究

杜慧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510420）

在华外籍人员数量的日益增多对政府部门的管理形成一大挑战，建立高效的舆情机制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有力手段。如在广州“715群体事件”及其处置过程中，虽然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由于日常舆情机制的不完善，尤其在相应的国际舆情监测、本地媒体社会观察报道、日常沟通渠道等方面的缺失与错位，导致舆情疏导不畅。建构在华外籍人员管理舆情机制须具有舆情预警、监测、沟通、引导等完整体系。

在华外籍人员管理；广州“715群体事件”；舆情机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年提高，我国境内外籍人员的数量不断攀升。北上广深等城市出现了众多国际化社区，有的社区外籍人员的比例高达99%以上。由于外籍人员往往以租客身份居住，流动性大，又十分注重个人隐私，对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走访的管理方式不具认同感，因而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正逐渐失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涉外小区管控真空的出现”, 另一方面，涉外刑事案件、突发性甚至恶性涉外事件在逐年增多[1]。外籍人员和本地居民之间也常常出现一些误解、摩擦与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在华外籍人员的管理已然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大挑战。

舆情机制被认为是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完善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有学者认为舆情机制是“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应该成为“国家决策的根本机制”[2]。一般分舆情机制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指舆情自身的发生、变化和结束机制，关注舆情的变动如舆情的涨落、序变、冲突和衰变等规律；后者则包括对舆情的汇集、分析、预警、监测、疏导等活动[3]。 舆情研究的主要对象大多是高等院校、公安机关、基层社区等，几乎还没有以在华外籍人士为主体对象的研究成果。因此，构建舆情机制以应对在华外籍人员管理的新挑战，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本文将以发生在广州的2009年7月15日非洲裔外籍人员聚集派出所并堵塞交通的群体事件（简称“715群体事件”）为案例，探讨如何建构和运用舆情机制以改善在华外籍人士的管理工作。选择该事件作案例分析的原因是它已成为一个标签，被称为大陆第一例大规模外籍人士聚集事件，境外媒体后来报道在穗非洲人时几乎都会附上该事件作为背景介绍。

一、事件回放

对“715群体事件”的回放选取了三个视角：广州警方、本地媒体、境外媒体。

广州警方称：下午14时50分，越秀区公安分局矿泉派出所民警依法在广园西路唐旗服装城二楼进行治安检查时，一名涉嫌非法兑换外币的外籍男子用手击破窗户玻璃后向外爬，背部被玻璃刮伤。民警随后发现，另有一名外籍男子坠楼倒地受伤，伤势较重。事发后，民警迅速拨打120电话，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在这期间，陆续有一些外籍人员来到矿泉派出所门口聚集，导致广园西路交通严重堵塞。广州警方随即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处理，组织民警对现场外籍人员进行教育和劝解，并全力做好广园西路的交通疏导工作。下午17时30分许，围聚的外籍人员逐渐散去，广园西路交通恢复顺畅[4]。

据《南方日报》记者发表的网络报道：下午3时许，数百名黑人集结在广园西路矿泉街派出所门口。聚集的黑人们表情激动，不断挥舞着手臂，呼叫着口号。3时30分许，广园西路周围10公里左右路面被封锁。下午4时30分许大批警力来到现场维持秩序。防暴警察排成方阵，拿着盾牌，警车内喇叭不停地用英文播放着同一句话“请你离开” 。但黑人们不顾警告，疯狂折损路边树木和公共设施，拦截交通主干道的大量车辆，一度造成交通堵塞。5时许，黑人陆续散开。此过程中，人群一度出现狂奔，但很快平息。此后，一名身穿便衣的警方代表站在马路中央与3名非洲人交涉。晚6时许，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代表进入派出所，与警方安坐下来进行协商，当时数百警力列队站在派出所门口，两只高大的警犬也出动维持现场秩序。直至晚6时许，在数百警力的维护下，警方将集结的黑人劝散[5]。

《南华早报》的相关报道综合编译如下：目击者称，7月15日下午2点，6名便衣警察到唐旗服装城检查签证，尼日利亚籍男子Emmanul Egisimba和另一位同胞试图跑走，被警察追赶，在二楼受阻时被迫选择从楼上跳下[6]。记者从现场录像中看到躺在地上纹丝不动的Egisimba被众人抬起。愤怒的抗议者抬着他到矿泉派出所讨说法，而没有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医生证实说伤者是在下午5：30-6：30之间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其头部伤势严重，生命危在旦夕。Egisimba在广州的兄弟对记者抱怨说如果他早点被送往医院，情况会好很多；警方已承诺他们会负责医疗费用[7]。聚集在派出所抗议的近200名非洲人，大部分为尼日里亚人。他们对收紧的签证政策和警察频繁的查证行为颇为不满，坠楼一事成为导火线[8]。

