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作家创作心态研究*

2015-03-20 17:14王鸣剑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抗战重庆作家

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0)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作家创作心态研究*

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0)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作家们的共同心声是救亡图存。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环境的改变,他们创作的群体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抗战初期的鼓动宣传和对民族命运的认真思考,到抗战中期担负的救亡责任和个人难以融入时代的困惑,终止于抗战后期难返故土的愤懑和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忧虑。因作家们的艺术个性和生存境况不尽相同,在具体的创作中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艺术取向。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作家;创作心态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寇对中国的入侵,不仅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心理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还粗暴地打破了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平、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格局。辗转流徙的逃亡生活和居无定所的生存环境,使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团结御辱、共同抗日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时读者的阅读期待,共同改变着文学创作的面貌。五四以来倡导的个人自由意识,在日寇的疯狂进攻和狂轰滥炸下,自觉不自觉地让位于神圣的抗战。作家的个人情感与救亡图存的民族命运融为一体,发挥文艺作为战斗武器的作用,成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一、抗战初期的鼓动宣传和对民族命运的认真思索

抗战初期的重庆文坛,大部分西迁的作家都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和逃亡的艰辛,意识到文学艺术在救亡图存中对民众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性。他们稍许安顿下来,便拿起手中的笔,致力于能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为人民大众乐于接受、又富有战斗鼓动性的通俗文学创作,诸如街头剧、活报剧与短诗、朗诵诗等小型作品。

探究这些致力于采取通俗民间文艺进行抗战宣传的作家们的创作心态,不难发现,是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的鼓励、左翼文艺的大众化导向和“文协”的大力推动等合力促成。“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抗战最为切实有效的方式。当时,无论是平头老百姓还是穿起军装的士兵,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浅显易懂又针对性强的民间艺术形式,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易于其接受。

作为“文协”的负责人老舍,来重庆后,基于“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1]129的创作心态,在大力提倡和推广通俗文艺的同时,停止了长篇小说《蜕》和《小人物自述》的写作,开始尝试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写作,出版了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内收三段鼓词、四部抗战戏剧和一篇旧文体抗战小说),以富有成效的创作业绩较为出色地响应了“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实现了“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的创作宗旨。这些借“旧瓶装新酒”的民间艺术形式对于打击汉奸、鼓舞军民斗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老舍同声相应的老向(王向辰),基于“用民间文艺的题材写民众读物,目的是为民众,为士兵”的现实目的,于1938年1月,创办了全国性通俗文艺半月刊《抗到底》,以发表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为主,文字浅显,明白如话,深受大后方老百姓的喜爱。他编撰的《抗日三字经》、《抗日千字文》出版后,深受大后方老百姓的喜爱,一时洛阳纸贵,对于唤醒民众抗日救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当时的重庆,还有被称为“通俗文学三老”(老向、老舍、老谈)之一的老谈(何容),也发表了大量激励民众爱国热情的通俗作品。在抗战初期陪都重庆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中,老舍是主将,老向是助手,何容是中坚分子,他们以各自“幽默、通俗、有乡土味儿”的特点,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此外,左翼诗人穆木天在大力提倡和实践朗诵诗运动的同时,也热衷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他撰写的传播抗战英雄事迹的《抗战大鼓词》,深受市民读者的欢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不仅出资设立三户图书社,而且还用通俗语言写了大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丘八诗”,在士兵和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其体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性而被称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应时而起,迅速勃兴,在抗战初期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角色”[2],“成为抗战以来文艺创作实践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发达的样式之一”[3]。全国十分之九的文艺刊物,刊载通讯、速写和报告文学作品,绝大部分作家放下自己擅长的文艺体裁,转而创作出大批反映时代急剧变化的文艺作品。

台儿庄大捷所产生的抗战速胜的急躁情绪,在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于冷静,抗战是持久战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当一些身处前线或刚从沦陷区脱身的作家,将目光聚焦在抗战前方时,迁居重庆的作家,开始用理性的思考烛照社会,思索民族的灾难、国民的觉悟和政府的现状,用自己手中的笔“横扫着隐藏在民族暗荫中的卑污、阴私、贪婪……”[4]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秋江的《血染的两天》、白朗的《在轰炸中》、安娥的《炸后》、李辉英的《空袭小记》、萧红的《放火者》、罗荪的《轰炸书简》、张周的《血的仇恨》等,无不用浸透血泪的文字报道了战时首都重庆蒙受的巨大灾难,表达了对日寇无比仇恨的悲愤之情和抗战必胜的热情期望。

