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笔记小说看唐代帝王干预下佛寺的兴废

徐 婷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从唐笔记小说看唐代帝王干预下佛寺的兴废

徐 婷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到了全盛时期的唐朝，在政治力量的影响下，越来越趋于本土化。唐代的笔记小说反映出唐代佛寺在王室干预下兴衰浮沉的五个典型阶段，并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唐王朝对佛教政策的演变，也反映出不同阶段、不同帝王对佛寺的态度。

笔记小说；唐代佛寺；王室干预

佛教寺院佛寺最初称为“精舍”，发源于印度。自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几经发展，逐渐本土化。至唐代，佛教发展达到鼎盛，而佛寺建设也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些信息可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得到印证。尤为重要的是，从此类小说中还能解读出王室专制始终牵制着当时佛寺的兴废，也即佛寺成为王室权利干预下的产物。试看以下二例：

牛肃《纪闻·仪光禅师》载：“长安青龙寺仪光禅师，本唐室之族也。父琅琊王，与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1]202

此文所载的青龙寺前身为灵感寺，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四》载：龙朔二年（662年）城阳公主患疾，尚药局医治未果，后请青龙寺法朗禅师设坛持诵《观音经》祈佛得愈，公主大喜，赏之，并奏请将青龙寺立为观音寺。景云二年（711年）改名青龙寺。唐会昌五年（845年）禁佛时寺废[2]2469。

又如法兴寺，《全唐五代小说》记载：其始建于南北朝后凉神鼎元年（401年），唐咸亨四年（673年）高祖十三子郑惠王赐藏经三千卷，并建石舍利塔一座，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改名“广德寺”，唐大历八年（773年）又造燃灯石塔一座，宋元丰四年（1081年）重建十二圆觉菩萨殿，并更名为“法兴寺”。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佛寺的兴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王室或政治力量的介入。诸如此类例证俯拾即是，下面就依年代顺序，结合笔记小说中的实例阐述这一现象。

一、武德年间：佛寺初兴与“纯”佛运动

（一）早年崇佛，大兴建寺

唐高祖李渊早年信奉佛教。据《全唐文》卷三记载：隋炀帝大业初年（605年），李渊为郑州刺史，曾因其子李世民疾在草堂寺为他祈福。后李世民病愈，李渊认为这是“三宝加被”，便造石佛像送于寺中供奉。据《续高僧传》卷十九《智满传》载：“武德元年，乃韶满所居宅为义兴寺。四事供养一出国家。至三年，以满德为物归道声更远”。[3]216

（二）规范佛寺，加强管理

高祖过分崇佛也带来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寺院泛滥导致劳民伤财、大量占用田地等；僧侣过多消减了社会劳动力，偷税逃税者增多；一些人更是打着佛教的幌子制造舆论，形成反唐组织。如“武周进逼介州，沙门道澄以佛幡缒之入城”。[4]2260“武德四年（621年），唐俭检举李仲文与志觉有谋反语”[5]10888等。高祖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着手规范佛寺。《续高僧传》卷十一《唐京师大庄严寺释保恭传十莊》载：“武德二年，下敕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严，乃举十德统摄僧尼”[3]120。高祖的这一敕令既有效地整顿了佛寺僧尼制度，又很好地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另，此间太史令傅奕请去释教的奏疏，即以此为社会背景。他有《高识传》传世，即表达他的反佛思想。高祖最后下诏曰：

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6]38

从上述记载看，唐高祖对佛教的政策是十分明智的，他从稳定政局的政治需求出发，以佛教有限度地发展作为控制佛教的手段，是为“纯”佛之举。他为获得国家与民心，崇佛兴寺，又因寺僧泛滥，敕诏整顿，因此，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安定。

二、贞观至嗣圣：佛寺管理走向有序化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百业俱兴。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佛教制度，他在唐高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对佛寺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永怀慈训”，情深护寺