在上述代表三种不同视角的文本中，警方的通报文稿措辞严谨，简洁描述警方处置事件经过，本地媒体事发当天的报道现场感强，详细描绘抗议者的行为及其与警方的对峙谈判场面，境外媒体在事发三天后的报道深挖事件主角的遭遇以及群体抗议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三种文本从不同维度和立场还原事件真相，形成三角互证，有利于对事件的整体认知。

二、处置措施

政府部门对“715群体事件”的处置措施有些是及时应对型的,有些则是旨在改进工作的后续举措：

一是说服协商与警力威慑并举，刚柔并济化解危机。事发时广州市警方一方面调集防暴警察及时赶到现场，另一方面派代表与3名非洲人代表交涉，之后又与非洲人代表在派出所内协商解决问题，有效控制事态朝有利方向发展。“715群体事件”因为涉及警察和外籍人士，性质比较特殊，如果过度使用警力，很容易让事件升级到流血冲突；如果处置不当，冲突将持续并进一步恶化，危害公共秩序，甚至演变为外交争端。

二是事发当晚迅速向新闻媒体通报。7月15日晚，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向新闻媒体通报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起因、处置经过，特别强调跳楼者未死，警方协调医院全力以赴救治伤者，并承诺进一步依法调查该事件[9]。

三是事发次日晚再次向媒体通报调查进展。7月16日晚再次向新闻媒体通报“715群体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在前次通报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多详细的信息，特别交代了警方调查的方法，如调查访问、勘验现场、调取监控录像等，通报介绍了伤者的救治情况[10]。

四是对事件中的受伤者予以积极救治，之后又依法处置将其人性化遣返。事发当日，民警将受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并先行垫付救治费用，警方协调医院全力以赴救治伤者。最后因其护照过期将其遣送回国，医疗费用及机票都由广东政府承担[11]。

五是加强与非洲社区的日常沟通。广州警方在11月和12月给非洲裔人士2个月的特赦，允许滞留者回国；与非洲社区的首领们展开对话以消除隔阂。在定期接触中，双方认真倾听对方，避免类似“715群体事件”的情况再次发生[12]。

三、点评“7 1 5 群体事件”中的舆情机制运作

广州政府部门对“715群体事件”的处置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显示出政府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已达到较为娴熟的程度，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舆情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

“715群体事件”处置措施中舆情工作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处置突发事件的“黄金四小时”内，及时、滚动地向媒体通报情况。 “黄金四小时”指在突发事件出现后的4小时内及时发布新闻会取得最佳效果。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 ，将会使事件向有利方向发展[13]。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在事件发生数小时后，即7月15日晚，就向新闻媒体通报了事件的基本情况，并在7月16日晚又向媒体通报调查结果,并遵循突发事件中“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再报跟进”的舆情疏导原则[14]。

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没有因为此事件涉及警方、涉及外籍人士而捂住不报或迟报、缓报。当天下午广园西路交通受阻数小时，受影响的车主和乘客人数众多，亲眼目睹了大批非洲人聚集与警察对峙的场面，有的则不明不白地被堵在路上。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起到了释疑解惑和成功引导舆论的作用。事实上，“‘黄金四小时’的功夫不只在这‘四小时’上，更在地方政府部门长效机制的建立上。”[15]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和公众通报，说明广州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是徒有虚名的摆设，而是能在关键时刻立即投入运作的信息发布机制。

（二）变危机为契机，在事件中以协商、特赦等灵活方式化解矛盾，之后又加强与在穗外籍人员的日常沟通和生活社区的管理，使得原本显得机动、临时的舆情工作向长效、常规的舆情机制转化。广东省从715事件中吸取教训，开始重视在粤外国人的管理。2009年7月22日，广东省召开加强在粤“三非”外国人管理工作座谈会。2009年10月，广东省政协外侨委跟踪视察省市有关职能部门对“三非”外国人管理服务措施落实情况，发现各职能部门原来的被动和畏难情绪完全改观，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落实中[16]。为了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任务，提出加强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和措施，广东制定了《关于加强在粤“三非”外国人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广东省加强外国人管理服务规定》[17]，并向国家公安部申请广东在外国人管理方面的先行先试，主动承担在华外国人管理服务试点任务[18]。广东把715危机变为契机，推行一系列管理外籍人士的创新举措。

同时，“715群体事件”的处置也暴露出舆情工作的某些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事件中产生的谣言缺乏及时、有效的澄清与引导