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们,通过自身遭遇和目睹无辜生命的消失,形而上地思考了整个民族在日寇入侵后所蒙受的耻辱和沦陷区日寇的奴化教育。前者,如老向在《故都暂别记》中就真实地记载了火车上日本兵持刀搜查的野蛮行径;陶铸在《奴隶们》中,也记录了上海市民被迫领取“良民证”时的屈辱[5]。后者,如陈超的《敌蹄蹂躏下的北平》等,真实地记录了日寇对沦陷后北平的蹂躏,对中国历史地理的肆意篡改和对北大校园的任意践踏。由此可以窥见作家们的悲愤、使命感和责任心。

面对日寇的暴行,天性善良的中国人民开始时也倍感恐惧和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以自己的从容、倔强和勇敢面对日寇的屠杀。作家们以“幸存者”的身份,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呈现出来。萧红的《放火者》,以实录的笔墨记叙了日军飞机在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数万无辜百姓惨死的法西斯罪行。字里行间,燃烧着抗议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仇恨怒火。面对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和征服,在激发起义愤的同时,更为“乐观”和“从容”。这是作家们对中华民族骨子里内在性格的发掘,也是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深刻思考。如老舍的《“五四”之夜》,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叙1939年5月4日晚,周文、宋之的、罗烽、赵清阁、安娥和胡风等人不幸遭遇日机轰炸,着重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时的坚强、勇敢与团结。

有良知的进步作家们对日寇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失败主义者”消极情绪的影响,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导致的大批附敌汉奸卸下道德的重负,各地军阀的明哲保身和民众力量的涣散,加上国民政府的一味退让和“地方政府的压迫束缚”,导致“觉悟的分子不能自由活动,落后的群众不知道怎样行动,没组织的大众像一盘散沙”[6],素有爱国之心的中华儿女,面对大好河山的相继沦陷,也只有痛心疾首,独自叹息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作家们敏锐地发现日军内部出现了分化与裂痕。适越的《人兽之间》,真实地记载了在浙江境内的H村,失去父母的金宝、银宝和小宝三姊妹碰上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这个禽兽,在河边追上了金宝,在山上捕获了银宝,还逼着村长交出小宝……可当他发现金宝怀中的婴儿酷似他远在东京的孩子时,人性复苏,放过了她们[7]。佚名的《北平沦陷以后》,实录了天坛一个叫田中诚一郎的日本军官剖腹自杀后,手上还持有“不愿再为日本人”的一张纸片。作者以记者的眼光和头脑深入地思索和挖掘了日寇表面狰狞下的虚弱。

抗战初期的这些报告文学,虽限于前方与后方的纪实,却是抗战之初“中国文学的主流”。基于宣传鼓动的“廉价”乐观,只是抗战初期文学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切。事实上,一些亲临实战的作家们,秉承良知和责任,对这场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尽管不成熟,显得肤浅,但我们不应忽视,惟其如此,才能全面地总结抗战初期作家的创作心态,才符合实际地解释抗战中后期中国文学的深刻与成熟、发展与繁荣。

多目标组合优化问题,可以看作是一组参数(决策变量)到一组目标的映射[13]。在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安全优化部署问题中,需考虑提高网络的安全性的同时提高网络覆盖率,因此,引入多目标优化策略,设计了考虑安全性和覆盖率的两个目标函数。为此,建立基于安全连通度的多目标节点优化部署的数学模型:

二、抗战中期担负的救亡责任和个人难以融入时代的困惑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迁徙来渝的作家们,虽渗透到了重庆生活的各个领域,却仍然与重庆当地人无论是观念还是生活习惯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尤其是这些作家们所携带的文化因子与重庆本地的生活习俗在交汇时,不可避免要发生冲撞与矛盾。这就必然会使寄居在此的作家们的创作心态和文学风貌,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他们虽与重庆这座城市共患难,却未能真正地融为一体。在他们的创作中,重庆仅仅作为一个时间段故事发生的地点因素,远景图式的存在着。如宋之的《雾重庆》、老舍《残雾》、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袁俊《山城故事》等话剧,虽都将重庆作为戏剧人物活动的舞台,但这个舞台是模糊而极其简陋的,舞台上表演的社会弊端可以放之于整个国统区,鲜见重庆这座城市特有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抗战初期鼓动宣传的热情和对民族命运的思索逐渐被抗日救亡的责任和个人难以融入时代的困惑所取代。宣传鼓动的小型通俗作品逐渐减少,反思民族命运、探索民族前途的大型作品骤然增加,特别是暴露、批判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和卖国投降罪恶行径的历史剧、讽刺小说、家族题材小说,更是出现了一些堪称优秀的坚实之作。

诚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时事和为了现实的创作心态,决定了有正义和良知的陪都作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缘事而发”地切入时弊,坚持对时代精神的自觉追随。生活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时代里,谁也不能置身于战争的事外,谁也不能不受战争的影响!