隋朝末年，战火的风靡加上佛道之争的演变，多处寺宇渐毁，僧尼也随之锐减。唐太宗为安定苍生，重整佛教，两度下诏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于天下诏》载：“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6]66《全唐文》卷八《诸州寺度僧诏》载：“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6]104由此可见，唐太宗对于维护佛教、复兴寺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处不得不提的是玄奘对佛教繁荣的贡献。《大唐新语》卷十三《记异第二十九》：“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7]192-193。由此，玄奘在弘福寺广设译场，传播译经。另有其撰《西域记》流传于世。

而慈恩寺也因玄奘成为最负盛名的皇家寺院，《唐国史补》卷上云：“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塔，穷危极险，跃而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风摇久而未落”。[8]173

慈恩寺始建于隋代，初名为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子李治为追念其母文德皇后而扩建寺院，更名为大慈恩寺。并在寺中造译经院，太宗和太子等亲自执香炉临送玄奘，请之移居任上座，翻译经书，其场面之宏大庄重，可见一斑。

（二）争取民心，道先佛后

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前后矛盾，实际上他的作法与其政治意图密切相关。“道先佛后”的提出是为了支持唐高祖自称为李聃后裔的说法，提高道教的地位，也因“朕之本系，起自柱下”。[9]58由此，太宗的“道先佛后”思想实乃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和政治因素，而并非单纯的宗教问题，其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统治。经过战乱的摧残，尚处于百业待兴之际的唐王朝还需以民生为根本。励精图治的太宗敏锐地洞察了这一点，他强调与民休养生息，把增殖人口、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因此，他在提倡佛教思想的同时，严格控制建寺度僧，禁止私度行为，避免佛寺僧侣的泛滥。

三、天授至长安：将佛寺至奉为“国宝”

（一）笼络众心，大肆建寺

武则天登基为帝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佛教思想笼络众心，于是她便借用盛行于当世的佛教思想，助其登帝。垂拱五年（689年），她借沙门怀义、法朗等人所撰《大云经疏》，用佛之口道出其称帝乃是顺应天命。于是同年九月，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曰“周”，改元天授。即位后的武后当即下诏颁《大云经》于天下，在各州郡建大云寺，度僧数千人，宣扬“君权神授”。关于这件事，陈劭《通幽记•卢顼》有一段记载：“船至寺门外，寺殿后有一塔，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朱紫甚盛。紫衣者驻马，促后骑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馔。’小金问傍人曰：‘行何适？’人曰：‘过大云寺主家耳。’须臾，车马过尽。”[1]767

大云寺在武后时期甚是繁盛，在她执政期间，由她发号施令或多有官员为迎合她，在各地掀起了修建大云寺的热潮。如临汾大云寺、泾川大云寺、商洛大云寺等。

（二）巩固统治，奉为“国教”

由于佛教对武则天登基的贡献，再加上她从小信奉佛教，佛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武则天大力兴建佛寺、普度众僧，不仅改变了太宗“道先佛后”的政策，甚至把佛教推至为国教的地位。一时间，出现了“裹苍动有经坊，环贵亦有精舍”[10]2893的局面。

在这段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洛阳白马寺。据《朝野佥载》卷一载：“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8]13

白马寺的营建始于汉明帝，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自白马寺建寺以来，其间几度兴废、几度重修，尤以武则天时期兴建规模最大。安史之乱后，白马寺遭受兵燹之乱，景象惨败。如今白马寺虽已整顿，但与武则天的鼎盛时期相比，还略逊一筹。

四、先天至天宝：适时管理佛寺

（一）颁布诏令，支持建寺

盛唐时期佛教的长足发展在玄宗李隆基继位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唐玄宗对佛教的政策配合了其政治改革的需要。开元二年七月（714年），唐玄宗颁布《断书经及铸佛像敕》云：“自今已后，州县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荣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读取。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观并宜准此”，[9]588明确规定了入寺为僧的标准。《河东记•蕴都师》载：“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2]2828开元年间（713—741年），佛寺“三网”制正式形成，朝廷规定：“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网，以行业高者充。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10]1831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下令各郡兴建龙兴、开元两寺。龙兴寺于国祭日行道，散斋；开元寺于中秋节祝寿。此寺记载见于裴铡《传奇•崔炜》：“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1]1747