在“715群体事件”中，由于现场人员未能有效地把握救治伤者的时机, 坠楼受伤被误传为坠楼身亡，之后更是进一步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大群尼日利亚籍人士误以为同胞坠楼身亡，情绪开始失控，于是抬“尸”冲击派出所；这一谣传在非洲裔人群体中迅速传播，更多黑人加入聚集闹事，导致交通阻塞数小时。

虽然新闻通稿里提到“发现外籍男子受伤后，民警迅速拨打120电话，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但据媒体记者的现场视频、被采访家属与医生的叙述等不同方面证实，坠楼者被发现后，首先被众人抬到了矿泉派出所讨说法，直到下午5点后才被送到医院。如果当时巡查民警第一时间安排救护车抢救伤者，及时澄清当事人只是受伤而非身亡的事实，引导事态朝良性方向发展，“715群体事件”有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果事发当晚的新闻发布会邀请医生、伤者家属和尼日利亚人代表等不同方面人员出席，或者通过电话、视频连线方式予以报道，增强所发布信息的可信度，还是可以有效澄清谣言的。谣言传开后，尽管当晚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跳楼者并未身亡的事实，境外媒体如南华早报还是以怀疑的口吻报道，有的外媒甚至误报了坠楼身亡的新闻，直到事后第二、三天记者亲自到医院采访看到伤者，境外媒体才相信官方通报，更正此前的误报。

（二）日常舆情机制的缺漏

“715群体事件”处置措施虽然显示了广州市政府舆情运作上较好的一面，但是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损害了广州的国内国际形象。其实在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多方面的迹象显示非洲裔外籍人士管理工作已引起了一些不满情绪。如果有日常舆情机制的良好运作，这种事件就可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所以日常舆情机制的某些缺漏，是“715群体事件”产生的较为隐蔽的原因。具体体现在：

其一，缺乏对涉及在华外籍人员的国际舆情监测。美国以深度报道为特色的著名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在“715群体事件”发生之前，即2009年2月9日的一篇特稿中，已经提到尼日利亚人因躲避警察检查频频跳楼受伤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国尼日利亚社区首领 Ojukwu Emma时, 得知他要时常到医院探望因躲避警察检查而受伤的同胞，为他们处理相关文件。“有很多人从阳台上跳下而摔断脚的。” 在迦南外贸服装城，警察突袭成为一个永恒的讨论话题。连一首描述在中国生活的尼日利亚流行歌曲中也提到非洲人被警察追赶的情形[19]。

这篇特稿还提到2008年9月一名尼日利亚人与保安冲突招殴打而死亡的事例。文章引述尼日利亚的报纸称，商人Ojide Ekene在一个地铁站出口处找地方小便时，被保安用警棍殴打后倒地，头部受伤，在医院医治13天后于10月8日死亡。那天，一些尼日利亚人在地铁站和医院外举行抗议活动，死者的照片和去世的消息在网上传播，后面跟有很多关于中国如何对待外籍人士的辛酸评论。在尼日利亚人经常光顾的论坛上有人呼吁自己的政府要积极行动以免事态发展为不可控制的局面。后来在首领Emma的督促下，该事件在广州得以平息下来[20]。但Ekene在广州意外死亡的消息在尼日利亚影响很大，多家报纸、网站、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中国驻拉各斯领事馆新闻发言人帮助澄清Ekene并非被保安打死，而是自己从地铁口阶梯上坠落受伤而死[21]。但传播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尼日利亚众议员在议会上就此谴责中国，并谎称中国政府同意支付4百万奈拉的赔偿金给遇难者家属[22]。

从外媒报道中可看出，警察突击查证，追赶非洲人的工作方式成为一种常态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但未引起重视。另外，2008年尼日利亚商人在穗的意外身亡和随即引发的小规模抗议行动也未能让有关部门引以为鉴。如果境外媒体的相关舆情监测到位，就可发挥舆情的预警作用。