1939年6月,“文协”举办作家战地访问团,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了南北两个慰劳团,老舍、王平陵、胡风、姚篷子等参加“笔游击队”到前线采访、写稿和演出,以此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他们创作的反映前线情况的集体日记《笔游击》和“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等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救亡责任,也因此推动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可当他们返回重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眼皮下,笔触及到现实,又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和钳制。

基于戏剧既能满足战时抗敌宣传的政治需要,又能适应战时文学的生产环境和消费环境,在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陪都作家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采用历史剧来借古讽今。一大批既有思想力度,又具艺术魅力的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应时而生。随着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阿英的《洪宣娇》等历史剧的公演,大后方话剧创作和演出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当时,在渝从事历史剧创作的作家,大都肩负着抗战救亡的政治使命,他们基于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直指时事,以史喻今,现实指向性明确。当时历史剧创作中最杰出的代表郭沫若,其官方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或许置身于国民党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前沿,又熟悉历史的缘故,郭沫若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六部大型历史剧。这些取材于战国时代或民族矛盾尖锐时刻的史事的历史剧,在“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和心态下,“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8],既宣扬了为正义与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又充分发挥了文学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巨大战斗作用,还使其登上了20世纪中国历史剧创作的高峰。

与借古讽今的历史剧相呼应,一批针砭现实、暴露黑暗的讽刺小说应运而生。茅盾和沙汀有感于抗战大后方的现实黑暗和人们私欲,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腐蚀》和《淘金记》。《腐蚀》以“日记”的方式,通过一个误入歧途又不甘堕落的女特务赵惠明,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的经历,既暴露了蒋汪合流的黑暗内幕,又控诉了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淘金记》侧重于对四川农村和城镇黑暗生活画面的地域书写,辛辣地讽刺了土豪劣绅大发国难财的丑恶现象,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

个人的流亡与抗战现实的冲突,主体意识如何与时代意识融合,一些作家为此进行了文学的思考与解答。巴金在抗战开始后不久,自觉地放下《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的构思,转向鼓动抗日救亡的“抗战三部曲”《火》的创作。他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和“当时斗争服务”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可《火》第一部尚未完成,巴金就“觉得这工作失败了”,空有与时代融合的激情,而把“主要的精神失掉了”。[10]173于是,他又重拾自己熟悉的家族题材,创作了小说《秋》,但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又时时敲打着他的爱国之心。在匆忙结稿《秋》后,他又进行了《火》的第二部《冯文淑》的创作。因《冯文淑》是“一本宣传的”书,结果依然不如人意,可是,“为了宣传,我不敢掩饰自己的浅陋”,“斗胆”面世[11]373。个人难以融入时代的困惑,使巴金在责任与艺术之间纠结、矛盾与痛苦。这种复杂心态使他在完成《冯文淑》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族题材——《憩园》的创作。然而不久,他又拿起笔完成了《火》的第三部《田惠世》的创作。“抗战三部曲”《火》,从1938年5月动笔到1943年9月最终完成,断断续续写了五年多,典型地反映巴金本人融入时代的艰难历程。同样,夏衍在《芳草天涯》中,也表现了自己在救亡图存中对时代生活的理解。剧本通过教授尚志恢与妻子石咏芳、孟小云的感情纠葛与困惑,表现了个人与时代的疏离,遭到了评论界的不满与批评。左翼人士认为,在大时代背景下,恋爱并不能够真正地呈现知识分子的主要方面。“我们判断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大的方面即政治上的思想和行动呢,还是看他的小的方面即私人生活的这样和那样呢?无疑的应该是前者,这样才合乎我们的道德标准……”[12]在民族危亡时期,文学不能拘泥于个人的情感,应放眼于走出自我,走到大时代的群众中去。

现实的冷酷和生存的艰难,使流亡在渝的外来作家,倍感压抑和寂寞。一方面,他们无奈地认同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另一方面,当文学丧失了其独立性,逐渐沦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时,他们又与国民政府保持着疏离与不合作的态度。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空洞的抗战八股”日趋严重时,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一提出“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观点时,即遭到了罗荪、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左翼作家的围攻,掀起了对“与抗战无关”论批判的浪潮。