（二）限制佛寺蔓延

因武则天时期的大肆建寺度僧，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记载，到玄宗时期，全国有寺院5 358所，僧尼126 100人。且，从唐玄宗开始，王权反对佛教特权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为阻止寺院和僧尼数量的过度膨胀，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他下诏废除伪滥僧尼数万人，令其还俗，命令百官不得建寺，百姓不得写经铸佛。《全唐文》卷二十六《禁创造寺观诏》载：“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县，陈牒简验，然后听许”，[6]304强行规定不得随意建造寺院。先天二年（713年），玄宗为全面整顿寺院，又下令拆毁各郡私建庙宇，处分乱谋私利的僧侣，并令：“自今以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礼忏，须依律仪，午后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县，不能捉搦，并官吏辄与往足，各量事科贬”。[6]339经过清理整顿后，只有合乎当时法制的佛寺存于世中。玄宗所采取有节制的缩减佛寺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更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作出了贡献。

五、会昌年间：武断抵佛，大肆灭寺

武宗初期，僧侣免除徭役赋税，僧侣数目多且猖狂，佛寺经济过分扩张，损害国库收入，这些现象对统治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况且武宗信奉道教，因此他完全不顾及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采取了粗野、暴烈、无知的行为来毁坏佛教。赵璘《因话录》卷四云：“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11]25

上述提到的云花寺，保寿寺，菩提寺，会昌寺，慧日寺，崇福寺在武宗时本是存在的。由于李氏皇族尊崇老子为始祖，又因武宗崇尚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所以他下令大肆毁灭佛寺。

唐武宗通过各种粗暴措施崇道废佛，4万所寺院被强行拆除，几十万僧尼敕令还俗。如裴铏《传奇•颜濬》中有记载建业的阁因寺在会昌年间被废。[8]1130李绰《尚书纪实》中记载圣善寺于“会昌拆寺，命中贵人毁像，收银送内库中”。又如，皇甫枚《三水小牍•宋柔》云：“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1]334。文中提到的该寺始建于唐，因其中供有碧落天尊像，故名碧落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改称龙兴寺。至唐会昌五年（845年），由于武宗大兴灭法运动，拆寺毁佛之风盛行，龙兴寺内的建筑毁之殆尽，唯只塔院寺幸得以存。

由于唐武宗错误的宗教政策导致了悉数寺院被毁、多数僧侣被杀的悲剧。武帝灭佛仅为个人之举，这一现象在其过世之后并没有延续。宣宗继位时，诛杀了迷惑武宗的赵归真等道士，把反佛的李德裕贬至外地。自此，佛教在宣宗的支持下，再一次得到了恢复，然而由于武宗时期盲目地烧毁大量的佛教典籍，佛教也因此结束了繁盛时期。

六、结 语

由上述摘录的唐笔记小说相关内容可知，唐代王朝专制的演变和干预牵制着佛教的传播及佛寺的命运，在权力干预下的佛寺几起几落后，佛教逐渐从神坛走向了普通大众，佛教文化也植根于中华大地上，成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

[1]李时人，何满子.全唐五代小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宋]昉李.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唐]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东汉]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0][五代]昫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璘赵.因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Rise and Fall of Buddhism Temple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Emperors Seen in the Tang-dynasty Sketchbooks

XU T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height of Tang Dynasty. It is increasingly localiz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ower. The Tang-dynasty sketchbooks inflected the fiv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Buddhism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mperors. They presented the change of the policy of Tang imperial court towards Buddhism and the attitudes of the emperors varied as the times changed.

sketchbooks; Buddhist temples of Tang Dynasty; imperial intervention

I207.41

A

1009-8135（2015）06-0016-04

2015-08-12

徐 婷（1990-），女，安徽宿州人，广西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