其二，本地媒体的缺位与错位，未能有效发挥社会监察者的作用。首先，在“715群体事件”发生之前，本地媒体对在穗非洲人的报道量非常少(约9篇)，而且有限的报道中也以负面新闻居多。《纽约客》以广州日报为例说明外籍人士在本地媒体形象不佳，“这份国有的报纸经常记录非洲人因贩毒、诈骗和入境等问题被捕。”[23]一位在广州生活了多年的刚果人Julio对《南都周刊》的记者说，“在尼日利亚人聚集的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媒体一下子都来关心黑人问题了。其实对于黑人，记者是应该多报道的，这么多非洲人在中国，又有哪个中国人肯坐下来好好跟他们谈谈，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呢？人们总是懒得去寻根问底。我猜测，尼日利亚人并不是针对中国人在游行，而是针对公安部门的执法，为什么你们（记者）只去写非洲人的不好呢？”[24]加纳商会会长Atta 说他总希望能与本地媒体作诚恳的交流，但一直没有机会，如2008年汶川地震，他们给灾区捐了7万元，但从没有一个媒体加以理会。“现在黑人群体出了个别不好的事情，于是你们都来了。”[25]由此可见, 非洲人对本地媒体报道他们的缺位和错位颇为不满。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李志刚分析了2009年前的广州媒体对小北黑人区的报道，发现“这些报道的倾向性明显,猎奇心理、排斥心理或负面关注是其主流姿态”,认为地方媒体直接影响本地居民对于黑人的聚居评价[26]。如果本地媒体能像“715群体事件”之后那样高频率、多角度、有深度地报道在穗非洲人的生存状况，政府部门获得的舆情信息就会更全面客观，可加强决策的科学性。

其三，有效沟通渠道的匮乏导致舆情疏导不畅。在穗非洲人的日常管理漏洞表现在没有一个职责明确的管理主体，存在多头管理，并且没有与非洲人社区建立有效的日常沟通渠道。从放到收的签证政策，缺乏较长时间的过渡准备，缺乏有效的宣讲政策的媒介。刚果人Julio说事发前一两月警察查非洲人护照的次数突然增加了很多，这让他很不习惯[27]。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6日报道，“715群体事件”中，“现场非洲人情绪激动是因为中国当局在国庆前夕以保安为由收紧外国人签证的审批，很多在华非洲人因为办不到签证而失去居留权，一些人则选择非法逾期滞留。尼日利亚籍男子坠楼的消息传出后，此前已对新措施非常不满的非洲人，愤怒一触即发，他们迅速聚集，借机闹事。”[28]

本地媒体未能获得非洲裔人的信任而发挥舆论疏导的作用。香港《明报周刊》记者张帝庄在封面故事中写道，“在一间黑人聚集的服装批发市场内，当黑人知道记者来自香港之后，他们跑来围着记者‘求救’，他们不敢找国内传媒，因为怕国内记者跟官方互通消息。”[29]这段报道反映出非洲人因沟通渠道的缺失和对本地媒体的不信任转而向香港记者求助。

从上所述，签证政策收紧后，对一批非法滞留的非洲人如何处理本应该有舆情疏导等更智慧的解决方案。当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关注，警察整天到公共场所突击检查，干扰他们的商贸活动、用餐、会友时，任何意外事件都可成为导火线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在华外籍人员管理舆情机制的构建与运作

加强在华外籍人员的有效管理是全国各地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将长期面临的一个复杂课题。从“715群体事件”发生及处置中获得的启示是：日常舆情机制的构建， 包括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舆情预警、舆情监测、舆情疏导机制的整体性构建是改善在华外籍人员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机制。

首先,在外籍人士数量较多,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政府部门要设置针对在华外籍人士的多语种舆情专门机构或设立专门岗位以及聘请第三方监测机构,采用软件和人工紧密结合的方式,进行科学、高效的舆情监测、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

其次，建立记者、学者、涉外工作人员的联动机制，定期定向收集专项舆情监测报告和舆情预警方案。因为外籍人士对政府介入有怀疑或警惕的心态，政府可以发挥记者、学者、一线涉外工作者的作用，特别是让学者深入持续研究在华外籍人士社区，总结出存在的问题并为社会管理提供可行方案。如学者李志刚早在715事件发生前就指出，“广州黑人聚居区的负面形象正被建构，本地（社会、市场和政府）的排斥心理普遍存在。”问题的症结包括“旧有管治体制的结构性缺失，沟通机制的匮乏以及地方媒体的影响”[30]。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根据自己对非法居留、非法入境、非法谋职的调查，认为公安部门采用罚款处理 “三非”人员的做法，打击效果不理想，地方政府的“遣返”工作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外籍人员“三非”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政策调整[31]。

最后，在舆情疏导中要善用意见领袖的作用，提高传播能力。除了考虑有效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如网络、手机等渠道以外，让外籍人社区与地方政府建立直接沟通的渠道以外，还要积极利用人际传播，特别是发挥外籍人士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中国尼日利亚社区领袖Ojukwu Emma早在2009年2月对《纽约客》记者说起他的一些想法，游说尼日利亚政府在广州建立领事馆以便更好地处理外事关系；建立一种机制让尼日利亚人在来华前有一个具体的商业计划；希望能举行非洲音乐会，办一本杂志，有尼日利亚日的庆祝活动等。在尼日利亚有7个唐人街，希望在中国有类似的尼日利亚社区[32]。加纳商会会长Atta建议举办论坛或公开的友谊足球赛[33]。如果本地政府能积极采纳意见领袖的诚恳建议，将有助于外籍人士社区的日常管理和传播力的提升。

[1]陈琦.关于构建浦东新区“国际化社区”基层境外人员管理机制的思考[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 86-88.