国共之间的政治分歧,使在渝作家无法置身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也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左中右的政治选择,这也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危机。针对物价高涨、作家生活艰难,国民政府成立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制定了《文艺作品奖励条例》、《文艺界贷金暂行办法》和《文艺界补助金暂行办法》。“文协”也开展了为援助贫病作家募捐筹款的活动。生存还是自由,是每一个在渝作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处境。诚如刘西渭所说:“我们如今站在一个漩涡里。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而不是人的公平)。我们处于神人共愤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13]36

三、抗战后期难返故土的愤懑和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忧虑

抗战后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抗战形势渐趋好转,随着一些失地的相继收复,流亡在渝的作家产生重返故土的喜悦。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色调,是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和对胜利后新生活的憧憬。如杜谷的《耕作季》就表现重返故乡的喜悦;绿蕾的《我有满腔的爱恋》也表达了一个驰骋沙场的战士对遥远的家乡和亲人(母亲)的思念。

抗战即将胜利,中国朝何处去的社会心理,必然导致政治环境与文学生态的变化。身处重庆的外地作家,对国家新生的渴望和重返故土的遥遥无期,对所处生存环境更为敏感,特别是对社会上的丑陋现象和社会弊端更是无法容忍。无奈,百无一用是书生,只好在提笔创作时,竭力讥讽。一些在重庆倍受磨难的诗人,开始了讽刺诗的创作,为抗战胜利后重庆讽刺诗的繁荣点燃了星星之火。此时,国民政府忙于收复失地和还都南京,对作家的管理相对宽松,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地作家,以重庆的历史与现实为基础,从精神层面和文化角度为切入点,对陪都重庆进行了文化书写。特别是抗战即将胜利或刚刚胜利之时,他们内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责任感,对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更是平添了一份忧虑。郭沫若曾指出:“不要梦想一切都已经自由如意了,因为人民还没有真正恢复到主人的地位。”巴金也说:“单是‘胜利’两个字并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们的确狂欢得太早了。”[14]正是秉承这样的理性认识和创作心态,巴金在《寒夜》中才会安排汪文宣在胜利的前夕,在众人的欢笑声中死去。作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作家,在时代大变革的政治夹缝中求生,敏感地预见到,伴随抗战胜利而来的必将是国共两党的党派之争。碧野在回忆录中就提到,“八年的烽烟已稀,八年的流亡生活结束,该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了吧。但我回到重庆,却看见人们仍然深锁愁眉。是八年的痛苦压缩了人们的心?是祖国的前途使人感到迷茫?即使是庆祝胜利的探照灯光柱在山城的夜空上交叉照耀,也唤不起人们的热情。”[15]17

滞留重庆,归期渺茫,不免心浮气躁,本不熟悉的重庆方言、生活习惯和多雾的天气,更是使许多急于返乡的外来作家倍感不适和苦闷。他们被重庆本地人冠之“下江人”称呼的江浙沪口音,使之在重庆的街上连洋车也叫不到,夏衍就遭遇过这样的对待。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本地人与下江人泾渭分明的地域阵线。张恨水的《巴山夜雨》和萧红的《山下》,也思考和折射出下江人对本地人所造成的文化冲击。气候对人的心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重庆终年不散的浓雾,使作家们感到十分压抑。“生活在忧郁的山城,我底心也如山城一样忧郁,没有光亮,没有热力,只有灰暗的雾,乌黑的云,蒙蔽着山,遮蔽着山城。”[16]169这样的生存环境,使作家们在精神上始终陷于漂泊的状态,如今,无力返乡,一票难求,逃离重庆的感觉愈发强烈。在他们的创作中,对重庆的观察不免浮躁,对重庆的塑造自然会带着负面的感情色彩。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就指出:“战争将近结束时,重庆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都是贪污腐化的”。[17]20