[2]张克生. 国家决策：机制与舆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97.

[3] 张丽红.舆情的基本机制研究综述[J].前沿,2009，(9):156-159.

[4]龚宣.广州警方依法妥善处置一起外国人聚集堵塞交通事件[EB/OL]. http://www.gzjd.gov.cn/pub/index_jsp_ catid_11_13_id_50626.html,2009-07-15.

[5]赵佳月.一黑人跳楼身亡 广州上百黑人冲击派出所[EB/OL].http://news.sohu.com/20090715/n265240007. shtml,2009-07-15.

[6]Ivan Zhai and Fiona Tam.Africans protest in Guangzhou after Nigerian feared killed fleeing visa check[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9-07-16（01）..

[7]Chloe Lai,.Feared dead after fall, Nigerian alive but critically ill[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07-17(05).

[8]Ivan Zhai.Some struggle, others thrive in African oasis[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07-17(05).

[9]洪奕宜,龚宣.广州警方依法妥善处置一起外国人聚集堵塞交通事件[N].南方日报,2009-07-16(A14).

[10]唐贵江，龚宣.广州公布非洲裔人员聚集派出所事件调查进展[EB/OL]. http://news.sohu.com/20090716/n265249904. shtml，2009-07-16.

[11]朱晓磊等.准备来中国的非洲朋友需事先做好功课——“10万非洲人怀梦闯广州”之四[EB/OL]. http://world. people.com.cn/GB/14549/12411023.html，2010-08-11.

[12]Staff reporter. Guangzhou’s African bind; City holds talks to heal racial tensions between police and continent’s traders[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9-11-29（12）.

[13][14][15]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9-20.

[16][18]郑茵茵,陈建萍.政协建言外管工作要有新思维获采纳广东省抓紧制定规定加强外国人管理服务[EB/OL]. http:// cppcc.people.com.cn/GB/34962/35010/10861674.html，2010-01-20.

[17]邓新建.政法综治工作亮点回眸——2009年广东综治工作亮点频现[EB/OL]. http://news.sina.com.cn/ o/2009-12-21/070616806224s.shtml，2009-12-21.

[19][20][23][32] Evan Osnos. The Promised Land; Guangzhou’s Canaan market and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erchant class[J]. The New Yorker, 2009（vol.85 No. 1）:50.

[21] Emma Emeozor. How Nigerian died in China[EB/OL]. http://odili.net/news/source/2008/oct/13/503.html，2008-10-13.

[22] Onyedi Ojiabor, Victor Oluwasegun. Reps condemn killing of Nigerian in China[EB/OL]. http:// nm.onlinenigeria.com/templates/?a=14174，2008-11-25

[24] 炫风等. 广州的黑人们- Julio自传:Still alive in GuangZhou[J]. 南都周刊，2009，（342）： 31-33.

[25][33] 甄静慧.非洲黑人在广州[J]. 南风窗,2009,(19):56-59.

[26][27]李志刚,薛德升,杜枫,朱颖.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J]. 地理研究，2009,(04)：920-932.

[28]广州非洲人渐增考验当地治安[EB/OL]. http://www. cankaoa.com/Article/cankaobao/4529.html. 2009-07-16.

[29] 张帝庄.中国人在非洲 非洲人在中国[J]. 明报周刊，2010，（1）：M032-056.

[30] 李志刚. 中国地理学会百年庆典学术论文摘要集[C].北京：中国地理学会，2009.

[31] 甄静慧.解决“三非”，要靠中央政府——对话黄石鼎[J].南风窗，2009, (19)：58-59.

（责任编辑： 微风）

A Study on the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in Managing Foreign Communities in China

DU Hui-zhe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 China,510420)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foreigners in China has posed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 possible coping strategy is to construct an effi cient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The case study on how Guangzhou government handlesthe 715 Mass Event shows that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on breaking events has been operating successfully, but the lack of routinized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especially the missing international media monitoring, misreporting and underreporting of the local media have resulted in poor communication. A fully-integrated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should be built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communities in China.

foreign communities in China；Guangzhou 715 Mass Event；public opinionmechanism

G206.3

A

2095－932x（2015）04－0027－05

2015－06－26

杜慧贞（1971－），女，浙江金华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