作家们开始厌恶重庆,书写重庆阴暗面的作品增多,重庆成了罪恶的象征和丑陋的代名词,逃离重庆,甚至毁灭重庆的冲动日益强大起来。郭沫若将重庆比作“罪恶的金字塔”;[18]诗人艾玲对重庆没有半点留恋:“别了古老的山城,别了,这一串褪色的日子,让我轻轻地挥一挥手吧,没有留恋。”[19]332在抗战后期,一些激进的作家甚至在笔下发出了毁灭重庆的呼声。司马訏在《风雨谈》中高呼用雷电把“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给他爆炸了”。[20]142草明在《南温泉的疯子》里说:“如果敌人的炸弹,能把这社会的腐败、野蛮和龌龊毁掉,倒是一件痛快的事情。”[21]189茅盾的《清明前后》呼吁的是改变现实黑暗世界,重建新世界。在即将离开重庆的作家们的笔下,书写重庆表面上的阴暗面较多,而对重庆的文化精神内涵却发掘不够,使之在艺术上粗糙有余而细腻不够,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抗日战场上的捷报频传,反映抗战现实的小说创作,又出现一次昙花一现的勃兴,只是抗战的胜利来得太突然,作家和普通民众一样,一下堕入胜利的狂欢之中。小说创作的中心内容是抒发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和对抗战英雄的讴歌。然而,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内战的阴霾越来越重,作家们离渝返乡的艰难和交通的不便,使抗战后期的作家,在短时间内无创作小说的心境,随着返乡结束,生活安定下来,小说创作的数量迅即增多,一些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如姚雪垠的《新苗》(《夏光明》),通过一个在战争中死了母亲又与父亲失去联系的孩子夏光明,在抗日队伍中的成长过程,歌颂了抗日队伍和人民群众中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新型同志关系。小说又名《新生颂》,象征着中华民族将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自觉和新生。路翎的《卸煤台下》,通过许小东浓厚的“还乡情结”,表现了中国民众对传统生存方式的眷恋。许小东的这种“归土意识”,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性格特征和生活态度。鲁迅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毕竟“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22]515这种安土重迁的思想,无助民族的活力与新生。在生活的残酷打击下,许小东成了疯子,他最终明白的,只有“飞”——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大家才会好起来。作者的用意,在于对传统生活模式的背弃。再如,“下江人”路翎,因家庭变故和命运多舛,在抗战后期创作的《人权》,感同身受地再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漩涡中理想破灭后的迷茫、苦闷与彷徨的复杂心情。小说中的中学教师明和华和教务主任严京令,在感受现实的虚伪与黑暗后,痛感理想的破灭,萌生以革命的实际行动推翻现有统治秩序的强烈愿望。

四、结 语

作家的创作心态,既作用于作家的创作过程,也制约着文学作品的风貌,而抗战时期的重庆作家,基于相似的生存环境和共同的时代命运,必然会形成相近的创作心态,救亡图存是其总的创作趋向,进而引发大后方独特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的产生。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文学的繁荣,是在“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也与全国大批不甘作亡国奴的作家滞留在此,努力为抗战奋斗密切相关。虽然作家们的生存处境艰难,又饱受战乱之苦,两难于文学与政治之间选择,但立足于反映现实,引领抗战,争取民主的创作心态是一以贯之的。因群体总是由若干个体组成,而个体与群体常常交织,决定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风貌下,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作家创作的丰富多样性。如崛起于1930年代末,兴盛于1940年代的“七月派”,就秉承“主观战斗精神”的创作心态,立足于主观拥抱客观,在创作中将时代的感应、现实的关注与生命的体验融为一体,人生和艺术密不可分,风格独特,却又内容驳杂、风格繁复。以此可以窥见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作家在物质生存状态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他们怀抱抗日救国之心,采用直抒胸臆或隐晦曲折的笔法,生动地表达他们内心的压抑、不满和反抗的复杂心态。

[1]老舍.述志[J].宇宙风,194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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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巴金.《火》第一部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1]巴金.《火》第二部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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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郭沫若.“罪恶的金字塔”[J].诗创作,1941,9(3、4).

[19]艾玲.没有留恋[M]//臧克家.大后方文学书系第13卷:诗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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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草明.南温泉的疯子[M]//艾芜.大后方文学书系第6卷:小说.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2]鲁迅.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M]//鲁迅杂文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郑宗荣)

A Study on the Chongqing Writers’ Mentality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WANG Ming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The common aspirations of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Chongqing writers in the war period is salvation and surviv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and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and environment, their group creation mentality also changed: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fate of the n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salvation and survival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integrating with the times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to the resentment of the impossibility to return homeland, the concern with the destination of the country at the end of the war. As writers vary in artistry and living conditions, their literary style and artistry vary in specific writing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rovisional Capital Chongqing; writer; creation mentality

I03

A

1009-8135(2015)06-0020-06

2015-10-21

王鸣剑(1964-),男,重庆梁平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及影视媒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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